《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是讲谈社·中国的历史系列丛书的第十册，所涉历史跨度为清末太平天国运动至民国西安事变，即19世纪中叶至1936年。作者菊池秀明系国际基督教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并以重视田野调查而闻名。

《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封面

菊池秀明先生是专于研究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为数不多的外国学者，曾多次深入太平天国运动的发生地——广西进行田野调查。诚如序者所言：“研究中国历史的外国学者并不少见，但能够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深入调查，并能够从社会的基层了解和理解近代中国追求的外国学者则不是很多，菊池秀明先生是其中之一”。作者在描述宏大的时代背景与政治史的主线下，勾勒了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身影，如鲁迅、内山完造、吉野作造、鹿地亘等。对于其中那些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对不断寻找前途的中国给予帮助的日本人，作者抱有极大的肯定与尊敬，称他们为：“即使在相互冲突、对立、不幸的年代里，也坚持相互尊重、摸索共存之路的勇者”。他谈到了1924年孙中山在神户高等女校的演讲，悲叹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的自我毁灭之路，“孙中山的演讲仿佛穿透了悠长的岁月，对如今深知这段历史的日本人提出了尖锐的质问”；他警醒当今日本陷入“发展偏执狂”即经济发展绝对论的价值观，称在当今东亚地区局势持续中，更应以史为鉴，吸取历史的教训。

序章之外，本书共分为十章，分别讲述了太平天国运动与列强、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与义和团、末代皇帝与辛亥革命、袁世凯政权与日本、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南京国民政府与九一八事变、伪“满洲国”与长征及西安事变、近现代的香港台湾和上海。作者在政治史的叙述主线下，尽量关注到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尤其注意到了近现代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变化：

近代初期，中国人对日本并不反感。当清朝国力日衰，对边境的管理陷入困境并逐步丧失领土之时，围绕着对朝鲜的领导权，日本和清朝出现了对峙，并由此爆发了甲午战争。在清末的改革活动中，以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为代表，很多有识之士倡导以日本明治维新作为中国改革的模型，掀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鲁迅、蒋介石、李大钊、陈独秀、王国维、郭沫若、廖仲恺等都曾留学日本，梁启超等人曾在日本活动，孙中山在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与此同时，在列强瓜分中国的背景下，被“弱肉强食”的国际形势所左右的不止中国，也包含着日本。围绕着在中国的利益，日本与沙俄持续对立、冲突。在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中，日本积极出兵，以宣扬其作为“远东宪兵”的存在感，期待以此跻身列强行列。

但在日本国内，也出现了极少数反对甲午战争、义和团战争，对列强暴行表示愤慨的论调。其中，还出现了以日本为中心，与中国联合对抗西方世界的亚洲主义论，东亚同文会会长近卫笃麿（即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父）即是其中代表之一。虽然，他的观点实际上强调日本的国家利益。

在日本留学潮中，留学生们惊讶于日本传统中保留的古代中国习俗“唐代遗风”与欧洲文化融合而形成的近代日本风貌，但因日本人反应冷淡傲慢，出现了“来的时候是亲日派，回国的时候是反日派”的现象。日本民间虽然出现了嘉纳治五郎等致力于中日友好的个人，但在日俄战争后，日本政府的野心更加露骨，加深了留学生的反日情绪。从1907年开始，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开始减少。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3000名留学生回国。之后，日本留学潮再也没有出现过。

孙中山1924年在日本神户高等女校演讲现场

与孙中山深交的日本人众多，他经与之产生思想共鸣的宫崎滔天引荐，接触了立宪政治家犬养毅、“宪政之神”尾崎行雄、玄洋社中心人物头满山、黑龙会创始人内田良平等。孙中山把日本作为革命活动的根据地，并得到了一些日本人的资助。然而，这些人支持孙中山的意图，多为利用他侵略中国。

此后，在袁世凯政府时期及军阀混战时期，一直有着日本人活动的身影，如袁世凯的心腹坂西利八郎、日本“援段政策”中促成对段祺瑞政府提供“西原借款”的西原龟三以及主张扩张日本在华权益、将侵略合法化的川岛浪速等。巴黎和会中，中日就德国归还山东的权益问题对峙，日方拿出了所谓的段祺瑞政府在西原借款交涉期间秘密与日方签订的公函，直接引发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因集会呼应五四运动而遭到日本警察的逮捕。

1926年8月，蒋介石“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开始北伐，奉系军阀张作霖无法抵抗国民革命军向北平进军，听从时任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劝告，退回了东三省，徐图再起。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实施了皇姑屯事件。该事件的发生，是长久以来，日本内阁与军部对立、摩擦、撕裂的一个缩影。皇姑屯事件催生了东北易帜，使得关东军的进一步侵略计划搁浅。1927年，被迫短暂下野的蒋介石赴日与田中义一进行了会谈，这一会谈进行的前提是田中支持国民党镇压共产党。但在会谈中，双方就北伐是否应向长江以北进军，产生根本分歧。田中担心北伐影响日本在东北的利益，会谈没有取得成果。1928年，蒋介石再次回到国民党领袖的位置上，并重兴北伐。在北伐过程中，国民革命军在山东与日本军队发生冲突，日本驻军进行了远超保护侨民范围的蓄意攻击。

1928年12月29日，之前处于军阀割据状态的中国在形式上回归了统一。国际社会承认南京国民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英美等大国与中国签订了新的条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等。但是日本未能认识到国民革命进展带来高涨的民族情绪，在对中国的外交上采取高压态度，强行维护自身的所谓权益，加上两次出兵山东及皇姑屯事件，一度导致此前中国主要针对英美的情绪急剧地转向了日本。

二战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从“空白敌对期”到80年代“蜜月期”，再到如今复杂多变的“新常态”。如今的中日关系，在面临多重挑战的过程中，仍然绕不过近现代历史的遗留问题。作者对日本陷入“发展偏执狂”的警醒，对以史为鉴的呼吁以及对“即使在相互冲突、对立、不幸的年代里，也坚持相互尊重、摸索共存之路的勇者”的推崇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菊池秀明

诚然，近代以来“南来之风”的兴起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唐中叶以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安史之乱后，重心逐渐南移，特别是长江中下游一带。五代起，南方经济逐渐超过北方。至明朝时，经济文化重心已完全移至南方。而当历史进入19世纪，南方沿海城市成为了率先接触西方文化的窗口，积累了与西方文化交流的经验，拥有了与世界相连的可能性，也因此聚集了近代中国隐藏的可能性和能量。

作者在论述“南来之风”时，也未忽略来自中国北方的进步力量，如张学良的改旗易帜和逼蒋抗日等。但对于地域辽阔、文化特征复杂的中国来说，如何区分“南方”、“北方”，如何看待二者的差异和联系，却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了。

该书用较多笔墨描写了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且特别关注了对推动中日文化交流起到了特殊作用的人，尤其是鲁迅。在宏大的政治史叙述的铺陈下，作者在对历史阶段性的讲述中穿插了鲁迅的生平。如在讲述五四运动一章，作者用专节介绍了鲁迅在日本的经历、文学革命与《狂人日记》《阿Q正传》与中国社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一章，作者讲述了三一八惨案中的鲁迅与北伐战争中鲁迅的广州之行；在“满洲国”与长征、西安事变一章，作者讲述了一·二八事变中鲁迅的避难生活、鲁迅与蔡元培合作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及鲁迅在日本人内山完造的陪伴下坚持创作生活。在全书的末尾，作者引用鲁迅生前曾对内山完造说的“世上本无路，走的人多了，便也成了路”这句话，表现了在前途迷茫的混乱情况下，不断寻找革命前途的近代中国的足迹。

当我们在历史的画卷中瞻仰了鲁迅等文化人物的生平、著述与思想后，不禁感慨——个人与时代是如何紧紧地镶嵌在一起，个人是如何圄于时代，深刻地烙印上时代的印记，又是如何超脱于时代，以其思想的光芒穿透时代，将未来洞彻、将一段历史照亮。

另外，该书还用专章“边境的街道和人们——香港、台湾和上海”讲述了近现代以来上述三个城市的地方史。作者认为，香港、台湾和上海有一个共同点，曾作为殖民地或租界，社会积累了与异文化交流的经验。也就是说，这三个社会都是象征“近代”的地方带有一些中国其他地区没有的特征。

作者：朱益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