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来说，石窟寺被定义为“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这往往是指石窟洞穴，包括塔庙窟、佛殿窟、僧房窟、禅窟等，实践中，还包括大量的摩崖造像，而且也有部分道教石窟。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我们逐渐认识到宗教石窟大都不会独立存在，一般与木构形制佛寺、道观等相呼应成为大型宗教活动场所，这些石窟造像也是作为一个完整寺观的组成部分，比如宿白先生所考证的云冈石窟前的辽代十寺。因此除了石窟本身以外，还有与其相关联的窟前建筑、寺观建筑、墓葬、道路等内容，这应是一个宗教遗存的集合体。从这个角度来看，对周围相关遗迹的综合考察中，考古学更能够发挥在石窟寺研究、保护、展示中的独特作用。本文结合重庆近年来石窟寺考古的实践谈一下考古学在石窟寺研究和保护中的作用和意义。
中国石窟寺分布示意图
一、 我国石窟寺保护和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一）石窟寺保护和展示中的完整性问题。
完整性是对文物本体及其环境进行整体保护的基本要求。毋庸讳言，我国石窟寺保护和展示往往只重视石窟本体及石窟内的造像，由于考古工作不充分，导致石窟崖面及窟顶的遗迹现象易被忽略，未能读取历史信息当中的保护设计智慧；虽然很多石窟在窟前修建了保护性建筑，但未及时在窟前开展考古或未充分开展窟前建筑的复原研究，导致保护性建筑在形式设计、保护展示策略以及环境风貌上与历史真实相割裂；对石窟寺的整体宗教空间把握不全，与石窟相关联的礼拜空间、生活空间、生产空间、丧葬空间、园林空间等重视不够，造成保护和展示的单一性，客观上对大众形成了某种形式的误导。
（二）石窟寺考古研究中忽视建筑遗产问题。
二、 重庆近年来的石窟寺考古新发现
重庆是中国石窟寺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共有石窟寺及石刻2059处。其中，大足宝顶山摩崖造像、北山摩崖造像、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合川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南岸弹子石摩崖造像、江津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等6处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八批新增妙高山和舒成岩磨崖造像被并入北山摩崖造像）。重庆石窟寺具有规模大、类型丰富、分布集中、造像题材广泛等特点，尤以大足石刻为代表。
近年来，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在石窟寺考古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主要包括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南岸大佛寺摩崖造像、江津石佛寺遗址、江津朝源观遗址等，为石窟寺考古研究和保护提供了一定的实践经验。
（一）千佛寺摩崖造像
千佛寺摩崖造像位于潼南崇龛镇的一处山包上。2011年，因采石发现后对其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出东西长35、残高4米的石刻造像区域（图一、图二），计有窟龛43个、造像283身、文字题记27则。千佛寺摩崖造像是一处以晚唐造像为主，时代可早到中唐，晚至明代的摩崖造像遗址。造像题材有阿弥陀佛五十菩萨、菩提双树、菩提瑞像、人形天龙八部、飞天、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地藏、十六罗汉等，造型精美、题材多样，发现有“天宝十一年”、 “开宝三年”、“开宝四年”等纪年明确的题记。从窟龛形制、造像题材以及纪年题记，推测千佛寺摩崖造像开凿年代可早到中唐，晚唐至北宋时期为鼎盛时期，到明清走向衰败。
图一 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
图二 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33龛
（二）大佛寺摩崖造像
大佛寺摩崖造像位于南岸区弹子石长江南岸的一处崖壁上（图三）。其现存两组摩崖造像，包括大佛造像、左右胁侍弟子、五佛殿内5尊造像（图四），这批造型雕刻精美、体量较大，是我国目前唯一可以确认的元末明初石窟造像，是研究这一时期石窟造像的典型实物样本。2017年，我们对这处摩崖造像开展了系统性的考古调查，同时对摩崖造像开展了高精度三维扫描，为研究和保护利用提供了科学数据。
图三 南岸大佛寺摩崖造像远景
图四 南岸大佛寺摩崖造像大佛正射影像
（三）石佛寺遗址
石佛寺遗址位于江津区长江北岸的一处山坳内。2016年-2019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其开展主动性调查和发掘，发掘面积共计4600平方米，揭露出包括建筑基址、墓葬、摩崖造像等50余座遗迹（图五），出土各类文物标本1700余件。该寺庙遗址由建筑基址区、石上建筑遗迹区、墓葬区、摩崖造像区、放生园区五部分组成。遗址自晚唐五代开始在巨石上开凿摩崖造像、修建窟前建筑；到南宋时期建成了大规模的寺院建筑，包括前殿、后堂、配殿、石窟建筑、佛塔遗迹等，是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最完整的宋代寺庙遗址之一。后堂背后存有直线排列的三块巨石，建造者在巨石上巧妙安置了转轮藏遗迹、爬山廊、地宫及佛塔遗迹等，将巨石与寺院建筑规制相融合，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匠心独具，极为罕见。明清时期又多次重修，至清末毁弃。摩崖造像集中开凿于一块巨石上，共计470余尊，包括晚唐五代的水月观音（图六）、东方三圣，南宋时期的五百罗汉、泗州大圣、千手观音、佛说法像等。
图五 江津石佛寺遗址发掘区场景
图六 江津石佛寺遗址水月观音造像龛（晚唐五代）
（四）朝源观遗址
朝源观遗址位于江津区四面山，2017年开展考古调查和试掘。它是一处清代道观遗址，主要分为建筑基址区、墓葬区、采石加工区、生活遗迹区等。遗迹种类有建筑基址(图七)、石刻造像、采石场、造像加工点、引水石槽、古墓葬、古道路等，完整地呈现了西南地区晚期道教遗存的选址特点、布局结构以及建造工艺等；造像可分为摩岩造像和圆雕造像，其中摩岩造像主要分布于三清殿内，造像题材有三清、孔子、庄子、释迦牟尼、尹喜、五岳五天圣帝、五老五炁天君等（图八），另外出土了较多的圆雕造像，主要有道教神祇、武士、菩萨等；根据发现的道士墓葬的墓碑铭文可推断该观是道教全真龙门派道场，反映了明清时期龙门派在西南地区的传播与流布。
图七 朝源观建筑基址区及石窟（三清殿）
图八 三清、孔子、老子造像（清代）
此外，我们还与一些研究单位合作开展了涞滩二佛寺下殿、龙多山的调查、研究。
三、考古在石窟寺保护中的作用和意义
一是考古揭露有利于石窟、造像全面保护，为保护提供完整对象。潼南千佛寺原本完全掩埋于地下，由于道路施工，通过考古发掘得以全面揭露，考古报告的整理和刊布，为遗址价值研究和保护策略提供了重要资料。石佛寺遗址巨石上的摩崖造像下部长期被浮土掩埋，通过考古发掘，将被掩埋的大部分罗汉造像清理出来，为造像整体保护创造了条件。
二是保护工程如能借鉴考古研究方法，运用类型学中的叠压、打破原理、空间组合关系和发掘中的“路面”“地面”追踪方法，可以对龛窟、造像和摩崖上的各种其它遗迹，乃至造像上的层层抹灰、妆彩妆金等进行分析、研究，科学呈现各类遗迹的共时关系和历时关系，这样就能为石窟寺保护修缮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原则提供过程性“原状”资料，为保护修缮中坚持保存“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提供现实依据，为保护工作坚持真实性原则打下科学的辨识基础。
在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图九）、江津石佛寺遗址的考古中都对窟前建筑进行了揭露，其中尤以江津石佛寺遗址最具代表性。我们通过对江津石佛寺遗址中石窟建筑的整体揭露（图一〇），完整地呈现了它的发展演变历程。石佛寺遗址自晚唐五代开始在建筑基址区北侧的巨石上开凿摩崖造像，并在巨石北侧修建窟前建筑；到南宋时期由于在巨石的其他几面增刻了造像，它将早期的窟前建筑扩张成了一座将巨石覆盖其中的楼阁式建筑；至明清时期，由于寺庙规模的缩小，窟前建筑在这一时期演变成仅遮盖重要造像的窟檐建筑。这就为遗址窟前建筑的复原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考古支撑，为今后遗址摩崖造像的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重要依据。
图九 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揭露的窟前建筑
图一〇 江津石佛寺遗址的窟前建筑
（三）考古拓展了石窟寺的内涵，为保护和展示利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
我们将石窟寺看成是一处宗教聚落址，以聚落考古的方法来综合考察石窟寺的功能布局、建筑形态、空间结构和历史变迁。比如，我们对江津石佛寺遗址的考古发掘，厘清了功能分区、布局和沿革，揭露了数座规模宏大的南宋殿阁遗迹，还明确了石上建筑遗迹的年代和性质，清理了与寺庙有关的僧、俗墓葬群，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石刻造像等。
又如，通过对南岸大佛寺摩崖造像开展系统调查，除摩崖造像以外，还发现了建筑基址、道路、题刻等，并通过对关键区域进行调查和小范围的表面局部清理，结合历史文献记载，基本厘清了大佛寺的历史沿革和建筑布局。元末，大夏政权开凿了大佛造像；明初，又开凿五佛造像，还在大佛造像左右增加了协侍弟子；而后逐渐发展为寺庙院落，多次培建，在清道光年间达到鼎盛，主要建筑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玉皇殿、毗卢阁、五佛殿、望江亭、念佛堂、禅堂、僧房等。
图一一 江津石佛寺遗址功能分区图
图一二 江津石佛寺遗址南宋时期寺庙格局
图一三 南岸大佛寺摩崖造像寺庙建筑格局
（四）考古提升了石窟研究的层次，为宗教思想和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载体。
以江津朝源观遗址的考古工作为例，当地一直有“七星点斗”的传说，经系统考古调查并结合航拍照片，我们发现遗址周围散布有七座人工修整的山包（图一四），分布位置与北斗七星相似（图一五），“三清殿”所在山包恰位于斗勺正中，与传说较吻合。“北斗七星”在道教信仰中是掌管人的生死寿夭的神祇，对北斗的崇拜和祭祀是道教重要的宗教活动，目的是求得“延年益寿”。朝源观的规划中通过对微地貌内山体的再塑造，将道教文化中的“长生”、“修仙”等思想融入其中，对环境的运用和重构超乎人们的想象，是反映中国道教建筑思想的一处典型代表。
图一四 朝源观遗址人工修整的山包
图一五 朝源观遗址呈北斗七星排列的人工修整山包
四、小结
考古在石窟寺研究中具有重要作用，它转变了石窟寺研究的思路，将对石窟崖壁的平面研究转向立体的寺庙空间研究，将造像的年代研究从类型学和题刻扩张到遗址与造像的互证；考古提升了石窟寺研究的深度，将对造像题材辨识等上升到宗教思想、宗教文化等深层次方面；考古有助于厘清龛窟、造像的时间和空间关系，有助于提升保护工作的科学性、精准性；考古本身就是保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还拓展了石窟寺保护的对象，将单一的石窟和造像拓展到寺庙建筑、墓葬、路网等方面。因此，在石窟寺保护利用中，我们认为，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应将考古调查和发掘前置，丰富石窟寺保护展示的内涵与空间，作为保护的科学基础。
注：本文为白九江在2020年6月12日于乐山举行的“中国石窟（南方）保护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资料提供者于桂兰、范鹏、牛英彬等，牛英彬制作了PPT，并对发言进行了整理、修改、完善，白九江又补充了部分内容，形成本文。
作者：牛英彬 白九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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