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自古产茶，重庆茶风极盛。唐陆羽《茶经》云：“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1]民国末期，四川产茶地约30万亩，产区84县，年产茶20万担[2]。重庆在全面抗战时期成为陪都，资本、市场和人才集聚，丰富茶资源催生的大量茶馆，成为“一切活动的中心”[3]“社会之缩影”[4]，承担一部分社会、经济、文化功能，围绕其形成的茶馆文化也深刻烙印在这座城市和居民的共同记忆中。
一、战时重庆茶馆的发展阶段及特点
作为陪都的重庆，政治、经济和文化迅速提升至全国中心地位，茶馆的功能却从未被取代，并伴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更加繁荣。战时重庆茶馆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一是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和各界人士短期内西迁入渝，带来资本和市场需求，重庆茶馆迎来一个发展高峰，“数量为其他店铺数量的数十倍”[5]。二是1938年底至1942年间，日军先后侵占武汉、广州、香港，切断滇缅公路，逐步封锁中国交通要道，持续轰炸重庆市区，抗战进入极其艰难的时期，政府提倡发展民力、战时节约，不少茶馆被取缔封闭。三是随着战争形势变化，日机轰炸重庆显著减少，1942年秋冬开始至抗战胜利，茶馆回暖，生意兴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东迁，茶馆亦在短期内受到影响，但很快恢复生机，至1949年1月，山城有2000家以上的茶馆，5万人靠它生活，20万人消费[6]。
重庆茶馆大致可分为社会、行帮和普通三种，社会茶馆主顾为“行走江湖”的“袍哥”；行帮茶馆主要是各行各业做生意的场所；普通茶馆针对平民百姓[7]。战时重庆茶馆生意兴旺，类别进一步细分，如行帮茶馆因重庆贸易物资种类大幅增加而增加，文教机构的迁入亦使普通茶馆中催生不少报业茶馆、学生茶馆等。这都显示茶馆作为公共空间，不仅是休闲娱乐场所，更是商业和文化交流场所。
重庆茶馆规模不一。一般正式铺面有几十张桌子，配椅子或躺椅，专门卖茶；规模小的，“则在自己的住屋里分出半间或一间，摆上一张桌子，三五把躺椅，附带卖茶，甚至在屋檐下，小院子里摆上几张躺椅也可以做茶馆生意”[8]。
重庆茶馆遍布大街小巷，又以朝天门、都邮街、青年路等中心城区及滨江一带最为繁华，这些茶馆也各有特点。中央公园是吃茶中心所在，有茶亭茶园、中央茶园等，夏日晚间常常人满为患。江山一览轩是上半城和下半城的中心点。新生市场有渝光、百老汇等茶馆。百老汇人声嘈杂，电灯刺目，人非常多，需正襟危坐[9]。渝光小的只有不到十张桌子。青年路川陕招待所茶室，茶桌20余张。夫子池的日新茶室，开在日新餐室楼上，宽敞清净，设备简陋。青年馆的茶室，从电影院出来，或者等看电影时，上下公交汽车，都极方便。都邮街一带，也有几家大茶馆。鸿园原是洋布市场，很热闹宽大，可容纳二三百人，是纯粹的商人茶馆。五四路的新国民茶馆，分楼上楼下两厢卖茶，有十余张茶桌，楼上有成都洋琴清唱[10]。
1941年美国记者拍摄的重庆茶馆[11]
重庆茶馆从不在报上做广告，却生意兴隆，门庭若市，最主要的原因是“茶资”十分便宜。1945年每碗茶约30-50元，远较电影院戏院票价为廉[12]，此时一份《新华日报》40元，亦即花一份报纸钱即可买一碗茶。最妙的是“一杯茶泡定，在一日之内就有永泡权”，有事外出和老板打招呼，茶和座位照留，回来后仍可享受[13]，甚至“用铜板时，几个人打伙喝一碗是常见的”[14]。
茶馆所提供的茶的种类有限，茶具也较朴素。一般包括沱茶、香片（花茶）、红茶、菊花几种，还有“玻璃”（白开水），价钱是茶的一半。沱茶是最常见、最受欢迎的茶，茶叶多且粗，味道苦而涩，价格便宜，十分耐泡，据说还可解瘴。除沱茶外，一般茶馆亦售卖葵花子、南瓜子、胡豆、花生，讲究点的还有糖渍核桃仁等。所用茶碗大多为带紫铜或锡制茶船的瓷制盖碗茶杯，后也有使用玻璃杯的。
下关沱茶
茶馆服务员被称为“幺师”“堂倌”，也是茶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幺师”“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起眼看人、殷勤待客”，社会经验丰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技术娴熟，灵活机敏，服务干脆利落。顾客在躺椅上呼一声“茶来”，“幺师”口中喊着“提防开水”或“开水烫背”以提醒茶客躲避，右手提长嘴紫铜茶壶，左手夹茶具，利落摆好茶具，“能在人丛中把手中提着的开水冲到老远的茶碗里”[15]。小茶馆一人兼数任，大型茶馆则动辄雇佣数十专业“幺师”。“幺师”的职责包括卖茶、冲茶、安排座位、清洗茶具桌椅、烧开水等。
茶馆的社会功能丰富，做买卖、聘教员、论婚嫁、调解纠纷、田地交易、汉留帮会发号施令均在茶馆[16]。一部分茶馆设在小旅馆内，称“茶旅馆”。许多茶馆早上是同业公会的开会地点，早晚又有市党部利用之为民众讲堂，也可当法院[17]。不少茶馆开在学校旁边，专做学生生意。大学附近的茶馆很多，大学生因学校离城太远常来消遣或带书自修[18]。若干茶馆夜间改装成寄宿宿舍，考生于其中“开夜车”[19]。设在景点的茶馆生意更好，如南温泉的茶馆常常人满为患[20]。茶馆还是穷困者过夜的地方：运动员彭柱生活清苦，运动会举行时无处住宿，就在茶馆内坐待天明[21]。
重庆茶馆对茶客兼收并蓄、无分轩轾，包容性极强，社会上各色人物——公务员、警察、车夫、大学生、生意人，无论穿西服还是长袍，皮鞋还是草鞋，白布绑头还是着礼帽，都是茶馆的座上宾，是极受欢迎的公共空间。茶客形象的称去茶馆为“坐茶馆”“孵茶馆”“蹲茶馆”“泡茶馆”，“举凡访友、谈天、肚饿、口渴、消遣、解闷，无不以茶楼为唯一去处，更有一部分人简直以茶楼为家，朝夕流连，不肯归去”[22]。茶馆极具人情味，“老板和茶客的关系不仅是买卖关系，老板有时就是茶客，他会坐下来和你谈生意，谈苦经，谈闲天……堂倌也会和你答上一句半句的，使你感到这里充满了朴质的人情和友谊”，“茶客与茶客之间，更是熟面孔。你虽不必个个去招呼，但要是你高兴招呼谁，你准能找到和你谈话的对手……（茶馆）实在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社交场所”[23]。茶馆里一片闹声、笑声、谈话声，大部分茶客在“摆龙门阵”，常能听到阿Q式诅咒“龟儿子，你认识老子是什么人吗？随便你到哪里去，老子都陪你”等语[24]。有人甚至在此洗脸洗脚，旁边居民因战时燃料水源较贵，还在此购买热水。时人以打油诗赞誉：“一碗沱茶浓似血，三根烟叶卷如柴，唇枪舌剑龙门阵，马褂长袍着草鞋。”[25]
茶馆还是一些底层百姓的谋生之地，算命师、卖艺者、书报贩、擦鞋匠、小吃贩、烟贩等，这些依靠茶馆的小买卖，所提供五花八门的服务使茶馆的功能更复合、具有生气和广受欢迎。“茶送到了，但第一口还未吞进喉管，身旁又来了一个卖糖炒栗子的小姑娘，接着又是一位卖瓜子、牛肉干和糖果一类食物的老妇……不到两分钟，卖盐水花生的又从背后走了过来”[26]。衣衫褴褛、只比乞丐好一点的中年男女拿竹板卖唱，靠茶客的施舍吃饭。卖书报的常卖冯玉奇《红楼春心》，《生活》杂志等，赚不了多少钱。卖字谜的用一张厚纸板写上谜语，如茶客有兴趣但猜不出，他讲明白要给几角钱。卖狗皮膏药的多是治五痨七伤等，“买一盒送一盒”，买的人少得很。拿着玻璃招牌的看相先生，有一黑色木框套着，嘴里念着“先生你印堂大红不久的将来就要发达的”“耳朵大有福气，将来可能有省主席或者银行经理的地位，此乃大富大贵之相”[27]。下力汉没生意时，也可以守住茶馆等客人[28]。卖水烟的，“手上拿着一只奇怪形状的水烟袋，水烟袋的嘴有二尺长，他站在离你半码地的地方，将烟袋塞进你的嘴里，然后用他那非常快捷的手，替你装烟点火，你不必动一下手脚，就能舒服的抽几袋烟”。茶客花费不多，有吃有喝有睡，“世间再没有比这更便宜的事了”[29]。
桥头茶馆人物素描[30]
装烟手为茶客服务[31]
重庆茶馆一角[35]（墙上所挂标语自右及左依次为：沱茶一百，香片一百，玻璃五十；衣帽物件，各自当心；抗战时期，茶金不赊）
二、国民政府对战时重庆茶馆的管理
有人认为，重庆茶馆是“人民交换意见，传播消息的总汇”，是可“听取人民对政治的批判”的场所，但茶馆“阻碍经济得到发展”“同胞将劳动时间用来闲暇是损失”，希望政府对茶馆采取“取缔与限制办法，以发展民力”[36]。重庆市政府对茶馆的管理，也基本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据说，蒋介石曾批评“假使重庆人把坐茶馆的时间，用在革命事业上，则中国革命早已成功”[37]。茶馆为公共舆论空间的特点，亦使国民政府在通过书报审查制度管控舆论的同时，将茶馆列为特种经营场所，予以限制。
茶馆人员密集不易在日机轰炸时疏散，常年烧火灶亦有火灾之虞，卫生情况差，这都引起当局注意到茶馆在管理上的不利方面。1939年1月，重庆东门一家挤满了人的茶馆被轰炸为废墟，经警察、消防员和士兵努力扑救，仍有至少16人死亡[38]。1941年7月8日，菜园坝23号茶馆突告失慎，时值空袭警报期间，附近居民多已入防空洞躲避无法施救，消防队救火车冒险灌救，最终波及全街房屋数百栋、居民2000多户[39]。有些茶馆存在“三四人一碗的习惯始终保持着”[40]“有人吐痰”[41]“茶渣晒干后再泡二道”[42]等卫生弊病。
1939年《The China Press》关于重庆茶馆被日机轰炸的报道
1942年，抗战进入第五个年头，日军对华实行交通封锁，大后方的经济十分困难，当局认为茶馆为非必要存在的行业而取缔限制。5月18日，重庆市政府下令封闭部分茶馆，理由包括茶馆足以引起懒惰及精神颓废风气、容易被利用为黑市交易地点，店主应从事于战时相关事业，茶客未实行战时节约及不便疏散等[43]。5月22日，警察局令各分局查封望龙门没有社会局商业等级执照和警察局许可凭单的茶馆，“金龙茶庄”“一心花园”“桃源”“虹影轩”“天天”“别有天”“大东”“中国”“吴宫”“市民”等11家茶馆被封闭[44]。重庆市市长吴国桢强调，因渝市人口仍须疏散，“倘准其一部（茶馆）恢复，则易滋流弊，故一律不准恢复”，提倡茶馆改营他业；并规定茶馆为特种营业，要向警局申请特种开业执照[45]。1943年，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纪录，临检队称对茶馆限制已起到“相当效果”[46]。
为管理茶馆，国民政府于1945年出台《四川省茶馆管理办法》，主要内容包括：一是登记管理，制约取缔。所有茶馆一律登记，非因确有需要嗣后不得增开；某一区域茶馆过多应逐渐取缔；歇业者不准顶让或复业；十字街口等重要交通地点不得开设茶馆，已有者逐渐取缔；禁止开办家庭茶间。二是规范营业，整肃风气。禁止青年妇女充当茶房；禁止赌博或类似赌博的行为（弈棋不禁止但不准以金钱较胜负）、淫秽之歌唱、茶座上理发捏脚，及其他有碍风化及公共秩序卫生事件；应设相当书报以供阅览。三是改善设施，注重卫生。墙壁应粉刷清洁，挂国民公约新生活标语及卫生防空防毒及各项常识画图；设痰盂和渣屑箱，保持清洁；多开窗户疏放桌椅，使光线充足空气流通；泡茶水源应设置沙缸过滤；厕所随时清洁，远离茶座，小茶馆不准设置厕所；茶役手爪应令清洁，配佩戴号数；不准乞讨者入内。四是禁止交易违禁物品或非法集会，茶馆经理人应即密报宪警或主管官署处理。主管官署应随时派社教人员及卫生人员到各茶馆检查，予以指导，违者视情形轻重，分别处罚或令停业[47]。1946年，茶馆仍被列入特种经营，必先申请核准换发营业许可证书[48]。1947年9月13日，国民政府又出台茶馆管理修正办法，增加和强调管理和处罚措施，如主管官署应对视派人到茶馆“实施社会教育或清洁检查”；茶馆如违反规定，由主管官署分别依法予以处分；施行细则由各（市局）政府针对当地实况确定[49]。1948年，重庆市政府对物品议价时，将茶水价格分四等，规定第一等每杯1角，二等8分，3等6分，4等4分[50]，结合当局对物价的整体管控看，对茶馆管理的如此细致琐碎，事实上是当局对通货膨胀和物价高涨无计可施的表征。
三、中国共产党利用茶馆宣传舆论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亦是国共第二次合作肇始之时。中共中央先后设长江局、南方局随国民政府自汉迁渝，并编发国共第二次谈判的重要成果《新华日报》。茶馆作为重庆重要的公共舆论空间，是“真正的民意机关”[51]，为擅长群众工作的中共所重视。
1938年底，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所有一切都应加速动员起来”，中共很快发现茶馆是开展舆论宣传工作的绝佳地点，《新华日报》和进步戏剧界青年展开利用“茶馆剧”宣传抗战的讨论。剧作家胡绍轩创作《长江血》，讲述武汉逃难来的平民，在路途中因日机轰炸所乘船只导致家破人亡，不得已到茶馆卖唱，得到大家救济和捐款的故事，并把新华日报馆迁渝时所乘新升隆号被日机炸沉、16人牺牲的例子加入剧本[52]，这可以被认为是茶馆剧的开端。此后，陈志坚将茶馆剧定义为“凡是在一个茶馆里，由演员利用固有的场所和喝茶的观众，表演一段简单有力的当前时事问题，而又无形中暗示这时事问题的解决办法”[53]。他认为武汉流行的街头剧存在形式陈旧等问题，而把剧放到茶馆中演出有很多优势：如茶馆本来就有很多茶客，茶馆本身就是背景和舞台，“要把一个茶馆，作为制造无形炸弹的兵工厂，鼓励民众参加抗战的最新阵地”[54]。创作“茶馆剧”要注意主题突出、故事简单、人物较少、配合抗战需要、事先调查演出场合、详细写出脚本、避免打骂内容等问题[55]。在具体工作方法上，还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茶馆剧有点贴近苏联的“活报”，事先要实地到茶馆体验，以“在迅速之间将当时问题表现”；收集材料时应从多方面推动，摒除旧的、不当的，留下新的，以配合当前需求[56]；形式上不能采取舞台剧，最好用杂技形势，如说评书，唱小调，打花鼓，金钱板等；演出时要注意向茶馆主人说明、要求警察协助、预备证明文件、预备“扎场子”的人在群众中进行配合等[57]。“茶馆剧”得到戏剧界人士支持[58]。有人还根据八路军抗日事迹编写《一个游击队员讲的故事》，讲述重庆一家茶馆中，三个北平某大学同班生谈论到太行山脉抗日的故事[59]。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后，国民政府开始加强舆论管控，加大审查书刊新闻、壁报和游行活动的力度。与此同时，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也对茶馆的中共和进步舆论进行监视。如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统在中共南方局所驻曾家岩50号之胡同口的茶馆和化龙桥新华日报馆旁边的茶馆设立据点盯梢[60]。中统监视到李子坝化龙桥一带茶馆内，有青年三二结群以“讲道”方式宣传“中共被国军袭击，国军掀起内战扰害人民，共军到处安民，不得已时为民主而应战”，“听者疑信参半，此种事件尤以李子坝民义茶社为最多”[61]的情况。
1939年5月，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面见报馆采访部陆诒，针对陆诒所述“最近时局沉闷，新闻线索较少，有的报道枯燥乏味，读者也不爱看”的情况，建议他“深入群众”“了解读者的愿望和要求”，“实在没有线索，不妨到茶馆去坐坐，听听群众在谈些什么，想些什么”[62]。“茶馆剧”转为其他形式继续发展，如1940年从延安到重庆、在南方局领导下做文艺界组织联络工作的沙汀，创作《在其香居茶馆里》，即为讽刺国民党抓壮丁、有钱人家通过花钱买丁免于参军的短篇小说[63]，利用茶馆进行文艺宣传的形式更为隐蔽。新华日报馆还利用茶馆发行报纸。中统监视、跟踪、恐吓报纸读者时，报馆在来往人多的茶馆交换和发行《新华日报》[64]。报馆北碚发行站的工作人员黄季昌，每天早上9点到北碚车站旁的茶馆泡一碗茶，等候七星岗到北碚公共汽车运来的报纸[65]。报馆以原为茶馆的保育路一号为址开办歌乐山发行站，此地交通便利，旁为附近居民取水的大水池，利于发行[66]。新华报童亦在茶馆里观察形势，看见想买不敢买的茶客，就把报纸偷偷送给他[67]。
1939年5月，周恩来给吴克坚、陆诒写信指示新华日报馆采访工作
报馆还在茶馆联络同业，打探消息。原《大公报》经理王文彬回忆，《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经常约他到上清寺茶馆谈心，实际是交流情况，交换消息[68]。报馆发行部胡国基回忆，重庆各报发行人员为沟通信息，每天在七星岗茶馆集会，了解报纸的出版时间、发行数量、外区发行网点、读者分布等，胡国基通过在茶馆获得的信息，提早出版发行时间，调整更合理、更迅速的送报路线，在外地建立发行网点，提高了报纸发行效率[69]。
地下党也通过茶馆开展工作。如1937年初，原荣昌救亡运动领导人廖林生组织进步青年发起读书会，以“坐茶馆”形式讨论时局[70]。1941年10月，地下党向天培常去江山一览轩茶园，向知识青年传播中共抗日救亡思想，引导其走上革命道路[71]。地下党常使用暗语交流，以防特务盯梢和暴露身份。
抗战后期，国民党当局进一步采取舆论高压政策，中共党员、新中国剧社成员费克（蒋小梅）、长工（樊庚苏）在昆明一家茶馆创作讽刺歌曲《茶馆小调》，于1945年5月在西南联大纪念高尔基晚会上首演，此后风行大后方[72]。1947年2月新华日报馆被封闭时，被关押的报馆员工亦一同唱过此歌[73]。歌词生动营造茶馆氛围的同时，直指国民党控制言论，词曰：“诸位先生，生意承关照，国事的意见，千万少发表，谈起了国事容易发牢骚，引起了麻烦，你我都糟糕，说不定，一个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这小小的茶馆，贴上大封条。撤掉你的差来不要紧呵，还要请你坐监牢……闷头觉，睡够了，越睡越糊涂，越睡越苦恼，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地谈清楚，把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不让我们自由讲话的坏蛋，从根铲掉”。1962年文化部在广州召开“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时，周恩来见到费克，还夸赞“《荼馆小调》我也唱过，很好，群众很欢迎。”[74]
《茶馆小调》词曲[75]
视频：著名歌唱家魏启贤演唱《茶馆小调》
四、知识分子眼中的重庆茶馆
战时知识分子普遍面临两种困境：一是山河破碎，国难心殇；二是“生活程度高涨，一般人都喘息在物质高压下”[76]。许倬云回忆，“全民抗战刚开始时，我们家里买鸡蛋，一枚银元可以买一箩筐；到抗战第三年以后，鸡蛋已经是个奢侈品。当时因为通货的恶性膨胀，物价涨了不下百倍，一般大学教授衣食都不能周全，许多西南联大、中央大学的教员都必须从事副业贴补家用。一旦生病，能治活的不多，以我老师李济先生为例，他的两个女儿都是因为买不起药，在抗战期间夭折”[77]。在这样的情形下，茶馆又有了“偷闲”“减压”的功效，使“生活在时刻都给炸弹和物价闹昏了的陪都的人，竟也有这么一种小的馆子来谴闷散愁”。所谓“花掉国币50元，偷得浮生半日闲”[78]，“乡关千里外，凭谁诉寂寥，别恨离愁都付与浓茶半盏”[79]，“倒在帆布或竹制的躺椅尚，神怠情疲，可以闭目而睡，人间何事，一般脑儿置诸度外”[80]，甚至“你喝着茶，默默着，你觉得除你自己之外，没有世界；可以。你又想：没有了世界，也就没有了自己，也可以”。[81]
茶馆给大后方的诗人不少灵感，如王晓青诉说愁绪的《茶馆》[82]。
朱炎《茶馆》一诗描述了茶馆抚慰人心[83]。
也有为劳苦大众而发的感慨，如蒋燧伯的《露天茶馆》：
战时宿舍空间紧张，学生在宿舍自修常觉空间有限。有人便到沙坪坝或附近汉渝公路上的茶馆里，泡上一碗沱茶、香片或玻璃，坐竹编软躺椅，把茶放在凳子上，在茶馆明亮的电灯下看书整理笔记。学生们还在茶馆批评时政，抗战胜利后，“有的持《大公报》立场，对国共两党看好；有的站在国民党一边；也有的支持《新华日报》，痛斥国民党的专制”。“茶馆几乎成了当时中央大学学生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肯定，中大学生没人没坐过茶馆”[84]。
历史学家唐德刚笔下的学生流连磁器口茶馆更是惟妙惟肖、趣味横生：
其时所谓‘沙磁区’一带的茶馆里竹制躺椅（美国人叫沙滩椅）据说总数有数千张之多，每当夕阳衔山，便家家客满。那些茶馆都是十分别致的，大的茶馆通常台前炉上总是放有大铜水壶十来只；门后篱边，则置有溺桶一排七八个，在水壶与溺桶之间川流不息的，便是这些蓬头垢面，昂然自得的，二十岁上下的‘大学者’、‘大名士’。诸公茶余溺后，伸缩乎竹椅之上，打牌则‘金钢钻’、‘克鲁伯’，纸声飕飕。下象棋则过河卒子，拼命向前……无牌无棋，则张家山前，李家山后；饮食男女，政治时事……粪土当年万户侯！乖乖，真是身在茶馆，心存邦国，眼观世界，牛皮无边。[85]
考古专家卫聚贤亦在渝市开设茶楼“聚贤楼”，郭沫若以卫聚贤自号卫大法师，藏周秦以上古物甚多，特撰嵌字联谑曰：大东家，大方家，法天法地，师古师今，难得一楼新宝贝；卫夫子，卫娘子，聚民聚财，贤劳贤德，真成双料活神仙[86]。
重庆茶馆给文豪张恨水留下深刻印象，他所撰《茶肆卧饮之趣》[87]，极为传神：
古人茶经茶言，谓茶出蜀。然吾人至渝，殊不得好茶。普通饮料，为滇来之沱茶，此外则香片。原所谓香片，殊异北平所饮，叶极粗，略有一二焦花，转不如沱茶之有苦味也。虽然，渝人上茶馆则有特嗜，晨昏两次，大小茶馆，均满坑满谷。粗桌一，板凳四，群客围坐，各于其前置盖碗所泡之沱茶一，议论纷纭，喧哗于户外。间有卖瓜子花生香烟小贩，点缀其间，如是而已。但较小茶肆，颇有闲趣，例于屋之四周，排列支架之卧椅。椅以数根木棍支之，或蒙以布面，或串以竹片，客来，各踞一榻，虽卧而饮之，以椅旁例夹一矮几也。草草劳人，日为平价米所苦，遑论娱乐?工作之余，邀两三好友，觅僻静地区之小茶馆，购狗屁牌一盘，泡茶数碗，支足，仰卧椅上，闲谈上下古今事，所费有限，亦足销费二三小时。间数日不知肉味，偶遇牙祭，乃得饱啖油大。腹便便，转思有以消化，于是亟趋小茶馆，大呼沱茶来。此时，闲啜数口，较真正龙井有味多多也。尤其郊外式之小茶馆，仅有桌凳四五，而于屋檐下置卧椅两排，颇似北平之雨来，仰视雾空，微风拂面，平林小谷，环绕四周，辄与其中，时得佳趣，八年中抗战生活，特足提笔大书者也。
战时重庆茶馆汇集文人骚客，茶馆也成为文人获取灵感的场所，所留佳话不胜枚举。黄炎培在日记中，记录其1945年3月4日、11日到江山一览轩吃茶、饶有兴味的品读《史记·项羽本纪》[88]。这些知识分子抗战胜利离开重庆后，茶馆成为其最难忘却的物事之一，纷纷撰文回忆。他们怀念的，不仅仅是那片小天地在战乱中给了他们难得的自由和放松，更是重庆茶馆那别处难觅的包容和人情味。
五、余论
重庆为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城市，商品“或贩自剑南、川西、藏卫之地，或运自滇黔秦楚吴越闽豫两粤之间”[89]，围绕其产生贸易、餐饮、服务、运输等行业，形成了独特的码头文化。重庆茶馆以西南所产茶叶为原料，因码头商业文化壮大，以本土清谈习俗催化，在战时资本、市场加持下加速发展，国民党作为管理者取缔约束、中共以其为群众工作载体加以利用、知识分子作为减压休闲空间流连回味，使其形成与以往清雅“品茗”、江浙清饮、广东配精致点心截然不同，特点显著的茶馆文化，成为重庆这座历史名城的重要文化遗产。
注释：
[1] （唐）陆羽．茶经［M］．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巴山峡川按唐代的地理概念包括从万县到宜宾，沿长江南岸山区十几个大小河谷地带，以及大娄山的川黔滇交界的山区．
[2] 汉代王褒武都买茶，四川茶馆由来已久［N］．益世报（重庆版），1947—4 —28 （3）．
[3] 古海．一个长生南国的重庆客，摆摆茶馆的家常［N］．时事新报，1946—12—12（4）．
[4] 桂学孚．怀念重庆的茶馆［N］．大公报（上海），1946—10—15（1）．
[5] 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人［N］．电声（上海），1938（16）：76．
[6] 钟奇．重庆茶馆风光［N］．新疆日报，1949—1—27（3）．
[7] 柯槐青．重庆的茶馆［J］．礼拜六，1946（23）：11．
[8] 子健．重庆的茶馆［N］．新江苏报，1948—3—18（4）．
[9] 吴频迦．重庆的茶馆——十年浪迹之一［N］．苏报，1947—3—24（4）．
[10] 南如．重庆市的茶馆［N］．益世报，1946—11—22（4）．
[11] 苏智良等．中国抗战内迁实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56.
[12] 黄洛．重庆杂写（三）．坐茶馆［J］．中央周刊，1945（43-44）：20．
[13]刘敬坤．想起重庆的茶馆［A］//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慢镜头下的春天，文汇出版社，2009：159．
[14] 幺师．重庆的茶馆［N］．社会日报，1947—10—23（2）．
[15] 刘敬坤．想起重庆的茶馆［A］//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慢镜头下的春天，文汇出版社，2009：159．
[16] 古海．一个长生南国的重庆客，摆摆茶馆的家常［N］．时事新报，1946—12—12（4）．
[17] 重庆茶馆［N］．天津工商日报，1947年2月4日第3版．
[18] 丝丝．鸡鸣犬吠相闻，大学生的生活在重庆，从跳舞场降格到小茶馆［N］．吉普，1945（7）：2．
[19] 举子纷纷临坝上，茶馆权充寄宿舍［N］．中央日报（重庆，1945—7—23（5）．
[20] 南泉点滴［N］．时事新报（重庆），1945—4—13（3）．
[21] 市运会插曲，个人冠军彭柱生活清苦夜投茶馆等候委日比赛［N］．大公报（重庆），1947—5—20（3）．
[22] 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人［J］．电声（上海），1938（16）：76．
[23] 靖文．茶馆文学［N］．申报，1948—3—7（9）．
[24] 韩林碧．重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N］．新蜀报，1949—1—3（4）．
[25] 杜迟．重庆的茶馆［N］．大刚报，1946—3—11（4）．
[26] 陈斯英．山城随笔（二）：在茶馆里半小时［J］．翻译与评论，1938（2）：28—29．
[27] 韩林碧．重庆茶馆里的形形色色［N］．新蜀报，1949—1—3（4）．
[28] 龙桑．张大元开店踊跃服兵役努力杀敌人［J］．通俗文艺，1940（25）：4—7．
[29] 柯槐青．重庆的茶馆［J］．礼拜六，1946（23）：11．
[30] 陆志庠．桥头茶馆人物素描［J］．中国青年（重庆），1947（6）25-26．
[31] 洛克．重庆风物（二）：小茶馆内的装烟手［J］．海星（上海），1946（24）：5．
[32] 杜迟．重庆的茶馆［N］．大刚报，1946—3—17（4）．
[33] 芭蕉院随笔．茶馆［J］．万象，1944（8）：34-37．
[34] 重庆茶馆新职［N］．浙江日报，1944—3—18（4）．
[35] 柯槐青．重庆的茶馆［J］．礼拜六，1946（23）：12．
[36] 陈匡来．对重庆地临别赠言［N］．中央日报，1946—5—27（6）．
[37] 重庆居民消磨在茶馆的时间金钱，每天茶客总数二万四千余人［N］．电声（上海），1938（16）：76．
[38] Casualties In Chungking AirRaid Set At 300-400，Packed Tea-House And Girls School Hit By Bombs［N］．The China Press，1939—1—17（1）．
[39]菜园坝大火，某茶馆失慎延烧甚广全街房屋数百栋均毁［N］．中央日报（重庆），1941—7—9（3）．
[40] 杜迟．重庆的茶馆［N］．大刚报，1946—3—17（4）．
[41] 杨树先．学生坐茶馆［N］．中央日报（重庆），1945—11—12（5）．
[42] 浩然．谈茶馆［N］．中央日报（重庆），1945—10—6（6）．
[43] 重庆封闭茶馆［N］．申报，1942—5—19（3）．
[44] 重庆封闭大批茶舘［N］．建康日报。1942—5—23（4）．
[45] 吴市长谈话渝市人口仍须疏散已封茶馆不准恢复［N］．大公报（重庆），1942—5—21（3）．
[46] 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秘书处．重庆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第二次大会纪录［M］．出版信息不详，1943：100．
[47] 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三十四年公布）［N］．四川省政府公报，1945（301）：10．
[48] 禾．特种营业登记换证，警局顷已拟定计划［N］．中央日报（重庆），1946—12—9（3）．
[49] 四川省管理茶馆办法（三十七年九月三十日修正公布）［J］．四川省政府公报，1948（564）：11．
[50] 物品议价继续公布，茶舘分四等甲等每杯一角［N］．时事新报（重庆），1948—10—27（3）．
[51] 靖文．茶馆文学［N］．申报，1948—3—7（9）．
[52] 胡绍轩．长江血［J］．抗战文艺，1938（3）：47—48．
[53] 陈志坚．甚么是“茶馆剧”和他的影响，战时戏剧推进问题讨论之一［N］．中央日报（重庆），1939—1—20（6）．
[54] 陈志坚．关于“茶馆剧”［N］．新华日报，1938—12—27（4）．
[55] 陈志坚．怎样编制“茶馆剧”，战时戏剧推进问题讨论之二［N］．中央日报（重庆），1939—1—27（6）．
[56] 陈志坚．“茶馆剧”材料之搜集与整理，战时戏剧推进问题讨论之三［N］．中央日报（重庆），1939—3—10（6）．
[57] 陈志坚．演出“茶馆剧”之形式及准备事项战时戏剧推进问题讨论之四［N］．中央日报（重庆），1939—3—17（6）．
[58] 胡绍轩．谈“戏剧进茶馆”［N］．时事新报，1939—1—7（4）．
[59] 陆森年．一个游击队员讲的故事［J］．宇宙风，1939（81）：410—411．
[60] 张友渔．我和新华日报［A］//新华日报的回忆续集，1983：85．熊复．熊复文集第3卷［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4：281．
[61] 1941年特2档案，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
[62] 陆诒．周恩来领导我们办《新华日报》［A］//钟树梁主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 抗战时期西南的文化事业，1990：356．
[63] 沙汀．在其香居茶馆里［J］．抗战文艺，1940（4）．
[64] 中共自贡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自贡历史第1卷1921—1949［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9：110．
[65] 左明德．《新华日报》北碚发行站的斗争［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重庆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1984：144．
[66] 卢杰．在“小陪都”歌乐山建立新华日报发行站［A］//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沙坪坝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怀沙坪忆当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七十周年暨纪念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续集，1991：48．
[67]赵克常采访记录（2001年12月26日），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
[68] 新华日报史研究组．回忆新华日报——记重庆老新闻工作者座谈会［A］//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室．新闻研究资料，北京：新华出版社，1981：55．
[69] 胡国基．在“新华军”的战斗集体里［J］．新华日报成都分会研究通讯，1990（6）：6．
[70] 刘宗灵．抗战初期四川地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建与整顿［A］//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资政育人，2017：178．
[71] 向天培传略［A］//中共荣昌县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 中国共产党荣昌县地方党史资料选集（第一集）1926—1949，1987：204．
[72] 王景山．西南联大和《茶馆小调》［J］．炎黄春秋，2003（10）：72．
[73] 《新华日报》被封亲历记，陈野苹．陈野苹文选[M]．党建读物出版社，2005：251—252
[74]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家评传（上）[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247．
[75] 长工、费克．茶馆小调［J］．新音乐，1947（1）：39—40．
[76] 吴频迦．重庆的茶馆——十年浪迹之一［N］．苏报，1947—3—24（4）．
[77] 许倬云．不经过八年抗战，中国人站不起来［DB/OL］．许倬云说历史，https://mp.weixin.qq.com/s/UPIMhCAyNW1kgXb-dJoq1w，2022—8—15．
[78] 浩然．谈茶馆［N］．中央日报（重庆），1945—10—6（6）．
[79] 黄洛．重庆杂写（三）．坐茶馆［J］．中央周刊，1945（43—44）：20—22．
[80] 吴频迦．重庆的茶馆——十年浪迹之一［N］．苏报，1947—3—24（4）．
[81] 桂学孚．怀念重庆的茶馆［N］．大公报（上海），1946—10—15（12）．
[82] 王晓青．茶馆［J］．诗领土，1944（5）：9．
[83] 朱炎．茶馆［J］．诗歌月刊，1946（3-4）：11．
[84] 刘敬坤．想起重庆的茶馆［A］//文汇报笔会编辑部编．慢镜头下的春天，文汇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85] 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重庆分会编著. 重庆抗战文化史［M］．2005：437．
[86] 卫聚贤开茶馆郭沫若赠贺联［N］．新民报晚刊，1943—12—28（3）．
[87] 张恨水（署名“旧燕”）．山城回忆录——茶肆卧饮之趣［N］．新民报，1947．
[88]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整理．黄炎培日记第9卷［M］．北京：华文出版社，2008：19、21．
[89] 乾隆《巴县志》卷十，风土志.
图文：马乐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