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址位置示意图

万历二十八年（1600）二月，大明王朝三省兴师，八路剿播，至是年六月破海龙囤，“自出师至灭贼，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杨氏，二十九世八百余年，至应龙而绝”，是为著名的“万历三大征”之平播之战。后明军总督李化龙在《献俘疏》中奏述：“既囤破而官军录其关门之联曰‘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囤上，半朝天子镇乾坤’”。由此可见，在杨氏末代土司战略构想中，养马城不同于一般的拱卫城堡，或存在可与海龙囤并称的重要地位。

海龙囤“半朝天子”的规模气度，近年来伴随着城垣、关口、新王宫等系列重大考古发现，已得到实物遗存的证实。养马城中的“百万雄兵”，却一直是考古工作者屡屡登囤东望，时时不能忘怀的牵挂。乾隆《贵州通志》关于养马城“唐末杨氏建为牧马地，可容马数万匹”的记载，更为这份牵挂平添了几许神秘的期待。

2014年5～10月，根据国家文物局批准的《海龙囤与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工作规划（2013—2015）》，配合海龙囤土司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邀请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养马城遗址展开全面调查与试掘。工作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遗址布局、城圈闭合情况的调查、测绘；其次，对调查发现的四处城垣断面及六座城门清理揭露；最后，选择遗迹分布较为密集区域开展试掘。

通过第一阶段近一个月的调查测绘，至6月中旬，我们基本搞清楚了养马城的平面布局、城垣分布及城门设置情况。城址地处数个小山头围合而成的山间盆地中，城墙顺山脊蜿蜒而行，城门多设于山间垭口处。平面略呈不规整椭圆状，城圈通过绕经团山堡、平安寨、陈家坡、扁桶山、猫脑壳、豪高坡及中林岗的环山城墙闭合，长度近35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米。衙门东南、中林岗西端、西门北部、墙沟大土与平安寨等城墙曲折转弯处，调查发现有板瓦及建筑夯土堆积，推测其上可能有敌楼类建筑。平安寨上另筑内墙一道，与外墙形成一个近三角形封闭区域，东西两角与主城墙相接处各开寨门一座。另在张家城门北侧发现一弧长形墩台类建筑，其余各段城墙未见马面、敌楼等附属建筑。

养马城平面及探方探沟分布图

为掌握城墙形制结构，选择四处城垣自然断面进行清理揭露，以张家城门西侧剖面为例：该段城墙由内外包边石墙、女墙、顶部石板道路及内部夯土等几部分组成，墙基厚9.20、顶部残宽7.20、外墙残高4.40米。包边石墙以长方形条石错缝平砌，壁面倾斜度约72°。女墙利用外包边墙另筑竖直内墙而成，底厚1.52米，未见垛口。石板道路贴女墙铺就，残宽1.10米。墙内以黄褐色黏土夹石块夯筑，夯层密集达35层。从夯土情况看，其营造过程应是将山岩表面大体整平后，先于中部夯筑雏形土墙，后砌内外包边石墙，其间再次填土石夯筑，最后砌筑女墙、铺设顶部道路。

张家城门段城墙 

城内调查发现三处遗迹分布较为密集区域，分别为豪高坡南部的衙门片区、张家城门内的观音殿片区及东门内民宅占压区，地表散见地袱石、柱础、墩台及板瓦、瓷片等。调查未发现窑址，但在衙门片区散见冶炼过程中形成的残铁块，推测城内可能存在小型冶铁或铁器加工作坊。路网方面，城垣顶部道路为环城主道，城内衙门至田家湾段为南部主道，当地俗称“长义大道”。东门至张家城门为中部主道，现仍为村民使用。城外出张家城门经桐梓湾可至高坪，出田家湾门经谢家坝可通海龙囤，出东门及月儿门绕扁桶山交汇后至校场坝。排水方面，仅在月儿门内发现一条暗沟，小东门南侧城墙中部发现一方形排水孔。结合田家湾门、小东门发现的多条冲沟及淤积层分析，城址应主要利用垭口处的城门直接排水。

在初步廓清城址布局的同时，我们失望的发现，发现的遗物极少，除了时代特征不明显的板瓦残块及晚近以来的缸胎硬陶片外，地表仅采集到数片龙泉青瓷、黑釉瓷片，曾抱以厚望的张家城门段城墙剖面甚至一件遗物也没出土。那么，城址始建年代到底是《通志》所载“唐末”还是平播战争的“明晚”？养马城和我们玩起了捉迷藏。

与唐宋以来常见的排叉柱平顶抬梁式城门不同，养马城的六座城门依形制不同可分为两类，张家城门、西门、田家湾城门、小东门及东门结构一致，均为单门洞叠涩顶。门道平面呈“亞”字形，面阔1.10—1.64、进深6.20—7.18米不等。前、后门道均直壁，高2.15—2.95米，上部左右伸出一层或两层出挑约0.30米，露棱圆角，顶部以大石板封盖。中门道较前后门道宽0.90、高0.38—1.1米，类藻井结构，近前门道处开设左右对称的门楹、门限槽孔。门内多为石阶踏步，级数因高差三至五步不等。田家湾城门、小东门及东门外清理出较大规模的阶梯踏道。内八字墙于张家城门清理完整，与城墙内墙相接。张家城门及东门顶部发现有垫土堆积，高出两侧城墙夯土约0.40米。结合废弃堆积中的板瓦分布情况推测，其上可能为跨度较小的木构单间门楼。

小东门

月儿门与以上五座城门有较大不同，由主城与外瓮城两部分组成，主城平面呈“凹”形，门洞位于平安寨与扁桶山间的山坳中，南、北墩台分列两侧山脊之上，顶部以石阶道路连接，内侧左右另设阶梯踏道以便上下。瓮城平面略呈新月状，由一道连接两座墩台的弧形城墙围合而成，门道辟于东南。南北通宽约68、东西进深约35米，墩台至瓮城墙基高差达18米，规模宏大，形势险峻。主城门洞底部平面亦呈“亞”字形，面阔2.15米，进深10.25米，高3.14米。其前门道形制较为特殊：一是顶部为半圆形单层券顶，自底部2.15米起由九块楔形条石起券；二是两侧门洞壁开设宽0.30、深0.18米的槽口，下部直接开凿于侧壁条石上，底与门道底齐平，向上穿过券顶直通城墙顶部，券顶之上另用较小条石砌筑，现略变形，通高5.25米。瓮城门位于东南部，平面呈“凸”字形，顶部坍塌形制不明，门道清理过程中亦未见楔形发券条石。面阔1.90、进深5.55米。门内道路分两段，外门道为斜坡道路，内门道为石板平铺道路。

月儿门

月儿门主城门平剖面图

《武经总要》载“闸版，与城门为重门，其制用榆槐木，广狭准城门，漫以生牛皮，裹以铁叶，两傍施铁环，贯铁索。凡大城门，去门阖五尺，立两颊木，木开池槽，亦用铁叶裹之。若寇至，即以绞车自城楼上抽所贯铁索，下闸版于槽中”。对比分析，月儿门主城门略有不同，池槽直接开凿于石壁中，而未另立“颊木”。中门道处或为“重门”正门，但向下揭露中门道壁顶部约0.50米未见槽孔，形制可能亦与其余五门不同。

月儿门主城与瓮城存在较大差异，除门洞形制外，主要表现在主城墙与瓮城墙形制。主城门两侧为錾凿规整的长条石错缝平砌，壁面倾斜，多斜向规整錾纹。瓮城墙则由大小不一的石块垒砌，层间石缝高低不平，壁面近直，錾纹较少。为确认主城与瓮城关系，我们在瓮城中部、主城门南侧开小解剖沟一条，发现主城与瓮城垫土分两期填筑，两期垫土间为夹杂大量小石子，与主城门八字墙内路面石板下发现的石子层结构及水平高度一致，表面亦发现有平铺规整大石板，应为主城门原活动面。据此，综合城墙形制及出土遗物情况分析，瓮城晚于主城，为后期补筑。

衙门遗址位于城址东南部，坐北朝南，背靠豪高坡，下临白沙水，遥对海龙囤。依地势分为北高南低的三级台地，南北长约110、东西宽约80米。试掘确认，四周由围墙围合成院落，东墙保存较好，条石包边内部夯土结构，厚1.87、残高1.10米。大门开于南墙中部偏东，由东西两侧墩台及门道组成，通面阔31米，进深8.50米。墩台两侧各有一条附属道路。门道宽5.40米，中部两侧各有方形门限槽孔一个。门前为阶梯踏道，共11级，残长7.25、宽5.40米，路沿及挡阶均为石嵌板结构。

衙门遗址全景

院落中部中轴线上发现有石板道路，两侧探沟内清理出房基建筑，东侧3座，西侧5座，房址间有叠压、扩建现象。院落北部为一大型夯土包石台基，东西宽45米左右。台基东部发现两层废弃堆积，含较多炭屑及红烧土颗粒，推测其上建筑应因火焚毁。台基上发现一道南北向规整墙基，东侧清理出两条石板道路，均叠压台基废弃层。台基北部在院落中轴线左右两侧各发现对称分布的水池一座，皆方形，边长6.80、深0.90米左右。开凿于基岩上，壁面凿痕规整。坑内均为建筑废弃堆积，包含物以板瓦、筒瓦为主，两池地层可相互对应。

台基东南探沟内清理三层黑灰色垫土堆积，分布范围较广，衙门遗址东围墙内普遍存在。在整个城址南部亦多有发现，衙门遗址南部顺城墙方向至采石场南部区域、旋坑至西门南侧处均有分布，厚度及层数因地形略有不同。据探沟剖面及衙门南部断坎清理发现的青花瓷片分析，这次大规模的扩建填垫过程在明代后期。

另在衙门西北陂坡一带，发现面积约1500平方米的采石场一处，局部清理结果显示开采频繁，采石留下的作业面高低错落，其上残存楔眼、錾纹等痕迹50余处，楔眼依平面形状可分为长条形、三角形、梭形三种，剖面形状相似，均横剖面呈“V”形，纵剖面近等腰梯形。据此初步解决了城址建筑用材的来源问题。

采石场

城墙、城门夯土及早期地层较为纯净，发现遗物的共四处，分别为硬陶口沿、青白瓷片、黑釉瓷片及A型板瓦片。硬陶时代不明，青白瓷片、黑釉瓷片均为宋代。A型板瓦窄端变薄、外撇、内部手捏痕迹明显等特征，与新发现的南宋14世播州土司杨价墓填土所出板瓦一致，而与海龙囤所出明代晚期两端厚度一致板瓦（类养马城B型板瓦）有明显差别。衙门遗址出土的莲纹瓦当莲心略内凹、花瓣椭圆肥厚无边棱、廓内无圆周突棱等特征，与南宋13世播州土司杨粲墓所出基本一致，而与海龙囤新王宫常见外凸莲心、圭形花瓣、外饰突棱的筒瓦瓦当风格迥异。

城垣建筑用材及形制结构方面，养马城采用的泥土岩石条错缝平砌、墙体收分壁面倾斜等特征，均与海龙囤金银库与万安关间的“土城墙”、铁柱关明代城墙内包裹的早期城墙较为一致，类于奉节白帝城、合川钓鱼城南宋城墙，而与海龙囤晚期明代城垣有较大差异。

综上，养马城地层堆积、出土遗物及营造方式均将其始建年代指向南宋，这些认识让我们最终把目光投向宋蒙战争。早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军已初步形成“欲借路云南，图我（南宋）南鄙”的灭宋总体战略，在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逐步付诸实施，史称“斡腹之谋”。南宋淳祐四年（1244），蜀人阳枋上书当时四川安抚制置使余玠“用蜀便宜十二事”，其中，“二曰防遏间道。尝闻不备不虞，不可以师。万一敌人知我沿江守备严固，计必斡腹。若图斡腹，必于泸、叙径攻田、杨。田、杨万一不支，则其路可通辰、靖等州，出我之背，以闯朝廷之后户”。这里明确指出，蒙军“斡腹”计划可能实施的进攻路线，不止经大理、安南至广西，还包括经贵州田、杨土司至两湖。

《宋季三朝政要》宝祐六年（1258）“鞑靼兵犯安南……乃修筑思播关隘”。《宋史·理宗四》同年“（正月）诏枢密院编修官吕逢年诣蜀阃，趣办关隘、屯栅、粮饷，相度黄平、思播诸处险要缓急事宜，具工役以闻”，“（四月）诏田应己思州驻剳御前忠胜军副都统制，往播州共筑关隘防御”。《杨文神道碑》亦载宝祐五年（1257），“虏酋……出大理……以攻罗鬼”，理宗遣吕文德驻黄平督防，吕杨面议“置一城为播州根本……于是筑龙岩新城”。

故结合文献分析，养马城应与海龙囤早期城垣一样，在宋末蒙古斡腹云南的背景下，于宝祐六年（1258年）左右由宋廷联合播州杨氏土司共同修筑。城内未见明确为唐代或更早时期遗存，故考古材料暂不支持《通志》“唐末”之说。通过对城内遗迹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文物的梳理，养马城大致经历了宋末建城、元初废弃、明代局部发展、明晚期短暂重兴、清代以降续用之过程。城址作为战争要塞使用时间较短，宋明两代不过三十年左右，故城内堆积不甚丰富，战争类遗物较少。晚期废弃堆积中偶见A、B型板瓦及青花瓷片伴出现象，似反应因杨氏土司偏安西南，城址未受朝代更迭而彻底废弃。

养马城作为土司山城的废弃时间较明确，《明史》、《平播全书》各有详载，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四月十六日，明军议定“养马城为囤藩篱……应先剿灭”。十八日 “直捣养马城……战不移时，攻夺其城”。出土遗物中，与战争直接相关者仅有礌石两颗，而未见海龙囤出土的箭镞、刀剑及铠甲片等，也从侧面反映了此次战役并不激烈。

从保家卫国的御敌前沿到对抗中央王朝的平播战场，华夏边缘家国之间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和政治认同也在不断变迁。曾几何时，“武功大夫、雄威军都统制”杨价“此主忧臣辱时也，其可后乎”的呼声仿佛还在耳边，“播州安抚使、御前雄威将军”杨文“保蜀三策”的精心谋划似乎还在眼前。转眼间，末代土司杨应龙“提刀自巡垒，就四面火光烛天，傍徨长叹……仓皇同爱妾二，阖室缢，且自焚”。古城默默无语，无人诉说曾经的荣耀与悲怆……

10月21日，养马城考古工作结束。时逢连雨初晴，午后散步至城南，一路细数半年得失。后伫足城巅而远眺龙岩，遥想土司旧事忽生黍离麦秀、荆棘铜驼之感，赘后为此纪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