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钱树座是我国西南地区东汉至六朝时期墓葬中常见的树形器物“摇钱树”的底座。摇钱树一般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的青铜质树体插于下部的陶、石等质地的树座中。由于摇钱树树体轻薄易腐蚀，且易被盗扰，故墓葬中保留完好的较为少见，而陶、石等质地的摇钱树座由于体型较大且不易腐蚀往往更容易保存下来。随着近年来重庆地区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摇钱树树座出土数量大增，为研究摇钱树（座）提供了大量的实物素材。
一、摇钱树座常见类型概述
据已发表资料初步统计，重庆地区出土有摇钱树座的墓葬共38座，合计出土摇钱树座45件[1]，除2005年丰都屋背后包包墓群M14:44[2]为石质外，其余均为陶质。按照不同形态，可大致分为四类。
甲类：19件。总体呈上小下大的覆斗状，横截面呈梯形。以2001年丰都槽房沟M9:39[3]为例，泥质黄褐陶，平面呈方形，覆斗状，顶斜面有“延光四年”纪年，边长28、高15.1厘米（图一）。
图一 甲类摇钱树座（01丰瓦M9：39）
乙类：21件。总体呈上小下大的覆钟型，中空，有合范痕迹。以2001年奉节赵家湾M5:46[4]为例，泥质橙黄陶，纹饰分栏设为三层，底部第一层饰卷草纹、菱形连线纹；第二层图像有两组，左面正中为西王母，宽袍广袖端坐于龙虎座上，座右为一跪坐侍者。右面似为赐药场景，其中左侧一人上身前倾，左手上举,右手前伸；右侧一人长跪于地，头仰朝左侧人，右手前臂抬起；第三层雕刻立体的泥塑卷角羊，羊腹贴于座顶，四肢踞于第二、三层的隔栏上。羊的身躯壮硕，前腿生翼，背上有鞍，鞍上跨坐一人，双手抱持一柱。羊的腹下雕刻虎吃旱魃的形象。树座底部长径36.4、短径27.6、高38.6 厘米（图二）。
图二 乙类摇钱树座（05奉赵M5：46）
丙类：4件。总体圆雕单个辟邪或瑞兽，底部或有一长方形板。以2012年丰都汇南林口M2:77[5]为例。泥质灰陶，整体形象为辟邪绕柱，底座为近半圆形薄板。在底座中部偏前位置立一圆柱，柱贯通底板，中空，可嵌插摇钱树。辟邪昂首挺胸，头顾左方，双角竖立。底座前侧立一山形薄片桩，紧贴辟邪前胸向上，桩头伏卧一鸱枭。辟邪右前肢踩踏于底板上；左前肢腾空，下以山形扁柱承托，爪趾呈弯钩状，臂上部的羽状长毛向后，呈卷云状；左后肢脚掌微抬，四爪前伸，下有一山形墩台支撑；右后肢向外斜踏底板。辟邪背部左侧有卷曲形羽，背上跽座一人，身着右衽长袍，拱手，广袖绕膝。辟邪臀部有一蟾蜍，头前伸，圆眼，弓背，鼓腹，作攀爬状。辟邪前肢下伸出一龙，龙首怒目，嘴大张，露齿；后肢下伸出一虎，伏于肢爪上，怒目，嘴大张，露齿，腮毛后张下垂。树座通长61、宽42、高61厘米（图三）。
图三 丙类摇钱树座（12丰汇M2：77）
丁类：即其他类型，见有盘龙形（1985年忠县涂井M5:62）、多山形（忠县将军村M135：2）、三兽托举形（2007年忠县乌杨花灯坟M32:1）等，均为独例，在此不赘述。
重庆地区出土的摇钱树座年代范围为东汉中期至六朝，其中绝大多数为东汉晚期。其中甲类延续时间最长，从东汉中期到六朝均有出土；乙类出土数量最多，年代以东汉晚期到六朝为主；丙类4件树座年代亦为东汉晚期至六朝。丁类3件树座造型各异，根据其他随葬器物特征判定其年代仍在东汉中期到六朝这一大的时间范围内。
二、摇钱树座常见图像介绍
考古发现的陶质摇钱树座造型精美且多为釉彩，其上往往雕刻有复杂造型图案，对于探讨东汉至六朝时期丧葬习俗、宗教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以下以图二、图三两件摇钱树座所见图像为例简要介绍。
西王母:学界一般认为西王母起源于《山海经》，《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日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而摇钱树座上所刻西王母一般宽袍广袖正面端坐龙虎座上，左面为虎，右面为龙。往往刻有凡人面向西王母作跪拜，求赐不死药等场景。西王母所处位置一般为正中，表明其身份最为尊贵，其与四川地区汉墓画像砖石上的西王母图像模式大致相同。大致从西汉晚期开始，西王母逐渐被赋予拥有众多能力，如其既可引导凡人升天成仙，又可为人们解除各种忧患，赐福送子、添财加禄等。汉代成书的《焦氏易林》中提及西王母二十余次，对其描述云：“弱水之西，有西王母。生不知老，与天相保”“稷为尧使，西见王母。拜请百福，赐我喜子，长乐富有”“西逢王母，慈我九子。相对欢喜，王孙万户，家蒙福祉”等，由此可见，在汉代人们的心目中，西王母几乎已成为一位万能之神。由此可见以西王母为代表的神话主题成为风行于中国汉代社会的一种普遍信仰。
人：可分为仙人和凡人。仙人形象有数种，如背生双翼、手捧仙药、侍奉西王母者等，凡人形象多以乘瑞兽升天及跪求赐药为主。
羊：在树座上较为常见，一般为圆雕一羊骑跨于树座顶端，羊抬头，双角后卷，羊的腿部多生羽翼，羊背后立一圆柱，一人双手抱柱骑坐于羊背。在汉晋神话中，羊是一种瑞兽，象征祥瑞。东汉刘熙《释名·释车》云：“羊，祥也。祥，福也。”在汉代丧葬活动中,人们在画像中以“羊”作为一种形象化的象征。“羊”和“祥”通假,因此可以互换。“祥”字的含义即是“善”,也就是美好的意思。[6]同时羊亦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如《列仙传》的仙人葛由，传说他骑着自己刻的木羊入山成仙。摇钱树座顶端之羊腿部多有羽翼，故其一是作为飞升仙境的坐骑，二是指代吉祥之意。
龙：龙常作为树座侧面某个局部的图像出现。作为一种神兽，是祥瑞的象征，在汉代人的观念中，“飞者皆有翼”，摇钱树座上刻画之龙既然有羽翼，自然当属仙物，能乘人而飞，故其可作升天成仙之坐骑。
辟邪：树座中辟邪的表现形式一般为匍匐绕柱，怒目昂首，象征意义应是驱除邪恶，担负着为魂灵在升仙途中驱邪祈福的作用。
蟾蜍：树座上的蟾蜍图像较常见，在汉代神话中，西王母身旁有很多灵物相伴，蟾蜍即是其中之一。蟾蜍扮演的多是为西王母捣制不死之药的角色，象征着长寿吉祥。另有种传说蟾蜍为后裔妻垣娥所化，善舞,专为西王母舞蹈欢娱[7]。
鹿：与羊、龙等相似，鹿是飞升仙界、遨游天地的坐骑，可帮助墓主人实现升天成仙的愿望。
三足乌:亦称三青鸟、鸱枭。其为西王母身边的灵物，《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西王母)其南有三青鸟,为西王母取食。”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正义》云:“三足乌,青乌也。主为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8]
钱币：树座上的钱币图像取象流通钱币，既是崇尚财富的一种表现，同时又寓意古代沟通天地的礼器玉璧，希望以此能使亡灵达到仙境。以上为考古出土的摇钱树座上最为常见的几种图像，可以看出其均处于以西王母为主宰的汉代神话主题框架内，反映出神话主体信仰对汉代民众的思想产生深刻影响，表达了民众希望死后升仙及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景。另一方面，亦是希望墓主能保佑子孙后代平安及享有源源不断的财富。
三、摇钱树座的传播路线
从考古发现来看，摇钱树曾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南地区，其中以四川、重庆地区居多。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一书中曾根据各区域出土摇钱树的类型特点及结合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将摇钱树的分布划分为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巴郡区、南中区和汉中区六大区域，并认为三蜀之地（广汉郡区、蜀郡区、犍为郡区一带）为钱树最早出现地区。根据摇钱树出土数量判定其核心区域为广汉郡区中南部、蜀郡区大部、犍为郡区中北部，即今成都平原及其周边一带。以此为中心，向周边传播[9]。
1. 岷江—长江道
即从成都顺着岷江至四川宜宾，进入长江，再沿江而下，进入今重庆地区。
2. 涪江—嘉陵江道
即从今四川绵阳沿涪江到达今重庆合川，进入嘉陵江后抵达今重庆主城区，再沿长江向东进入巴郡腹地（涪陵、丰都、忠县等地）。
3. 沱江道
即从四川新都县沿沱江，经简阳、资阳、内江等地到达泸州，进入长江后再向东进入重庆地区。
这三条线路远近不同，“岷江—长江道”路途曲折遥远，“涪江—嘉陵江道”相对平稳较近，“沱江道”介于二者之间。严耕望先生曾对唐时这三条路线的路程做过考证，得出结论为：“岷江—长江道”水陆路程共约2000里，“涪江—嘉陵江道”水陆路程约1000里，而“沱江道”水陆路程约1400里[10]。另一方面，沱江的水量不如岷江和涪江充沛，故推测摇钱树（座）这一随葬器物从三蜀地区向巴郡区的传播路线应主要是通过涪江—嘉临江航道传至巴郡。通过其余两条路线传播的应占少数。
今重庆地区在东汉时期均属于巴郡范围内，从以上统计的40余件摇钱树座的情况来看，涪陵、丰都、忠县三地出土数量占总数近80%。另外，除合川南屏、开县红华村、武隆江口出土的3件外，其余均出土于长江干流地区，应与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
四、摇钱树（座）兴起与衰亡
从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四川一直是出土摇钱树（座）数量最多的地区，可见该地区应该是摇钱树分布的中心区域。到东汉中期，摇钱树（座）在重庆及云贵地区也开始流行起来。至东汉晚期，摇钱树（座）盛行于整个西南地区。魏晋时期，摇钱树数量锐减，东晋南朝时，摇钱树数量更是急剧减少，除个别地方偶有发现外，大部分地方均已难见其踪。
摇钱树（座）的兴起：我们知道汉代丧葬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盛行厚葬，而此风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繁荣有非常大的关系。汉朝社会稳定，其社会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繁盛的阶段，为摇钱树（座）这种大型随葬器物的产生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两汉时期是中国古代宗教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在汉代各种宗教观念中，神仙信仰尤为引人注目。从西汉中期起，这种信仰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宗教意识形态，拥有十分广泛的社会基础，几乎每个社会阶层都有它的信奉者。在墓葬中以雕刻绘画的方式描绘出以西王母为首的昆仑山仙境生活，企求以此沟通天地，实现成仙愿望，这是汉代丧葬文化中比较主流的一种做法[11]。
注释：
[1] 黄伟、陈锐：《重庆地区出土摇钱树座的类型学观察》，《文化产业》2020年第23期。
[2] 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第520页，科学出版社，2013年。
[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等：《丰都槽房沟墓地发掘报告》，第1816页，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4] 武汉大学考古系、重庆市文物局：《奉节赵家湾墓地发掘报告》，第493页，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科学出版社，2007年。
[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丰都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丰都县火地湾、林口墓地发掘简报》，《江汉考古》，2013年03期。
[6] 罗二虎：《西南汉代画像和画像墓研究》，四川大学，2001年。
[7] 徐坚等：《初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
[8] 罗二虎：《中国西南汉代画像内容分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9] 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第186-187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
[10] 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山剑滇黔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11] 周克林：《东汉六朝钱树研究》，第434-435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2年。
文稿：黄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