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黔江境内发现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可移动文物1件，即清光绪《黔江县志》；不可移动文物10处，包括军事遗址2处，墓葬碑刻8处。其情况是：

固北关遗址西段(颜道渠 摄)

龙海关遗址设门处(颜道渠 摄 )

民国，位于濯水镇龙家堡。墓志载“咸丰辛酉（1861），粤寇（指太平天国石达开部）踞黔城，州主（酉阳州知州）王个山，募兵防堵”。 [8]  

在1994年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的《黔江县志》（以下简称1994版《黔江县志》）记载得很清楚，第一次太平军进入黔江的领导者为石达开的部将傅丞相、李检点二人。从清光绪《黔江县志》可知他们从现彭水县的郁山镇，经黔江城西的梅子关，直入黔江城，盘踞20余天后，东入湖北咸丰。尤如从黔江版图中间横插而过，由西向东依次经过的乡镇街道有沙坝、石会、城南、城西、城东、舟白6个。路程约达102公里。所涉乡镇街道面积约达502.9平方公里。以黔江县城为中心，向东西两端延展。这些乡镇街道所在地在当时是黔江交通方便、人口较集中、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方，成为太平军的活动范围或为途踏之地，对黔江的政治、经济、生活及生产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龚学文墓志》《杨兰谷、杨星门弟兄墓志》《尚家兴墓志》《龙辉廷墓志》均记载了太平军攻陷、占据黔江县城的史实，这与清光绪《黔江县志》的史载一致，进一步佐证了太平军石达开部开进黔江这一历史事实。其活动直接影响的乡镇街道占黔江版图五分一，尤以在黔江县城的活动最为频繁和集中，住扎达二十余日，间接影响的乡镇街道更多。在直接影响的乡镇街道中，从清光绪《黔江县志》和涉及的墓葬记载这一史实的数量看，县城及城周围附近的正阳、舟白影响最大，至西面较远的沙坝相对较弱，如《龚学文墓志》记载“贼知有备，窜往湖北，乡里借以保全”，就是太平军在这一带活动影响力减弱的具体表现 。

太平军第二次进入黔江，领导者是石达开部将李复猷，时间是同治二年（1863）夏六月。由清光绪《黔江县志》记载的太平军行军的经过地方，加之必经之道和可能之路线推测，太平军由彭水经黔江南部鹅池镇的学堂坪、向北进入石家镇、直到水市乡的水车坪，1994年版《黔江县志》明确记载了再由水市乡向北的太极乡这段路程。加上北上的必经之乡镇石家和金溪，或过水田至城南青冈坪，或直接由金溪择小道至城南青冈坪；另一路由湖北大路坝进入黔江境内，或南下经小南海、中塘、城东3乡镇（街道），或南下经小南海后，沿小路过石会、城西2镇（街道）。1994年版《黔江县志》明确记载了直至城南的青冈坪与前一路汇合后，列队向黔江县城进伐。在县城待三日后向东而入湖北咸丰，不过由清光绪《黔江县志》记载可推断，回窜的线路是明确的，太平军到达县城后经由黔江东面的舟白进入湖北咸丰境内。然后再由咸丰回窜至黔江的舟白，向南折转经邻鄂、五里、马喇、金洞4乡镇，再东转向酉阳的西北面而去。这里与酉阳地方武装在金洞卡子门设龙海关军事工程阻挡太平军的说法有了连接点，填补了史料中无龙海关相关史实记载的空白，与民间的一种说法不谋而合。

太平军进入黔江后，从文物遗存和文献记载看，太平军与黔江县、酉阳州和湖北恩施3个地方武装在今黔江境内展开过四次较大的交战，其原因是黔江处于酉阳、湖北的边邻地区，太平军跨越黔江就会进入酉阳和湖北两地，处于战略交汇地。这四次大战为：梅子关之战，张官坝之战，长岭岗之战，龙海关之战。从以上四次大战可看出，太平军处于主动出击，战术选择灵活，虚实运用得当，三个地方武装处于被动防御态势。这四次较大的交战均以太平军胜利和地方武装的失败而结束。

在清光绪《黔江县志》与《李青云墓志》均提及酉阳州知州王鳞飞在张官坝抵御太平军之事，时间是1861年9月。张官坝这个地方现已无法确测考证，笔者认为，一种可能是指现黔江城东街道的官坝所在地，这里曾是清代黔江城小北门外东侧，背面为一些小山丘，这里一可攻击太平军从小北门与东门进出，二可阻挡其向舟白街道和正阳街道转移，退可在山丘设伏兵；另一种可能为在黔江县城通往湖北咸丰必经的舟白街道张家坝所在地，这里是平坦起伏较为开阔之地，两边山势绵延。从文物及文献看，无这次交战情况记载，但从结果看，王鳞飞率领的地方武装部队是没能阻挡太平军向湖北咸丰进军的步伐。

1863年7月，太平军从黔江向酉阳进伐有两条路线可供选择：一条是从黔城出发，向南经黔江的正阳、冯家、濯水、阿蓬江4乡镇至酉阳。这条道路相对较宽阔，沿线的乡镇（街道）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稠密，豪商富贾较多，易受乡镇的地方势力堵截。特别是阿蓬江镇的固北关有重兵把守，其地势十分险要，难以攻克；另一条是从黔江经正阳后，折向东面蓬东、马喇，然后向南经金洞，直到酉阳。这条道路是较为狭窄的羊肠小道而难行，文献虽未记载这一战事，但笔者认为，在必经之处金洞乡卡子门的龙海关作为阻挡太平军南行的关卡，应有酉阳地方武装驻守。太平军比较了两条路线的利害与其战略目标后，选择了后一条路线，巧妙避开了与酉阳清兵在固北关的血战，这条线路与清光绪《黔江县志》记载吻合，龙海关的守军自然未能拦截住石达开的太平军向南面的酉阳进发。

太平军进入黔江后，开展的一系军事活动和相关活动影响深远。据清光绪《黔江县志》记载，石达开的太平军攻下梅子关后，直接导致了黔江的知县胡明晋出逃，教谕李会白自谥而死；再据《尚家兴墓志》记载了尚家兴及其母亲被太平军杀害的经过，还有一起藏匿于同一岩洞的七人被杀。据该墓志考，尚家兴本是正九品文散官登仕郎。由此可知，太平军杀的为清代黔江统治者一分子及其家属，而非杀害的贫苦老百姓；又据1994年版《黔江县志》记载了太平军攻占黔城后夜则火光照耀，檄铃声不绝，晓则纵骑四出,搜捕贪官污吏，开仓济贫，放粮5000余石；《陈朝华、郭氏墓志》记载了太平军把其家里抢夺一空，充分说明石达开部队在多次展开了与清军的阻击与反阻击战之外，还在县城内及其附近捕杀大量黔江的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了一些必要的打富济贫活动，并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打破了旧的社会制度，导致了满清在黔江县城的统治政权被直接推翻和毁灭性巅覆。

《杨兰谷、杨星门弟兄墓志》记载，许多老百姓见太平军来了，纷纷投靠远处亲戚躲避，但太平军并未残害老百姓，侵占其财产；《王新贵墓志》记载太平军抓获抚台大人和其父后，见他十分孝顺，为其孝心感动而放归的感人事迹，说明太平军中有仁义之士，对清政府统治阶层某些人员的美德一面也是由衷地敬佩。

然而，《赵殷氏墓志》记载了墓主人赵殷氏因长发英雄革命（即太平军开展的武装斗争和活动）突遭兵燹而死，于是全家为避祸乱而迁至小南海镇棠秀坪的事实，说明太平军在黔江的活动除有着主要积极作用外，也是有着次要的负面效果，又从另一角度说明太平军的军事活动对黔江社会影响之深广。从《龚学文墓志》来看，太平军在黔江的活动受到地方势力的堵截，龚学文出重资组织了数百兵勇，特别是自已的儿子龚树嘉和孙子龚绍煦亲自率同乡团练昼夜防御太平军，造成太平军袭扰乡里未成功。据考，龚学文乃黔江沙坝富贾一方的财主，其墓志为他的姻愚侄陈景星纪实撰文，为赐同进士出身同知直隶衔特授山东登州府文登县知县，更是清政府统治者一分子，他的家庭背景、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决定了他反太平军的根源和本质。

太平军在黔江的活动并非所到之处均深入到最底层，从根本上改变、扭转社会局势。这与太平军战略目的有关，太平军没有在黔江长期建立根据地的打算，而是作为战略转移的必经之地，顺带开展了必要的打击土豪劣霸，铲除黔江县城的反动统治者，践行太平军宗旨的行事准则，同时补充必要的行军物资和生活物资。

石达开的太平军先后两次进入黔江，第一次入黔是为了前去与鄂西石达开的主力会师。石达开的部将傅丞相、李检点率兵，在黔江受到地方武装多次阻击，是一段精彩的插曲。经多次交战，再现了太平军是一支作战经验丰富，具备较高军事素养的队伍，顺利通过了黔江辖境。同时，开展了必要的打富济贫、严惩贪官污吏以实现太平天国宗旨的相关活动，实现了战略转移。太平军在战术上表现出灵活多变的特点，在多次交战地利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巧妙利用战术，攻难克坚，克敌制胜，实现了战略意图。一方面达到了队伍越黔江东移湖北的目的，另一方面沉重打击了清政府在黔江的统治，为有力推动与主力汇合进程实现一大跨越。

第二次入黔的太平军是由石达开部将李复猷率领，目的是作为疑兵，配合主力部队抢渡金沙江西进。李复猷的队伍在黔江境内纵贯二百多公里，如出入无人之境，入住黔城，给黔江经济社会造成深远影响，战略上的运用非常成功，为配合主力抢渡金沙江起到不可抹灭的作用。

太平天国石达开部两次越黔入黔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清政府在黔江的统治。清光绪《黔江县志》《龚学文墓志》和《尚家兴墓志》中将其称作“粤匪”或“发匪”，其撰写人从统治阶级的立场出发把太平军视作“匪患”，将太平军开展的军事斗争和相关活动视为“贼匪”行为，从文字中可以看出他们竭力丑化这些行为和活动；又从一些普通的老百姓墓葬的墓志看，仍将石达开的太平军称作匪徒，如“发匪”、“粤寇”、“贼”等，其原因主要源于清政府的思想嵌制，降低太平军的正面影响力。在太平军失败后，部分老百姓在清统治的高压下不得不屈从，将太平军叫“匪和贼”，还有一部分人是由于对太平军不了解，在清政府的反动宣传下，认为太平军是“匪和贼”。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反清农民起义。打着“薄赋税、均贫富”、“均田以赈贫穷”、“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保暖”口号，通过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构建理想社会，虽终致失败，但太平天国运动长达17年之久，纵横18省，沉重打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对推动历史进程和近代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致使统治者不得不深思，改进治理国家的方式和方法，虽不足以改变统治者的本质，但仍不失一种进步。

《天朝田亩制度》

注释

作者：彭一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