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禹迹图》中重庆称为渝

赵谂本是古代重庆人中难得的青年才俊，原籍南平军，即现重庆市南川、綦江一带（有说为江津人）。其祖上原为僚人，其父赵庭臣也是被招安的土著头领。关于他谋反一案，虽事出有因，但也大有被有意夸大案情而扩大化的可能。当时有刑部官员说赵谂是属有口无心的行为，可见案情在当时就有争议，是否因其牵涉党争而从重处罚很值得考究。正史记载极略，而宋人笔记中尚有若干资料可供管窥。近年网上也有一些资料披露，但稍显零散，现整理供享。

赵谂一案，只有南宋人陈均《九朝编年备要》记述较详：“绍圣中擢甲科，教授成都，因章惇逐元祐大臣，不合人心，欲以此为名起兵据蜀，与所亲何奖、王师直、贾成时及日者罗京等同谋，借孟姓起兵，以从蜀人之属望。上登极，赦到，谂谓奖等曰：‘章惇必败，天下既安，人心难动，前事愿勿出口。’遂入京，除太学博士。请假还家，欲回止诸人，而党中有发其谋者，狱具当族，有诏诛之，家属分配湖广。”明朝汪琬认为此案“皆当国者深文罗织，不足为据”，多有存疑之处。

《九朝编年备要》

参考古代文史笔记资料，对案情作大致复原：赵谂高中进士之时，正值苏轼兄弟等元祐大臣被逐之时，苏轼先被贬惠州，不久又贬到海南岛儋州安置，苏辙也被贬至筠州。当时刚得任成都教授的赵谂对同为蜀人的苏轼兄弟及元祐党人遭遇打击十分同情，对朝廷作为十分不满，在返家省亲时与一群亲近友朋聚会中大放厥词，扬言要“清君侧”，并提出改年号为“隆兴”。当时聚会言论，说了就散，从现有资料看来，所谓“清君侧”只是文人激愤之事，并没有实际举动，只有其弟赵恢少不更事，在渝州自家宅中柱上题字“隆兴二年天章阁待制荆湖南北等路安抚使”，第二年又再题“隆兴三年随军机宜李时雍从行”。数年以后，宋徽宗继位，元祐案息，赵谂见“天下既安”也就告诫众人不要再生妄想，自己则入京受职去了。到京之后，被曾布看重，受太常博士，即请假回家探亲，该更是衣锦还乡了，不料却落入囚网。     

赵谂正式被授予太常博士之职后，太常少卿李积中又招其为婿。正当其衣锦还乡回蜀探视父母之时，之前欲“清君侧”的聚会事件被他的一个名叫句群的学生告发，酿成为大案，赵谂回蜀即被拘押。有人又揭发他曾经对人说在返蜀途中有神人投梦，得一诗：“天锡雄材孰与戡，征西才罢又征南。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即不但要密谋起兵以清君侧，而且还要自当天子，明目张胆要造反。

事发狱成，家乡又有人揭发其弟赵恢在家中堂柱题字事，并将其家中题字柱头戳下送官，柱上题字更坐实了两兄弟谋反事实，判叛逆大罪。

在判案过程中，朝中反响不一，有蜀中官员认为，蜀中多有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常常口出狂言，其实本无反心，刑部郎中王吉甫当时就认为，“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状。”从正史记载看，也本无任何举兵反叛之事实。但狱已成，按反叛之罪本应诛灭九族，而皇帝下诏只决斩了赵谂兄弟二人，其父赵庭臣谪贬琼州，家属分发湖广。同时，王吉甫因为在审案过程中发表了不同意见，被罢了官。当年看中赵谂的曾布也因为举荐赵谂而被谪贬。对曾布处罚决定内容是：“第求可用之才，辄荐逆谋之首。”说他只想觅求自己认为可以驱使的精明人，独断专行地举荐了一个谋反头子。曾布由此从执政的右仆射职位上被“责散官衡州安置”(后来有人认为，拉下曾布才是本案做大的关节)。

此案后，官方认为渝州之“渝”有变动不稳定之意，因此于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壬子，改渝州为恭州。”重庆地名于此为一大改动。

曾布女婿的外孙，南宋文史学家王明清的笔记《挥麈录》 中还记载了时隔60年后发生的一件于此相关的大事。1163年，已经是南宋时期，宋孝宗继位，从宋高宗的“绍兴”年号改为“隆兴”。王明清的一个朋友看到当年王的外祖父的手稿，记载了赵谂谋反罪正是要改年号为“隆兴”，随即借走手稿上书朝廷。孝宗顿时愕然，第二年即将年号改为“乾道”。王的那朋友也因此升了官，但王明清的外祖父亲笔手稿却要不回了。

一个渝州南平军僚人后裔高中进士，名列榜眼，官职达奉议郎国子博士，案发后又涉及地方改名，皇帝改年号的大案，正史却语焉不详，实在有些使人不解。只是一个青年才俊，为一时冲动的几句话而夭折，实在有些可惜。  

本文原刊于重庆政协报20190329期第03版，本平台略作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