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乌杨阙的发现

乌杨，长江边上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坐落在离忠县县城约10公里的长江南岸。此地擅酿酒，以“乌杨白”沿江闻名。镇上有一个叫王洪祥的人，当年47岁，是原乌杨搬运站职工，业余时间采集草药补充生计，当地人都叫他“王草药”。王草药平时爱好民间文艺，喜欢谈古论今，评说历史掌故，在别人眼中似乎有些“神叨叨”。

2001年6月4日，洪水过后，王草药到离镇子不远的“老峡嘴”采集草药。忽然发现在泥土中有一大段刻有怪兽图案的石头，他呆住了——这是不是大禹治水从天上掉下来的镇妖石？来不及多想，他急匆匆赶回镇上，给忠县文管所打电话说发现了“大禹治水”的遗物。

正是这一通电话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乌杨阙。

时任忠县文管所副所长曾先龙接到电话后，一开始觉得这是天方夜谭，大禹治水只是一种传说。然而，一种职业的责任心、使命感，让他还是决定去现场看看。来到王草药所说的地方，找到那块被洪水冲出来的石头。看到上面雕刻的图案，曾先龙顿时就激动起来。只见这块斜埋在泥土中，长约2米，宽1米多、厚近1米的长方形石头上，刻有一白虎图案。“汉阙！这是汉阙！”曾先龙按捺不住心中的兴奋，立马给时任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以下简称市考古所，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所长邹后曦打电话：“在忠县乌杨花灯坟墓群坡下的河边，发现了汉代石阙构件。” 邹后曦一听，也非常激动，因为曾先龙从事文物考古工作近30年，对汉阙颇有研究，他的判断应该可信。

阙构件散落情况

第二天一早，邹后曦就乘船赶到忠县，与曾先龙汇合后，两人又转乘小快艇赶到乌杨。看着被洪水冲刷后露出的一件件阙构件，邹后曦强压喜悦，一边用手刨开泥土，一边仔细地查看起来。

阙，古代建于门外两侧，可以登临远望。因“中央阙然为道”，故为阙。汉代建阙之风盛行，有城阙、宫室阙、祠庙阙、陵墓阙之分，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一般与当时社会的建筑风貌和特征一致。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汉代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汉代石阙就是我国现存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地面建筑，显得尤为珍贵，到目前为止，全国也仅发现31处，堪称珍稀。

经邹后曦、曾先龙二人实地调查核实，确认在乌杨镇发现的石刻为汉代石阙构件后，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忠县文化局（以下简称县文化局）迅速向重庆市文化局提交关于抢救珍贵文物的紧急报告。重庆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公室（以下简称重庆市三峡办）立即决定：鉴于石阙构件出露地点受周边往来行人频繁，采石场、深水港建设、夏季洪水泛滥的影响，必须尽快对阙构件所在区域进行抢救性发掘，并责成市考古所开展抢救性考古工作，忠县文管所积极配合。

二、抢救发掘

市考古所接受任务后，立即组建忠县乌杨阙考古工作队（以下简称乌杨考古队）。当时，市考古所主要业务骨干均在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脱产学习，队伍组建一时遇到了小麻烦。时间不等人、洪水不等人，市考古所决定由所长邹后曦亲自挂帅，担任项目发掘领队，曾先龙任执行领队，从巫山县大溪遗址考古工地抽调文物保护专家张光敏，技术人员王胜利、杨晓红，与忠县文管所周忠、陶磊、冉从梅、曾燕等业务人员组成考古队，赴乌杨开展前期调查、发掘工作。

2001年6月11日，邹后曦、曾先龙率考古队一行到达乌杨。在安顿好后勤工作后，立刻着手制定汉阙抢救性保护方案。一是对汉阙构件实施抢救性发掘，确保阙构件无遗漏；二是对发掘出土的汉阙构件及时清理、包装，力争在洪水来临前运输到安全的地方；三是对汉阙所在的花灯坟墓群进行全面调查，为后续阙基址和花灯坟墓群的发掘做准备。

任务明确后，乌杨考古队立即对发现汉阙地点和周边环境进行全面调查，首先从乌杨镇汉阙所在的花灯坟墓群开始。

花灯坟紧邻乌杨场镇，与婉蜒起伏的十几个小山梁连成一个整体，沿长江一字排开。1978年花灯坟墓群首次被发现，在此处建家具厂时发现十余座汉代砖室墓，忠县文管所进行了抢救性清理；1991年该墓群作为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二类遗址上报；1994年3—4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对该墓群做了初步调查勘探工作，并在此发掘西汉土坑墓1座，东汉砖室墓2座，出土各类文物50余件。在墓区内新发现4座大型土冢，从地形、地貌观察土冢应为人工堆筑的大型汉墓的封土，北大从而认为“花灯坟墓群所在的将军村，传说为三国时蜀国名将严颜故里。这几座大土冢有可能是严氏家族的墓群，有重要的发掘研究价值。”三峡工程文物保护规划将花灯坟墓群定为最重要的A级发掘点。

自花灯坟眺望，长江从远处流来，在此转弯，向着忠县县城流去。江中心塘土坝，则是史载建有蜀汉严颜墓祠的“唐土州”。东面隔挑水沟与瓦厂包墓地相邻，与将军村墓地遥遥相望。脚下的花灯坟地里田间种满小麦、胡豆， 4个小土包（土冢）特别显眼。调查中随处都可以发现汉墓迹象，农民猪圈、铺设的田间小路也用了许多汉代墓砖。

花灯坟北坡向江边陡斜，与裸露的黄砂岩质河床相连，有明显的滑坡迹象。汉阙构件散落区域就位于其北坡坡脚，小地“老峡嘴”的河滩地上。“老峡嘴”东西长约80米、南北宽约50米，地表杂草丛中出露大大小小汉阙构件5块。

通过一周的考古调查，考古队得出初步结论：山体滑坡移动了汉代石阙的位置，原阙址可能位于河床与花灯坟相连的山坡断崖之上；汉阙与花灯坟墓地可能存在直接联系，为墓阙的可能性较大。

6月25日，对汉阙构件的发掘工作正式开始。汉阙构件散落地带属于长江历年洪水淤积、山体滑坡次生堆积区域，土石混杂，无法用洛阳铲进行勘探，加之散落的范围较大，只能采用探沟发掘，待发现构件后再扩方的方式。探沟究竟怎样布设才合理？按田野考古规程，应尽可能正方向（南北向），但考虑到汉阙与花灯坟汉墓群的关系，阙基址可能出现的位置以及阙构件散落的区域，最终选择与构件出露区域上方的山坡断崖垂直方向，布设2X30米探沟16条。

发掘工地全景

发掘工作正值盛夏，乌杨的太阳真“毒”。考古现场光秃秃、白花花，没有一丝遮挡。白天考古队员顶着烈日，汗水一个劲的往外涌，一不注意钻进眼睛火辣辣的，一阵刺痛，脸晒肿了，皮肤开始掉皮。下班回到驻地也不好受。中午，房间热得像个大蒸笼，根本无法进入，大家只好在房子过道的通风处，或头靠着墙或手撑着头，歪来倒去的休息一会。晚上犯困了，要想好好睡一觉，就得等太阳下山后，到屋顶上早早泼上几盆凉水，待地气退去后，再摊上竹席，躺着身子、数着满天星斗，渐渐入睡。镇上时不时的停电停水，简直让人崩溃。全身汗腻、灰尘，不冲洗冲洗，根本无法忍受。男同志还好办，可以到河边随便洗洗，但女同志就麻烦了，只得走到两里外的山泉处简单洗洗，尽管回来后又会是一身汗。休息不好，胃口就不好，队员们就像晒焉的茄子，一个个没精打采。尽管如此，大家仍然在坚守，早出晚归，夜以继日，哪怕是40多度的高温，发掘工作也未停止。大家明白，一旦连续下暴雨，江水上涨就会淹没石阙，他们是真正在与时间赛跑。

令人欣慰的是考古发掘也算是“开门大吉”，很快便出土了一些重要的阙体构件。进入7月中旬，江水突然暴涨，洪水几度漫进了发掘区，抽水—发掘—再抽水—再发掘，考古工作变得断断续续。8月中旬，工地彻底被江水淹没，考古发掘被迫中断。

9月下旬，洪水完全退去，发掘工作得以重启。此时的发掘工地，被无情的洪水冲刷得目不忍睹：探沟发生垮塌、积满了水；之前出土的汉阙构件被淤泥重新掩埋；包装构件的材料被冲得七零八落，根本无法再用。一切又得从头开始，队员们难免有些沮丧。

发掘工作中，曾先龙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忠县有个别同志在不了解具体情况下，误认为曾先龙带头发掘，想把汉阙构件拉到重庆，是典型的“吃里扒外”，是忠县的“叛徒”，甚至出现忠县有关单位在未通知考古队的情况下，趁着雨天悄悄从工地现场偷运阙构件至忠县的事情。

12月中旬，北京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终于结束，为了充实乌杨阙保护的力量，同时减轻曾先龙承受的压力，市考古所决定增派我到乌杨，主持考古工地的文物保护工作。

12月22日，我和袁东山（时任市考古所考古队队长）赶赴忠县。23日上午，我们与忠县文管所进行工作对接，明确当前乌杨阙考古的主要任务：继续加大考古发掘面积，确保汉阙构件无遗漏。同步开展出土阙构件的包装和运输准备工作，避免构件再次被淹。同时转达了市文化局对考古发掘结束后，汉阙构件运往重庆保存的意见。

当天，我和曾先龙赴乌杨，正式启动乌杨阙第二阶段的考古工作。为确保汉阙构件无遗漏，在原发掘区的下方，新增加探沟6条、探方5个。

直至2002年1月24日，历时8个月，阙构件散落区域的田野发掘工作才全面结束。此次工作，共发掘出土包含主阙阙基、阙身、枋子层、扁石、阙顶、脊饰，子阙身、顶等石阙构件16件。

出土左阙主阙顶

除阙基外，其余阙构件皆有一些题材不同，表现技法有别的雕刻。雕刻内容主要分为仿木结构建筑雕刻、生产生活画面、神灵异兽图案三大类。仿木构建筑雕刻集中于阙的楼部、顶盖，阙顶上雕饰有“屋脊”“屋檐”“椽子”“金瓜”“连檐瓦当”，枋子层上刻有“枋柱”“枋头”等，这类雕刻对无一幸存的汉代木构建筑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生产生活画面有“狩猎图”“习武图”“送行图”“雄鹰叼羊”“蛇衔鼠”等图案，集中在枋子层上，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生活场景；神灵异兽主要雕饰于阙身，主阙身上线条流畅，长达两米多的青龙、白虎，造型生动、面目狰狞的铺首图案，子阙身线条简洁的朱雀，展现了汉代雕刻艺术的神韵。

石阙构件上未发现有铭文，该阙文献上又从未有记载。按照惯例，根据出土地点将这次发现的汉阙命名为“乌杨阙”，乌杨阙就如此得名。

乌杨阙如此重要，它的原址在哪儿呢？

经过反复的调查钻探，考古工作人员确信，花灯坟墓群枞树包墓地与阙体散落区之间约120米大型滑坡形成的凹槽，即是墓地和石阙的中轴线，阙址应该就在这条中轴线上。

2002年3至4月，市考古所在阙址可能分布的区域开始进行发掘。首先，采用拉探沟的方式分段进行试掘，结果令人失望——探沟深度达到3—5米时遇到了基岩，基岩上覆盖的土层全部是明清以后滑坡形成的。这说明早期地层堆积和遗迹已经被滑坡彻底破坏了。

工作人员仍然抱有一线希望，泥土滑坡可以破坏文化层，但对岩体的破坏是有限的，如果阙址直接建在基岩之上，还是可以发现的。正是这个假设，支持了后面的发掘。我们对枞树包墓地与阙体散落区中轴线北端（面向长江），靠近断崖地势相对平缓开阔的区域进行整体发掘，最终揭露出一段较平整基岩，在基岩面清理出二处与汉阙有密切联系的遗迹：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人工錾凿而成的长方形平台（平台中心距约13米），其大小与阙基规格基本相同。平台内岩面非常平整，清晰地保存着重物滑动时对岩面形成的擦痕。根据这一迹象以及阙构件散落位置判断，东、西两个平台应分别为右阙、左阙的基址。基址前缘出现的局部断裂、沉降迹象，正好说明了乌杨阙垮塌的原因。两阙址之间可见一条宽4～6米的长条形神道遗迹，向东直指枞树包墓地。

阙址

三、现场保护

在对汉阙构件、阙基址进行抢救性发掘的同时，阙构件的包装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2001年12月25日，张光敏再次从大溪工地抽调到乌杨工地，继续负责石阙构件的包装工作。

汉阙距今约1800年，石材为普通砂岩，加上常年水的浸泡，已非常脆弱。如何保证它在装吊、运输过程中不受一点伤害，包装就显得尤为重要。考古现场，一件件刚出土的汉阙构件，在考古工作者眼中就像是一个个刚出生的婴儿，是那么的脆弱，是那么的弱不禁风，再也经不住任何的风吹雨打，急需得到父母的呵护。如何包装？让考古队很费了一番心思。张光敏从事文物保护几十年，尽管经验十分丰富，但面对如此珍贵，如此厚重，却又如此脆弱的宝贝，也不敢轻易下手。

反复讨论，反复琢磨，最后才确定包装的四道工序：首先针对阙的边沿及轮廓突出部分，先裱皱纹纸，再用质地松软的棉絮进行整体包裹，形成软垫层；然后用草绳编织成网，进行捆绑固定，形成厚达5厘米的缓冲层；其后用2.5厘米厚的木板，将其装订成箱，加以定型；最后用角钢将木箱套边，用螺杆拉扯固定，形成固定的承重层。

构件包装

方案确定后，张光敏频频往返于工地与镇上之间。给每个阙构件量尺寸，到镇上四处寻找包装材料，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累。随后带领一帮妇女，在发掘现场热火朝天的干了起来。“裁缝大姐”根据构件的大小裁剪棉絮、对构件进行包裹；“编织大妈”手中不停地搓动着草绳，忙着给构件穿衣；“木工师傅”有节奏地拉动着手中的锯子，“叮叮当当”装订成箱；“焊接师傅”挥动焊机对钢架进行切割、焊接。一时间，工地热闹了不少。

构件包装

在包装过程中，最难的步骤是给构件翻身。阙构件脆弱而沉重，有的重达几吨，现场没电无法使用机械，怎么办？不翻身，就无法完成构件包装。这时，古人堆砂垒石立柱给了我们启示，大家在阙构件一侧堆码上厚厚的泥土，另一侧在张光敏的指挥下，大伙人们推的推、拉的拉，像蚂蚁搬家一样，硬是把一个个构件完好无损给翻了过来。

2002年1月15日，阙构件的现场包装工作终于完成。看着一个个构件从泥土钻出来，再穿上美丽的保护服，一个一个装着构件的木箱摆放在探方里，静静等待着，等着把它带到一个能遮风挡雨，能够与人类对话的地方。

构件包装（完工照）

四、汉阙归属

自2001年6月乌杨阙构件被发现起，其归属就变成了一场“拉锯战”。重庆方面和忠县个别同志对汉阙的归属认识有着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角度和高度，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贯穿了整个发掘工作的始终。

按照市文化局给发掘单位的指示，市考古所在汉阙构件清理发掘、包装完成后，立即将其运往重庆。然而，乌杨阙的归属并不是这么简单就能解决的，一切的原因都因为它太珍贵。重庆唯一的一家国家级博物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落户重庆，就是为了将重庆三峡库区抢救发掘出土的文物精品、保护成果，向社会、向世界集中展示，乌杨阙无疑将成为其镇馆之宝。忠县原有丁房阙、无铭阙，乌杨阙若能留到县里，将进一步坐实“汉阙之乡”的美名，扩大忠县的影响。市、县两级的联系、沟通，从考古队与文管所，市考古所与县文化局，市文化局与县委县政府全方位展开。

2001年12月23日，市文物考古所袁东山队长向忠县文管所转达市文化局意见：在汉阙构件发掘工作结束时，在与忠县文管所办理阙构件的暂存、借用手续，双方签字后，立刻将所有阙构件运回重庆进行保护、研究。忠县文管所则建议市文化局王川平副局长或三峡办刘豫川主任最好来忠县，与县政府沟通、协商阙构件运往何处保存一事。

2002年1月6日上午，市文化局三峡办给工地打电话，了解汉阙构件发掘进度，询问阙体的重量、尺寸及何时能运回重庆。下午，乌杨镇将军村村主任一行到发掘工地，提出若考古单位要把汉阙构件从工地运走，是否考虑给村社一点补偿经费，毕竟汉阙是当地的宝贝。

1月8日下午，市文化局、市移民局，在忠县县委副书记、县文化局局长陪同下，到乌杨工地检查工作。市文化局王川平副局长一行对工地发掘、包装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要求工地不必受面积限制，尽量寻找阙构件，并强调与汉阙相关的花灯坟墓群的发掘工作要提前启动，以进一步确定汉阙的性质。临走时反复强调乌杨阙的搬运工作要加快，要确保安全。

市文化局王川平副局长一行检查工地

1月9日，市文化局三峡办电话通知考古工地：乌杨阙的包装、运输工作按原计划进行；包装完毕后，在考古现场与忠县文管所办理文物暂存、借调手续后，将乌杨阙运往重庆。

11日晚，忠县文管所电话告知考古队，忠县个别同志已通知县文化局负责乌杨阙的安全，并明确在重庆市政府关于汉阙运往重庆的批文下来前，乌杨阙暂时留在忠县，不宜运往重庆。

1月14日下午，市文化局三峡办刘豫川主任、市文物考古所邹后曦所长到达乌杨考古工地。现场了解发掘、包装的进展及吊装运输准备情况，明确汉阙起运、离开考古工地作为本阶段的最后工作。邹后曦本着对文物负责的态度，认为汉阙应尽快离开工地，完成本次考古使命。

当晚，刘豫川、邹后曦安排考古队本阶段的主要工作：加强考古工地文物安全，不得将汉阙擅自从工地运走，若出现强行运走的情况，以哄抢文物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待市文化局将市政府有关汉阙归属的批文转达到忠县，与县文物部门办理相关手续后，立即将汉阙运离工地；考古工地要与市考古所、市文化局保持密切联系，工作进展、动态、遇到的困难、面临的问题等随时向市文化局三峡办作出书面汇报。

1月18日上午，忠县文管所到乌杨考古工地，正式转达忠县方面对汉阙的有关决定：县里面已经下文，在得到市政府关于汉阙运往重庆的批文前，考古单位不得将汉阙从工地运走，县文化局委托县文管所协调。此行算忠县有关单位正式通知考古发掘单位，其书面通知随后送到考古队手中。

春节渐渐临近，而市政府的批文还未下达，等待变得越来越焦急。

1月31日，袁东山电话通知：请乌杨考古工地加强与当地派出所联系，务必安排好春节期间考古现场的值班工作，确保工地安全。第二天一早，我和曾先龙一同到乌杨镇派出所联系，希望当地公安机关配合考古工地的值班工作，确保春节期间工地文物安全，同时双方建立了安全联动机制。

2月22日，忠县文管所告知考古工地，忠县文管所已于当日接到重庆市文化局转甘宇平副市长对乌杨阙的批示，并已呈交相关县领导。

3月13日，忠县文化局、文管所与乌杨考古队就汉阙运离工地一事进行沟通。我说明乌杨阙的发掘、包装工作已于1月15日就全面完成，鉴于3月底的春雨即将来临，为避免汉阙构件再次淹没，应尽快搬离现场，并建议县文化局尽快拟定有关汉阙运离考古现场运往重庆的有关协议，并报县政府。

3月15日，邹后曦所长电话传达市文化局王川平副局长关于乌杨阙的几点指示：市文化局三峡办负责将《重庆市文化局关于将忠县乌杨阙搬至重庆三峡博物馆修复、展出的请示》及甘宇平副市长批示转发给忠县；市局与忠县相关协议书由忠县负责起草；市考古所负责在春汛来临前，将汉阙安全运输至重庆。

4月3日上午，在忠县移民工作汇报会上，王川平副局长指出：乌杨阙是全国保存得最好的一处汉阙，价值非常高，正因为如此，市文化局才决定将它搬运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展出。市文化局给市政府关于乌杨阙搬运至重庆三点意见的请示，已得到了市领导的批示，并已转到忠县，希望尽快落实。现在面临春汛，若不及时搬离，不仅之前的考古工作又得重来，更重要的是乌杨阙将面临再次淹没，再次受到损坏的风险。根据市政府于2001年出台的两个文件精神，三峡库区出土文物首先应满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请忠县允许市文化局将该阙运至重庆展出。

会上，甘宇平副市长指示，保护文物要顾全大局。乌杨阙是国宝级文物，市政府之所以同意市文化局的意见，理由有三：一是依法办事，国家博物馆需调重庆的文物，重庆一律放行，同样重庆需调忠县的文物也应该放行；二是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级博物馆，成立来之不易，是重庆的骄傲，应顾全大局，将乌杨阙在该馆展示；三是考虑到忠县的具体情况，复制品放在忠县是合情合理的。最后强调乌杨阙在运输途中不得损坏，要保护好。

当天下午，王川平副局长召集县文化局、文管所以及乌杨考古队开会，进一步落实甘宇平副市长指示。王川平强调今天上午的会上，市领导已将市政府批示乌杨阙运至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的三点理由给大家说清楚了，现在执行的是市政府文件。市文化局作为市政府职能部门，希望这次能解决乌杨阙问题；忠县尽快拟定相关协议书，三峡馆保证在开馆半年内将复制品在忠县白公祠安好。

4月中旬，关于乌杨阙运往重庆的相关协议终于签订。至此，乌杨阙何去何从才得最终以敲定。

五、汉阙进城

汉阙构件尽快搬离考古现场，避免再次被洪水淹没已刻不容缓。在阙构件包装工作启动的同时，其搬离方案就提上议事议程。现场如何吊装？运输车辆进出工地道路如何选择？走水路还是陆路？

2001年12月28日，乌杨考古队邀请吊车司机、船老板、施工队、生产队长等到现场踏查。考虑到汉阙出土地点往外的河滩乱石林立，急流汹涌，轮船无法实施安全吊装。大家一致认为汉阙构件用车辆运输，走陆路。吊装采用自重24吨、吊装起重能力16吨的吊车。工地便道选择车辆进出安全、道路修整相对容易的“大石盘”至“老峡嘴”路段。当晚，我将此情况向邹后曦所长进行了电话汇报，并得到批准。

拖吊军车

为了确保乌杨阙在吊装、运输工程中的安全，确保汉阙顺利运往重庆，特成立领导小组。市文化局三峡文物保护领导小组副组长（重庆市博物馆馆长）刘豫川任组长，坐镇忠县指挥；市文物考古所所长邹后曦担任现场总指挥，考古队队长袁东山、市博物馆保卫科科长陈杰峰任现场副指挥；我作为工地负责人负责具体实施，县文管所副所长曾先龙负责现场协调。领导小组考虑到汉阙构件运输途中的安全，决定运输汉阙构件的车队由10辆车子组成，市公安局警车负责开道，8部军车负责运输，另安排有1辆负责沿途清道、排危的车辆。每辆车配备三人，两名驾驶员、一名考古队随行人员。

2002年4月22日，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陆续二十几天的大雨戛然而止。清晨，邹后曦带领考古队一行早早来到考古现场“老峡嘴”。包装有汉阙构件的大大小小15个木箱，被淡淡晨雾所笼罩，静静的躺在一个个探方里，一条铺有石子的简易公路斜斜的通向江边的大石滩“大石盘”。

运输车队

8点左右，随着阵阵汽车的轰鸣声，考古现场热闹了起来。一辆辆草绿色的军车陆陆续续开到了江边的“大石盘”，一辆黄色的徐工牌起重吊车，拖着它沉重的身躯，缓缓朝着工地开来，男男女女，老老少，当地的村民三三两两、成群结对地来到工地。

一开始，装吊工作就不顺利。吊车在简易公路上没开几米，便熄火了，道路虽然铺了石子、石板，这之前断断续续近20天的大雨，让路基变得松软，车轮陷进去了。我急忙指挥民工，把事先准备好的石块、枕木，不断地往车轮前后塞垫。吊车重新发动，大家一起往前推，走走停停，就这样一点点往前挪，短短50多米的道路变得如此漫长。

吊车才前进了一半的路程，人却精疲力竭，肚子也咕咕响了起来，不知不觉一个上午就这样折腾过去了。我赶忙安排民工抓紧回家吃饭，考古队、驾驶员一行也趁机歇下来，喝喝水，吃着工地炊事员小刘送来的简易午餐。

午饭后，稍作休息，便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吊车重新发动，在邹后曦的带领下，不论是民工还是考古队员，塞的塞、推的推。下午3点左右，笨重的吊车终于走完了艰难的50米路程，到达了工地指定位置。

负责运输的军车发动了，从江边的大石盘向工地现场“老峡嘴”开来。真是好事多磨，“一波三折”。由于是空车、自重不够，加之路滑，遇到上坡，怎么也开不上来。邹后曦立马召集吊车、汽车司机、考古队员一起商量，最后决定运输车辆调个头，倒着往工地开，同时吊车勾住运输车辆尾部捆绑的钢缆，往前拖。这招果然奏效，很快第一辆运输车到达了工地现场，终于可以吊装了。

考虑到构件的重量，吊运时汉阙构件在空中保持平衡、匀速移动至关重要，一点也急不得，因此，吊装工作进行得较慢。

夕阳西下，天渐渐暗了下来。第一批阙构件终于装上车，由曾先龙随同开往忠县。从乌杨镇到忠县的沿途有几个岔路口，没有标识标牌，担心司机门走错路，第一辆带路的车每到一个路口都要停下来，等待后面的车辆。

一箱、两箱、三箱……吊装工作有条不紊的进行。天越来越黑，现场在七八只手电筒的照耀下，吊车伸出长臂，准确把装有阙构件的木箱抓住，在夜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然后稳稳的放到车内的垫木上……

夜色中吊装

夜越来越闷，闷得人心慌。隔一阵，隐约听道远处有雷声， “严大将军，你要保佑我们呀！”“老天爷千万不要下雨啊！” 大家心里默默的祈祷。

凌晨1点左右，闪电不时划破夜空，雷声也越来越近，天空时不时洒下几颗大的雨点，现场气氛变得紧张起来。我每隔一段时间就与曾先龙联系，询问“到哪里了？”“接到了几辆车？”“路上下雨了吗？”曾先龙答复车还在去忠县的途中，雨大得不得了，半夜三更没地方躲，只能待在车里。一旦有运阙车辆过来他就下车去招呼，由于雨来得突然，现在一身都湿透了，变成了落汤鸡。

大约凌晨2点，最后一个阙构件——重达5吨的主阙阙身刚刚吊装上了车，天突然就像垮了一样，狂风暴雨、电闪雷鸣。“汉阙真有灵性，就如同定海神针，一拔出就地动山摇”，“谢天谢地，如果今天不装吊完，汉阙就又要遭罪了！”

汽车在坑坑洼洼的土公路上颠簸而行，瓢泼大雨下个不停。车队前行得很缓慢，驾驶室、车厢内座满了随车的考古队员。突然李大地的手机响了，“大地怎么回事？四周黑漆漆的，我现在在哪里？怎么悬在空中哟？”袁东山惊讶地问道，我听懵了，然后才恍然大悟，原来车子座不下，袁东山自告奋勇要求坐吊车塔吊操作室，半夜醒来吓了一跳。

大约凌晨5点，运输车辆到达忠县县城。忙碌了一天一夜，大家都已筋疲力尽，急需找个地方休息。事情就是这么巧，忠县所有宾馆、招待所都没房间，一打听才知道这两天忠县开“三干会”，到处都住满了。怎么办？汉阙还要运到几百公里外的重庆，大家不休息可不行。邹后曦突然想到，北京大学考古系孙华老师在忠县哨棚嘴发掘，在县城边的粮站租有房子做工作站，是否有地方休息？他急忙电话与工作站联系，对方爽快答应下来了。运阙车辆开进北大忠县考古工作站，工作站腾出的房间也只能勉强够司机们休息。

运输途中

4月23日下午，运阙车队离开忠县浩浩荡荡开往重庆。每辆军车上配有一名考古队员负责联络和车辆引导。车队到达垫江收费站时，天已经黑了下来，天空又下起了雨。晚饭之后，车队继续前行。雨越下越大，能见度越来越低，车队原有的队形完全被打乱了，七零八落的。24日凌晨3点到5点，运阙车辆才陆陆续续到达指定地点——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乌杨阙从工地吊装到运往重庆，整整用了三天两夜。如今，它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得到修复保护后，已经向世人展示它迷人的风采。

室内整理-拓片

2021年10月16日，忠县举行了汉阙文化研讨会，全国各地知名文博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探讨汉阙文化。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动情地说道如今乌杨阙成为了三峡馆的展馆之宝，海内外无数游客慕名而来。它不仅是重庆人民的骄傲，更是忠县人民的荣耀。程武彦馆长的发言赢得了满堂掌声，经久不息。

六、汉阙复原

根据阙构件出土时的分布情况及构件特征，复原后的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

落架修复

主阙通高5.4米，由下至上分为阙座、阙身、阙楼、阙顶四大部分。阙座为长方形的子母联体座，中部有大、小两个卯眼。阙身由整石雕琢而成，高约2.9米，上下两个面均有阳榫，分别与下枋子层、阙基相接；正面和背面留有边框，左阙右侧面饰青龙图案，右阙左侧面饰白虎图案，背面上部雕饰一朱雀栖于如意斗拱上，下部为浮雕的铺首衔环。

阙楼由上下枋子层、扁石层组成。上下枋子层形制相似，平面呈“井”字形，长约0.9、宽0.65、高0.45米；下枋子层上下两面四个角均叠涩出枋头，底面中央有一卯眼，四隅透雕裸体力士（角神），正面上额线刻云龙纹样，枋柱间中央饰高浮雕铺首；左下枋子层正面枋柱两侧饰搏击图，背面中央雕饰一怪兽，前腿抓下枋柱作前扑状，两侧饰观望图；右侧面饰送行图；右下枋子层除正面有雕刻；上枋子层无榫眼，正面枋柱间雕饰一铺首，四隅透雕裸体力士，左枋子层正面铺首两侧饰习射图，背面中央饰高浮雕的鹰叼羊图案，两侧饰4人狩猎图；右枋子层正面铺首两侧饰人、三足鸟、九尾狐图案，背面两侧饰5人迎送图，右侧面刻饰献礼图。

扁石层为长方形，长0.90、宽0.66、高0.20米，正、背二面饰菱形纹，两侧面饰钱纹。

阙顶为重檐庑殿顶，由下檐、上檐和脊饰三层组成。长2.66、宽1.74、高0.66米。下檐檐石上刻出椽子、连檐、瓦当和瓦垅，椽子位于下檐石层的下部，正、背面各刻平出7条，呈扇形排列，两侧面各出椽5条（含2对角檐），角檐上雕饰1对缠蛇，蛇头含鼠，正面檐下左右各雕饰1金瓜；瓦当雕饰四瓣花蕊纹；檐面垂脊端头各饰3个瓦当。上檐瓦当均为素面，其垂脊端头各饰1瓦当。脊饰为平脊翘翼角，端头各饰4个瓦当，翘脊饰1个瓦当；残宽0.64、进深0.27、高0.42米。

子阙，高3.6米，由阙座、阙身和阙顶组成（未发现楼部构件）。

阙座与主阙阙座联为一体。阙身为上窄下宽的梯形，下长0.72、宽0.65～0.66、高1.65米；底面均有阳榫，除右侧面，其余三面均刻出边框。右阙身背面上部刻一朱雀。

重檐庑殿顶。阙顶雕饰两层连檐瓦当，檐下出椽。长1.18、宽1.52、高0.44米。

乌杨阙是什么时候的？

乌杨阙与忠县境内的邓家沱阙、无铭阙、丁房阙等三阙，有着共同的特征：楼部的双层枋子。而其他汉阙的相同部位则为斗栱与枋的组合，这种现象表明前者应是后者的退化形式，由此推断，忠县四阙在年代上均应晚于冯焕阙。其次，在乌杨阙与忠县境内的邓家沱阙、无铭阙、丁房阙左阙等三阙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乌杨阙去掉了下出檐及其下的楼部，子阙亦去掉楼部，显得更加合理简洁；主阙出檐外出更加明显，气势更为磅礴；阙身采用上窄下宽的梯形（侧脚式），阙基、身、枋子层结合部均采用榫卯结构，加强了构件之间的结合，整个结构更加稳定。通过以上比较，我们或可认为乌杨阙是忠县三阙的继承与发展，其年代也应稍晚。冯焕阙的阙主冯焕死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邓家沱阙年代约为东汉中晚期，严氏阙据考证为广汉属国都尉丁鲂所捐建，因此其年代应在丁鲂去世（151年）之前。乌杨阙在时代上比忠县三阙晚，将其年代定为东汉末期应是合理的。

那么，乌杨阙的主人是谁呢？

墓阙源自于宫殿、城垣的门阙，而门阙则有等级上的差异，《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何休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可见早在春秋时期，等级制度就已经在阙的形制上有明确的体现。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诩其功绩超越三皇五帝，在陵寝制度上也大加创新，不但在陵园大门两侧置阙，而且其规格也升级成三出阙。汉承秦制，三出阙继续保留，在汉景帝阳陵发现的陵阙即为三出阙。《汉书•霍光传》载：“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三出阙应为皇帝所专用，霍氏三出阙为僭越。而二出阙为二千石以上官员使用，单出阙则对应普通官员。因此，乌杨阙的阙主应属二千石以上的官员。

专家论证

东汉末、蜀汉时期的忠县地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应以严颜最为著名。严颜为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或称巴郡太守严颜，《华阳国志》巴郡士女目录注：“壮烈将军严颜，临江县人，明宦祀乡贤。严颜先事刘璋，被张飞生获，义之，引为宾客，后被刘备封为壮烈将军。”《三国志》记载：“刘璋使严颜守巴郡，为张飞所擒，欲降之。颜罔，有斩头将军，无降将军。飞怒，命斩之。颜从容曰砍头便砍头，何必怒耶。”

忠县相传，乌杨是巴郡太守严颜故里，镇东将军溪，溪旁将军村，就是为了纪念严颜而命名，正是我们发现石阙的地方。据宋人祝穆《方舆胜览》卷六一记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祠，东坡严颜碑诗注云，在忠州。”临江县即今忠县，其西南二十里就是今乌杨一带，可见至迟在北宋以前，乌阳镇一带就有严颜墓和祠堂存在。《蜀中名胜记》卷一九《上川东道•重庆府三》“忠州条”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碑及祠。……苏辙诗云：‘古碑残缺不可读，远人爱惜未思磨。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岁字已讹。……’” 严颜墓碑到宋代时文字已残缺不全，故苏徹才有这样的感叹。清《忠州直隶州志》录道光五年知州吴有篪《重修将军墓记》曰：“惟州南二十里将军溪有严将军墓在焉，溪以将军传。访诸父老，墓为前明尹刺使愉所修。今墓前石碣犹存，‘汉严’二字可考。或者严氏之祖若父葬于此，未可知也；或将军之子若孙奉衣冠葬于此，亦未可知也。……乾隆时有盗入墓窃瓦爵二，甫出墓而目失明。里人奇之，相与禁樵采。以故冢荒而盗不敢入。”记中的“石碣”可能与石阙有关，“汉严”与严颜家族有联系，吴有篪这篇碑记证明至少从明代开始，就盛行严颜葬于乌杨将军溪旁的说法，还进一步推测了乌杨可能有严氏家族墓地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