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巴郡朐忍令广汉景云”碑（以下简称为景云碑）2004年出土于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1]，是三峡地区汉代考古的代表性发现之一，也曾引起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其中对碑额画像的定名与寓意仍存在较大争议，本文结合川渝地区汉代画像的相关发现，在对画像进行更为准确的辨识基础之上，尝试从整体的角度解释景云碑碑额的3幅画像，并对其所蕴含的汉代升天思想进行讨论，以求证于方家。
一、画像的辨识与寓意
景云碑碑额画像共3幅，按照原报告的定名，中部为妇人掩门，两侧分别为金乌和玉兔[2]（图一）。以下逐幅辨识。
图一 景云碑碑额画像
1. 妇人掩门
该幅画像先后有“西王母石室”[3]、“天门”[4]、“妇人（仙人）启门”[5]等定名，几位学者在研究该画像时都十分正确地注意到了其与西王母联系紧密这一重要线索，信立祥先生在解读四川雅安高颐阙上的相近画像时也认为其“描绘的应是西王母的使者迎请阙主即高颐夫妇升仙的场面”[6]。这类形象在川渝地区的汉代画像中其实并不少见，以画像石棺为例，比较清楚的就有四川省芦山县王晖石棺[7]、荥经县陶家拐砖室墓石棺[8]、南溪县长顺坡3号石棺[9]、合江县5号和6号石棺[10]、重庆市璧山县棺山坡3号墓石棺等[11]。其中南溪县三号石棺侧面画像展现的是墓主拜谒西王母的情形，画面正中即是一半开的门，墓主人跨过该门即可见到西王母（图二，1）；荥经县石棺左侧中部亦是掩门图，门的左侧应为墓主夫妇，二人呈亲密状、依依作别，门的另外一侧即为西王母（图二，2）。以上材料至少说明，该门应该是凡人见到神灵之前的最后关口。
图二 掩门图画像
需要进一步明确的是，虽然都跟升天有密切的关系，但这道半开的门应该不是我们所熟知的“天门”。在重庆巫山县出土有较多的鎏金铜牌饰，表面多见有线刻的双阙图，中部可明确见有“天门”的题记[12]；在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的左侧面同样可以见到双阙之间的 “天门”榜题[13]，因此说双阙才应该是寓意“天门”的所在[14]。
掩门图既然不是“天门”，那这幅图景当然值得做进一步探讨。就目前的发现来看，掩门图既可以像在景云碑和王晖石棺上单独表现，也可以像四川合江5、6号石棺一样连同其所在的楼阁一同表现（图三，1）。同样出土于合江县的15号石棺[15]，更加直观的说明了掩门、楼阁、双阙（天门）三者之间的关系——掩门居于楼阁下层中部，而楼阁位于双阙之间（图三，2），这一图像即告知我们楼阁应是天门以内的仙界建筑。重庆璧山县棺山坡3号石棺两端的画像则更能说明问题，其中一端的双阙图像之内即是重檐楼阁，画工在构图时将楼阁的位置略高于双阙，即是利用视觉差更加生动地表明楼阁位于双阙（天门）以内，其寓意即是墓主人即将跨越天门进入仙界，而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楼阁也近在咫尺（图三，3）。石棺的后端则由掩门图、鸟啄鱼、西王母组成，三幅图像同样是利用视觉差分别表现门、门外与门内的情形，掩门图的门楣处则刻画出“胜”纹，《山海经·西山经》：“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齿而擅啸，蓬发戴胜”，一般认为，“胜”即是西王母及其仙界的象征符号[16]；门内为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之上；门外则是鸟啄鱼，《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名曰胜遇，是食鱼”，其表现的正是西王母所在仙境的景象（图三，4）。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发现与文字记载相左的是[17]，这一时期人们以画像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西王母居所并不是石室而是楼阁[18]，掩门图其实即是该楼阁的入口。而掩门图的频繁出现，正是“启门”这种方式以静制动地寓意西王母对墓主人的接纳。
图三 川渝汉代石棺画像
2. 玉兔
与之相近的还有“月兔”说[19]，孙华和曾繁模二位先生均持不同意见，分别认为其应是羽人[20]和持仙药仙人[21]，我们认为后者相对更加准确。若从形象上观察，该幅画像的特点为头扎双环髻、裸身站立、双手前伸且右手中捧丸，该幅画像其实在四川合江县张家沟石棺[22]和南溪县长顺坡4号石棺[23]画像中可见到与之几乎完全相同的形象（图四）。值得注意的是，该画像在两具石棺中均与西王母的关系十分密切，其中以长顺坡4号石棺侧面中段画像最能说明问题：正中西王母端坐于龙虎座，龙虎座后左侧站立一人与西王母相对，应为墓主人；龙虎座右侧站立一人，头戴进贤冠，此人应为将墓主由天门带至西王母处的大司，其后为瑞兽，或为天禄；龙虎座左侧一人头扎髻、裸身站立、左手前伸，手中捧物即应是不死之药。汉代人类追求升天不死，“葆长命兮寿万年”[24]即是这一思想的真实反映。据《淮南子•览冥训》：“羿请不死之药於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西王母之所以得到汉代人类的追捧，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其手握不死之药。由此不难发现，该石棺画像所表现的不仅是墓主人拜谒西王母的景象，同时也通过左侧裸身女性将“不死之药”交予墓主人来表达升天成功的寓意。因此准确的说，原报告中所说的“玉兔”画像应为持“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侍女。
图四 西王母及侍女画像
3. 金乌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日乌”说[25]，曾繁模撰文将其定名为“凤鸟”，并认为其是仙境的象征，也是仙界祥瑞氛围的代表性物象[26]。结合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前端 “□（凤）鸟”榜题的画像[27]，二者在形象上十分接近——均表现为单腿站立、尾部向下、双翅上扬，因此此说应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至于其寓意，如果结合川渝地区的汉代画像来看，凤鸟在很多情况下不仅仅只是仙界祥瑞的象征。四川长宁七个洞7号崖墓[28]左侧崖棺画像即是很明确的一例（图五），在该画像中升天墓主与楼阁（西王母居所）之间可见有凤鸟一只，其所表现的正是凤鸟导引墓主去拜见西王母的情形；除以上例子之外，凤鸟导引升天的表现方式尚可见有两种：一是川渝地区常见的凤阙画像，双阙（天门）顶部各立一只凤鸟以导引升天者跨过天门继续前行；第二种情况见于前文提到的四川南溪长顺坡3号石棺，凤鸟飞翔于升天队伍之上起导引之意。此外，在这一时期的铜镜上“凤鸟下，见神人”[29]、“凤凰舞兮见伸仙”[30]的铭文，似乎也暗示了凤鸟在升天过程中通达神灵的媒介作用。再结合前文中对其余两幅画像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景云碑上的凤鸟画像也应当是与西王母密切相关的，因此其在景云碑中不仅仅只是一种仙界的象征，而是作为升天环节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图五 四川长宁七个洞7号崖墓左侧崖棺侧面画像
二、画像的布局与解释
画像作为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虽然有形象生动的优势，但也注定了其与文字相比在严谨性和统一性上相对缺失，受制作者的喜好、技艺乃至主观认识等因素的制约，即使相同的画像在不同条件下的表现手法、位置甚至寓意都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为最大程度上的避免个体偏差，我们尝试从画像整体布局的角度去解释画像。
从整体上看，景云碑碑额的3幅画像在布局上处于一列，虽呈阶梯状分布显得各自独立，但我们若以由右至左的方式来观察，结合前文对各画像的辨识，三者其实可关联为一个整体。右侧的凤鸟作用即是导引升天，也是制作者所意图表现的升天过程的开端；中部的西王母居所入口则是以半开门的形式寓意神灵的接纳；左侧的侍女画像则以给予“不死之药”的方式来表达升天的成功。这3幅画像不仅仅以升天为核心内容，更是通过导引升天、神灵接纳、完成升天这三个环节来向我们展现出一个相对完整的升天程序，3幅画像在景云碑碑额上呈阶梯状的布局，或许刚好就是与这三个环节的相互印证（图一，2）。我们知道，景云碑是朐忍令雍陟为其前任景云所立的德政碑[31]，立碑者在通过碑文寄托对景云英年早逝的哀思之外，同时以碑额的3幅画像来寓意升天，来表达对逝者的美好祝愿。
需要补充的是，仅仅这三个环节并不可能涵盖整个升天过程，在前面对掩门图与天门关系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这其实表现的只是进入天门之后的图景。即便如此，与川渝地区其他相似主题的画像相比，景云碑碑额的3幅画像即不表现天界入口——天门，也未表现出主神——西王母，所选择的三个个体虽均与升天密切相关，但皆非主角，这或许是对这一时期人类升天学说的另一种凝练化的表现。
三、关于升天过程的讨论
通过对景云碑碑额的3幅画像的解释，我们发现其在表现升天主题的同时，亦揭示了升天的一部分过程，而这一过程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画像佐证，却十分复杂而难以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下面我们仅就个别问题管窥一二。
首先要明确的是文献记载多次提及的昆仑山和天门。《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信立祥先生认为因后羿曾到昆仑山向西王母求得不死之药，故汉代人类普遍相信西王母居所即在昆仑山[32]。目前对天门的认识是比较清楚的，《神异经·西北荒经》：“西北荒中有二金阙，高百丈，金阙银盘，圆五十丈。二阙相去百丈，上有明月珠，径三丈，光照千里。中有金阶，西北入两阙中，名曰天门”，《淮南子·原道训》：“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高诱注：“阊阖，始升天之门也。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天门应该是天界的入口。至于二者的关系，《论衡·道虚篇》：“如天之门在西北，升天之人，宜从昆仑上”，间接说明在升天过程中需要先翻越昆仑山才能到达天门。四川彭山3号石棺画像更是这一过程的直观反映[33]。该石棺画像共4幅，其中，左侧为车马出行图，前有两辆轺车一前一后，后为两骑吏并列，这幅画像表现的即是墓主乘车开始升天的场景（图六，1）；后端画像主体为一仙山，山上站立一只天马，独角、双翅，其寓意应与凤鸟一样导引升天（图六，2）；右侧画像则为三座平顶仙山应该就是昆仑山的三重境界——“昆仑之丘” “凉风之山” “县圃”，其寓意就是指墓主正在翻越昆仑山（图六，3）；前端则为双阙，即指墓主翻越昆仑山后终见天门（图六，4），而天门之内才是“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为太帝之居”[34]的最高境界。
图六 四川彭山3号石棺画像拓本
根据以上材料，我们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人类所认识的升天是从昆仑山开始的，而昆仑山“方八百里，高万仞。……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35]，必须要有天禄等瑞兽的导引才能翻越；翻越昆仑山的过程亦非坦途，而是要经过三重境界的种种考验才能达到天界的入口——天门。天门当然不是终点，如果说景云碑碑额的3幅画像是对进入天门后升天图景的一种凝练式地表达，而在川渝地区的汉代石棺画像中对这一过程的表现则一般从天门图开始。四川郫县新胜1号墓[36]石棺后端画像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图七，1），在该幅画像中，双阙（天门）之间站立一人，戴冠、着长袍、躬身、执笏，其应是主守天门的大司，与《楚辞》中记载的“大司命”有相同之处[37]，大司看守天门的作用自然是阻隔凡人，而在画像中大司被表现得躬身执笏、彬彬有礼，即是表达对墓主的欢迎之意，也就等于墓主已经可以通过天门。在前面已经论述过，通过天门之后的目的地应当就是神灵的居所，并且这一居所往往被掩门图所代替，掩门图的开启即是寓意对墓主的接纳。至于墓主进入门内拜见西王母的情景，在四川南溪长顺坡3和4号石棺、郫县新胜2号墓[38]2号石棺侧面和4号石棺端面均有表现，特别是郫县的两具石棺画像更是包含了与西王母关系密切的蟾蜍、九尾狐、三足乌等瑞兽（图七，2），长顺坡4号石棺则是直截了当的以侍女捧出“不死之药”的方式表达墓主即将服用不死之药而升天。
图七 四川郫县新胜出土石棺画像
综上所述，我们或许可以就这一时期人类所理解的升天过程作以下小结：升天首先从昆仑山开始，翻越昆仑山需要天禄等瑞兽的导引，而且还要经受三重境界的考验才能到达天门；天门是天界入口，必须得到天门看守者“大司”的认可和凤鸟的导引方可继续前进；进入天门后的目的地当然是神灵的居所，在居所里通过拜谒神灵获赐不死之药而最终才能升天。
注释：
[1] 重庆市文物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晋朐忍城多年发掘屡结硕果——专家谈重庆市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发掘的意义》，《中国文物报》2005年3月23日第4版。
[2]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阳县文物管理所：《重庆云阳旧县坪台基建筑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1期。
[3] 程地宇：《<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4] 孙华：《汉朐忍令景云碑考释补遗》，《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4期。
[5] 曾繁模：《景云碑额图像考》，《长江文明》第五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6]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314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7] 仁乃强：《芦山新出土汉石图考》，《康导月刊》第四卷六、七期13页，1942年。转引自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65页，巴蜀书社，2002年。
[8] 李晓鸥：《四川荥经发现东汉石棺画像》，《考古与文物》1988年2期。
[9] 崔陈：《宜宾地区出土汉代画像石棺》，《考古与文物》1991年1期。
[10] 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343、345页，三晋出版社，2011年。
[11] 范鹏、邹后曦、李大地：《重庆璧山汉代石棺的发现及相关认识》，《四川文物》2012年6期。
[12] 重庆巫山县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重庆巫山县东汉鎏金铜牌饰的发现与研究》，《考古》1998年12期。
[13] 内江市文管所、简阳县文化馆：《四川简阳县鬼头山东汉崖墓》，《文物》1991年3期；雷建金：《简阳县鬼头山发现榜题画像石棺》，《四川文物》1988年6期。
[14] 袁曙光、赵殿增：《四川门阙类画像砖研究》，《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第181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
[15] 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348页，三晋出版社，2011年。
[16] 罗二虎：《长宁七个洞崖墓群汉画像研究》，《考古学报》2005年3期。
[17] 《汉书·地理志》：“临羌西北塞上有西王母石室”；《论衡·恢国篇》：“金城塞外羌良愿等献其鱼盐之地，愿内属汉，遂得西王母石室，因为西海郡”。
[18] 在四川省荥经县石棺侧面画像中即可见到西王母居住与楼阁以内。可参见李晓鸥：《四川荥经发现东汉石棺画像》，《考古与文物》1988年2期。
[19] 程地宇：《<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20] 孙华：《汉朐忍令景云碑考释补遗》，《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4期。
[21] 曾繁模：《景云碑额图像考》，《长江文明》第五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22] 高文、高成英：《四川出土的十一具汉代画像石棺图释》，《四川文物》1988年3期。
[23] 高文：《中国画像石棺全集》，第285页，三晋出版社，2011年。
[24] 程林泉、韩国河：《长安汉镜》，第144页，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25] 程地宇：《<汉巴郡朐忍令景云碑>考释》，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5期。
[26] 曾繁模：《景云碑额图像考》，《长江文明》第五辑，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
[27] 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71页，巴蜀书社，2002年。
[28]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八级实习队、长宁县文化馆：《四川长宁“七个洞”东汉纪年画像崖墓》，《考古与文物》，1985年5期。
[29] 孔祥星、刘一曼：《中国古代铜镜》，第77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
[3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洛阳西郊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3年2期。
[31] 孙华：《汉朐忍令景云碑考释补遗》，《中国历史文物》2008年4期。
[32] 信立祥：《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第146页，文物出版社，2000年。
[33] 高文、高成刚：《中国画像石棺艺术》，第60～63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罗二虎：《汉代画像石棺》，第50～52页，巴蜀书社，2002年。
[34] 何宁撰：《淮南子集释》，第328页，中华书局1998年。
[35] 袁珂：《山海经校注》，第345页，巴蜀书社，1993年。
[36] 李复华、郭子游：《郫县出土东汉画象石棺图象略说》，《文物》1975年8期。
[37] 赵殿增、袁曙光：《“天门考”兼论四川汉画像砖（石）的组合与主题》，《四川文物》1990年6期。
[38] 四川省博物馆、郫县文化馆：《四川郫县东汉砖墓的石棺画象》，《考古》1979年6期。
本文原刊于2021年出版的《重庆文物考古论文集》第一辑。
作者：范鹏 邹后曦 李大地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