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重庆城有四次重要的筑城活动，每次筑城都使其城市形态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早期的秦汉江州城因文献散佚，“顾自昔经始之贤，与其垂远之绩，蜀汉而前，茫焉邈已”[1]，除东汉间城址从渝中半岛短暂移至江北咀这一变动外[2]，城市形态的要素构成及其分布，很难通过只言片语的记载予以揭示。“史牒可考，名由较著者，则蜀诸葛相时都护李严尝大城。”[3]蜀汉大城周回十六里，内含郡城、县城、仓城三个子城，造苍龙、白虎两门[4]，城市形态的地理信息虽然较之前有所丰富，仍失之过简，存在不少难以复原的盲点。如果说明初戴鼎奠定重庆九开八闭城门体系的筑城及后来的发展情况，因丰富的文献记载和比较稳定的形态延续而得以较清晰地呈现，那么介于前后之间的南宋彭大雅所筑城，则以相对有限的文献记载和考古成果、与晚近形态存在一定沿承等因素，使宋元间重庆城市形态的若干情况显得似明似暗、歧说纷纭。

古代城市形态是历史城市地理和城市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以古代城市物质空间的外部轮廓和内部结构及其构成要素的空间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历史复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演化过程中的社会、人文和环境因素。从材料获取和研究策略来看，无论全国、区域范围还是个案城市的研究，应从材料较丰富的晚近时期逐步上溯，首要分析城市中延续时段较长的基本要素的演化情况，以逐步增进对城市形态发展历程的整体认识。[5]就古代重庆城市形态的研究而言，明清时期的情况已有比较丰富的材料，基本要素的复原不存在太大困难，研究重心可以放在各要素的空间关系及其影响因素上。以此上溯，南宋彭大雅所筑城虽然缺乏完整复原的条件，但较之更早时期已具备了进一步讨论的基础和引伸的空间。同时，宋末重庆城的大幅变动对近世以来重庆城市形态的发展产生了奠基性的影响，对相关情况进行细致考察也具有溯源意义上的重要性。进一步从材料现状来看，在宋末重庆城的各要素中，关于城门的直接和关联记载相对其他要素更丰富，而城门作为古代城市出入交通的地理节点，往往与众多其他要素存在紧密的空间关联。有鉴于此，本文通过解读一些尚未被重视的文献，结合近年公布的考古成果和重庆旧城的地形条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对宋末重庆城门的数量、方位、功能和相关的城市地理问题提供一些新的分析，以期推动古代重庆城市形态的进一步研究。 

城市是一个地域综合体，在社会关系、人文观念和地理环境的作用下，构成其物质空间的各个要素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与其他要素存在着形式各样、程度不一的互动联系。古代城市形态的要素组合的空间关系（要素间的相互作用和组织形式），即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对象，也是复原过程中值得展开的考察视角。本文注重将城市要素相互的空间关系作为考察视角的研究方法，即在城门复原的过程中，横向分析一些城门与城墙、街道、衙署、军营、粮仓、码头等关联要素潜在的空间关系，以此作为城门复原的重要佐证，同时努力引申出关联要素的更多面貌，增进对城市形态的整体认识。

 02 

文献中的宋元城门

重庆九开八闭城门体系奠定于明初的戴鼎筑城，最早的相关记载出自正德《四川志·重庆府》：

十七座城门中，朝天、东水、太平、出奇、金子、南纪、通远、临江、千厮九门为开门，其他八门为闭门。此后虽有一些名号的变动，如福（复）星改为西水、出奇改为储奇，金子改为金紫、仁和改为人和、大安改为太安，但城门的数量、位置、功能（开闭）已定型，直至民国建市扩城。[7]相较之下，关于南宋城门的史料就远没那么丰富了，前人在史籍中只找到太平门、千斯门、洪崖门、镇西门、薰风门的直接记载[8]，其中前三者的名号与明清相同。

私家笔记对彭大雅所筑城的城门数量有一个“四门”的说法。宋元之际的邵桂予《雪舟脞语》曰： 

元人吴莱《三朝野史》也如是记载，文字与上同。[10]彭伯通最早对南宋五门进行了定位分析，认为洪崖、千厮二门与明清同，薰风门可能为明清东水门，镇西门应该不出于明清通远门区域之外。对于文献中城门数量的差异，彭伯通谈到：“究竟是彭大雅所筑城不止四门而记载中只提到其中四门，或是以后又有增辟，就不可考了。[11]”董其祥以正史记有薰风门（南）、千斯门（东）、洪崖门（北）、镇西门（西），“与彭大雅所筑的四门相符，可知宋代重庆城为四门”[12]，但没有提及太平门，也没有分析它们与明清城门的演化关系。唐冶泽提出了薰风门很可能是明清南纪门、洪崖门当时应该是开门的观点[13]，等于将南宋五门全断为开门。蓝勇、彭学斌认为虽然文献所记南宋有五门，但不能简单否定四门说，进而根据各门的方位和功能判断：洪崖门应该与明清相承为闭门，东侧薰风门为明清朝天门，西侧镇西门在明清临江门—较场口—南纪门一线上（具体位置待考），南侧太平门和北侧千斯门与明清同，并推测明中叶后通远门的位置可能有变动。[14]其实对于南宋只有四门的说法，明人曹汴在《重庆府城垣记》中曾有过肯定：“迨宋嘉熙，则制置彭大雅复因其址，大兴城筑。后蜀扰，民竟赖城以全。然其时门才四耳。至我明初，则卫使戴鼎重新，盖增其门至十有七。”[15]以此为据，孙华和陈元棪也都认为南宋重庆城只有四门，只是限于论题，没有展开城门的定位分析。[16]另外，近来有学者提出南宋重庆城已有九开门[17]，但缺乏基本的史料依据和严密的论证过程，不足成论。

从以往研究来看，大家虽然在南宋五门的方位即与明清城门的演化关系上有所分歧，但大多认定了四开门之说，除唐冶泽判断南宋洪崖门为开门外，大多认为南宋洪崖门与明清相承为闭门。为此笔者先分析几则以往被忽略的史料，对宋元间可能存在的城门数量提出一些新的看法，然后再结合其他依据进一步考察南宋城门的分布情况。 

首先，文献直接记载的南宋城门不止五座，还有金汤门。据《永乐大典》引《绍庆志》载：

这里的《绍庆志》即《绍庆府志》[19]，彭水在南宋绍定元年升为绍庆府，元代因循，明洪武四年以县属涪州[20]，而《永乐大典》中另一条《绍庆志》引文有元代纪事[21]，可见此志编于元代。《绍庆志》的史料来源不会晚于宋元时期，又是官修志书，文中关于仓储的内容在其他文献和考古发掘中也可佐证（见后），金汤门的记载应该是可信的。

再者，从明人的记载可以判断，明代以前还存在另外三座城门。首先是朝天门，《明太祖实录》卷66（洪武四年六月癸卯）载：

中山候汤和至重庆，会德庆候廖永忠，以兵驻朝天门外。是日，明升面缚啣璧，与母彭氏及其右丞刘仁等，奉表诣军门降。”[22]

汤和、廖永忠是在洪武四年的平夏之役中兵临朝天门，而戴鼎在洪武六年出任重庆卫指挥后才开始筑城，说明朝天门在明代以前就已存在。同样的记载还出现在《平夏录》、《国朝典汇》、《明史纪事本末》等众多文献中，可谓毋庸置疑。进一步上溯，元代的文献也可佐证当时存在朝天门。据《经世大典·站赤》记载，自成都达江陵的水驿中，重庆设有“朝天站”。[23]我们知道明清时重庆设有朝天驿，早期的驿站就在朝天门内，显然这个驿名是傍朝天门而来。结合前引《明实录》的记载，可以判断元代的“朝天站”应该也是因朝天门而得名，所以至迟元代已存在朝天门了。要特别指出的是，目前市面上众多介绍老重庆的书籍认为朝天门是戴鼎筑城后才得名，这一点以后需要纠正，同样，朝天门因面朝明初的都城南京而得名的流行说法也站不住脚了。[24]

另两座应该早于明代出现的城门是通远门和南纪门。《明太祖实录》卷86（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载：

改重庆守御千户所为重庆卫。初，巴县王立保作乱，称应天大将军，烧佛图关，犯通远、南纪二门，千户左辅击走之。至是，立卫治，命指挥戴鼎守之。[25]

又雍正《四川通志·土司》载：

这样看来，在平定王立保及周边其他土酋之乱后，戴鼎才出任改设的重庆卫指挥，而在其筑城前就已经有了通远门、南纪门的名字。如果说雍正《四川通志》还可能掺入晚近的信息，而《明实录》是时人记时事，可信度是没问题的。

由此可知，在南宋彭大雅筑城后至明初戴鼎筑城前，除了太平门、千厮门、洪崖门、镇西门、薰风门、金汤门外，至少还存在朝天门、通远门、南纪门，共有九座城门的名号。虽然前六座与后三座见载于不同时期，之间还可能存在演化关系，但即便搁置具体的演化论证，以最保守的方式估计，将洪崖门、金汤门断为闭门，镇西门演化为通远门，薰风门演化为朝天门或南纪门，宋元间的开门数量也至少有五座，并存一时的城门名号至少有七个，这意味着主流的南宋“四门”说直接被突破。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推断若只用于元代，当没有障碍，要上推至南宋，还必须面临一个前提性的问题，即元代重庆是否存在筑城活动？的确，如果元代重庆曾有过明显的筑城，城门的数量、位置、功能便存在变动的可能，这样的话上述城门信息最多只能反映元代的情况，而无法上推至南宋。

从文献的角度，自南宋彭大雅筑城后至明初戴鼎筑城前，确实没有发现重庆筑城的直接记载，按此逻辑，至少城墙和城门的形态是稳定沿承的。不过历史记载永远是残缺的，因漏记、隐晦、散佚而不传于世的情况也是普遍现象。因此除了文献依据，要让论证的角度更全面、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我们还需要结合元朝在四川所实施的筑城政策的历史背景予以检视。

元世祖忽必烈在统一战争结束后，为削弱新统治地区的防御能力，曾下令拆毁南方地区的城池，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元朝对中原地区的城池也采取了任其毁坏的政策，并制定了严禁修筑城池的法律。[27]不过，终元一代的筑城政策并非完全是消极的，因不同原因，具体操作存在时间和地区的差异。在元初与南宋的对抗过程中，因军事需要，元朝曾修筑了江淮一带和四川、甘肃边境地区的一些重要城池。同样，元初以来在与西北诸王的征战中，北方和西北沿边地区也修筑了一些城池。攻灭南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除了都城和个别边疆城池的修筑，元朝在内地实施了禁止筑城的政策。直至元末，随着农民起义的风起云涌，元朝开始下令全国普遍筑城，但受到战乱的影响，筑城范围远未遍及全国，主要集中在波及较大的江西行省、江浙行省、中书省和陕西行省。[28]

从四川的情况来看，在与南宋交战期间，随着战略意图的调整，蒙元曾修复过一些占领的治城，也在军事前线上抢筑过一些控扼性质的堡寨。[29]但在彻底占领四川后，元朝为巩固统治，实施了与其他南方地区同样的毁城政策。至正十五年三月，忽必烈“命塔海毁夔州城壁”[30]，八月“川蜀悉平，城邑山寨洞穴凡八十三，其渠州礼义城等处凡三十三所，宜以兵镇守，余悉撤毁。”[31]此后直至元末，四川仅见叙州迁治时拟有筑城（嘉靖《四川总志·叙州府》载：“宋末，元兵入蜀，安抚郭汉杰移治登高山。元至元中，废山城，復城于三江口，即今地也”）[32]，其他再无相关事迹显示。由此可知，四川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在元朝统治期间也实施了消极的筑城政策，而曾在战争中让元军“攻之四十三年，因其内变而始附”[33]的山城重庆，拟应不会出乎例外。与此相应的是，元人的文学作品对重庆城池的印象仍停留在彭大雅筑城的历史记忆中。如范椁《赠方永叔往教重庆路》曰：“渝州古雄城，彭君旧建旌。至今江石上，犹有古时名。”[34]袁桷《渝州老人歌》也有“渝州太守筑城瞰江坚且牢”、“忆昔彭太守，晚得一州大如斗”等句。[35]

这里还需要分析下明夏的情况。元末明玉珍入川后基本延续了消极的筑城政策，在占领四川的过程中甚至还摧毁过一些城池（如乾隆《直隶泸州志·城池》记泸州宋城“元末兵毁”）[36]，明显的筑城活动仅见于北路的保宁府（雍正《四川通志·城池》记保宁府“元末明玉珍重筑，仍土城”）[37]，正史和方志中仍不见重庆城池的相关信息。不过在记述明末四川战乱的佚名撰野史《蜀记》中有如下内容：

引文说明玉珍在重庆称帝后，曾补修过重庆的垛墙，后被明末孙可望部大西军摧毁。然而稍一推敲，有明显不合史实之处。据文献记载，明代重庆曾有过两次明显的筑城活动，第一次是明初重庆卫指挥戴鼎主持的大规模筑城，第二次是隆庆间川东兵备道王乾章主持的修复工程。对于隆庆间的整治成果，曹汴《重庆府城垣记》谈到：

显然，明末重庆的城墙形态是隆庆间这次修复的成果，墙垣雉堞都得到了加固，即便没有这次修复，明初戴鼎筑城时也对城墙形态进行了改造，所以孙可望推倒的垛墙不可能是明夏时期的遗迹。而其他相关文献如《滇客述》、《荒书》等都只述孙可望毁城事，未提及明夏筑城[40]，可见《蜀记》这则内容并不可靠。退一步说，即便明夏曾加砌过垛墙，也是基于原址的补修，不会影响到城门分布和城池范围的基本情况。

经上分析，我们基本可以判断，元代及明夏时期的重庆应该没有明显的筑城活动，这意味着从南宋彭大雅筑城后至明初戴鼎筑城前，至少重庆城的城墙和城门的形态是比较稳定的（除了自然和人为的毁坏），这是我们展开进一步论证的前提。这样的话，明代以前出现的朝天门、通远门、南纪门，不仅可以反映元代城门的情况，除了名号这个变数，三者的城门实体是可以上推至南宋的，即南宋时朝天门、南纪门、通远门所在区域应该就有城门了。

据《元史·汪惟正传》载：

又《元资德大夫、中书左丞行陕西四川中书省汪惟正神道碑》载：

可以看到，在两川行枢密院联合对重庆发起的围攻中，被忽必烈寄以厚望的东川总帅汪惟正出奇兵攻打了洪崖门，并俘获了宋方一位守将。统制是宋方的军职名，为都统司下军一级的长官，何统制即一位何姓的长官（《新元史》记为“获宋将何世贤”[44]）。城门之所以在战争中成为进攻的重要目标，是因为城门是城墙包裹的封闭城池的出入口，也就是城防的薄弱处和突破口。从攻守双方的投入来看，当时洪崖门应该是个开门，这样才具备军事争夺的意义，如果是闭门，双方就没有在此大打出手的必要了。可以参见的是，在明清关于重庆的诸多战事中，所涉城门全为开门，尚未发现一例攻打闭门的记载。而对照正史中其他几座南宋城门的记载，与洪崖门如出一辙，都是出于军事活动的语境。如《元史·石抹按只传》载：“不老乘夜袭宋军，直抵重庆城下，攻千斯门，宋军惊溃，溺死者众，生擒三十余人，获其旗帜甲仗以献”；“十五年，复攻重庆太平门，不老先登，杀其守陴卒数十人。”[45]又《宋史·张珏传》载：“珏率兵出薰风门，与大将也速答儿战于扶桑坝，诸将从其后合击之，珏兵大溃。城中粮尽，赵安以书说珏降，不听，安乃与帐下韩忠显夜开镇西门降。”[46]所以，抛开先入为主的闭门成见，从文献记述的语境来看，南宋洪崖门应该与其他几座城门一样，也是开门。

实际上出于各种原因，城门辟塞开闭的变动在古代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可以找到大量事例。以附近的城市为例，如乾隆《合州志·城池》载：“明天顺七年知州唐珣新筑……门十二……弘治十四年，民居罹火，延烧三门城楼……嘉靖十六年，同知黎一夔以学宫前不宜洩气，塞觐德门，并新开二门。四十一年，堪舆家言，瑞应门州城来脉，开则碍风水，知州唐宗元塞之，止存九门……后复开小南、瑞应二门，为十一门。”[47]又光绪《永川县志·城门》载：“旧制东曰任惠，西曰义正（此门乾隆间已废）……西南曰文明（康熙辛未知县萧何复封闭，乾隆三十年知县张宗文复开，今呼为三元门），北曰龙光（古制封闭，今复开）。”[48]因此，如果不考虑具体的历史语境，仅以城门晚近的功能去简单地断定其早期的功能，可能会出现不小的偏差。

南宋薰风门的位置与重庆城的轴线

关于南宋薰风门的定位即与明清城门的演化关系，目前有朝天门、东水门、南纪门三种观点。

持朝天门说者主要以南宋“四门”说为前提，在北侧千斯门、南侧太平门、西侧镇西门三个方位已经确定的情况下，以方志记载张珏出薰风门迎战元军的扶桑坝在城东，正好朝天门至东水门间的江岸在枯水期有个月亮碛，鉴于朝天门两江枢纽的交通区位，判断南宋时这里也该有座城门。前文已经论证，朝天门在元代就已存在，其城门实体可上推至南宋。但南宋“四门”说并不足信，在南宋城门的数量具有一定开放性的情况下，仅以扶桑坝在城东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证明薰风门就在朝天门这个方位。如持东水门说者就可以强调，从纯粹的方位来看，东水门更靠东（朝天门更偏北），城门正对月亮碛，更有可能是薰风门演化而来。

目前仅唐冶泽持南纪门说，主要理由为：（一）从“薰风”这个名字来看，此门一定在城南，因为薰风就是南风，典出《孔子家语》引相传由舜作的诗歌《南风》：“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温兮；南风之时兮，可以埠民之财兮。”（二）重庆旧城南侧只有储奇、金紫、南纪三座开门，薰风门必是其中之一。（三）张珏出薰风门迎战元军的扶桑坝必有相当面积以供双方会战，目前只有南纪门外的珊瑚坝符合条件（枯水时与江岸连为一片），而且南纪门外往西是逐渐开阔的陆地，便于攻方后续部队从西路进援（这也是张珏兵败的原因）。（四）关于“扶桑坝”这个地名，可能是《宋史》的作者（或所据史料的作者）不了解重庆地名，把“珊瑚”二字颠倒了，并据其读音写成了“扶桑”，所以“珊瑚坝”就成了“扶桑坝”。[51]唐冶泽的推论不乏合理之处，可惜没有举出足够分量的史料依据，在薰风门与其他要素的空间关系上也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

从论证环节来看，扶桑坝的方位是考证薰风门的重要前提。针对目前扶桑坝在城东已成为主流认识的情况，这里先补充几则具有颠覆性的史料，然后再进一步分析薰风门的定位问题。

首先，虽然文献中大多记为“扶桑坝”，但也有记为“桑扶坝”者。如万历《重庆府志·纪事》载：“珏与也速达儿战桑扶坝，元军从后合击之，珏军大溃。”[52]不过笔者只发现了这一例“桑扶坝”，所出较《宋史》、《宋史纪事本末》等记“扶桑坝”者为晚，尚不足以翻案，只是为地名误写说补充了一点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关于扶桑坝的方位，文献中存在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说法。最早记载扶桑坝在城东的是清初顾祖禹编撰的《读史方舆纪要》：“扶桑坝，在府东。宋景炎三年，元将不花等攻重庆，守将张珏与战于扶桑坝。元兵从后合击，珏溃走，城遂陷。”[53]后雍正《四川通志·关隘》也记扶桑坝“在县东”[54]，乾隆、同治两版《巴县志》沿引通志。不过笔者在万斯同稿《明史·地理志》、王鸿绪《明史稿·地理志》的重庆部分发现了扶桑坝在城西的记载，而通行本《明史·地理志》则将此条记载作了删除。

后周析江州县地置。东南有南平废县。西有万春废县。又有故东阳城。有废多功城。东有涂山，山麓为石洞峡。东北有昆嵝山。南有瀛山。东有明月峡，大江经城南，又经广阳州，过塠石即明月峡也。又西北有鱼鹿峡，涪江经此至城东合大江。又东南有丹溪，东北有交龙溪，俱流入大江。西有佛图关。又西南有二郎关。东有铜锣关，亦曰铜锣峡。南有南坪关。又西有扶桑坝。[57]

通行本《明史·地理志》“重庆府·巴县”载：

从中可以看到，王稿较之万稿，主要是删除了驿站和巡检司部分，保留了古迹、山川、关隘部分；而通行本较之王稿，除进一步删除了古迹部分，在山川和关隘部分也有所精简，字数较之万稿减少了一半多。史稿修订的准则，无非删繁就简、搜残补缺、正谬订讹。从通行本对重庆部分的修订来看，主要是删繁就简，较之万稿没有新添内容，而保留部分中仅有的一处“订谬”却弄巧成拙。熟悉重庆山川地理的都知道，重庆长江下游依次有铜锣峡、明月峡，两个峡谷之间有个叫广阳坝的江心岛。关于明月峡，万稿记为“又东有明月峡，大江经城南，又经广阳洲，过塠石即明月峡也”，地理上没有问题，王稿也照录此条，通行本却改为“大江经城南，又东经明月峡，至城东与涪江合”，形成明显的地理错误。虽然万稿“地理志”的内容整体上比较繁芜，但从保存史料的角度来说有其独特价值，就重庆部分而言，参照其他文献的记载，其可信度是相当高的（至少不亚于通行本）。由此可见，通行本所删“又西有扶桑坝”条，跟其他被删的万稿内容一样，只是纯粹地删繁就简，不宜作为万稿可信度的否定依据。

或许正是因为通行本《明史》删除了扶桑坝在城西的记载，使该说没有得到流传，后来几版地方志都只引用了城东说。不过也有其他持城西说者，乾隆间四川学政吴省钦西出重庆时有《重过佛图关（元世祖纪作浮屠关）》诗：

浮图关在重庆旧城西郊，清代由重庆西行的官道一般是出南纪门。如张大酥《巴蜀旅程谈》云：“朝天门在重庆东北，自船登岸者多由此门出入。南纪门则位于西南，成渝往来多由此门出入。”[60]吴省钦曾写过《书宋史忠义张珏传后》一文[61]，对重庆陷落前后的事迹多有考订，前诗“重忆宋元攻守苦，扶桑坝下日西晡”句，定是由重庆西行浮图关时想到了张珏出战扶桑坝的情境，“日西哺”的方位指向是对万稿《明史》城西说的有力支撑。

应该看到，扶桑坝城西说的史料可信度并不亚于城东说，单方面认定何者为信史，都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在史料抵牾即无法以直接证据进行裁决的情况下，我们还需要从其他角度对薰风门的方位进行判断。

这里有必要顺着“薰风”即南风这个话题继续深入。诚如唐冶泽所言，古代的“薰风”具有特定的方位指向，表示和煦舒适的南风。“薰风南来”这个典故时常被文人引用，如柳公权续唐文宗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62]，白居易《首夏南池独酌》诗：“薰风自南至，吹我池上林”[63]，范成大《荣木（并序）》诗：“薰风南来，木荣于兹”[64]，举不胜举。“薰风”所指的南风含有政通民顺、万物滋养的祥和之意，《史记·集解》引王素曰：“《南风》，育养民之诗也”，《史记·正义》曰：“南风养万物而孝子歌之，言得父母生长，如万物得南风也。”[65]因此，古代一些城市的南门往往以“薰风”、“南薰”、“迎薰”、“来薰”等相关词语命名。如后晋迁都汴州后改南门“以薰风为名”[66]，北宋东京开封府的外城“正南门曰南薰门”[67]，南宋淳祐间连城县砌立瓮门“南曰薰风”[68]，明代蓬溪县城门“南曰南薰”[69]，清代汉州城门“南曰薰风”[70]，清代彭水县城门“南曰迎薰”[71]，清代衡水县“南门曰来薰，楼曰薰风埠财”[72]，清代徐沟县门楼“南曰薰风解愠”[73]，不一而足。有时位于南门外的桥梁、阁楼等建筑也会以相关词语命名，如清代临安县“薰风桥，在南门外十步”[74]，清代韶州府“薰风楼，在南门外济渡处”[75]，等等。

不出意外的话，南宋重庆的薰风门应该也是南门。不过判断古代地方城市的南向方位和正南门的位置，不能仅据实际的地理坐标，还要联系城内主要衙署的空间布局和对外交通的地理情况。古代华夏以“坐北朝南”为尊，执政君主素有“南面”之称。谚语云“天下衙门朝南开”，无论京城皇宫还是地方衙署，即便限于现实条件无法坐落于城区的北部或中心，建筑布局上也会持守“面南背北”的礼制。地方城市中“州县治率南面”[76]，主要衙署的朝向往往决定了城市的“南面”正位，直接关系到正南门所在的位置。而受具体环境的影响，很多时候衙署的建筑坐标会做一些相应调整，并不那么精确地朝向实际的正南位。

重庆旧城受两江流向和山形地势的控制，城廓大致呈东北—西南分布的鉴于长菱和椭圆之间的不规则形态，如果以城廓的坐标原点为中心，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大致正对着东水门、储奇门、通远门、洪崖门四个方位。不过从清代流传下来的多幅重庆城市舆图中可以明显看到，绘制者是以位于下半城的川东道、重庆府、巴县、重庆镇等主要衙署的朝向为正南位，而将主要衙署的朝向作为正南位，在古代众多地方城市舆图的绘制中是一种比较普遍的视角，也是古人对城市“南面”正位的主观指认。所以，概称沿长江分布的东水门至南纪门一线为重庆旧城的南侧，并不算出格。具体实践中，地方上很多名为“薰风”、“南薰”、“迎薰”、“来薰”的南城门，并不拘泥于城市的实际正南位，根据衙署朝向、出入交通、地理环境，或偏东或偏西的情况比比皆是。

从实际方位来看，重庆下半城东水门至南纪门一线可细分为东南、正南、西南三个方位，东水门至太平门段为东南位，对应着清代川东道署、重庆府署、巴县署的朝向。道光《重庆府志·公署》记道署“在东水门内”，记府署“依山东南向重建”[77]，乾隆《巴县志·山》记老君山“城东南七里……为县署之应山[78]。”朝向的方位有时也表述为东向，如乾隆《巴县志·廨署》记重庆府署“依山东向重建”，记巴县署“依山东向。”[79]如果以上述清代衙署的朝向为正，东南位或东位就是重庆旧城的“南面”正位，也就是“薰风”的来向（《吕氏春秋》就有“东南曰薰风”[80]之说）。因此，在扶桑坝或东或西都有史料支撑的情况下，仅据“薰风南来”的笼统指向，不考虑南宋重庆主要衙署的空间布局和其他关联要素的地理情况，我们只能将朝天门排除在薰风门的定位范围之外，无法在东水门与南纪门之间做出足够的判断。

我们来看下明清方志对南宋以来重庆府署的记载。正德《四川志·重庆府》记本府治“宋嘉熙初建，洪武中知府袁惟真重修”[84]，嘉靖、万历两版《四川总志》同。康熙《四川总志·公署》记重庆府治“南宋嘉熙间建，明洪武知府袁惟真重修，明末毁，大清康熙间重建。”[85]雍正《四川通志·公署》记重庆府治“康熙六年知县吕新命重修。”[86]《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重庆府公署考”引《府志》记重庆府署“南宋嘉[定]（熙）间建，明洪武中知府袁维真重修，明末毁。大堂五间，公廨十间，仪门五间，库一间。康熙八年，知重庆府事吕新命重建。康熙二十二年，知府孙世泽重修。”[87]乾隆《巴县志·廨署》对重庆府署的沿革和空间变迁有比较详细的记载：

道光《重庆府志·公署》的记载略简，涉及府署迁址的部分为：“原系南向，右倚金碧山，为江州结脉处。左与白象街廛舍毗连，每虞火灾。乾隆二十四年，郡守书敏移署，倚山东南向重建。”[89]

从中可以看到，老鼓楼遗址区在南宋嘉熙后为重庆府署，大夏为明氏皇宫[90]，明至清前期仍为重庆府署。文献没有交代元代的情况，遗址区发掘有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建筑叠压，元代这里是否为重庆路总管府或四川南道宣慰司的衙署，有待进一步考证。彭大雅于嘉熙元年除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91]，嘉熙四年抢筑重庆城池[92]，府署当为彭氏之创，余玠开阃后又有所装缮和扩建（见老鼓楼“淳祐乙巳”砖及增修招贤馆事）。遗址区发现有厚达一米多的宋代粮仓墙体，考古揭示粮仓的主体位置在今老鼓楼旁的人和街小学内。元《绍庆志》称旧重庆府治处的“广积仓”创建于嘉熙四年，后来余玠又增修了库房[93]，又《永乐大典》引元《重庆志》曰：“广惠仓，旧府治谯楼外，向西，今为广积仓”[94]，与考古发掘互为印证。明代几版四川志皆记重庆府署创建于嘉熙初，早于嘉熙四年筑城，后来的城池规划与府署的布局必然存在密切的空间关联。[95]尽管宋末以来府署建筑经历了多次磨难和重建，但在乾隆二十四年迁址即背靠金碧山“东向重建”前，一直保持了“旧系南向”的建筑坐标，左（东南）邻白象街，右（西北）依金碧山，呈背东北朝西南的布局。鉴于当时重庆府署的中枢地位，南宋重庆城的“南面”正位应该就是府署的朝向[96]，在方位和交通上与之对应的南侧城门就是礼制意义上（也是实际意义上）的正南门。

如果顺着南宋府署的中轴线即遗址区解放东路的走向往西南直线延伸，抵达城墙的部位约在今储奇门一带，但我们不能将南宋府署的中轴线与正南门的位置简单地以直线相连，还要考虑城内街道的走向和对外交通的地理情况。地方城市的主要衙署若位于城市的北部或中心，由衙署连接正南门的街道往往是贯穿核心城区的主大街，好比京城中由宫城连接外郭南门的御街（如北宋东京开封府）。一些地势平坦、轮廓匀称的地方城市，以南北大街为轴线，东西城区大致会呈对称分布，今存宋代《平江图》、建康（江宁）府城图、严州（建德府）城图等可资参照。[97]不过因地形条件的差异，并非所有存在轴线的地方城市都是沿南北大街对称布局，连接衙署和正南门的主大街也不都是直如引绳，正所谓：“因天适，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98]

明清重庆城的核心区在下半城，东北端的朝天门和西南端的南纪门是南北纵向出入下半城的两座大门，贯穿下半城的主大街呈一定弧度的东北—东南—西南走向，与半岛长江岸线相沿，路线大致由今朝天门经陕西街、解放东路/白象街[99]、解放西路至南纪门。依托山体崖壁的走势，下半城沿长江分布的城墙在西抵南纪门后转向西北高地，在西南角的城池外留出了开放的陆地空间，形成一个天然的交通豁口。之前已经论证，南纪门在元代就已存在，其城门实体可上推至南宋，2018年在南纪门外发现了宋代一字城墙的遗迹[100]，可从一个侧面予以佐证。重庆下半城地势狭长，平坦的面积有限，明清的主大街是沿着下半城台地上大致相近的等高线分布，南宋的主大街不会在这个地理基础上拥有过多的游移空间。从今老鼓楼沿解放东路往西南，再沿解放西路往西抵南纪门，应该就是南宋重庆城内连接府署与正南门的主大街的大致走向。换言之，自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重庆府署迁址前，由今老鼓楼西南连接南纪门的以主大街为表征的不规则弧线，可视为重庆城因形附势的观念意义上的“中轴线”（形态上为不规则的“弧线中轴”）[101]，位于轴线西南端的这个出口就是城市的“南面”正门，也就是南宋薰风门所在的理想位置。

笔者之所以对薰风门有这样的定位判断，除了依据府署的朝向、下半城主大街的走向和扶桑坝在城西的史料支撑，还鉴于历史上重庆南向交通的地理情况。通常情况下，正南门不仅是与衙署朝向及南北大街对应的城市“南面”正门，还是城市出入交通的南大门，连接着城外的南向官道。明清重庆通往贵州的官道由南岸黄葛渡起步，经南坪、二塘、百节、里牛入江津，再经高歇、杜市、北渡入綦江，入黔后经桐梓、遵义达贵阳，其中巴县段被县志称为“正南陆路”[102]（即南大路）。清中叶后巴县南大路改走黄葛垭、界石、分水岭一线[103]，在此之前黄葛渡一直是南大路的出发渡口，而对应黄葛渡的城门就是南纪门，出城过渡的码头就在南纪门外的珊瑚坝旁。[104]元代这条南大路上的百节和北渡设有驿站。[105]元军最后围攻重庆时，“驻佛图关，以一军驻南城，一军驻朱村坪，一军驻江上。”[106]驻南城者即南大路上的南城坪（今南坪正街），明清曾设南平关，下扼黄葛渡，是出城南渡后第一道重要关隘。乾隆《巴县志·关隘》记南平关：“古关，县南渡江十里，孝里一甲。石壁削峭，蹬路攀云。明天启年奢贼叛重庆，石柱女土官秦良玉领兵扼南平关，绝其归路，即此。”[107]秦良玉所部驻南城坪除了控制南岸以形成包围，截扼奢氏从南路遵义方向派来的援兵也是重要考量。故明军从佛图关一路克复重庆后，有识者总结称：“佛图关之夺险，南城坪之截援，与计馘张、樊，实为表里。”[108]联系元军最后围攻重庆时特遣一军驻南城坪，除了控制南岸以威胁长江一侧的城门，应该也有截扼宋方南路援兵的准备。[109]由此可见，从黄葛渡、南城坪出发的这条南大路在南宋应该就存在了，对应的城门自然就是南纪门所在的这个出口。其实“南城”这个地名中的“南”带有明确的方位指向，对应着重庆城的“南面”即府署的朝向。[110]考察元军最后围攻重庆的军事地理，在已经占领西郊佛图关和南岸渡口的情况下，将兵力集结在珊瑚坝显然比集结在月亮碛更合理。张珏出战扶桑坝是被元军的后援部队击退，反映了守方在西、南两路都被攻方控制下的不利形势。 

总的来看，旧城西南端的南纪门在历史上相当一段时期都是重庆西、南两路的交通大门，方位与南宋重庆府署的朝向和下半城主大街的走向相符，又有扶桑坝在城西的史料支撑和门外的珊瑚坝这个现实条件，加上对岸“南城”地名所包含的地理信息，所以南宋薰风门应该就是南纪门的前身。这个结论虽然不能摆脱推理的间接性，但经过不同史料的辨析和多重空间关系的考察，较之未经全面审视的东水门和朝天门两说，显然更令人信服。同时，通过多方面挖掘薰风门与关联要素潜在的空间关系，一幅更加丰富生动的城市画卷也向我们徐徐展开。（未完待续......）

【1】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四《艺文·重庆府城垣记》，明万历三十四年刻本（残卷），第7AB页。

【2】关于两汉间重庆城址变动的详细考证，参见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城址位置、范围、城门变迁考——兼论考古学材料在历史城市地理研究中的运用方式》（后省为《古代重庆主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年第2期。

【3】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四《艺文·重庆府城垣记》，第7B页。

【4】（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卷一《巴志》，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第61页。刘琳原断作“别郡县，仓皆有城”，蓝勇等认为应断作“别郡、县、仓，皆有城”，此从后者。参见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

【5】成一农《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提出的城市形态要素分析法虽然不针对个案城市，但对本文的研究思路也有重要启发。

【6】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城池》，影印明正德刻嘉靖增补本抄本，马继刚主编：《四川大学图书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2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63页。该史料最早由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揭示。

【7】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对各版地方志中关于明清重庆城门的记载作了细致梳理，需要注意的是，作者认为通远门的位置在明中叶后可能有变动，及宋末至明中叶重庆城池的西线范围并未抵达后来的通远门、打枪坝一线，对此后文会有详细讨论。

【8】彭伯通：《古城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1年，第20页。

【9】（宋）邵桂予：《雪舟脞语》，（明）陶宗仪纂：《说郛》卷五七，影印1927年涵芬楼版，北京：北京市中国书店，1986年，第8册，第24B-25A页。

【10】（元）吴莱：《三朝野史》，（明）陆楫编；刘新生校译：《古今说海·说略部（载杂记家）》，成都：巴蜀书社，1996年，第64页。

【11】彭伯通：《古城重庆》，第20-21页。

【12】董其祥：《重庆古城考》，氏著《巴史新考续编》，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作者误认为这四门的记载皆出自《宋史·张珏传》，其实洪崖门和千斯门（及太平门）分别出自《元史·汪惟正传》和《元史·石抹按只传》。

【13】唐冶泽、冯庆豪编著：《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第34-36、46-47页。该书后记言执笔者为唐冶泽，为便于叙述，本文在引述该书观点时以唐冶泽为责任者。

【14】蓝勇、彭学斌：《古代重庆主城》。

【15】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四《艺文·重庆府城垣记》，第7B页。从该记的叙述语境来看，由四门增至十七门表达的是城门总数的变化，并非仅指开门数量的变化，但南宋可考的城门显然不止四座，这里的四门说很可能是未经考辩地摘自野史笔记。另万历《重庆府志》卷五九《事纪六》（第8A页）仅记“四川制置知重庆府彭大雅筑重庆城，大雅自记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略去“立四大石于四门之上”不谈，可能是编者已经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

【16】孙华：《宋元四川山城的类型——兼谈川渝山城堡寨调研应注意的问题》，《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陈元棪：《天设地造重庆城——从军事防御规划和实践的角度》，《遗产与保护研究》2017年第5期。

【17】《重庆通史》古代卷的作者、前重庆市规划局修志办主任胡道修先生近年在多次讲座和采访中提出，南宋时重庆城已有九开门，即朝天门、复兴门（后为西水门）、千厮门、洪崖门（后为临江门）、镇西门（后为通远门）、南纪门、出奇门、太平门、薰风门（后为东水门），其中出奇门和复兴门与钓鱼城同名城门存在关联，可能出自当时抗蒙山城中流行的一套城门命名系统。

【18】《绍庆志·仓廪》，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211页。

【19】《永乐大典》中另一条《绍庆志》引文有“黄椑，本府土产”句。同上，第3210页。

【20】光绪《彭水县志》卷一《舆地志·沿革》，清光绪元年刻本，第10AB页。

【21】引文为：“广积仓，元中统置永盈仓，属上都留守司，大德间，改为广积仓……”。《绍庆志·仓廪》，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5册，第3211页。

【22】祖实录》卷六六，洪武四年六月癸卯，黄彰健校勘：《明实录附校勘记》，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66年，第1243页。

【23】蓝勇：《元代四川驿站汇考》，《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1991年第4期。

【24】在之前热播的重庆人文纪录片《城门几丈高》中，朝天门因明初朝向南京而得名的说法仍被编导引用，可见此说流传之甚。

【25】《明太祖实录》卷八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第1524页。

【2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〇《土司》，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4AB页。

【27】党宝海：《元代城墙的拆毁与重建——马可波罗来华的一个新证据》，邱树森、李治安主编：《元史论丛》第8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成一农：《元代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历史地理研究》，孙逊、杨剑龙主编：《都市空间与文化想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28】关于元代筑城活动的时空分布情况，参见成一农：《元代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历史地理研究》。

【29】张亮：《宋蒙战争时期蒙军城寨修筑的军事策略分析——以四川战场为中心的历史考察》，《长江文明》2016年第2期。

【30】《元史》卷一〇《世祖纪七》，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88页。

【31】同上，第204页。

【32】嘉靖《四川总志》卷八《郡县志·叙州府》，明嘉靖二十四年刻本，第1B页。

【33】重庆市博物馆：《明玉珍墓（叡陵）发掘报告》第四部分“玄宫之碑碑文及诠释（徐文彬撰）”，重庆市博物馆编：《明玉珍及其墓葬研究》，重庆地方史资料组，1982年，第11页。

【34】（元）范椁：《赠方永叔往教重庆路》，（清）顾嗣立编：《元诗选·初集》，标点本，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中册，第986页。

【35】（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八《歌行·渝州老人歌》，王颋点校，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册，第194页。

【36】乾隆《直隶泸州志》卷一《城池》，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40A页。

【37】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城池》，第10B页。另据成一农《元代地方城市城墙修筑的历史地理研究》统计，元代（及明夏）四川有保宁府、巫山县两例筑城，但笔者未查阅到巫山县筑城的记载。

【38】佚名：《蜀记》，于浩辑：《明清史料丛书八种》第8册，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

【39】万历《重庆府志》卷七四《艺文·重庆府城垣记》，第8B页。

【40】（清）顾山贞《客滇述》：“休兵三日，堕重庆城”，《中国野史集成》编委会、四川大学图书馆编：《中国野史集成（先秦—清末）》第30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第73页。（清）费密《荒书》：“休息重庆三日，隳重庆城女墙”，（明）吴世济等：《太和县御冦始末（外一种）》，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64页。

【41】唐冶泽、冯庆豪编著：《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第46-47页。

【42】《元史》卷一五五《汪惟正传》，第3656页。

【43】吴景山：《元代汪世显家族碑志资料辑录》，《西北民族研究》1999年第1期。

【44】（民国）柯劭忞：《新元史》卷一四二《汪惟正传》，余大钧标点，长春：吉林出版社，1995年，第4册，第2450页。

【45】《元史》卷一五四《石抹按只传》，第3642页。

【46】《宋史》卷四五一《张珏传》，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283页。

【47】乾隆《合州志》卷四《建置志·城池》，清乾隆十三年刻本，第1B-2A页。

【48】光绪《永川县志》卷三《建置志·城门》，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5B-6A页。

【49】林正才：《守城录注译》卷二《陈规·守城机要》，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64页。

【50】洪崖门战斗是发生在德佑元年（至元十二年）两川行院第一次围攻重庆时，因两川行院的派系矛盾和张珏的救援而溃围，元军最后攻取重庆是在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参见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103-110页。

【51】唐冶泽、冯庆豪编著：《老重庆影像志·老城门》，第34-36页。

【52】万历《重庆府志》卷五九《纪事七》，第22AB页。

【53】（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九《四川四·重庆府》，贺君次、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6册，第3275页。

【54】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关隘·重庆府》，第3A页.

【55】黄爱平：《<明史>稿本考略》，《文献》1983年第4期。

【56】（清）万斯同：《明史》卷八一《地理志三·四川》，影印北京图书馆藏清抄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册，第401页。

【57】（清）王鸿绪：《横云山人集明史稿》卷三九《地理志三·四川》，清敬慎堂刊本，第27A页。

【58】《明史》卷四三《地理志四·四川》，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31页。

【59】（清）吴省钦：《白桦前稿》卷五三《古今体诗学舍后集四·重过佛图关（元世祖纪作浮屠关）》，孙大鹏等点校：《吴省钦集》下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981页。

【60】（民国）张大鉌：《巴蜀旅程谈》，姚祝萱编：《新游记汇刊续编》第5册，上海：中华书局，1923年，第12页。

【61】（清）吴省钦：《白桦前稿》卷一九《书后·书宋史忠义张珏传后》，孙大鹏等点校：《吴省钦集》上册，第310-311页。

【62】《旧唐书》卷一六五《柳公权传》，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12页。

【63】（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三六《半格诗（律诗附）·首夏南池独酌》，雇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册，第820页。

【64】（宋）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一《荣木（并序）》，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范石湖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页。

【65】《史记》卷二四《乐书第二》，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197-1198页。

【66】《旧五代史》卷七七《晋书三·高祖纪三》，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20页。

【67】（宋）孟元老撰；邓之诚注：《东京梦华录注》卷一《东都外城》，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页。

【68】嘉靖《汀州府志》卷三《地理·城池》，明嘉靖六年刻本，第6A页。

【69】乾隆《蓬溪县志》卷一《土地部·疆域志（城池附）》，清乾隆五十一年刻本，第33A页。

【70】嘉庆《汉州志》卷八《城池志》，清代嘉庆二十三年刻本，第15B页。

【71】光绪《彭水县志》卷一《规建志·城池》，清光绪元年刻本，第23B页。

【72】乾隆《衡水县志》卷三《建置志·城池》，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第2B页。

【73】康熙《徐沟县志》卷一《城池第六》，清康熙五十一年刻本，第10B页。

【74】乾隆《临安县志》卷二《桥梁（水利附）》，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6A页。

【75】同治《韶州府志》卷二五《古迹略·亭台》，清光绪二年刻本，第44A页。

【76】（宋）赵与时：《宾退录》卷一，齐治平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3页。

【77】道光《重庆府志》卷一《舆地志·公署》，清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27A页。

【78】乾隆《巴县志》卷一《疆域志·山》，清嘉庆二十五年刻本，第17A页。

【79】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A、4A页。

【80】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卷一三《有始览第一·有始》，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年，第658页。

【81】袁东山：《明夏皇宫及重庆近世府署空间格局的演变——基于老鼓楼遗址发掘的研究》，《长江文明》2017年第4期。在考古发掘的支撑下，宋末重庆府署的建筑坐标和中轴线已得到精准确认，不过从周边其他功能建筑的分布和微观地形来看，作者对府署整体面积的复原存在过大的嫌疑（是否存在子城也是个问题），由于这点对本文的论述没有实质影响，今后有机会再进一步讨论。

【82】宋代行政地位较高的州郡，往往在谯门与仪门之间立有府门，南宋重庆府署可能也有府门。

【83】《江阳谱·城池》，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5册，第3144页。

【84】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公署》，第770页。

【85】康熙《四川总志》卷七《公署》，清康熙十二年刻本，第9A页。

【86】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八《公署》，第6A页。

【87】（清）陈梦雷纂辑：《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六〇九卷《重庆府部汇考三·重庆府公署考》，缩印雍正铜活字本，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第109册，第48页。

【88】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AB页。

【89】道光《重庆府志》卷一《舆地志·公署》，第27A页。

【90】另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三八（洪武十四年九月壬戍，第2180页）引四川布政使司言：“重庆府旧治为明氏所居，归附以来，但以巴县置府，今已十年。旧治摧毁，惟余厅事，乞仍旧为府治便。” 

【91】关于彭大雅入蜀的时间，张政烺认为在嘉熙二年之后，徐南洲认为在嘉熙元年，此从后者。张政烺：《宋四川安抚制置副使知重庆府彭大雅事辑》，原载《国学季刊》第6卷第4号（北京大学，1946年），现据氏著《张政烺文史论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徐南洲：《彭大雅传略》，钓鱼城博物馆筹备处编：《钓鱼城与南宋后期历史——中国钓鱼城暨南宋后期历史国际学术讨论会》，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年。

【92】彭大雅自记城渝时间为“大宋嘉熙庚子”。（宋）罗志仁：《姑苏笔记》，（明）陶宗仪纂：《说郛》卷五七，第8册，第22A页。万历《重庆府志》卷五九《纪事六》，第8A页。

【93】《绍庆志·仓廪》，马蓉等点校：《永乐大典方志辑佚》第5册，第3211页。

【94】《重庆志·仓廪》，同上，第3129页。点校本写作“广济仓”，笔者查阅《永乐大典》所引原文为“广积仓”，应为点校之误。

【95】目前对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的研究多从考古学、建筑学、遗产学的角度，在城市地理方面，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府署建筑的布局与其他城市要素的空间关系，及其对近世重庆城市形态的整体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挖掘，这也是提炼遗产价值时需要完善的工作。

【96】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志·廨署》（第3B页）记载通判署和经历署在随重庆府署迁址前也是南向布局（之后改为东向），说明在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除了重庆府署，还有一定数量的次级衙署也是背东北朝西南的布局。

【97】参见包伟民：《宋代城市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96-97页。

【98】（春秋）管仲撰；吴文涛、张善良编著：《管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47页。

【99】在重庆府暑没有迁址前，白象街北口与老鼓楼以南并不能沿今解放东路直达，需从白象街绕行。

【100】蔡亚林等：《重镇天开巴子城、城郭生成造化镌——重庆古城墙》，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官方微信公众号：《重庆考古》，2019年6月14日。

【101】通常认为古代重庆城的地形条件和城市形态比较特殊，不存在一些轮廓匀称、地势平坦的城市所具有的中轴线。但在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重庆府署的朝向、主大街的走向、南大门的位置在空间布局上存在明显的线性关系。受实际环境的影响，古代城市营建中的轴线概念不一定都是正南齐北的直线，也不一定都是标准的城区对称线，就地方城市而言，关键在于主要衙署、主大街、南大门几者在空间布局上是否存在紧密的线性关系，以及这条轴线是否贯穿核心城区，这是笔者推断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重庆城存在观念意义上的“中轴线”的主要根据。从南宋主事者的规划成果来看，重庆府署的朝向顺应了下半城主大街的走向和西、南两路的交通地理，应该是在既有地理条件下考虑到了如何由（地方权力中心）重庆府署的轴线引申出整座城市的轴线，轴线外在形态上的不规则并没有掩盖内在结构上的礼制逻辑。清乾隆间重庆府署调整了建筑坐标，之后重庆南大路也改由储奇门、太平门渡江，府署、主大街、南大门已不复对应的线性关系，尽管下半城以主大街为核心的线性空间依旧，人文内涵已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对于南宋嘉熙至清乾隆间重庆城存在不规则形态的观念意义上的“中轴线”只是一个初步观察，还需要结合更多规则的和不规则的其他案例进行比较和验证，总结出其中的共性和差异，以进一步考察古代城市营建中对于中轴线的理想观念在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中的多元实践情况。同时，存在中轴线的地方城市的时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也值得展开更多的研究。

【102】乾隆《巴县志》卷一《疆域志·幅员》，第10B页；巴县南路递铺见卷二《建置志·铺递》，第37A页。

【103】（民国）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卷一四《交通·驿传》，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668页。

【104】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志·津梁》（第41B页）载：“黄葛渡，南纪门外”；卷一《疆域志·景》（第69A页）载：“黄葛晚渡，南纪门外。大江对岸南城坪有黄葛古树，偃盖渡旁。江横大州，曰珊瑚坝，舟子曲折行乃达彼岸。”

【105】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98页

【106】《宋史》卷四五一《张珏传》，第13283页。

【107】乾隆《巴县志》卷二《建置志·关隘》，第38B页。

【108】《明熹宗实录》卷二九，天启二年十二月乙卯，第1457页。

【109】在德佑元年（至元十二年）元军第一次围攻重庆时，成都管军万户侯秃满答儿“以舟师塞龙门濠，扼其援兵”（《元史》卷一四九《秃满答儿传》，第3533页）。龙门濠即后来的龙门浩，在太平门对岸。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元军最后围攻重庆时，“复攻重庆太平门，不老先登，杀其守陴卒数十人”（《元史》卷一五四《石抹安只传》，第3642页）。可见控制南岸是渡江攻城和南路截援的必要举措。

【110】我们在地图上将南宋府署的中轴线往南岸直线延伸，正好穿过南城坪（今南平正街）一带，这应该不是巧合。另外，后来南纪门的“南”显然也有南大门的意指。

作者：张颖，重庆自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