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刚（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冬笋坝遗址本年度的考古发现是重庆地区巴文化近十年来最为重要的收获，对于重庆主城区乃至川渝地区巴文化研究都有着重要意义。对考古遗存信息全面系统的提取，弥补了既往工作中由于部分信息不全对考古研究造成的缺憾。后续考古工作规划既要有单个墓葬、墓组、墓地的系统工作，也要关注周边环境和区域聚落群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管理模式。

袁东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白九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研究馆员）

冬笋坝遗址的考古工作做得很出色，有三个方面大的意义：

一、考古学史的意义。特别是对于川渝地区考古学史的研究很重要。冬笋坝是巴蜀文化从概念到实证的第一个考古遗址，最早一次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带队做的发掘，这个遗址在上世纪50年代的发掘为川渝地区培养了一大批考古骨干和专家。

二、工作方面的意义。通过这次考古发掘，有利于促进“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课题纳入“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对于重启重庆巴文化考古与研究是一个重要推手；有利于增加一批巴文化文物藏品，助力地方博物馆建设；对落实巴蜀文旅走廊建设在考古上具有添砖加瓦的贡献。

三、学术方面意义。首先，巴文化类型方面。冬笋坝遗址是巴文化的典型墓地，三峡地区也有以小田溪为代表的巴文化墓地，两者是巴文化不同类型的重要代表。一是族群可能不同，在巴的文献记载中，有两支重要人群：一个是廪君蛮，另一个就是板楯蛮。通过近年来的三峡考古、嘉陵江流域考古以及冬笋坝的考古工作，我们觉得三峡地区的巴文化可能主要是廪君蛮的遗存，葬俗方式更接近接近楚文化一些，随葬品也有不少楚文化的因素；而在嘉陵江流域，通过近年来北碚庙嘴、现在发掘的冬笋坝，以及四川省文物考古院在宣汉罗家坝、渠县城坝、阆中彭城坝的发掘，这块的文化面貌（特别是丧葬习俗）在战国时期明显不同于三峡地区，两者间最大的区别就是船棺葬，从罗家坝到冬笋坝，从彭城坝到城坝，都有船棺的发现，那么我们可以说，结合文献记载，在嘉陵江流域以及重庆主城以西的部分长江流域的船棺葬主人，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板楯蛮，这些船棺葬与成都平原的蜀人船棺葬曾经共存了很长时间。然后是文化内涵有一定区别。例如，冬笋坝戈、矛的放置位置是有讲究的，腹部还放置铜盘或漆盘，这在三峡地区一般不见。

其次，冬笋坝是巴文化的典型墓地，是巴蜀文明中巴文明向汉文明、汉文化演变的典型标本。墓葬本身形制的变化、葬俗的变化、随葬器物的变化、典型的扁茎柳叶铜剑向圆茎有格的铜剑，以及后来向铁剑的转变，对于进一步明确巴人板楯蛮的葬俗演变和融入汉文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冬笋坝发现的兵器主要是剑、矛、钺、戈，在云阳李家坝遗址随葬兵器的墓葬大概是48%，按照冬笋坝遗址出现的一一对应的墓葬可能存在的夫妻家庭关系，进一步暗示巴人男子尚武的习俗，这与文献记载是相吻合的。

再次，对推动下一步的考古工作有着学术意义。进一步明晰了渝西地区巴文化墓葬或者西汉以前墓葬的分布规律，三峡地区曾发现大量东周至西汉早期的墓葬，渝西地区非常罕见，只是在北碚庙嘴等地有少量发现，通过这次工作可以揭示某种规律，三峡地区的这一时期大都在二级台地上，冬笋坝在三级台地上，为什么会在三级台地？我们在三峡地区看到二级台地多是沙地，这里的二级台地也大体相符，这里为了保存尸体或者是其他丧葬观念的原因选择的三级台地，全是黏土，有利于保水；葬俗上看，大量使用白膏泥，三峡地区除了楚文化墓葬使用青膏泥，其他巴文化墓葬很少使用青膏泥，只有高等级贵族墓葬用白膏泥、青膏泥，使用膏泥是保熵的体现。我们以后要更加重视渝西地区三级台地和黄黏土地带的调查。过去通常认为在黄黏土里面都是生土，现在通过冬笋坝的发掘，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认识，对于以后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最后，聚落考古方面。一方面，《华阳国志》记载，巴人曾“立市于龟亭北岸”，龟亭就在冬笋坝下游几公里的长江小南海，不排除当时巴人立市的管理人员及其相关人群死后逆流而上葬于冬笋坝的可能；另一方面，冬笋坝遗址正对綦江入长江的入口处，即僰溪口，南齐永明五年江州县自郡城移理僰溪口，且在僰溪口的王爷庙遗址曾发现战国到西汉时期遗存，是否可能与冬笋坝遗址存在关系？个人认为，这种关联是不能排除的。虽然是在较晚阶段才将江州县迁至僰溪口，但正是其作为战略据点或者人口密集的地方，一定存在了好多年，因此才有可能迁至此处的基础，冬笋坝遗址是否与綦江口存在关联，也是需要考察的。

孙智彬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馆员）

冬笋坝遗址的考古工作做得非常规范，也符合现在考古学科发展的要求，传统考古办法和新的科技手段综合运用相结合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发现的20多座墓葬时代延续性反映得非常清楚，多数墓葬随葬品位置清楚、组合完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很高的实物资料。川渝地区从历史上到现在不可避免的在文化发展上都是一个整体，因为我们都处在四川盆地这个自然环境内，从目前考古资料反映的文化联系来看，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两地的文化面貌都有很多相似因素，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这种联系越来越多，越来越紧密，所以到现在，我们基本上是不分彼此，如语言、习惯、生活、食物等方面，所以一定要把川渝的文化工作做好。

张合荣  （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研究馆员）

非常高兴看到冬笋坝遗址取得如此重要的发现，不仅是对四川盆地、巴蜀文化区甚至对于周边地区都有着重要影响。该墓地墓葬形制、葬具变化以及随葬器物中的青铜器、陶器特征都很鲜明，它的演变序列和时代特征也很明确，包括船棺在内的特征具有相当的标识意义。此外，除了冬笋坝以外，整个四川盆地的发现包括船棺在内的文化共性很明显，地域性的差异和个性是存在的，所以可以以冬笋坝遗址发现的墓葬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和标尺，然后再扩大到整个四川盆地，探讨东周到秦汉时期巴蜀文化的体系。冬笋坝遗址年代是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可以以冬笋坝遗址的重大发现申请国家社科重大课题。巴蜀文化向云贵高原的传播是一波一波持续推进的，秦汉时期，整个西南地区以四川盆地为中心，云贵高原应该属于泛巴蜀文化区。下一步要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邹后曦  （重庆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教授）

柳春鸣（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研究馆员）

刘豫川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研究馆员）

作为主动发掘项目来讲，工作过程非常严谨，发掘面积和位置掌握精准，收获很大，预设的学术目标正在一步一步实现，在室内整理和后续研究方面多学科研究已经在逐步跟进。本次考古发现在巴蜀文化研究中是一个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上次工作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时期，这次工作是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对于上一次发掘是一个传承。冬笋坝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回过头看《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稍显粗疏，但结论基本可靠。如船棺葬、长条形、长方形、方形墓分期还是非常准确，这次考古发掘精细化操作可以倒回来把50年代的考古成果更好的消化。

王川平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研究馆员）

今天我们在这里，就是和2000多年前的古人对话，和60多年前的第一代重庆考古人对话，和重庆、贵州、四川的考古同行对话，还有就是和九龙坡文化界的朋友对话。

幸军（重庆市文化和发展旅游委员会副主任）

本次考古成果大大超出预期，让人深感欣慰。考古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考古不完全是一个专项的业务工作，首先是一个文化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具有很重要的社会政治意义，特别是在价值的挖掘和阐释上尤为关键。然后是科研课题意识，考古本身就是科研工作，是一个链条很长的科研工作，发掘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是科研工作的全部，后续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科研意识、课题意识我们现在走出了第一步，后期的整理和多学科研究要贯穿始终，不仅仅是这个项目，在其他项目中也要将科研意识、课题意识贯穿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