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主要围绕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和大遗址保护两大主题开展。其中，消落区地下文物保护为抢救性发掘，以抢救地处消落区的出露文物为主要任务。实施周期集中在2011至2018年，先后发掘141处文物，完成发掘面积10.5万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标本约2.7万件/套。大遗址保护考古工作为配合性发掘，以配合三峡库区一批重要的遗址公园建设，以及其他保护利用项目为主要任务。部分项目因规模相对较大，需分多个年度实施，目前仍处于执行阶段。截至2020年6月，围绕巫山高唐观、奉节白帝城、巫溪宁厂、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忠县皇华城等6处三峡大遗址，先后开展考古发掘9项，完成发掘面积21200平方米。

现将以上两个方面的考古收获大致以时代和类别为序，分别从先秦时期遗存、历史时期墓葬遗存、历史时期城址遗存、古代产业遗存等4个方面总结如下。

一、先秦时期遗存

新石器时期遗存在大溪文化和重庆本土的玉溪坪文化、中坝文化等方面有较多发现，商周时期遗存则以石地坝文化为主，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遗存的发现相对零星。代表性的遗址有巫山大水田遗址、柏树梁子遗址、蓝家寨遗址，涪陵大河口遗址、古坟坝遗址、黄荆背遗址，开州姚家坝遗址，丰都观石滩遗址等。

（一）新石器时期

1.大溪文化遗存

大溪文化虽然以重庆巫山大溪遗址命名，但该区域在事实上处于大溪文化的边缘地带，边缘效应反映在考古学文化上的独特性成为研究大溪文化不容忽视的重要区域。位于巫山县曲尺乡伍佰村的大水田遗址和柏树梁子墓群二者毗邻，早期可能为一个遗址，遗存主体为大溪文化墓葬和灰坑，是重庆境内继巫山大溪遗址之后关于大溪文化最重要和最集中的考古发现。

 

 图一 巫山大水田遗址发掘区全景

大水田遗址的考古工作先后分2014和2016两个年度实施，发掘面积共计2400平方米，发现了大量的大溪文化遗存，涵盖了第一至四期，以第二期、第三期为主，第一期和第四期发现较少，遗迹类型以墓葬和灰坑为主，另有零星房址和沟（图一）。大溪文化墓葬共发现230座，均为竖穴土坑墓，平面形状有椭圆形、圆形和圆角长方形等，葬式非常丰富，有单人葬和多人合葬，合葬墓以双人合葬居多，另有三人合葬、五人合葬和七人合葬墓各1座；葬式有仰身直肢葬、仰身屈肢葬、侧身屈肢葬和俯身屈肢葬等，以仰身屈肢葬居多，屈肢葬有跪屈葬和蹲屈葬两类，以跪屈葬为多。在合葬墓中，发现人骨叠葬现象，其中既有成人叠葬，也有小孩叠葬于成人胸腹部。另发现3座瓮棺葬，3座陶钵覆面墓葬和2座人骨下方铺垫成层鱼骨墓葬。此外，还发现一座墓葬底部和部分人骨有被火焚烧的现象。灰坑共发现319座。平面形状有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等，多数为处理生活废弃物的垃圾坑，也有少量可能与祭祀或者原始宗教仪式密切相关的遗存，如鱼骨坑（基本为鱼头骨不见椎骨）、狗坑（埋葬整只狗，位于墓葬人骨脚端）、毁器坑（坑底铺满破碎陶片经火焚烧，陶片多可拼合，可能为毁器，另发现大量黍）、器物坑（坑底摆放完整器物）等。柏树梁子遗址发现的大溪文化遗存属于第二期和第三期，遗迹类型可分为墓葬和灰坑。墓葬共发现10座，平面形状可分为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葬式可分为屈肢葬和直肢葬，除1座为多人合葬外，均为单人葬，随葬器物丰富，以石制品为主，此外有少量的陶器、骨器及装饰品。

大水田遗址和柏树梁子墓群的考古发现，生动再现了重庆地区大溪文化的发展面貌，具有分布密集、数量众多、种类丰富、延续性强、信息全面新颖等特点，全面揭示了大溪文化先民社会生活、对待死亡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信息，涵盖了墓葬制度、丧葬习俗、文化交流、工艺水平、人居环境、营养状态与病理特征、生业模式等多个方面，部分资料填补了大溪文化发现的空白，对于大溪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2.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遗存

从新石器时代中期开始，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经历了玉溪下层文化（距今8000～6300年）、玉溪上层遗存（距今6300～5300年）、玉溪坪文化（距今5300～4600年）、中坝文化（距今4600～3700年）等几个发展阶段。除玉溪下层文化外，上述几支考古学文化遗存在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发现。

玉溪上层文化与这一地区时代更早的玉溪下层文化风格迥异，却是时代稍晚的玉溪坪文化的重要源头，可谓启下而不承上。玉溪上层文化主要分布在三峡西部地区，在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的发现较少。在巫山大水田遗址中发现其与大溪文化晚期遗存共存的现象，这是重庆地区继巫山大溪遗址后这一共存关系的再次发现，对于确定玉溪上层文化向东发展以及当时的考古学文化态势、交流与互动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玉溪坪文化是重庆本土新石器文化的繁盛期，在玉溪上层文化的基础上跨越式发展，分布范围扩大、遗址规模和数量增多，遗存更加丰富。2015年，在涪陵古坟坝遗址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座土圹石室瓮棺墓，墓室以砂岩石板砌筑，墓底平铺石板二块，左右壁各围石板二块，前后壁各围石板一块，葬具为口部相互套合的2件绳纹网格纹夹砂褐陶罐，应属于玉溪坪文化早期陶器，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发现使用葬具的玉溪坪文化墓葬，也是重庆境内首次发现新石器时代土圹石室瓮棺墓（图二）。石器制作是新石器时代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黄荆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玉溪坪文化的石器制作场，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体现石料选取、剥片、修整、磨制等工艺的石制品，是探索当时石器制作工艺、生产规模等的重要材料。

 

图二 涪陵古坟坝遗址瓮棺（新石器时期玉溪坪文化）

中坝文化遗存的发现集中在涪陵境内长江干流，以黄荆背遗址、渠溪口遗址、大河口遗址等为代表，主要属于中坝文化中晚期。几处遗址文化面貌相似、距离接近，二者可能分别为有着紧密联系的遗址群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这一时期聚落、聚落群的构成、分布及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样本。特别是大河口遗址文化堆积厚，出土遗物十分丰富，陶器器形多为平底器，少许圈足器，器形主要有深腹罐、鼓腹罐、大口折沿罐、直口缸、圈足器、钵、杯、盖、纺轮，从文化属性上看，大量层位关系明确、类型多样的遗物出土为探讨重庆峡江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分期和谱系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商周时期遗存

商周遗存保存情况总体不佳，相关发现十分零星，文化信息较为破碎。就目前的收获来看，基本未超出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和石地坝文化的范畴，为峡江地区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发展演变特色及其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关系，三星堆文化的东进、早期巴文化的形成、中期巴文化的发展及其与早期楚文化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遗存主要在涪陵黄荆背遗址、石柱观音寺遗址、巫山大水田遗址等有所发现。2013年，在涪陵黄荆背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较为丰富的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遗存，陶器以夹砂红褐陶居多，另有较多的灰褐陶，少量的泥质陶，大部分陶片为素面，纹饰以绳纹为主，另有少量的附加堆纹、划纹及少量的复合纹饰，可辨的器型以罐为主，另有少量夹砂灰褐陶的灯形器、夹砂灰褐陶施粗绳纹的花边口沿罐等。2014年，在巫山大水田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1座竖穴土坑墓，葬式为仰身屈肢，随葬1件釜和2件小平底罐，这是三星堆文化墓葬最靠东的发现，为三星堆文化向三峡地区甚至长江中游扩张模式、人员及文化的交流与互动等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此外，在石柱观音寺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零星的三星堆文化渝东类型遗存，可辨器形有罐、高柄豆等。

石地坝文化是峡江地区脱离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圈强势文化的影响，逐步形成自身文化特质的重要发展阶段，是早期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庆特别是峡江地区有着广泛的分布。在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先后发现了渝北赵家湾墓群、涪陵龙头山北角下遗址、园丁老船厂遗址、古坟坝遗址、黄荆背遗址、香炉滩遗址等。开州姚家坝遗址地处浦里河（长江支流小江右岸支流）的右岸一级阶地，分布面积约80000平方米，我院于2015、2016、2018年对该遗址进行了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3100平方米，发现了较多石地坝文化灰坑、房址、窑址。其中，窑址的发现较为重要，可分为两类，一种平面形状呈瓢形，有火道、火塘、窑室，窑室下方的火塘内还残留有较多的陶器残片，可能与陶器烧制有关，是探讨这一时期陶器生产及装烧工艺、产品构成的重要材料（图三）；一种平面呈长条形，四壁有厚约2厘米的烧结面，底部有残留有厚约10厘米的灰烬层，灰烬层下有烧结面，可能为烧炭的窑址，为探讨这类窑址功能提供了新的资料。商周时期遗存的大量出现，完善了这一区域先秦考古学文化谱系，为探讨考古学文化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图三 开州姚家坝遗址陶窑（商周时期石地坝文化）

 

二、历史时期墓葬遗存

因抢救保护的实际需要，针对墓葬的清理一直是三峡后续考古发掘中的重点。经初步统计，已清理的战国、西汉、东汉至六朝、唐宋及明代墓葬达千余座，大大充实了峡江地区历史时期的墓葬资料。

（一）战国至西汉早期墓葬

峡江地区在战国时期是巴、楚、秦，尤其是巴、楚竞相争夺的重要区域，这一时期的墓葬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以一种文化为主体，多种文化因素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这批墓葬形制多为窄长方形土、岩坑墓，从鼎、敦、壶、豆的随葬品组合来看，其内涵基本以楚文化为主体，巴文化因素主要体现在柳叶剑、双弓耳铜矛等青铜兵器上。相关考古发现以巫山高唐观遗址、云阳营盘包墓群、万州黄金塝墓地为代表。此外，巫山大水田遗址、万元沟墓地、云阳塘坊遗址、云阳打望包墓群、万州大丘坪墓群等都发现有这一时期的遗存。

 

图四 巫山高唐观遗址发掘区全景

高唐观遗址位于巫山新县城西部巫峡镇高唐村三组长江北岸高丘山耒鹤峰上（图四），2016年我院对该遗址的发掘工作清理战国时期墓葬7座，墓葬均为有带头龛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随葬品组合有鬲、盆、豆、罐和鼎、敦、壶、豆以及有格楚式剑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器物，但也有少量绳纹圜底釜等土著文化因素的随葬品，表明其墓葬应以楚文化为主体，其性质应为楚人墓葬或受楚文化强烈影响的土著居民墓葬。营盘包墓群位于云阳县巴阳镇巴阳村，地处巴阳溪与长江的交汇处，2002年由福建省博物馆清理楚文化墓葬8座。2012年，在原发掘区所在山包的顶部，再次发现战国时期墓葬8座。这批墓葬排列有序、朝向基本一致，特别是M13、M14、M15同处一列，随葬品置于墓室一侧，鼎、敦、壶、豆组合完整，具有典型的峡江地区楚文化墓葬特征。2011年发掘的黄金塝墓地位于万州区新田镇五一社区，墓葬共包含战国时期岩坑墓9座，各墓之间不见打破关系，多数墓葬埋藏较深，形制结构相似，打破生土及基岩，墓壁修葺平整，口大底小，略呈斗形，葬具为一椁一棺或单棺。出土随葬品组合可分为两大类：第一类以随葬礼器为主，铜器（含兵器）有壶、剑、矛组合，陶器有鼎、敦、壶组合和鼎、敦、壶、盖豆组合；第二类以随葬日用陶器为主，陶器组合为罐、豆、盂。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特征、器物组合看，该墓地应为一处典型的峡江地区战国中晚期楚文化墓葬。

 

（二）西汉中期至六朝墓葬

西汉中期及以后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与中原王朝十分接近。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在三峡后续考古中占比最高、分布地域最广，多数墓地墓葬分布十分集中，并呈现出从西汉、东汉至六朝的较长文化延续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万州万顺墓群（图五），该墓群由9处墓地组成，沿长江呈线状分布，包含墓葬80余座，时代自西汉中期延续至六朝时期，墓葬之间鲜有打破关系且时代序列紧密，是一处精心选址与合理规划的大型墓地，集中反映了古代先民在墓地堪舆、家族合葬方面的丧葬理念，对研究重庆地区汉至六朝时期丧葬制度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是认识这一时期人口规模、文化面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典型实物样本。

 

图五 万州万顺墓群银家嘴墓地远景及周边环境

在一些规模相对较小的墓地，墓葬时代相对集中，西汉中晚期墓葬主要有涪陵转转堡、忠县坪上、忠县溪口、开州花石盘等墓群（图六）。墓葬形制上基本为近方形或方形土坑墓，随葬品中以锺（壶）、盒、罐、钵、釜、甑等陶容器，釜、鍪、洗等铜容器，刀、削等铁兵器组合为主，陶明器基本为灶、井、博山炉的组合。这批墓葬在同一墓地中往往布局有序、朝向一致，且相当部分未经盗扰、随葬品组合完整，对研究峡江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与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2012年在转转堡墓群发掘中清理西汉早中期墓葬3座，其中M2以大小均匀的砾石封门作为墓门，在峡江地区较为罕见；墓葬出土了矛、钫、鍪、鼎等铜器，体现出墓主较高的身份等级。2013年对该墓群实施了第二次发掘，清理汉代墓葬9座，其中6座为土坑墓，均可见有经过夯筑的熟土二层台，出土品以基本为生活类陶器。新莽至东汉早期墓葬的发现也取得了重要突破，在丰都马鞍山墓群集中出现了一批这一阶段的墓葬，墓葬形制基本为方形土坑墓（图七），基本保留了西汉时期器物组合，但釉陶器、明器的比重进一步增大，是认识两汉之际墓葬演变过程的重要参考。

 

图六  忠县溪口墓群墓葬（西汉）

 

图七  丰都马鞍山墓群墓葬（新莽）

 

东汉中晚期墓葬的发现更加普遍且有多项重要收获。墓葬形制以砖、石室墓最多，其次为崖墓（图八）。因使用木质棺椁的缘故，葬具鲜有完整者，但作为其装饰品的鎏金铜棺饰则得以留存，成为峡江地区东汉时期墓葬的一大特色。在随葬品的主要组合上，鼎、锺、壶、仓等承继自西汉特色的陶器虽仍存在，但总体呈现出逐渐减少的趋势；陶容器主要为釜、罐、甑、魁、钵等，并有一定的明器化倾向；俑类明器十分发达，特别是人物俑种类丰富、形态多样，在东汉晚期墓葬中常见高度近半米的灰陶或红陶饰釉的大型陶俑。忠县瓦窑六队墓群清理了1座东汉中晚期的石室墓，虽经盗扰，但墓室内随葬品基本未受影响，仍清晰地展现出入葬时的位置布局。此外，墓室内仍清晰可见横列的三处棺痕，是研究这一时期家族（家庭）合葬的典型实物样本。丰都县卡子堡、林口两处墓地均地处赤溪河与长江交汇形成的一处半岛型山包上，两处墓地在位置上应同属赤溪墓群的分布范围，该墓群是库区规模最大的东汉至六朝墓群之一，墓葬数量多且保存较好。卡子堡M2是一座带封土双墓道的双室砖室墓，两条墓道之间有一道生土墙相隔，自甬道起整个墓圹为一个整体，左右二室在中部相连通，是峡江地区十分罕见的墓葬形制；林口M2的出土品十分丰富，特别是陶辟邪钱树座、俑、戏楼等造型精美、内容丰富，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面貌与丧葬习俗具有重要的价值（图九）。

 

图八  忠县龙洞墓群发掘区全景

 

图九  丰都林口墓地墓葬（东汉）

 

峡江地区的六朝时期墓葬在形制上与东汉晚、末期差异较小，因不易区分及重视程度不够等缘故，相关研究工作一直较为薄弱，目前普遍将青瓷器作为判断库区六朝墓葬的标准器物。在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规模较大的汉代墓地，一般零星存在六朝时期墓葬，如巫山老屋场、奉节赵家湾、万州黄金塝、丰都二仙堡、忠县龙洞等墓群（图一〇）。最为集中的发现见于巫山大溪村墓群，该墓群清理了19座石室墓，其形制可见有刀形和长方形两类，出土品皆为灰白胎、淡青釉、底部露胎的青瓷器，器形有罐、鸡首壶、碗、钵、砚台、唾盂等，大大深化了对峡江地区六朝墓葬的认识。

 

图一〇  丰都二仙堡墓群墓葬（六朝）

（三）隋唐及以后时期墓葬

这一时期墓葬的发现较为零星。2015年在云阳大凼子墓群清理出一座“凸”字形砖室墓，以卷草纹和花卉纹砖砌筑，墓底铺一层卵石，并出土有一件瓷四系罐。从墓砖纹饰和出土品来看，与江西吉水房后山隋代墓葬十分接近，是重庆境内这一时期墓葬为数不多的考古发现。唐代墓葬以丰都赤溪遗址的发现最具代表性，所见墓葬为土坑墓和瓮棺葬两种，土坑墓均为小型的竖穴土坑墓，随葬品有瓷双唇罐、四系罐、砚台，铜带銙，开元通宝等，瓮棺葬葬具用大口小底的四系瓮。此外，在奉节白帝村墓群清理了一批唐代土洞墓，极具峡江地区特色。宋代墓葬的发现极少，万州区瓦屋墓群发现同冢异穴的宋代墓葬2座，总体形制与渝西地区的宋代墓葬相近。明代墓葬在云阳县小河湾墓群和鲢鱼山遗址有较为集中的发现，墓葬形制均为小型竖穴土坑，排列有序、分布密集，出土有造型多样的谷仓罐等遗物，为三峡地区明代墓葬考古增添了新的实物资料。

 

三、历史时期城址遗存

主要以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为主题开展。宋元(蒙)山城是宋元(蒙)战争中南宋末期(约1240-1279年)期间双方在四川境内修建的一系列军政合一的山城堡寨的总称，山城布局依山控水，借助地理形势构成军事防御体系，据文献记载分布于重庆的有20余处。以三峡后续工作大遗址保护为契机，峡江地区的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掀起了新的高潮，尤其以奉节白帝城、云阳磐石城、万州天生城的工作最具代表性。

地处夔门西口的奉节白帝城为宋元（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西线的重要门户，被誉为宋元（蒙）战争山城防御体系“蜀中八柱”之一，视为“蔽吴之根本”。通过2017年的工作进一步廓清了南宋白帝城的空间格局，明确了“城连城、城中城、城外城”的多重城防体系，揭露了出一批以城墙、城门、墩台为代表的城防设施，集中发现一批南宋时期的火器实物，为宋蒙（元）战争山城防御体系的研究提供了最新实物资料。此次工作通过对子阳城樊家台、皇殿台等地点的发掘，确认了子阳城片区的城防布局为“台城与围城”的布局模式，还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瓮城遗址，进一步丰富了白帝城遗址的城防设施类型。樊家台兵器坑、皇殿台瓮城出土17件铁雷（图一一），形态特征与文献所载“震天雷”类铁火炮相似，根据铁雷内部填充物X射线荧光分析结果，与《武经总要》中火砲火药方比例的含硫量占比31.8%较为接近。层位关系、共存器物及测年数据均显示其时代为南宋末期，应为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火药实物及最完整的铁火炮实物，对古代战争史、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一 奉节白帝城遗址樊家台兵器坑（宋）

 

考古调查试掘情况表明，万州天生城始建于宋元（蒙）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城址所在天城山为一南北向展布的脊状独立残丘，由鸭嘴壳、鹅公包、鹅公颈和天城山主体四部分组成。2017年的发掘工作取得了重要突破，调查新发现城（卡）门、城墙、采石场、炮台、道路等文物点28处，发掘城墙、城门、房址、道路、排水沟、水池、灰坑及石（砖）墙等各类遗迹66处。考古工作基本廓清了城址宋代以来内外两重城圈的布局结构，确认天生城由山顶台城、东外围城及北外子城三部分组成。首次发现了保存较好的宋代城垣、道路及采石场遗迹等，弥补了城址年代相关空白与缺环，支撑了真实性与完整性。将遗址本体的分布范围由孤立的山顶环城，向北扩大到西北鹅公包一带，向南扩大到东外二级山崖, 印证了《宣相杨公攻取万州之记》中“一鼓而拔其外城”的相关记载。前后寨门（卡门）瓮城、东外城北门及鹅公包宋、清两个时期城门城墙的叠压关系，为研究城址变迁与沿革提供了重要线索。

忠县皇华城在《水经注》中称江浦，南宋咸淳年间忠州因度宗潜邸升咸淳府，移府治于此。城址地处长江之中的皇华岛上，三峡工程蓄水后面积约1.5平方公里，现为三峡库区最大的江中岛。2018年5至8月，我院开展了对皇华城遗址考古调查试掘工作，调查发现墩台、城门、道路、采石场、墓地、水井等55处，确认四处遗存分布密集区，基本掌握了皇华城城圈闭合情况和城墙结构特征。城址由城圈闭合的山顶环城及分布于西北江边一带的外城墙构成，另于东北部构筑“一字墙”一段，自内城墙向下至二级台地。城址东北部为重点防御区，集中于溪沟两岸高地设置四处墩台，与城墙形成交叉打击面，一字城墙的设置亦与墩台有直接联系。阶段性考古工作找到了筑城之前及城墙废弃之初的的地层堆积，以实物印证了皇华城宋末筑城史实。皇华城踞岛围城、环江为壕，在山城防御体系营造理念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城址较好的保留了宋末以来的原始状况，明清及晚近以来没有大规模破坏重筑，相对其他山城，具有较高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四、古代产业遗存

古代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都离不开传统工业及其产品；古代传统工业的进步，是推动古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动力；古代产考古研究是检验古代社会进程的一把钥匙。重庆市拥有种类齐全的矿产资源，尤其是有色金属资源极为丰富。同时，还拥有丰富的地下卤水资源。冶金和制盐业自古以来就是西南地区最为重要，也足以影响全国的支柱产业。此外，宋代以来重庆地区的制瓷业也逐步发展。在三峡后续考古工作中，制瓷业、冶锌、制盐业等方面遗存取得了多项重要收获，进一步凸显了重庆考古工作的鲜明特色，为我国产业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实物资料。

（一）制瓷业遗存

主要集中在丰都县境内，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沙溪嘴遗址、瓦啄嘴遗址、石板溪窑址、农花庙遗址和观石滩遗址等，以上遗址中均可见有保存较好的制瓷业遗存，窑址可见有马蹄窑和龙窑两种，时代以唐宋时期为主体，部分可延续至明清时期。其中，石板溪窑址位于文溪与长江交汇的三角形地带，2013年发掘出龙窑1座，其时代可从五代延续至宋代。出土遗物以碗、罐、壶、盆、瓮、盏、碟、钵、杯、器盖等瓷器为主，多为灰褐胎或红褐胎，胎质较致密，青釉，釉面较粗糙，釉下施淡黄色化妆土。特别需指出的是，在发掘中还出土有少量釉下彩绘和有刻画装饰的器物残片，与邛窑此类装饰较为一致。窑具也有较多的发现，以支座、垫圈、匣钵居多。龙窑在重庆地区的发现较少，这一发现对了解峡江地区龙窑的形制结构与特点、装烧工艺以及民窑发展状况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冶锌遗存

由于锌独特的性质，其在冶炼还原过程极易挥发，因此在古代8种主要金属中，锌的出现时间最晚。明清时期锌主要用于制作黄铜钱币和其他黄铜制品，是一种重要的国家资源。三峡地区的炼锌遗址分布在丰都县镇江镇至忠县洋渡镇沿长江两岸台地，绵延20余公里，数量共计21处。其中，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是三峡地区乃至全国目前发现并进行考古发掘的时代最早、面积最大的炼锌遗址（图一二），通过2013年来先后开展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工作，大大深化了对明代以来炼锌遗存的认识。在选址方面，多选择在沿江台地、坡地的临江面，附近多有冲沟、小溪，可利用长江运输原材料、产品以及便于将附近水源引入冶炼场，以满足冶炼过程用水，并借用临江地形高差和风向进行自然抽风，提高燃烧效率，同时有足够空间倾倒大量冶炼废弃物。冶炼工作区域以马槽形的冶炼炉为中心，炼炉两侧有柱洞，可供搭建工棚之用，其周围分布有堆煤坑、炼煤坑、拌泥坑、蓄水坑等一系列冶炼工作配套遗迹，为探讨我国古代“下火上凝”式炼锌工艺流程的产生、发展以及三峡地区古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图一二 忠县临江二队遗址发掘区全景

 

（三）制盐业遗存

宁厂古镇盐业遗址地处后溪河狭长的南北两岸坡地上，于后溪河口渡口形成县境内南北向的交通干道节点，在大宁河口交汇处南岸接往南至巫溪县城的栈道及古道，北岸接北至陕西镇坪、湖北竹县的古道。通过系统的调查、勘探及发掘工作，共计发现文物点80余处，时代涵盖两汉、明、清、民国及近现代。包括汉-南北朝时期崖墓4处，明清时期衙署遗址1处，交通遗址11处、寺庙遗址13处、古民居14处、山寨3处、明清-近现代制盐遗址39处，盐业相关建筑6处。可分为盐泉遗址、制盐遗址、宗庙遗址、衙署遗址、盐运道路、码头、民宅、输卤遗址及商业遗址等。基本厘清了宁厂古镇的生产、生活、商业系统、管理系统及宗教信仰。清理发掘明清时期制盐遗存1处，民国至近现代制盐遗址2处，包括制盐灶6处，炕盐灶2处，灰坑4处，灰沟6条，各种功用的卤水池40处，出土各种生产生活遗物18件。宁厂古镇盐业遗址中的盐灶是我国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结构最清晰、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盐灶群之一，遗址完整地揭露出宁厂古镇盐业遗址的生产、生活空间，展示了以盐灶为中心的生产布局结构，揭示了宁厂古镇清代至近现代制盐工艺的流程，为中国盐业技术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宁厂是中国井盐技术近现代化发展的缩影，是历史传统技术与近现代化技术结合的典范，反映了传统的“泼卤印灶”与塔炉灶制盐技术的融合发展，再走向真空制盐的技术发展脉络，对建立和完善中国井盐技术发展史具有重要意义。

 

五、结  语

历经十年来持续不间断的工作，三峡后续考古在消落区文物保护方面抢救第一、及时保护，在大遗址考古方面深度介入、有效支撑，在取得了多项重要考古突破的同时，考古工作的公益属性得到了充分发挥。一是通过消落区文物抢救发掘，有效实现了对出露文物的及时保护，避免了因国有文物流失带来的不良影响，一度严峻的三峡库区文物保护形势得到了明显缓解；通过考古工作在三峡库区一批重要遗址保护与利用项目中的前置介入，有力支撑了遗址相关规划编制，大大推进了遗址保护利用的步伐和进程。二是根据三峡后续考古项目同时具备工程性与政策性的特征，在项目管理中实践了文物保护管理与实施的新机制，坚持合同管理制、项目协议制、检查验收制等，有效确保了项目实施的质量与科学性，开创了三峡后续考古的新局面，考古项目也是三峡后续文物保护工作中执行力最强、成效最显著的项目类别之一。三是科学取得了一批重要的考古收获，累计有3个项目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终评，3个项目入选重庆“十二五”期间十大考古新发现。巫山大水田遗址进一步凸显了峡江地区大溪文化的边缘效应，先秦考古发现有效带动了峡江先秦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奉节白帝城遗址出土了我国年代最早的铁火炮实物，忠县临江二队遗址是我国目前已确认的规模最大冶锌遗址等，进一步扩大了三峡地区考古在全国的影响力。四是大大充实了库区的文物资源，新发现了一大批遗址、墓葬，其中重要者已列入国家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库区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等级得到有效提升，出土的各类精美文物大幅充实了库区区县馆藏文物数量，进一步增强了库区的文化软实力。

本文摘自 《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出土文物图集》

文稿：白九江 范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