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日军飞机对重庆进行狂轰乱炸，导致电力供应紧张，夜晚城里漆黑一片。唯独沙坪坝地区受到政府特供，晚课教室通明，俨然成为战时重庆夜晚的一道风景，因而被誉为“沙坪学灯”，列入“陪都八景”之一。 

其中，“政府特供”一事，有以下的历史背景： 

1943年3月，蒋介石兼任中央大学校长，学生们向他提出强烈要求，希望解决学校停电的问题。于是蒋介石下达手令：“沙磁文化区学校用电必须保障，不许停电。”问题很快得到解决，于是当全市其他地区入夜“黑黑明明黑黑”时[1]，只有沙坪坝各校的“学灯”格外明亮。

这两段叙述构成了我们今天对“沙坪学灯”的认识。每当听到“沙坪学灯”这个词，眼前就浮现出夜色中灯火一片、蔚为壮观的景象。

然而，这样的描述虽然美好，只要深入地想一想，就能发现其中的漏洞。

第一，由于重庆大轰炸，市区与沙坪坝地区的夜晚形成鲜明对比一事，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重庆大轰炸发生于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间。根据史料记载，5年间，重庆市区及周边地区遭受惨烈轰炸，包括沙坪坝地区，中央大学、重庆大学、南开学校等地均受重创，校舍严重被毁，并无优于其他地方的学习条件。而且日机轰炸并非只在白天进行，夜间也曾多次轰炸[2]。即使遭受连续轰炸，重庆市区也不可能一直是漆黑一片。试想一下，如果市区一片漆黑，唯独沙坪坝地区灯火通明，岂不正好成为日机轰炸的目标了吗？

第二，蒋介石下令为沙坪坝学府提供用电保障一事发生于1943年，而“沙坪学灯”作为一个景观名词，先于1941年出版的《重庆指南》一书就存在了，两者之间相差2年时间，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能混为一谈。

历史，是具体的、客观的，然而经历漫长的岁月，人们常常因主观的美好想象，而混淆了历史事件，把毫不相关的事情硬凑在一起。一些媒体在发表时，只使用别人的结论，缺少质疑和考证，以至于人们离真相越来越远。

杨世才，1896年出生于今四川乐山，少年时在乐山中学读书，与李颉人、郭沫若都是同学。后来入华西大学习外文，毕业后来到上海一家洋行担任翻译，参加了同盟会，又前往湖南加入湘西靖国军，任总司令部少校参谋。

受“五四”运动洗礼，他决心脱离军队，追寻新的生活，于是前往长沙，做了一名新文化书社的推销员。杨世才表现出惊人的推销能力，也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到了出版行业。

1925年，杨世才回到四川，在重庆创办了一家“重庆书店”，又在上海开了分店，常年往返于两地，经营《新青年》等进步杂志和自然、社会科学类书刊。

《重庆指南》

《重庆指南》目录

编者的话（一）

大量资料收集、繁琐的校订、复杂的排版、地图的描绘、连续上涨的纸价等等因素，都让整个编辑出版工作十分不易。不过，杨世才社交广泛，具有相当的社会名望，这对于跑广告拉赞助很有帮助，吴稚晖、郭沫若、卢作孚等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的推荐或题词，又为指南的销售提供了许多便利。

编者的话（二）

今天来看《重庆指南》，这不仅是一本单纯的资料和信息汇集，更是从侧面记录了民国时期重庆的社会变迁，“展示了重庆物质上的进步、精神面貌的改变、社会发展的有序化”[3]。

我们应该感谢杨世才，他为今天的我们记录了一个烽火中的重庆陪都，体现了一个富有时代使命感的地方文人，对国家前途命运难以割舍的关怀，以及对重庆本土文化的强烈认同。这种关怀和认同体现在他写于书中的评论介绍、随处插入的抗战标语里，也体现在他提出的“陪都新八景”中。 

1940年，重庆被确定为陪都。次年，杨世才立刻在新一版《重庆指南》中推出了“陪都新八景”。与旧的“巴渝十二景”不同，杨世才提出的“新八景”并非只赞叹自然美景，而是兼顾了自然与人文的双重含义，每一景都有独特的人文内涵和象征意义，“沙坪学灯”正是其中之一。

清乾隆至抗战时期，时间过去了两百年，许多景点已变得有名无实了。而时局变化，重庆成为陪都，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时候重新梳理重庆的景观了。

杨世才于是提出了“陪都新八景”的概念，希望以此来定义重庆新的自然人文地标。“陪都新八景”即：

先说说“星岛长明”一景，杨世才有如下解释：

陪都新旧市区全部及两江沿岸，入夜后电灯齐放、通明如画，晶莹闪烁、密若天星，前人万盏明灯莫可比伦。自南岸一带山顶眺望，层层叠叠，俨然一座明星仙岛，辉煌灿烂、浩然壮观……敌机虽连年肆虐，仍无少灭，真是天生重庆，小丑岂能轻犯哉。陪都之伟大天成，可共日月而长明，本景象征陪都人文荟萃，有如明星之相聚然[4]。 

重庆夜景

夜晚，当我们登上南山眺望渝中半岛时，可曾想到，70多年前，杨世才也曾站在同样的位置远眺，他被这壮观的灯海深深震撼，重庆虽然连续遭受敌机轰炸，灯火仍然没见减少，真是天生一个重庆城！

再往前数200年，王尔鉴大概也被眼前的美景所倾倒，于是他用“字水霄灯”来表达自己的所见。不过当时的“灯”还都是烛光和水光，而杨世才的时代，已然是电灯的光亮了。

不仅如此，看着万千灯火，杨世才想到的是重庆的人文荟萃，重庆的明天也会象长明的灯火一样灿烂辉煌，于是他写下“星岛长明”，寄托了自己对重庆的热爱与憧憬。

我们由此联想到“沙坪学灯”，它不可能同样也指“灯光”的景色，否则就与“星岛长明”重复了。那么“沙坪学灯”究竟是指什么？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寄托呢？

沙坪学灯

磁器口下、嘉陵江岸，沙坪坝为陪都文化区，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先后设立于此，继之者有南开中学、中央工专、大公、市中、女职诸校以及其他。学府林立，庄严巍峨之校舍相望，蔚为文化中心，放大光明是为学灯，象征中华民族之文化发扬宏大，有如明灯。

这段描述清晰地解释了“沙坪学灯”的真正内含。杨世才并非要表现学校或学习的灯光，而是把聚集在沙坪坝的学府，看成是民族文化的中心，以学灯为喻，希望中华民族的文化发扬光大，犹如明灯一般闪耀世界。

简单来说，“沙坪学灯”不是一种直观的景象，而是具有象征意义的一种意象，表达了杨世才的爱国情怀和振兴中华的理想。 

抗战时期，大批学府西迁，沙坪坝因地理和交通的优势，集聚了众多的学校。重庆大学、南开中学、中央大学等先后落址，据统计，文化区共有20余所高校、40余所中学和80余所小学[5]。 

这里就象一个“巨大的熔炉”，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云集，学生们爱国热情和学习空气高潮，学术研究氛围浓厚，不断有新的成果推出。有人说这里是全国文化教育的中心，抗战大后方竖起的一面文化旗帜。 

到这里，“沙坪学灯”已经有答案了，不过，还有一说值得探讨。

“星岛长明”虽然也是描绘山城灯海，但杨世才没有如王尔鉴一样使用“灯”字，这固然有他自己的偏好，但或许还有另外一层原因。

我们来大胆猜测一下。杨世才可能有意把“灯”字留给“沙坪学灯”使用，因为“学灯”是一个词，而这个词并非他的原创，其实早已频繁出现在媒体上，印刻在他心中，具有特殊的含义。

4

杨世才曾经自言深受“五四”运动的洗礼[6]，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作为当时知名的四大报纸副刊之一的《时事新报》副刊，刊名就叫做——“学灯”。 

1918年3月4日，上海《时事新报》创立《学灯》副刊，内容主要是学术、教育和文艺。《学灯》是第一份参与新文化运动的报纸副刊，也是中国近代第一份引入学术内容的报纸副刊，它通过传播新思想、新文艺而开展新文化建设[7]。有人说，《学灯》副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一度“有左右学术界的势力”，其声望可见一斑。 

周作人、叶圣陶、田汉、胡适、鲁迅等都曾在《学灯》发表著译之作。郭沫若的第一首新诗就发表在《学灯》上，正是《学灯》发现并发掘了当时还默默无闻的郭沫若。随着《凤凰涅槃》等一系列新诗在《学灯》上的发表，郭沫若逐渐成为诗坛巨匠，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旗手。

然而，《学灯》的发行并非一帆风顺，因各种原因而遭遇多次改名和停刊。更名为《星期学灯》后复刊不久，1937年又因抗战爆发而停刊。可是次年的6月5日，《星期学灯》又在重庆复刊了［8］。从“五四”走来的杨世才，想必也是《学灯》的众多读者之一，如果他在重庆看到这份久违的报纸，或许会大为感动吧。 

《新青年》等杂志和《学灯》等报纸副刊，是新文化运动中两股独立的媒介力量，它们都发挥各自特长，推动新文化运动深化发展。或许可以这么说，“学灯”这个词的意象，就如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精神，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而沙坪坝聚集了众多的学校和莘莘学子，这个新兴的文化区从建立之初，就被寄予厚望。有人说它是“全国文化的总汇合点”，“它的光芒，不仅照耀重庆一隅，而且将四射到西南各省及整个中国。” 

在杨世才的眼中，无论是《学灯》副刊，还是“沙坪文化区”，都是新文化建设的重要阵地，他寄望“五四”精神能在沙坪文化区得以传承和发展，如一盏明灯熠熠闪耀。这或许就是他借用“学灯”一词，为重庆新的文化地标定名“沙坪学灯”的用意所在。 

今天的沙坪坝，仍然以文化教育大区著称，西部（重庆）科学城的设立，将会打造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沙坪学灯，传承不灭！

参考及备注

作者：史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