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  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

 

太平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望龙门街道白象街与四方街交汇处西南侧，地处渝中半岛长江左岸的一级阶地之上，北部紧邻老鼓楼衙署遗址（图一），是重庆“九开八闭”老城门中的重要开门之一。地理坐标为北纬29°33′18.3″，东经106°34′43.3″，海拔202米。

 

图一 遗址位置示意图

 

文献记载，重庆历经战国张仪【1】、蜀汉李严【2】、南宋彭大雅【3】、明代戴鼎【4】四次大规模的筑城及明清时期多次修缮【5】方形成重庆城“九开八闭”的城垣格局。特别是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四川制置副使兼重庆知府彭大雅为防御蒙古军队进攻，“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阖，蔽夔、峡，为蜀之根柢”【6】。淳祐二年（1242年），四川制置司移驻重庆，安抚制置使兼重庆知府余玠依托方山大川的山形水势优势广筑山城，逐渐形成以重庆为指挥中心，以合州钓鱼城作为支柱，以大江南岸作为纵深，依托长江天堑，沿嘉陵江、渠江、涪江、沱江、岷江和长江南岸的雄峻山峰修筑了许多依山制江的据点，遍布川渝境内，控扼水陆要道，构成了一个全面立体的山城防御体系。太平门紧邻四川制置司衙署，在蒙宋战争时期也是蒙（元）军进攻的战略要地，《元史•石抹按只传》载：“（至元）十五年，复攻重庆太平门”【7】。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改重庆守御千户所为重庆卫。……立卫治，命指挥戴鼎守之”【8】，“指挥（使）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丈七尺，环江为池，门十七，九开八闭，象九宫八卦”【9】，太平门为九个开门之一。民国十五年（1926年），潘文华任重庆市长，开始了建筑马路，宏阔码头的城市扩建，太平门在这次拓展过程中废弃，1927年出版的重庆商埠第七期载：“1927年底，太平门在修建码头时被拆毁”。2013年7月，在渝中区旧城改造过程中，太平门遗址得以出露显现。经调查，遗址包括主城门和外瓮城两部分（图二），主城门保存较好；外瓮城由东、南、西三面城墙与主城墙围合而成，瓮城门及西墙已毁，东墙、南墙被房屋和道路叠压而尚存，东墙长约22、南墙长约47、残高约7米，占地面积约3000平方米。

 

图二  遗址布局图

 

2014年3月至2015年7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对遗址主城门区域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面积800平方米，清理了城门、城墙、道路、排水沟、水池等遗迹（图三），出土了南宋至明清时期的砖瓦、陶瓷器、钱币等遗物。现将此次发掘工作简报如下。

 

图三  遗迹分布图

 

一、地层堆积

太平门遗址位于重庆市渝中区下半城，属重庆老城的核心区，遗址区原有密集的民房。工作开展前，发掘区域已完成了征地及拆迁。遗址内的地层堆积以T3、T4西壁（图四）及T5南壁（图五）为例说明如下。

图四  T3、T4西壁地层剖面图

 

T3、T4西壁：

第1层：现代堆积层。全方分布。厚0.25~0.75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植物根茎及大量现代建筑垃圾等。

第2层：民国时期文化层。全方分布。厚0.15~2.8米。深灰褐色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大量石块、煤渣、条石及大量的青花瓷片、瓦片、硬陶片等，伴出有民国十五年（1926年）铜币。为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庆城扩容时形成。

第3层：清代文化层。分布于探方北部。厚0.15~0.2米。浅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青花瓷片，炭粒等。

第4层：明代文化层。分布于探方北部。厚0~0.25米。浅红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大量瓦砾，少量青花瓷片等。

第6层：宋代文化层。分布于探方北部。厚0~0.45米。浅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青瓷、酱釉瓷片等。

 

图五  T5南壁剖面图

 

T5南壁：

第1层：现代堆积层。全方分布。厚0.12~0.35米。含有少量青花瓷片、植物根茎及大量现代建筑垃圾及塑料制品等。

第2层：民国时期道路及垫土层。仅分布于探方南部。厚0.18~0.56米。墁石路面，下部铺垫浅灰色沙土，包含少量石块、瓦片、硬陶片及民国时期青花瓷碗残片等。该层下依次叠压有L6、Q1A、L7、Q1B、Q2A。

第5a层：南宋废弃堆积层。仅分布于探方南部。厚0.05~0.15米。灰黄色瓦砾堆积，含大量瓦片、红烧土颗粒、白灰颗粒及少量龙泉窑青瓷碗残片。此层下发现有Q2B、G8、G11。

第5b层：自然淤积层。零星分布于探方南部Q2B表面地势低洼处。厚0~0.13米。紫红色泥岩颗粒，土质致密，应为雨水冲积而成。

第6层：宋代文化层。分布于探方北部、南部。厚0~0.16米。浅褐色沙土，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少量白瓷芒口器残片等。

第7层：战国文化层。仅分布于探方西南角。厚0~0.55米。红褐色黏土，土质较致密，含零星碎石、炭粒及少量泥质褐陶和夹砂灰陶绳纹陶片。此层下为基岩。

 

二、遗迹

（一）主城门（CM1）

主城门位于发掘区东部，打破城墙Q2A、Q2B，被城墙附属踏跺（L4、L8）叠压。保存完好。其东部因被现代道路叠压而未发掘，仅揭露出了城门及以西部分（图版一）。发掘结果显示，主城门修建以来兴废频繁，门道内残存有明至清代历经三次修建的铺石道路。因遗址后期展示利用需要，仅清理至最晚一次修建的道路面，并由此向下局部解剖。

 

图版一  城门及城墙全景

 

城门形制为单门洞券顶拱门，夯土甃石结构。坐西北朝东南，方向118°。门道平面呈“亞”字形，面阔4~4.6、进深6.5、高5.75米（图六）。内门道为券顶，前端两侧设有对称的栓眼，眼宽0.3~0.35、高0.2~0.25、进深0.3~0.5米，栓眼下方石板路面上各凿有一个长方形门臼，臼长0.25、宽0.15~0.2、深0.05米。内门道面阔4.4~4.6、进深4.1、高4.96~5.75米（图七；图版三）。外门道亦为券顶，面阔4、进深2.4、高4.35米（图八；图版四）。券顶呈半圆形，单层，顶部有“伏”，距底部2.58米处发券，券拱由21块楔形条石组成，伏厚约0.15米。伏顶部约0.3米处原有横向门匾，现已缺失，根据张云轩所绘《光绪重庆府治全图》载，原匾额阴刻“擁卫蜀東”四字。

 

图六  主城门及城墙平面图

 

 

图七  主城门内侧正视图

 

 

图八  主城墙外侧正视图

 

图版三  主城门内侧全景（西北→东南）

 

图版四  主城门外侧全景（东南→西北）

 

门内道路以规整石板铺就，呈阶梯式布局，北端为踏跺，有五级，踏面宽约0.4、阶高约0.15米；中部为平台，用于城门的开闭；南端踏跺破坏，应为三级。道路两端向城内和瓮城延伸构成城门路网。城内清理出由晚至早三次修建的铺石路面(L1→L3→L10)，最早一期石板路面下还发现有更早的石凿踏道；瓮城保存有两次修建的铺石路面(L3→L10)，其下部叠压有一层与城墙Q2A同时修建的道路面(图九；图版五)。门洞顶部构筑有城楼，仅存台基址。因发掘区域限制，台基仅揭露出门洞顶端及其以西部分，为夯土甃石结构，包石墙体用条石丁形砌筑，白灰勾缝。台基揭露部分东西长13.65、南北宽6.2、残高1.66米。台基西南角紧靠城墙女墙设有踏跺L5以便上下，现存2级，踏面宽0.35、阶高0.15米。经解剖，L5系城墙垮塌后增筑，基槽内出土有“同治通宝”款青花瓷片。

 

图九  主城门及道路剖视图

 

图版五  城内相互叠压的道路面（东南→西北）

 

从遗迹之间的叠压关系看，主城门系在原有城墙基础上开挖基槽后修建而成，主体为一次修建，顶部和外侧夯土有明显的晚期补筑痕迹。清理情况表明，主城填埋时仅用条石封堵了城门洞内侧，城门洞内用三合土铺有地面，并构筑有排水设施，整个门洞继续用于生活居住，直至1940年左右方将其填埋、封堵。

（二）主城墙

平面呈“一”字形，截面呈梯形，东北——西南向，方向215°。夯土甃石结构。由顶部顺城道路、下部夯土、包石墙体和北部附属踏跺等部分组成（图六；图版二）。揭露部分通长29.2、残高7.84米。从发掘情况看，城墙存在多次修建和补砌。以下根据叠压关系，从早至晚分别叙述。

Q2B  位于城墙最底端，叠压于第5层下，东部直接砌筑在基岩上，西部叠压于第6层上。由夯土、石板路面和排水沟G8组成（图五）。夯土现残存7层，以红褐色黏土、黄色沙土夹杂石块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薄不一，最厚为0.3米，夯土内含有少量青白瓷、黑釉瓷片及少量碳化水稻。石板路面仅残存于附属踏跺下部，西部有明显的坍塌迹象。石板表面地势略低处淤积有厚约0.05米的紫红色泥岩颗粒（第5b层），其上顺墙体整体分布有一层厚约0.18米的灰黄色瓦砾堆积（第5a层），应为Q2B废弃后形成。排水沟G8由基岩下凿而成，顶部横铺石板作盖，沟宽0.26~0.42、深0.26米。夯土揭露长约16.06、残宽约2.58、残高0.4~1米。

Q2A  叠压于Q1B第7层下、第5a层上，为城墙的主体部分。由夯土、包石和排水槽组成（图五；图八）。夯土现存11层，主体以红褐色黏土、灰黄色沙土夹杂石块分层夯筑而成，夯层厚薄不一，最厚达0.55米。其中，第4~11层以红褐色黏土为主，包含少量黑釉瓷、酱釉瓷、青白瓷片及大量碳化水稻，为一次性修筑而成；第1~3层以灰黄色沙土为主，包含大量板瓦，少量石块和零星白釉瓷碗底、黑釉瓷罐耳部残片，明显为后期补筑形成。经解剖，发现第4层夯层外侧等间距立砌石板并夯实以加固夯土外缘。包石仅存外墙，内墙被近现代房基破坏无存，现存22层，高约6.12米，底部坡度约60°。砌筑方法是，先将基岩凿平，后用加工规整的青砂岩条石错缝丁砌，至第15层条石时顺砌一层长方形条石，而后第16~22层再继续用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墙基略有收分，由下往上逐渐内收，丁砌条石规格也由大变小。排水槽顺外墙基向下开凿而成，揭露部分长17.25、宽0.07~0.3、深0.05~0.25米。此外，排水槽南侧基岩表面发现4个柱洞（编号D1~D4），顺城墙呈“一”字形分布，其中，3个为圆形桶状（直径0.15~0.25、深0.3米），1个为长方形槽状（长0.22、宽10、深0.22米），内填黄灰色沙土，出土少量白瓷片。从其位置关系分析，可能与城墙营造有关。

CM1段城墙  修筑城门CM1时修建。叠压于Q1B第7层下，打破Q2A、Q2B。由夯土、包石和踏跺组成（图五；图七）。夯土用红褐色黏土和石块层层相间夯筑而成。包石墙体用加工规整的长方形条石错缝丁砌，白灰勾缝，包石表面有斜向鑿痕，周缘打磨光滑。内墙基槽不平处铺砌有土衬石，内墙残高4.8米，坡度约88°；外墙利用Q2A墙体作为墙基，内收砌筑包边石，外墙残高7.1米。踏跺位于城墙北部，系城内上下城墙的道路，剖面显示存在三次修建的道路面，本期踏跺L9铺设于Q2夯土之上，被晚期修建的踏跺L8、L4叠压，未做清理，踏面长约2.35米。

Q1B  位于城门以西，叠压于Q1A下。由顶部顺城道路L7、下部夯土、包石、女墙、和踏跺L8组成（图五；图八）。L7用石板平铺而成，石板主体较规整，南部和东部规格不一。经解剖发现，L7南部和东部为两次补筑而成，南部系外墙垮塌后与外墙同时补筑而成，东部补筑时间略晚于南部，补筑垫土内出土最晚钱币为嘉庆通宝（图一O）。L7残宽约5.64米。夯土现存6层，用灰色、灰黄色沙土夯筑而成，夯层厚薄不一，最厚达0.8米，夯土内含有少量明代青花瓷片。包石仅见于外墙，用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而成。女墙与外墙一体，构筑方式相同，残高0.7米。踏跺L8叠压于L4下，局部清理结果显示，上下两端为石阶踏跺，中部为墁石平台，踏面宽约0.35、阶高0.12米。

 

图一〇  解剖沟东壁剖面图

Q1A  位于城门以西，叠压于民国时期修建的石板道路下。由顶部顺城街道路L6、下部夯土、包石、女墙及踏跺L4组成（图五；图六；图八）。L6用加工规整的石板平铺而成，东部保存较好，西部路面破坏，路面宽5.74米，垫土内出土有“同治年制”款瓷片。结合L6南部解剖结果（图一一），夯土共12层，用黑色、红色、浅黄色沙土及青灰色碎石渣夯筑而成，夯层厚薄不一，最厚为0.32米，内含少量青花瓷片及乾隆通宝钱币1枚。包石主要见于外墙，以长方形条石错缝顺砌为主，少量为丁砌，白灰勾缝。女墙与外墙一体，在原女墙基础上加高，残高1.02米。L4在L8基础上垫土夯筑，被现代房基分割为东、西两部分，东部踏跺已被破坏，仅存四级踏跺，为黑色沙土夹杂小石块夯筑而成，表面废弃层内发现“川”铭民国十五年嘉禾铜币1枚；西部残存三级踏跺，砌筑方式为逐级嵌入CM1增设墙体，白灰勾缝。L4残长5.15、宽2.5、残高1.95米，踏面宽0.35、阶高0.15米。

 

图一一  解剖沟北壁剖面图

 

（三）水池

1座（C1）。位于T5西部，叠压于第2层下，打破G5、G8、G11、Q2。方向300°。修筑方法，先挖长方形竖穴池圹，底部及于砂岩之上，坊内四周用条石垒砌池壁，白灰勾缝，壁面亦抹有一层白灰，坊长3.12~3.64、宽2.6、残深0.72~1.62米，池内残长约2.6、宽约2.08米。池底平铺小青砖，砖长65、宽40、厚5厘米（图一二）。

 

图一二  C1平、剖面图

 

（四）井

1眼（J1）。位于T3东北部，叠压于第2层下，西邻G6。方向118°。由基岩往下开凿而成。口部平面近梯形，壁面较直，壁上部有一圈浅槽，底部近平。井口西北部凿有一条宽约0.14米的沟槽将G6北段积水导入井内，西南部凿有出水口通往G6南段，现出水口被后期构筑的条石封堵。长1.16、宽0.98~1.06，深0.76~1米（图一三）。

 

图一三  J1平、剖面图

 

（五）排水沟

12条。绝大部分为城门、城墙的附属排水设施，G3、G6、G12汇入G9构成城门排水系统，G7、G8、Gl1为城墙排水沟，其余为城内和瓮城内建筑排水。

G5位于T5中部。叠压于L2下，被C1和现代房基打破。方向228°。长条形，底部平铺石板，侧壁立砌石板，白灰勾缝。沟内堆积可分3层，由上至下分别为浅青色沙土、浅红色沙土、紫红色泥岩颗粒，层次分明，应为淤积而成。沟内出土有灰陶板瓦、黑釉瓷盏、酱釉瓷碗、器盖及动物骨骼，还有少量青白釉瓷碗、青瓷碗残片。长10.5、宽0.4~0.5、深0.08~0.35米（图一四）。

图一四  G5平、剖面图

 

三、出土遗物

出土遗物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太平门遗址城墙内的包含物，数量较少，多为瓷器残片，这些遗物见证了太平门遗址历次营造过程；二是其它遗迹和地层中出土的遗物，数量较多，类型丰富。下面选择部分典型标本加以介绍。

（一）城墙出土遗物

均为生活用器。以瓷器为主，包括青花瓷、黑釉瓷、酱釉瓷、青白瓷及青瓷。此外还发现少量陶器、硬陶器及铜钱。

1.瓷器

（1）青花瓷器

数量较多，多为残片，器形主要有碗、杯等。

 

图一五  出土青花瓷器

1、3-7.瓷碗（Q1A①：1、Q1A⑩：1、Q1B②：4、Q1B②：11、Q1B①：1、Q1A⑨：2）2.瓷杯（L7补筑②：1）

 

碗  标本Q1A①：1，可复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外底部无釉。敞口，圆唇，弧腹，圈足，外壁饰“寿”字。口径10.4、足径5、高3.8厘米（图一五，1）。标本Q1A⑨：2，仅存底部，白胎，白釉偏青，足内无釉。圈足削尖呈玉璧状，内底饰变体“寿”字。足径5、残高2.7厘米（图一五，7）。标本Q1A⑩：1，仅存底部，灰白胎，白釉偏灰，内底涩圈，圈足缘无釉。圈足，外底心外凸，内底饰菊花纹，外壁饰缠枝菊花纹。足径6.2、残高2.6厘米（图一五，3）。标本Q1B①：1，仅存底部，白胎，白釉偏青，足跟无釉。圈足，内底饰变体螭虎龙纹。足径4.8、残高1.5厘米（图一五，6）。标本Q1B②：4，仅存底部，白胎。圈足，内底两周弦纹内饰月华纹，外壁下部饰两周弦纹，外底书“铺”字。足径4.4、残高1.7厘米（图一五，4）。标本Q1B②：11，仅存下腹及底部，白胎，白釉偏青，圈足缘无釉呈火石红。折腹，圈足，内底两周弦纹内饰梵文，外壁饰梵文，近底部饰两周弦纹，足部饰三周弦纹。足径5、残高3.6厘米（图一五，5）。 

杯  标本L7补筑②：1，可复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圈足缘有火石红。侈口，方唇，腹部微鼓，圈足。口径6.2、足径3.2、高3.7厘米（图一五，2）。

（2）黑釉瓷器

数量较少，均为残片，可辨器形有碗、盏、灯盏等。

 

图一六  出土陶、瓷器

1.酱釉瓷盏（Q2B②：1）2.黑釉瓷灯盏（Q2B⑦：4）3、5.青瓷碗（Q2A⑧：1、Q2A④：6）4.黑釉瓷盏（Q2B①：1）6.青白瓷斗笠碗（Q2A④：7）7.酱釉瓷碗（Q2A④：5）8.黑釉瓷碗（Q2A⑩：3）9.青瓷罐（Q2A⑦：7）10.硬陶研磨器（Q2A®：1）11.陶盆（Q2B⑦：3）

 

碗  标本Q2A⑩：3，仅存底部，灰白胎，质粗，内、外施黑釉，外釉不及底，有流釉。圈足，足跟有削痕。残高2.8厘米（图一六，8）。

盏  标本Q2B①：1，仅存口沿及腹片，紫红胎，施黑釉，满釉。方圆唇，弧腹。残高2.3厘米（图一六，4）。

灯盏  标本Q2B⑦：4，仅存口沿及腹片。侈口，尖圆唇，外口沿下部有折棱。残高2.5厘米（图一六，2）。

（3）酱釉瓷器

数量较少，多为残片，器形主要有碗、盏等。

碗标本Q2A④：5，仅存底部，浅黄色胎，内施釉，底部有涩圈，外壁下部及底未施釉。圈足，足跟有削痕。足径7、残高2.4厘米（图一六，7）。

盏标本Q2B②：1，复原，白胎，施酱釉，内满釉，外至上腹。敞口，圆唇，弧腹，饼足，底心微凹，足跟有削痕。口径12.4、足径4、高5.4厘米（图一六，1；图版六，1）。

 

图版六

 

（4）青白瓷器

数量极少，可辨器形为斗笠碗。

斗笠碗  标本Q2A④：7，仅存下腹及底部，白胎，内外壁施青白釉，外底未施釉。饼足，底心内凹。足径3.4、残高1.9厘米（图一六，6）。

（5）青瓷器

数量较少，均为残片，器形有碗、罐等。

碗  标本Q2A⑧：1，仅存口部，白胎，内外壁施青釉，釉面光洁。尖圆唇，敞口，外腹部施莲瓣纹。残高4.6厘米（图一六，3）。标本Q2A④：6，仅存底部，砖红胎，内外施青釉，通体有小开片。圈足，圈足缘有火石红。足径3.6、残高2.7厘米（图一六，5）。

罐  标本Q2A⑦：7，仅存口部，紫红胎，质粗。口沿至肩部施化妆土，釉色呈灰黄，腹部直接施青釉，尖圆唇，斜领。残长8.3、残高5.3厘米（图一六，9）。

2.陶器  

数量稀少，仅见1片（标本Q2B⑦：3）。器形为陶盆，仅存盆口沿。泥质灰陶，敛口，宽平沿，圆唇，外壁有刮痕。残高4.2厘米（图一六，11）。

3.硬陶器  

数量较少，可辨器形为研磨器。

研磨器标本Q2A⑩：1，仅存口部，紫红色胎。敛口，尖唇，内壁刻划有波浪形和网格形浅槽。残高7.3厘米（图一六，10）。

4.铜钱  数量较少，可辨者为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

 

图一七  出土钱币拓片

1.“川”铭嘉禾铜币（L4废：1）2、3.乾隆通宝（L5：1O、Q1A⑨：4）4.嘉庆通宝（L7补筑①：1）

 

乾隆通宝圆形方孔钱，有内外郭，外郭较宽，背面为满文。标本L5：10，直径2.4厘米（图一七，2）。标本Q1A⑨：4，直径2.4厘米（图一^，3）。

嘉庆通宝标本L7补筑①：1，圆形方孔钱，有内外郭，外郭较宽，背面为满文。直径2.3厘米（图一七，4）。

（二）其他遗迹与地层出土遗物

包括建筑构件和生活用器两类。

1.建筑构件  种类有陶质板瓦、砖等。

板瓦标本G5：6，复原，泥质灰陶。平面呈梯形，横切面呈圆弧形，瓦面为素面，瓦底有布纹，瓦尾微凹。长26.4、宽18.6~21、弧高4~6厘米（图一八，2）。

 

图一八  出土建筑构件

1. 陶砖（G10：2）2.陶板瓦（G5：6）

 

砖标本G10：2，略残，泥质灰陶，模制。长方体，两侧模印“太平”二字。长28.2、宽13.4、厚7.6厘米（图一八，1；图版六，2）。

2.生活用器  主要为瓷器，还有少量钱币。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还有少量酱釉瓷、黑釉瓷和青瓷。

（1）瓷器

青花瓷器，数量丰富，种类有碗、杯、瓶、罐、盒、器盖等。

 

图一九  出土青花瓷器

1.3-5.瓷碗（C1：3、G3：1、C1：14、C1：4）2.瓷杯（Ll：l）6.瓷器盖（Cl：2）7.瓷瓶（Jl：l）8.瓷罐（T7②：9）9.瓷盒（T5②：5）

 

碗  标本Cl：3，复原，灰白胎，白釉偏灰，青花呈灰蓝色调，圈足缘有火石红。敞口，尖圆唇，弧腹，圈足，内壁口沿、腹部各饰两周弦纹，外壁饰草叶纹。口径11.4、足径4.8、高5.2厘米（图一九，1）。标本G3：l，复原，白胎，满挂釉，青花颜色较亮。侈口，圆唇，弧腹，圈足，内底饰两周弦纹，外壁饰缠枝纹。口径9.6、足径4.4、高4.7厘米（图一九，3）。标本Cl：14，复原，灰白胎，白釉偏灰，底部未施釉，青花颜色暗淡。敞口，圆唇，曲折腹，圈足，外壁上部饰草叶纹。口径9.4、足径4、高4.1厘米（图一九，4）。标本Cl：4，复原，白胎，白釉，青花呈色较亮，足跟露胎。撇口，圆唇，弧腹，圈足，足墙较直，口沿内侧绘一周波浪纹，内底饰两周弦纹，外壁饰瓜果纹，足外侧饰两周弦纹。口径14.4、足径6.4、高6.6厘米（图一九，5）。

杯  标本Ll：l，复原，灰白胎，白釉偏灰，青花呈色较暗。侈口，尖圆唇，斜腹，圈足，内外壁均饰草叶纹。口径7、足径2.6、高3.8厘米（图一九，2）。

瓶  标本Jl：l，白胎，白釉偏灰。直口，方唇，斜肩，扁直腹，平底，外壁两侧分别书“罗广济”、“八宝红灵丹”。口径0.9、底径1.7、高5厘米（图一九，7）。

罐  标本T7②：9，口残，白胎，满挂釉，青花颜色明亮。束颈，溜肩，圆鼓腹，圈足，肩部饰网格纹，腹部饰花枝纹，足外侧饰两周弦纹。腹径5.4、足径3.2、残高4.6厘米（图一九，8）。

盒  标本T5②：5，复原，白胎，满挂釉，青花呈色明亮。子母口，尖圆唇，筒腹，浅圈足，外壁饰花枝纹。口径8.4、足径8.6、高3.2厘米（图一九，9）。

器盖  标本Cl：2，复原，白胎，满挂釉，青花呈色较亮。敛口，圆唇，圆弧壁，顶部圈足，口沿外侧绘一周回纹，外壁绘缠枝菊纹。顶径3.4、底径11、高4厘米（图一九，6）。

 

 图二〇  出土瓷器

1.青瓷碗（T4⑤a：l）2.黑釉瓷盏（G5：3）3.酱釉瓷灯盏（T7②：17）4.酱釉瓷器盖（G5：4）5.酱釉瓷灯（T3②：6）6.酱釉瓷碗（G5：2）7.黑釉瓷单耳罐（G6：l）8、9.青瓷碟（C1：2O、C1：19）10.酱釉瓷區（L2：4）

 

酱釉瓷器，数量较少，多数可复原，器形主要有碗、器盖、灯盏、灯、匝等。

碗  标本G5：2，复原，灰白胎，内满釉，外不及底，内底有涩圈。敞口，尖圆唇，斜腹，圈足。口径15.2、足径6、高3.2厘米（图二〇，6；图版六，3）。

器盖  标本G5：4，可复原，灰胎，满釉。圆形器盖，方唇，顶部有圆形钮，底中部微凸。直径6.6、通高1.7厘米（图二〇，4）。

灯盏  标本T7②：17，完整，灰白胎。侈口，斜方唇，斜腹，腹壁有折棱，平底。口径6.4、底径2.6、高2.3厘米（图二〇，3）。

灯  标本T3②：6，可复原，灰白胎。敛口，尖唇，上腹外鼓，下腹弧收，饼足内凹，内底中部有圆柱形灯芯，中空，一侧开长方形竖孔。口径6.8、足径2.6、高3.6厘米（图二〇，5）。

匜 标本L2：4，可复原。侈口，尖唇，弧腹，平底，一侧有流。口径9.2、底径3.8、高2.7厘米（图二〇，10）。

黑釉瓷器，数量较少，种类有盏、单耳罐。

盏  标本G5：3，灰白胎，内满釉，外施于上腹。敞口，圆唇，弧腹，饼足，足跟有削痕。口径9.6、足径3.2、高4.6厘米（图二〇，2）。

单耳罐  标本G6：l，灰胎，外满釉。侈口，圆唇，束颈，溜肩，圆鼓腹，矮圈足，口沿一端有流，颈、腹部接一桥形耳，肩部饰弦纹和锯齿纹。口径6、腹径18.8、足径5.2、高13厘米（图二〇，7）。

青瓷器，数量极少，残片为主，器形有碗、罐、碟等。

碗  标本T4⑤a：l，复原，白胎，内外壁施青釉，釉面光洁。敞口，尖唇，弧腹，圈足，外腹部施莲瓣纹。口径11.2、足径3.2、高5厘米（图二〇，1；图版六，4）。

碟  标本Cl：19，灰白胎，施青釉，外釉不及底。敞口，圆唇，坦腹，外壁有折棱，圈足。口径11.2、足径5、高1.7厘米（图二0，9）。标本Cl：20，灰白胎。口微敛，尖圆唇，弧腹，圈足。口径10.2、足径6.2、高2.5厘米（图二〇，8）。

（2）钱币

仅1枚（标本L4废：1）。“川”铭嘉禾铜币，黄铜。圆形币，正面中部阳文“200”，花纹饰边；背面中部饰花朵，内阳文“川”。字迹锈蚀，依稀可辨为“□□民国十五年、每口當贰口□”，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四川嘉禾铸造。直径3.5厘米（图一七，1）。

 

四、结语

（一）分期与年代

太平门遗址兴废频繁，其年代需要根据考古发掘所见的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并结合文献记载和碳十四测年进行综合判断。

遗迹单位的叠压、打破关系主要有以下几组：

Ll→L3→L10；

L4→L8→L9；

L6→L5→Q1A→L7→Q1B→CM1→Q2A→⑤a→⑤b→Q2B。

根据上述叠压、打破关系，同时结合对出土遗物的分析考察，可将该遗址的文化遗存分为五期。

第一期：包括T3~T5第5层和城墙Q2B、G8、G11，出土瓷器多为残片，包括涂山窑的酱釉瓷、黑釉瓷，龙泉窑青瓷和景德镇窑青白瓷。其中Q2B夯层出土的酱釉瓷盏（Q2B②：1），形态特征与重庆涂山窑酱园窑址Y9出土的Db型盏相近，原报告定为南宋中晚期【10】；T4⑤a为Q2B毁弃后形成的一层废弃堆积，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碗（T4⑤a：l）外壁剔刻出莲瓣纹，与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青瓷碗基本一致，该窖藏的入藏时间据考证可能为端平三年（1236年）【11】。2015年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对本年度釆集的木炭和动物骨骼样品进行了测试，其中，Q2B⑦的年代为875±20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050AD~1220AD（95.4%）；而⑤a作为Q2B的废弃层，年代为900±25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040AD~1220AD（95.4%），故推测Q2B从营建到废弃历时较短。综上所述，第一期的年代相当于南宋中晚期，应形成于南宋嘉熙四年彭大雅筑城之前。

第二期：包括城墙Q2A、G5、G1、L2，出土瓷器多为残片，器物类型可辨者有龙泉窑青瓷莲瓣纹碗，景德镇窑青白瓷斗笠碗，涂山窑黑釉瓷盏、酱釉瓷碗等。Q2A夯层出土瓷器多为南宋中晚期常见器形，其中龙泉窑青瓷碗（Q2A⑧：1）釉色青翠，其莲瓣纹装饰风格与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史绳祖墓青瓷碗相近【12】；G5出土酱釉瓷碗（G5：2）与涂山窑A型III式小碗较为相似，属涂山窑第三期产品，时代为南宋末至元初【13】。Q2A夯土内掺杂石块以加固城墙夯层的工艺与奉节白帝城、涪陵龟陵城的南宋城墙一致。碳十四测年显示，Q2A②、④、⑦、⑧、⑩的年代分别为805±20、930±25、880±25、805±20、830±20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165AD~1260AD（95.4%）、1205AD~1270AD（95.4%）、1040AD-1220AD（95.4%）、1030AD~1160（95.4%）AD、1205AD-1270AD（95.4%）。据此推断，第二期的年代主要为南宋中晚期，下限至元初，应为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彭大雅筑城时所筑。此外，瓮城东墙、南墙下部主体包石与Q2A包石构筑工艺一致，因此瓮城亦应为同时期修筑。

第三期：包括城门CMl、G3、G9、G12、L10、L9，该期遗存以城门CM1为中心，系营建城门时规划的路网和排水系统，沿用时间较长，部分排水设施至今仍在使用。遗存多数被第四期遗存叠压，未做深入发掘，无出土器物能证明其营建年代，其年代仅能通过叠压关系和CM1形制进行推知。结合CM1打破第一、二期城墙（Q2B、Q2A）、又被第四期城墙（Q1B）叠压的层位关系推知，年代应处于第二、四期之间；CM1为一券一伏石构城门，与重庆城明代通远门【14】、安居古镇明成化引凤门【15】形制近同。因此，第三期的年代应为明代无疑，当为明洪武六年戴鼎筑城时始建。

第四期：包括城墙Q1B、G6、G7、L3、L8、L7，该期遗存除沿用城门布局外，对城门道路和城墙进行了补筑。出土瓷器多为青花瓷器残片，还有少量青瓷片，青花瓷器可辨者主要为碗、盘、杯。其中，Q1B夯层出土瓷器以明代青花瓷为主，瓷碗内底饰月华纹（Q1B②：4）、弧线式螭龙纹（Q1B①：1），均属明代晚期青花瓷器上常见的题材之一【16】。碳十四测年显示，Q1B②、③、⑥的年代分别为320±20.425±30、390±25年，树轮校正后年代为1490AD-1650AD（95.4%）、1430AD-1630AD（95.4%），1440AD-1630AD（95.4%）。此外，L7补筑垫土内出土有乾隆通宝和嘉庆通宝。据此推断，该期的修建年代可能为明代晚期，清嘉庆或稍后由于城墙坍塌进行过补筑。

第五期：包括城墙Q1A、G2、G1O、L1、I4、L6、L5、C1、J1，器物类型丰富，有青花瓷碗、罐、瓶、杯、器盖，酱釉瓷灯，黑釉瓷罐及粉彩瓷碗等。Q1A夯层出土器物以清代晚期青花瓷碗为主，伴出有乾隆通宝钱币；L5基槽内出土有“同治通宝”款青花瓷片，L6垫土内含有“同治年制”款瓷片，可推测L5、L6修建时代不早于同治年间；J1内出土的青花瓷瓶瓶身书“罗广济八宝红灵丹”，该产品系创于1900年的广州中成药业罗广济所制【17】；14废弃堆积内出土有民国十五年“川”铭嘉禾铜币。综上所述，该期遗存上限不会早于清嘉庆年间，下限至民国。其中，L5、L6可能为同治九年洪水后修筑。

（二）历史沿革

根据以上对各期遗存年代的推测，结合文献记载，可初步勾勒出遗址筑城、修葺和废弃的沿革历程。南宋嘉熙四年（1240年）彭大雅抢筑重庆城（Q2A），始设太平门，形成主城与瓮城的城门布局。明代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卫指挥使戴鼎就职后对重庆城进行了重修，“低者垒高，曲者补直”【18】，重修太平门主城门（CM1）。明代晩期对太平门城墙进行了补筑（CQ1B、L7），清嘉庆年间因城墙坍塌对城墙进行了修补（L7补筑及包石），清同治九年（1870年）因洪水灾害曾对城墙进行了修缮（L5、L6及CQ1A包石）。民国十六年（1927年）重庆城扩城时，填埋了主城，拆除了瓮城西墙和城门，瓮城及主城门门洞被用作居住使用，直至1940年左右方将门洞彻底填埋和封堵，至此太平门彻底废弃。

（三）布局变迁

通过对调査和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基本廓清了遗址从南宋至明清时期的布局变迁概况。南宋彭大雅筑城时，太平门规划成“曲门两重”的主城与瓮城布局，城内道路随地形走势规划成“一”字形深壕式顺城路，东以踏跺上至四方街再北向通往衙署，西为埋石顺城街道，这种布局反映了陈规《守城机要》中的“里壕”之制【19】，可见防御是这座城门的重要功能。

明代戴鼎筑城时沿用了南宋时期主城与瓮城的布局，对太平门主城门、瓮城门进行了重修，同时将主城墙内墙往外推移，缩减了城墙的厚度，拓宽了城内顺城道路，形成了明代延续至民国时期的城门格局。

（四）发掘意义

太平门作为重庆九开八闭十七门之一，紧邻重庆政治、经济中心，堪称记录重庆城市演变的“历史化石”，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科学和艺术景观价值。

太平门是重庆城首次以考古手段揭露的城门遗址，对了解宋代以来重庆城垣营造技术、城门布局、重庆城的沿革和变迁等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依山就势的城门布局反映了南方山水城市“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20】的城市营建思想。

太平门遗址的发掘，探明了遗址的时代与沿革，廓清了遗址布局与结构，为遗址的保护、展示与利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附记：本次发掘领队为邹后曦，参与调查的工作人员有汪伟、蔡亚林、代玉彪，参与发掘的工作人员有白九江、孙治刚、张镇山、师孝明、陈晓鹏、唐彬、徐小渝、胡征，摄影工作由董小陈、陈晓鹏、孙吉伟完成，绘图工作由师孝明、张镇山、陈芙蓉完成。

执笔：孙治刚 邹后曦 蔡亚林 白九江 汪伟 

 

注释：

【1】 “仪城江州”。【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2】 “后都护李严更城大城，周迥十六里。欲穿城后山，自汶江（长江）通水入巴江（嘉陵江），使城为州。''【晋】常璩撰，任乃强校注：《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8页。

【3】 “淳祐三年……刘晋之言：'蜀当置阃重庆。彭大雅守重庆时，蜀已残破，大雅披荆棘，冒矢石，竟筑重庆城以御利、阆，蔽夔峡，为蜀之根柢。'”【元】佚名撰、王瑞来签证：《宋季三朝政要签证》，中华书局，2012年，第139~140页；“四川制置知重庆府彭大雅筑重庆城。大雅自记云：'大宋嘉熙庚子，制臣彭大雅城渝，为蜀根本’。【明】张文耀修，邹廷彦辑，舒德裕订：万历《重庆府志（残卷）》卷五十九，《稀见重庆地方文献汇点（上）》，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25页。

【4】 “本府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围二千一百三十六丈。”【明】熊相纂：《四川志》卷十三《重庆府》，正德十三年刻本；“石城，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为门十七。朝天、翠微、东水、通远、金汤、定远、南纪、凤凰、金子、仁和、太平、出奇、大安、临江、洪崖、千斯、福兴。”【明】刘大谟等修，嘉靖《四川总志》卷九《重庆府》，嘉靖二十四年刊本。

【5】 “明末甲申六月，张献忠自通远门攻城，城圮。国朝康熙二年，总督李国英补筑”。【清】王梦庚、寇宗撰，阖郡新鐫：《重庆府志·舆地志》卷一《城池》，道光二十三年刻本，第19页。

【6】 【元】佚名撰、王瑞来签证：《宋季三朝政要签证》，中华书局，2012年，第140页。

【7】 “（至元）十五年，复攻重庆太平门，不老先登，杀其守陴卒数十人，宋都统赵安以城降，总管黄亮乘舟遁，不老追擒之，及其兵士五十人，夺战舰五十艘”。【明】宋濂：《元史》卷一百五十四《列传第四十一•石抹按只》，中华书局，2008年，第3642页。

【8】 【明】胡广等奉敕撰：《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十六（洪武六年十一月癸卯条）。

【9】 【清】邑令王尔鉴、熊峰纂修，邑人周开丰、梅厓校勘：《巴县志》卷二《建置•城池》乾隆二十六年刻本。

【10】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重庆涂山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93页。

【11】 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文物》1994年第4期；庄文彬：《遂宁市金鱼村南宋窖藏的发现与初步研究》，《四川文物》1999年第6期。

【12】 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年11期。

【13】 李大地：《重庆涂山窑的分期》，《四川文物》2007年第6期。

【14】 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重庆卷2-1）》，第62页。

【15】 国家文物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移动文物名录（重庆卷2-1）》，第315页。

【16】 张浦生、承载、朱顺龙、梅亚民著：《中国古陶瓷鉴定标本参考图典•青花瓷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穆青：《明代民窑青花》，载《明代民窑青花》河北省人民出版社，2000年。

【17】 朱盛山、聂阳：《传统岭南药业简介》，《2006第六届中国医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2006年。

【18】 【明】熊相纂：《四川志》卷十三《重庆府》，正德十三年刻本。

【19】 “修筑里城，只於里壕垠上，增筑高二丈以上，上设护险墙。下临里壕，须阔五丈、深二丈以上。攻城者或能上大城，则有里壕阻隔，便能使过里壕，则里城亦不可上。”【宋】陈规、汤璹撰：《守城录•守城机要》。

【20】 “凡立国都，非於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勿近旱，而水用足；下勿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仲等：《管子•乘马》。

 

本文原载于2020年出版《江汉考古》增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