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器口古镇一角

导读：重庆市沙坪坝区的磁器口，是重庆母城仅存的传统街区之一，有较为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1]磁器口原名白崖镇、龙隐镇、磁器镇，因为销售、转运附近青草坡烧制的瓷器而声名远播，得名“磁器镇”（“磁”通“瓷”，“磁器口”是乡人的俗称）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了。古镇磁器口的发展与繁荣，同瓷器的生产与营销相始终；瓷器深入影响到磁器口的商业贸易，街道格局，生活习俗及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公众与学者对磁器口的历史、街镇建筑、名特产品及风土人情有较为广泛的了解或深入的研究，然而，对磁器口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瓷器，却涉猎甚少，下面仅就沙坪窑的生产基地青草坡，创立沙坪窑的江氏家族，沙坪窑的特色以及对磁器口的主要影响进行探讨。

一．沙坪窑的兴起与发展

磁器口的瓷器，主要是指清代位于该镇西北歌乐山麓青草坡生产的瓷器。依据考古学对古代陶瓷窑遗址的命名原则，我们可以把分布在今沙坪坝区境内，以青草坡为地理中心，广泛分布于沙坪坝、红槽坊、重庆城区及北碚、璧山、武隆、贵州等地，以闽籍江氏家族为代表（包括周围相关的陶瓷窑），用传统工艺生产并有较大的独特性，延续时间跨度达三百余年，影响范围广及西南数省区，产、运、销从业人员上千人，对磁器口乃至重庆地区产生了重大影响的民用陶瓷窑统称为“沙坪窑”。 

1.沙坪窑产生的历史背景、自然条件

明末战乱，四川人口锐减。当时的重庆府巴县西里所属二郎、白崖一带成为战场，尸藉遍野，白崖镇也毁之殆尽。到清朝初年，地广人稀的四川，土地、物产亟待开发。当政者施以奖赏和优惠的措施，鼓励百姓自迁自选，分流入蜀。[2]休养生息的政策，对民众移居四川，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3]这样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人口大迁移”，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清朝初年，移民的来源地较广，除两湖、两广外，还涉及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山东、福建、陕西、云南和贵州等地。移民的主体是平民百姓，沙坪窑的创立者——江氏家族，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移民的。康熙元、二年（1662、1663年）,祖籍福建汀州连城县孝感乡的江氏家族江生礼、江生鲜、江生鲍昆仲三人，带着父亲江世藩的殖骨，偕同老母，随着移民群落来到了当时的四川，他们在重庆巴县白崖镇青草坡定居落了户。

歌乐山脉东麓下的单向山坡青草坡，坡顶海拔高440米，与嘉陵江畔的磁器口同属于川东褶皱区，歌乐山背斜形成了该区域最显著的地形。歌乐山背斜轴向北微有八十度的倾斜，坡陡石坚，地面除生长有松树和羊齿蕨科短草类植物外，因土壤侵蚀强烈，大多为土壤瘠薄、种植性能较弱的荒地，无法耕种，居民极少。青草坡的土壤以砂岩风化而成的、石灰性已较弱的灰化黄壤，岩石风化为土壤过程中的岩石碎屑粗粒混杂其间的残积土为主。青草坡与磁器口之间，尚有“磐溪次背斜”的余脉分布，形成地面起伏几十米的浅丘地形。

青草坡（现为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辖区），位于磁器口北偏西四公里许，因原为一片荒无人烟、长满茂密青草的坡地而得名；又是附近居民的坟墓地，有“青草坡，死人多”的俗称。[4]无名小溪的溪水，从青草坡南缘的滚柴坡几十米高的崖壁上流下，形成蔚为壮观的瀑布，蕴积了一定的水力资源。这里地质、地理条件虽然恶劣，矿产蕴藏却颇为丰富。埋藏有石英石、白云石、石灰石、硅石、白矾土、白泡石、黄色粘土；岩层中还夹杂着劣质的薄煤层，西靠的歌乐山山上有可观的薪柴，均可作烧制陶瓷器的燃料。民国国立中央大学的杨纫章在他的《重庆西郊小区域地理研究》记载道：“（磁器口以北歌乐山下，）只有一些简陋用土法开采的煤洞、石灰窑和陶器窑分布于小河沟里排列成线，构成一道特殊景色。”[5]同处于歌乐山东麓坡地，青草坡附近从南向北有含煤量较低、储量有限的渣滓洞（又称“抓子洞”，创办于1920年，矿主程尔昌，因渣多煤少得名）、青草坡天升（矿主董进盛）、石堰沟道生等小煤矿（当时俗称“煤窑”或“碳厂”），开采含硫量高、发热量却偏低的烟煤；在歌乐山东麓坡地及小河沟的煤炭露头处，民国时还建有不少石灰窑，如魏仲权的同益石灰厂等。由于该区域有独特的矿藏资源，重庆耐火材料总厂、重庆钢铁集团特殊钢公司（现“东华”特钢公司）耐火材料分厂、沙坪坝石英砂厂以及若干家生产工业陶瓷的小型企业，至今还在开采、利用。

2.沙坪窑发展简史

福建是我国制瓷业发达的地区之一，以建窑和德化窑闻名于世。江氏家族世代以开设瓷厂为业，拥有较为娴熟的福建德化窑白瓷和青花瓷传统工艺。江氏家族之所以选择在青草坡落户，是因为看准了这里具备独特的制瓷条件。

青草坡江氏家族既是沙坪窑的创立者，又是沙坪窑的代表。青草坡江氏制瓷业，以家庭手工业作坊的形式存在，由江氏家族成员自主经营，实行家族内部分工管理，基本上是父终子承的家族传统格局，以单线、复线等形式延伸、发展。为叙述方便，暂且以江氏家族辈分的延续为基本线索来概括沙坪窑发展的历史。

（1）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一代：

江家在青草坡落户后，三兄弟中的老二江生鲜重操福建的旧业，在青草坡的滚柴坡上，设置窑场作坊，顺应社会对瓷碗的大量需求，开设碗厂，烧制民间生活用瓷器。生产之初，在工艺上要求较严，制作精细，很快得到附近百姓的认可，逐渐形成三十余名工作人员的规模。江生鲜共执掌碗厂十八、九年，此为沙坪窑制瓷业的开始。

与此同时，江生鲜的大哥江生礼在璧山接龙乡阴阳沟（现璧山区大路镇保家辖）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三弟江生鲍在北碚区东阳镇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都从事制瓷业的经营。

 

（2）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二代：

江生鲜次子江采州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继承父亲在青草坡的产业和滚柴坡的窑场作坊，掌管碗厂，继续从事制瓷业。康熙后期，因山涧无名小溪的水量小了，冲转不动粉碎瓷土的木碓，碗厂就往北迁约一公里到石堰沟[6]，利用那里的溪水，继续生产。

江生鲜有子七人，均从事制瓷业。其中，四子在贵州一个名叫青岩的地方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另有一子在璧山丁家坳（今璧山区丁家镇）一个名叫天福的地方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

 

（3）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三代：

江采州有天治、天保两个儿子。江采州长子江天治，承袭青草坡的祖业，继续烧制民间生活用瓷器。雍正、乾隆之际，山涧溪水又小了，再搬到石岭的唐家沟（今石井坡街道辖区，在乡人俗称“军械库”的原解放军某后勤部物质供应站营区内）；以后又搬回青草坡，并进一步扩大了窑场作坊的规模。窑场虽有迁移，但一直是以青草坡为主要的生产基地，并且始终未离开歌乐山东麓。

由于地理及气候等原因，山涧小溪水源有限，水量变化较大，导致江家窑场迁来迁去。六、七十年代，笔者亲见青草坡的石英砂厂还利用溪水的自然冲力，冲击木制的碓，粉碎石英石，制造石英砂；可见当时溪水的冲力，还能够冲碓碎石。

（4）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四代：

江天治有三个儿子，其中长子江大贵，继承了青草坡碗厂的祖产。为了更好地扩大知名度，江大贵将他的碗厂取名为“裕兴镒碗厂”。

（5）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五代：

江大贵有长子江祥吉、次子江祥麟、幺儿江祥寿。这三人都在青草坡一带开碗厂。此时，江家在青草坡已开设了六家碗厂，作坊规模进一步扩大，仅以江祥寿的碗厂为例，他的碗厂有40来个工人，九副碗车[7]，一口窑炉，一年能烧制出40多窑碗。

 

青草坡窑炉

 

江祥寿又名江松亭，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他除了开设碗厂外，还大力拓展其它经营范围，贩卖盐巴，开盐店，自己当外管事；在嘉陵江放木排，搞木材经营；开设金厂，在朝天门上面的长江岸边淘金，佣工多达数百人；这又是江家涉足制瓷业以外的其它行业的开始。江祥寿当时在社会上的名气较大，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去世时，连当时的巴县知县周兆庆[8]也前来祭奠。江氏家族的家业在江祥寿时期最为兴盛。

（6）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六代：

江祥寿去世时,才十六岁的次子江瑞镛便接替江祥寿，在青草坡耗儿洞继续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裕兴镒碗厂”当时的规模是，一口窑炉，每窑每次可烧1500副碗具，每月可以烧四窑左右，一年大概能出五十窑碗；一副碗按十个一套计算，每年总共能烧七、八万副，约七、八十万个碗。后来，“裕兴镒碗厂”由江祥寿的长子江益山接管经营。

江瑞镛，又名江鹏程，江幺公，与其父亲江祥寿的勤勉完全两样，是一个懒散人，他成天坐茶馆，打麻将，吹牛；前半生靠父亲江祥寿，中年靠哥哥江益山，后半生靠四个儿子。他还在江湖上“嗨袍哥”，混至当地“仁字号”的大爷，长江、嘉陵江、渠江、涪江、南充保宁河一带都有一定名气。民国27年（1938年）5月18日死于磁器口金蓉正街的高石坎家中，时年64岁。

（7）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七代：

江瑞镛有四个儿子，除次子江百高（有女江泽瑶）在重庆城华盛百货商行当店员，三子江百良在重庆城督邮街义和永绸缎铺当帐房先生外；长子江百昌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1919年接替“裕兴镒碗厂”，继续在耗儿洞开设碗厂，他当过保长，经营又有方，家境富裕，有大、小老婆数人；四子江百禄生于1911年，1931年开始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

1938年，青草坡有八家碗厂，共有工人200余名。除一家碗厂是异姓开的外，其余都是江家开的。八家碗厂分别是，碗厂坡：江明扬（学名江瑞举）的“明扬碗厂”，江泽俊爷爷的“中厂”，保长吴质彬的“德和碗厂”以及“志林碗厂”，“泰康碗厂”，“义和碗厂”；碗厂坡坎下：“下厂”；耗儿洞：江百昌的“裕兴镒碗厂”。同时，不少江家子弟还纷纷前往武隆、贵州等地，开办碗厂。

（8）青草坡江氏制瓷业的第八代：

江雨若是江明扬的第九个儿子，他与江百昌则是远房叔伯兄弟。江雨若继承父亲江明扬的“明扬碗厂”后，与妻子郑天均共同经营，把“明扬碗厂”进一步发扬光大。江雨若聪明，勤勉，又有文化，不仅善于翻制模型，在瓷胎上描绘各种精美的图案、花纹，还能调配对技术要求很高的红、绿、蓝色釉。“明扬碗厂”当时规模最大，有工人100多人，碾房较大。烧制的产品种类很多，随着新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出现，除了传统的日用瓷外，还生产新式抽水马桶，电炉盘，电磁瓶等。江雨若、郑天均夫妇的“明扬碗厂”成为江氏制瓷业第八代的佼佼者。直到一九五二、五三年，公私合营，江雨若把碗厂交给工人后，因管理不善而倒闭、废止。建国初期，江雨若的成分被划为工商业者；他及妻子郑天均有子女七、八人，儿子江泽仁，女儿江泽科。

到抗战陪都时期，青草坡的瓷器还很受欢迎。1949年，江氏家族在青草坡一带共开设有碗厂十二、三家；除江氏家族外，还有其他人家在青草坡也办有一些陶瓷厂[9]。

二．沙坪窑的特色

1.沙坪窑的生产及工艺

沙坪窑的产品可分为两个系列。一为瓷器系列，此为主流，基本上是江氏家族的龙头产品；一为陶器系列，此为辅助产品，是在青草坡江氏家族制瓷业的带动下，后来才由其他姓氏发展出来的产业。

（1）瓷器系列

 沙坪窑的瓷器产品，选料精细，工艺较为复杂，质量较高。整个工序过程有：挖掘、粉碎、澄浆、成型、烘烤、描绘上釉、烧制、搬运、销售等。瓷器产品又细分为粗瓷，细瓷，改良瓷等类别。

 

青草坡石车盘

 

首先，在青草坡山上碗厂坡、耗儿洞、江家山开洞挖掘石质疏松的白泡石[10]作为瓷胎的原料；利用山涧溪水的自然冲力（舂捣石质碓窝）、以及畜力（以牛拉磨）、人力（木椎捶细）等方式，加工、粉碎瓷土；把粉碎后的瓷土放在溪边的浆池（俗称“浆塘子”）中用水澄清，凉干至料浆开裂，才形成胎料；其次，利用石质轮盘（俗称“车盘”）轮制和手工制作相结合成型瓷胚；用木质搁板垫放刚成型的瓷胎，用青草坡当地开采或从其它地方购买的煤炭初步烘烤瓷胚至基本固化；然后用从外地购买来的釉料（青草坡不出产釉料）经瓷臼碾磨后，用以描绘花纹图案，着色，施釉；最后入窑，用青草坡乃至歌乐山上的长一尺有余的松木劈柴为燃料（不能用煤炭），经过两、三个日日夜夜的烧制而最后完成。这是粗瓷的生产过程。

 

青草坡石臼

 

细瓷的生产，是在粉碎瓷土后，增加筛的工序，用细筛子人工反复筛几次（粗瓷不再细筛），这样的瓷土更为精细。

改良瓷的生产，是用白色的砾石（即“鹅卵石”）作为瓷胎的原料，粉碎、澄浆后，运用当时较为先进的其它工艺进行生产。

 

青草坡印花杯

 

沙坪窑的瓷器产品主要是民间生活用瓷器，后期也生产部分生产用瓷。产品以碗为主，兼烧其它日用品，产品主要有：红花碗、蓝釉碗，青花碗、青花双鱼大碗、青花彩釉碗，五彩花鸟罐，青花双喜坛，青花笔筒，红、蓝彩釉的仿古青花器皿，大汤盘、小汤盘，碟、勺，小缸、盏，盅、酒瓶、花瓶、青花兰花纹酒壶、青花菊花纹茶壶、夜壶、酱釉温壶、酒壶、帽筒、茶杯、灯盏、象棋、烟嘴、算盘子、青花牡丹纹缸、青花山水纹瓷臼、装烧用青花垫具、儿童玩具、装饰用小摆件塔等，小方砖（用石料烧制而成，较现代青砖略小），还有新式抽水马桶、双层套用保温茶桶、电炉盘、电磁瓶等。瓷器瓷质细腻白净，工艺精美，乡人美称为“土白玉”，通称为“土瓷”；尤以带釉彩的青花瓷碗最为出名。“（磁器口江氏家族）所产之青花碗，施彩釉，乡民乐用，远近驰名。”[11]

 

青草坡五彩罐

 

瓷窑以松木为主要燃料，煤炭仅为辅助燃料。因此，烧一炉窑，需要大量的松木劈柴，每家碗厂，必须要有大面积的松树林为基础；江氏家族占有青草坡大部分的山林、坡地，仍嫌不够，历年还需轮流租用其它山林作为补充。

 

（2）陶器系列

沙坪窑的陶器产品，乡人俗称为“窑罐”，生产陶器的厂家也就叫做“窑罐厂”。“窑罐厂”主要分布于青草坡西北缘的缓坡上，因为大量生产“窑罐”，又有窑罐厂坡的得名。陶器质量比之瓷器较为粗糙，工艺也简单得多。整个工序过程有：挖掘、粉碎、成型、上釉、烧制、搬运、销售等。

陶器的胎料主要来自青草坡江家山的灰黄色粘土，不澄浆，用轮制和手工成型，不烘烤，只施黄胆釉，不描绘花纹图案，也不着色。一口窑，要先烧一天一夜的煤，再烧一天多的柴，总共需三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一般一个窑炉有七、八个拱，一次可以烧近两千件（如一个大缸计为五件，八个小罐计为一件）。

沙坪窑的陶器产品主要是民间生活用的粗大、耐用器皿。产品主要有：榨菜坛、泡菜坛、大平底敞口器盖、罐、缸、钵、壶等。

 

青草坡青花牡丹纹缸

 

 

青草坡青花山水纹壶

 

抗战前夕，赵青云、陈素华夫妇在磁器口下河口街开有“顺和窑罐铺”，专买青草坡生产的窑罐，主要从干亲家罗炳云的窑罐厂进货；赵家在罗炳云的窑罐厂中也有一部分股份。

当时，在青草坡之窑罐厂坡烧制窑罐的窑罐厂共有四家，陆续有段应亭，洪海清，罗炳云，赵青云。罗长寿是罗炳云的儿子，在抗战期间接管窑罐厂。罗长寿经营窑罐厂大约一年左右的时间，因经营不力，由赵青云一家接下该窑罐厂，取名为“顺和窑罐厂”，继续经营十几年，规模一度达到有瓦泥工二人，平工近三十人。到建国初期的一九五二、五三年，公私合营，把窑罐厂交给工人，不久，因各方面的原因，如管理不善，技术力量不够，煤炭实行统购统销，燃料短缺，江家山的黄泥挖掘殆尽等而倒闭、废止。

2.沙坪窑产品送往磁器口的运输

青草坡本为荒野之地，到磁器口无所谓大道。磁器口以北和青草坡以东，有一条大致呈南北向，宽近两米的古老石板路，它由磁器口经大河沟、井口、至金刚坡，是重庆去陕西的僻北驿道之一段，时称正北路[12]。另有无名小溪从西顺青草坡山涧而下，向东流约700米再折向北，与詹家溪交汇，最后往东南方向流入嘉陵江。

青草坡的陶瓷器，需要雇请当地的村民，以扁担、绳子、箩筐、背篼等简单工具，用男挑女背的人力方式，运到磁器口街上铺面或磁器口的嘉陵江河边装船外运，陶瓷器的搬运，没有固定的劳力组织形式，多为自由的承雇方式。传说江氏家制定了“下雨打烂碗要赔，天晴打烂碗不赔”的“运瓷行规”，并一直沿用下来。这样的“运瓷行规”违反常理，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佣工自觉性，减少不必要的损耗，可以理解为：晴天正是搬运瓷碗效率最高的时候，即时有所损耗也在所难免，雨天搬运瓷碗本应该小心，如有损坏，定须赔偿方能服众。

 

沙坪窑瓷器运输道路

 

青草坡的陶器、瓷器产品，到磁器口的运输通道路线共有三条：

其一，瓷器运输道路：从青草坡的碗厂坡或耗儿洞起，往南经江家山，穿枇杷林，向东南翻过马桑岚垭，到大河沟上正北路，最后抵达磁器口。这条道路共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一条土路，从青草坡到大河沟，两旁树木密布，杂草丛生，地势时有起伏，长约1900米；第二段为较宽敞的石板路，即驿道正北路，从大河沟一直到磁器口，其间略有缓坡，长约2200米；该道路总共长约4100米。

其二，陶器运输道路：该道路也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一条土路，从青草坡的窑罐厂坡起，顺无名小溪北岸下行，往东约600米，再穿过该溪流，转而向南，约行2100米在大河沟接正北路，长约2700米；其第二段与瓷器运送道路的第二段相同，长约2200米；该道路总共长约4900米。

其三，陶瓷器运输道路：该道路仍可分为两段。第一段是一条土路，从青草坡的碗厂坡或耗儿洞以及窑罐厂坡起，顺无名小溪北岸东行，顺该溪流转而向北，向东横跨正北路，再向东南沿詹家溪而行，到达嘉陵江河边；第二段是一条沙泥路，沿嘉陵江右岸往南抵达磁器口；该道路总共长约6500米。

三条运送通道，以瓷器道最为便捷，陶器道最为平缓，陶瓷道最为劳苦。前两条道路，对运输既沉重，又易碎的陶器、瓷器来说，很是便利。

三十年代末起，由于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后为重庆钢铁集团特殊钢公司，破产后改制为“东华”特钢公司）的建设投产，以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BIS）与美国海军部共同建立军事情报业务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而在这一带实施圈地，瓷器道和陶器道均被封锁而不能通行（只有“德和碗厂”的瓷器凭吴质彬保长的条子，可以特许由老瓷器道通行），这给青草坡陶器、瓷器的运输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陶瓷道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形成的，因为劳动强度大，一般一天只可能搬运一个来回。

 

3.沙坪窑的考古学考察

文物工作者对沙坪窑的专门考古学考察，共进行过三次，第一次是在1987年末的全国性文物普查工作中，沙坪坝区文物管理所对沙坪窑的青草坡窑址进行了实地普查，把青草坡窑址编号为14－A1，并作了《沙坪坝区文物调查一览表》及《沙坪坝区文物调查一览表》的文字记录，还采集标本30余件。[13]由于当时的工作属于普查性质，深入不够，了解有限。第二次是在1999年12月初，由笔者对沙坪窑的青草坡窑址进行了针对性的实地大规模考古学专题调查，收获颇大。第三次是2005年5月，由笔者带领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队伍对青草坡窑址进行了定点调查。

 

青草坡民房版筑土墙中包含的大量沙坪窑陶瓷片

 

实地考察青草坡发现，在碗厂坡、窑罐厂坡上万平方米的地表、崖壁、屋角、草丛中，到处都是陶瓷碎片及窑具，有的陶瓷碎片及窑具层厚达数米之深；窑罐厂坡废弃的红釉及旋纹陶碎片，大大小小有透气孔的窑具，粘连的次品等堆积如山；原“顺和窑罐厂”厂主陈素华现在居住的房屋就完全建筑在窑罐厂坡陶碎片堆积层上；碗厂坡往江家山的瓷器道上，瓷片俯拾皆是。在碗厂坡，“明扬碗厂”的厂房旧址（青草坡98号），溪流边的石砌浆池，仍历历在目；坡地到处残留着开挖“碗砂”后形成的大小不一的孔洞遗留。

 

青草坡民房版筑土墙中包含的大量沙坪窑陶瓷片（大样）

 

从现存的一座掩映于草丛中的“明扬碗厂”瓷窑遗址判断，沙坪窑烧制瓷器的窑炉，一般建造在坡地上，为五级梯式龙窑，宽二米有余，长十余米。前面部分为炉膛，有窑箅，燃烧室，窑炉前有十余孔柴道便于添柴，左侧面有五个窑门，用于产品的进出（烧窑时封闭），窑炉旁有大量红烧土及其它烧结痕迹。烧制陶器的窑炉，为七级梯式龙窑，形体较瓷窑为大。

 

青草坡青花喜字罐

 

青草坡青花菊花纹壶

 

从采集的标本分析：瓷器胎质细腻，胎面略显粗糙；胎色以白色为主，少量白中泛黄；施满釉，青花釉色黯淡，釉面气泡偏多，仅见画花而未见刻花；器型以圈足涩圈敞口碗为主，不少瓷碗的涩圈底部，常见方形或多角形的青花押印。可辨器物有青花云纹双喜坛、青花人物碗、青花花鸟碗、盏、勺、碟、小方砖、新式抽水马桶及硕大的外圆内方饼形轮盘；其纹饰主要有缠枝纹、弦纹、菊花纹、“Ⅲ”字纹，以及双鱼、双喜纹样。陶器胎质粗糙，夹杂不少石英颗粒；胎色以红色为主，少量红中泛黄；轮制的旋纹十分明显；施半釉。可辨器物有榨菜坛、泡菜坛、大平底盖、单耳罐、罐、缸、钵、单扳带流小罐、单扳壶及大量窑具等。可以判断沙坪窑属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典型的地方民窑，工艺技术处于中等水平。

 

青草坡青花双鱼碗

 

青草坡青花鸟纹碗

 

青草坡青花小碟

 

瓷碗是民间生活用瓷的大宗，使用频率高，易于损耗，需求量较大。清代至民国初年，川东及重庆地区，还流行用瓷碗与石灰粘合作为墓椁的“碗椁墓”的殡葬习俗。一座“碗墓”动辄用瓷碗成百上千件。1987年11月，青草坡下的重庆特殊钢厂（即重庆钢铁集团特殊钢公司）厂区内建设坡发现一座古代墓葬，经重庆市博物馆发掘清理，认定为清代“碗椁墓”，外椁全部用瓷碗与石灰粘合紧扣砌成。经判断，该墓所用瓷碗就是沙坪窑的产品（笔者作为重庆市博物馆当时的考古专业人员，亲自处理当时的现场。[14]

 

青草坡青花寿纹大盘

 

青草坡青花盂

 

除青草坡中心窑场以外，另有若干与之相关联的窑场：

武隆陶瓷业始于明末清初，到清末，尚有万峰乡（今属重庆市武隆区火炉镇辖）打牌岭碗厂，所产碗、坛、罐、酒杯等均自销本地。民国2年（1913年），江德山从重庆到打牌岭碗厂做工，传入陶瓷生产新工艺，生产深统上瓷碗，着‘渔、樵、耕、读’五彩红花图案。民国25年（1936年）江德山接办碗厂，并在青冈乡（今属重庆市武隆区巷口镇辖）山王坳开办分厂，雇工24人，年产碗15窑，除本地销售外，还销贵州。到解放初期，万峰打牌岭陶瓷厂成为武隆县较具规模的土陶生产厂家之一。1960年，打牌岭陶瓷厂并入胜利陶瓷厂。[15]

原嘉陵小学校长范仲琳，时年89岁，曾提供红槽坊一带有两个窑罐厂窑炉遗留的线索，可能与沙坪窑有关，惜湮灭无存。

北碚水土镇也曾有过江家沱碗厂。

 

翁家沟青花喜字罐

 

2004年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在北碚区东阳镇东阳村马颈子一带小河中发现了大量的瓷碗残片，残片是由上游戴家沟冲下来的。为查明情况，2004年5月29日，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考古队由笔者带队到戴家沟进行了考古专题调查。在北碚区天府镇桂花村四社翁家沟上碗厂和下碗厂一带发现清代制瓷窑址，当地人称之为翁家沟碗厂。在上碗厂一带，地面堆积大量的瓷片及窑具，堆积层度在1米左右，分布面积约300平方米。使用龙窑，以木柴烧造瓷碗。青花瓷片中可辩器物有：碗、勺、碟、罐、钵等类。其纹饰主要有缠枝纹、弦纹、菊花纹、“Ⅲ”字纹，以及双子、双喜纹样。翁家沟碗厂由当地翁氏家族成员自主经营，实行家族内部分工管理。在清代，翁家祖先即在翁家沟一带，建窑烧瓷。到民国时期有7、8个窑炉，一个窑炉就分设一个碗厂。其产品主要在重庆销售，部分产品远销至遂宁、射洪等地。碗厂工人除翁家亲戚外，还对外招收工人。调查时获知，使用的技工就有来自青草坡的。民国时期的工人现在世的有唐云民、邓成双、翁文玉、吴安普（画工）等人。建国后碗厂公私合营，因经营不善，现已经倒闭。其文化内涵以及与沙坪窑的关系尚待进一步研究，上碗厂窑址拟适时作考古发掘。

沙坪窑的兴起，是湖广填四川的直接结果之一，与迁移到此地的福建江氏家族有关；另外，也和歌乐山东麓丰富的瓷土资源，重庆陶瓷业固有的根基密不可分。民间日用陶瓷器皿的生产，在重庆有较为悠久的历史。1998年夏，重庆市博物馆在磁器口的嘉陵江斜对岸石马河，发掘出一座东汉时期的窑炉，这是当时重庆城区发现最早的窑炉。以南岸黄桷垭为中心分布的涂山窑，与沙坪窑一样，也是烧造民间日用瓷的窑场，制瓷工艺亦仿福建建窑。不过，瓷釉以黑色为主；中心窑场规模更大，面积达两平方公里以上；延续时间从宋代到元代数百年；产品销售地域广达西南数省，这有大量的出土文物可以映证。重建于清代的宝轮寺屋顶上的脊瓦，据福建匠人说，有福建陶瓷的特点，这也许与江氏家族的陶瓷业有一定的关系。

 

翁家沟青花壶

 

沙坪窑的创立者江生鲜，抓住社会对瓷碗大量需求的挈机，主要生产瓷碗，在制瓷工艺上精益求精，贸易数量急剧上升，很快就占领了市场，打开了局面。随着青草坡碗厂数量的增加，陶瓷窑规模的进一步扩大，还开发出多规格、质量上乘的系列碗具，如汤碗、菜碗、饭碗及冥用碗具等，以满足不同需求。在江氏家族制瓷工艺的影响、带动下，其他百姓也竟相仿效烧造，形成了产、运、销一条龙的陶瓷产业；这里遂成为川东民间生活用瓷器的重要出产地。

江氏家族在为社会提供优良产品的同时，也为他们创造了财富，奠定了江氏家族数百年富裕生活的基业。他们设置窑场作坊的“滚柴坡”也得名为“碗厂坡”。民国·《巴县志》记载：“土瓷以龙隐乡为著，磁器口碗厂坡并以此得名。其质视江西瓷为粗，近亦略施红、蓝彩釉，尤为乡民乐用，远道来此贩鬻者，往往不绝也。”随着江氏家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其居住地有青草坡的碗厂坡，耗儿洞，江家山；甚至连大河沟与和平山之间的江家湾，詹家溪畔的江家院也因为江氏家族聚居而得名。这一带聚居的江氏居民大部分都是江生鲜昆仲的后裔，每逢“清明会”，常常还要相聚，会餐；现尚在的江氏青壮年，其辈分多为“泽”字辈。三十年代末，江氏族人江亮畴曾任当时的金沙街、童家桥、磁器口三镇之一的磁器口镇镇长。

 

三．沙坪窑对磁器口的影响

1.磁器口是重要的商埠

龙隐镇，因传说明代建文皇帝曾隐居于此而得名。龙隐镇本是行政域名，因为沙坪窑瓷器的销售和出口，又获有“磁器口”这个通俗而又特指的地名（“磁器口”，字面意义就是“瓷器的销售口岸”）。民国《巴县志》记载“龙隐、石壁二山之间为龙隐镇，水陆交会,极便舟车。”它位于青葱蓊郁的歌乐山以东，嘉陵江下游西岸，有江流水运的便利。龙隐镇是嘉、涪、渠三江流域及嘉陵江下游最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和经济市场，竹木、陶瓷、铁货堆栈发达，有商号、店铺、货栈上千家，是巴县西里交易最为兴旺的市场，仅次于重庆城的水码头。其显著标志就是以瓷器的转口贸易而闻名川东各县。

磁器口，装卸、水运业非常发达，樯帆林立，经常停靠在码头的各种船只有二、三百只，尤以装载陶瓷的舟船最多；民间有“白日里千日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的赞誉。意即：白天舟船往来,进港停靠，上千的船工划动桡橹作“拱手作揖”状；夜晚临河街道万户千窗透射出的灯光和河边舟船中的点点渔火交相辉映，犹如灿烂星河。每当农历八月到次年四月的枯水季节，码头河坝就搭建起临时街道，形成季节性的下河口街，其中，有专业性的木竹行、铁货行、陶瓷街、米粮市等，十分繁荣。

2.磁器口是沙坪窑重要的销售口岸

以青草坡瓷窑为代表的沙坪窑，把磁器口当作重要的销售和中转口岸，全部产品通过磁器口装船外运，远销各地，北至陕西、川北、南充、遂宁，西至宜宾，向东经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出川到湖北等地，供不应求。为便于直接销售，每家瓷厂、窑罐厂在磁器口都至少有一家自己的铺面，例如“裕兴镒碗厂”在磁器口就有“裕兴镒碗铺”，“顺和窑罐厂”在磁器口就有“顺和窑罐铺”。磁器口出口物品的大宗是瓷器，因为沙坪窑源源不断的货源，商品集散作用日益明显，规模空前，成为川东乃至更广大地区民瓷供应重镇，时间长达三百余年。

3.沙坪窑是促进磁器口发展的重要因素

清朝初年至康熙前期，是工商、贸易的恢复时期，磁器口的陶瓷作坊、煤窑、土布织造、食品加工等开始兴起。其中又以江氏家族的青草坡窑群最为突出。从康熙中期到乾隆晚期近百年间，是磁器口工业出现专业化特色并得以发展的时期。乾隆年间，设置窑场作坊，开设碗厂，售卖民用生活陶瓷器皿的产业，已有相当规模，从业人员较多。据《清代巴县档案·乾隆卷》记载，乾隆四十二年，重庆府衙门在一条告示中，第一次以官方公文的形式明确提到“磁器镇”。从沙坪窑的创立到磁器口的得名不过百年左右，足见发展速度与影响。磁器口的兴旺与沙坪窑的发展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清末民初，传统手工业向近代机器工业发展，传统土瓷的烧制得到改良。民国以来，不断提高生产技艺，改进外观，施彩釉，提升产品档次，成为重庆一大特产。1943年出版的，由何玉昆等编著的《陪都鸟瞰》记载：“磁器口一带，天产白泥（笔者按：此即白泡石）专制粗式碗盏，泥质漂白，足比江西瓷品。”说明从清代到民国，沙坪窑的瓷器生产是在不断发展的。民国五年，位于牛角沱的蜀瓷公司雇佣近百名工人，用磁器口出产的粘土制造各种瓷器，诸如碟、杯、盘、瓶等，民国·《巴县志》记载“其出产几与江西瓷竟美，亦能仿制日本瓷，而造佛像尤精。”

抗战爆发，大批工厂、机关、学校内迁重庆。磁器口的人口猛增至六万余人，商业更加兴旺发达，沙坪窑更加兴盛起来。在磁器口嘉陵江边的下河口街，有江家发售瓷货的碗铺十五家。磁器口的窑罐市场颇具规模，众多的瓷器店、碗铺分布于大街小巷。1928年任龙隐镇镇长和巴县第一区区长之职的实业家程尔昌（即前文提到的渣滓洞煤矿矿主），在磁器口正街大码头也开设有碗铺，经销陶瓷器。

1936年，在磁器口马鞍山北侧的蔡家湾创建有利群瓷厂，共投资1.7万元，雇佣工人98人，生产各类瓷具，并在传统土瓷基础上进行改良，生产精细的改良陶瓷，月产量计碗具2750副，其它器具价值1.8万元。1939年春，由杜重远、康心之、卢作孚、周见三等企业家投资两万元，在磁器口抓子洞（即今渣滓洞）创办重庆华光瓷厂，5月初烧制出第一窑瓷器。是月，“军统”为避免影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集中营的建设，下令关闭该厂，所有员工均撤离。“军统”在磁器口一带圈地，封锁道路，对沙坪窑的产销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四十年代，磁器口又建立了鼎新陶器厂、天台陶器厂、砖瓦瓷业生产合作社，均取青草坡一带的白泥，粘土烧制民用和工业陶瓷。磁器口的陶瓷，不漏不“哑”（指敲击的声响），质量上乘，深受陶瓷商的欢迎。

由于磁器口的陶瓷业历史悠久且负盛名，当时的重庆市陶瓷业同业公会就设在磁器口，后来为了靠近陶瓷原料产地，又迁往歌乐山，沙坪坝也有砖瓦瓷业生产合作社。1944年磁器口正街还有“合记”、“协记”、“唐利”等瓷器店。商业行会的多少是衡量商业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磁器口商业同业公会从1938年的10余家，到1942年增至57个行业，1944年，同业公会会员已达1599人，其中，陶器业、砖瓦业为同业公会会员和商号店铺较多的行业。磁器口成为重庆市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1942年3月2日《国民公报》的《磁器口的粗线条》（吕协恭著）记载：“磁器口，顾名思义盛产磁器，然而；真正闻名不惜远道而来买瓷器的不多。”这又成为后世研究磁器口贸易的一个课题。

1949年后，受先进工艺的影响，以手工业作坊形式生产瓷器的沙坪窑产销量下降，市场萎缩；通过公私合营和手工业合作化，沙坪窑最终走向消亡。随着公路，铁路运输业的发展，水上运输减少，磁器口的商业地位下降，也逐渐萧条起来。青草坡的瓷器生产最晚见于七十年代后期[16]。

 

公众考古活动在青草坡

 

磁器口作为国务院颁布的历史文化传统街区，它的地位和光辉，随着古镇、历史文化名街保护工作的深入已逐渐显露。沙坪窑的陶瓷器是千年古镇最具特色的历史文化载体，已有不少专家、市民建议在磁器口传统街区开设陶瓷作坊和店铺，在沙坪窑原有工艺的基础上，注入现代先进技术，让这一古老的手工艺在古镇重新焕发生机，沙坪窑的陶瓷器可能成为重庆旅游业的拳头产品。目前，磁器口保护开发部门正对此进行考察论证，江氏沙坪窑博物馆业已开馆。

 

考古工作者在青草坡

 

本文资料，除参考部分文献资料外，主要来源于笔者1999年与2005年的两次的考古调查和现场采访。重要采访对象有三：一为出生于1918年的原“明扬碗厂”厂主，居住在青草坡之碗厂坡“明扬碗厂”老屋的郑天均老人；一为出生于1917年12月9日的原“顺和窑罐厂”厂主，居住在青草坡之窑罐厂坡的陈素华老人；一为“明扬碗厂”传人，郑天均的儿子江泽胜先生。

 

本文原载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古镇磁器口》，林必忠著第三章《古镇瓷器业之兴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二十余年来，陆续有多次、较大修订与补充。

 

注  释

[1] 民国·《巴县志》：“龙隐镇……为城西重镇，陶器甲（第一）全县，故里人呼曰磁器口。”

[2] 清·嘉庆《四川通志》卷六十四记载“各省贫民携带妻女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

[3] 清·《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嗣后留寓之民，情愿在川省垦荒居住。”

[4] 笔者自幼在距青草坡北仅数百米的石堰沟236号居家、生长，获知乡人很早就有这种说法。

[5] 民国·中国地理学会编《地理学报》第8卷，1941年出版。

[6] 沙坪坝区志办编《古镇磁器口》一书的第四章《工业经济》中记载为“迁到井口的大堰沟”。遍查有关资料，未见“大堰沟”地名，不知资料所出何处，从地理位置来看，似近处靠井口方向的石堰沟为妥。

[7]  碗车：轮制工具，石质，俗称“车盘”。

[8]  周兆庆：山东历城人，光绪十四年任巴县知县。

[9]  参见磁器口街道办事处杨家华主编《磁器口志》，1990年油印。

[10] 白泡石：即“瓷土”，俗称“碗砂”。

[11] 民国·《巴县志》记载：“（磁器口江氏家族）所产之青花碗，施彩釉，乡民乐用，远近驰名。”

[12] 重庆市交通局交通史志编辑委员会编《重庆公路运输志》，1990年；沙坪坝区交通局编《重庆市沙坪坝区交通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3年。

[13] 重庆市博物馆编《重庆文物总目》，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5月。

[14] 林必忠《沙坪坝区古墓葬遗址概况》，载《重庆地方志》1992年1期。

[15]《武隆县志》第十八编《工业》第二章《门类》第九节《其它工业·土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沙坪坝区供销社志办编《沙坪坝区供销社部门志》，载《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四辑。​

 

作者：林必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