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阳关未定论

《重庆市历史地图集第二卷》

其实，阳关的位置在郦道元的《水经·江水注》中已经说得很明白：“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延熙（蜀后主刘禅年号）中，蜀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治此。”此句之前，说的是：“江州县，故巴子之都也。”此句之后，说的是：“江水又东，右径黄葛峡，山高险，全无人居。江水又左径明月峡，东至梨乡，历鸡鸣峡。江之南岸有枳县治。”显然，巴子梁也好，阳关也好，都是在江州与黄葛峡之间，与明月峡隔着一个黄葛峡。那么，黄葛峡又在哪儿呢？

《太平寰宇记》卷一三六说：“州（渝州）东北二十里，有石洞峡，即刘备置关之所，东西长约两里。”其下又言：“涂山……东接石洞峡。”王尔鉴乾隆《巴县志》认为，是指绵亘江中的观音石梁，“宛若洞，然其为石洞峡”。按其所说，观音石梁在“县东二里”，很可能就是江北梁沱外的石梁，但那石梁并没有形成峡，而且与《太平寰宇记》所说“州东北二十里”也不同。向楚民国《巴县志》说，石洞峡“则在涪江北，不傍大江”。也就是说，重庆西北的涪江上可能也有一个叫石洞峡的地方，但与涂山“东接”的石洞峡显然不是一回事。《辞海》阳关条说其故址在重庆市东石洞关，却未指明这石洞关在何处。

《太平寰宇记》

阳关就在铜锣峡

笔者曾长期住在铜锣峡外的锣旗寺，曾经常来往于铜锣峡。笔者认为，黄葛峡、石洞峡就是现而今的铜锣峡，阳关就在铜锣峡靠近唐家沱的峡口附近。

重庆铜锣峡

首先，铜锣峡的位置与《太平寰宇记》所指不仅相符，而且也和《水经·江水注》所指不差不离。《水经·江水注》：“江水迳阳关，又东右迳黄葛峡，又左迳明月峡。”向楚在民国《巴县志》中把黄葛峡误认为是黄葛渡，所以说阳关“地不可考”。黄葛渡在江州城附近（今重庆长江大桥下游不远处），两岸开阔，并未形成峡（峡是两山夹水水面较窄的地方）。王尔鉴在乾隆《巴县志》中已经否定了这一说法。其实，黄葛峡即黄桷峡，也就是铜锣峡。铜锣峡中原有很多枝繁叶茂、树大根深的黄桷树（至今尚有不少），因而又被称为黄桷峡。黄葛与黄桷，字不同义同，可能是重庆人发音错误造成的。按植物本身的分类，应当是“葛”而不是“桷”。铜锣峡南岸有紫山沟，沟里有洞，是否就是石洞峡名的来源，不得而知。从《水经·江水注》提供的方位来看，阳关应在铜锣峡西，即今唐家沱一带，很可能就在峡口附近，那才是筑关的好地形好位置。

涪陵白鹤梁

现今将白鹤梁称为巴子梁，白鹤梁在涪陵（枳），显然与郦道元所说不是一回事。梁本义是架在墙上或柱子上支撑房顶的横木，后引申为山谷之间的延绵高地。铜锣峡里，北岸有唐家沱，南岸有鸡冠石，均是长江阶地，是否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巴子梁呢，不敢妄断。郦道元所说的巴子梁也可能是指水边或水中的石梁（碛石）。唐家沱铜钱坝外有长石尾，鸡冠石江边也有碛石，是否就是郦道元所说的巴子梁呢，也不敢妄断。如果说阳关就在铜锣峡靠近唐家沱处，这两种推测也可以提供一定的证明。

《水经·江水注》还说：“江水又左径明月峡，东至梨乡，历鸡鸣峡。江之南岸有枳县治。”很显然，在明月峡与枳县（今涪陵）之间，还有一个叫鸡鸣峡的峡。黄葛峡、明月峡、鸡鸣峡构成了巴东三峡。巴东三峡是长江切割铜锣山、明月山、黄草山而形成的，如今分别名为铜锣峡、明月峡、黄草峡。

历史上也有人认为阳关在黄草峡。例如《玉海》卷十的“楚扦关”条就引《括地志》说：“阳关，今涪州永安县治阳关城也。”按《太平寰宇记》的说法，永安故城在涪州西南（按：疑为西北）一百五十里，即今长寿县永安场，在黄草峡之北，长江东岸。该书卷一三六也提到“涪州界阳关”。《舆地纪胜》卷一七四也有“阳关距乐温县（按：治今长寿县东北之邻封）五里（按：疑为五十里）江口狭处，有栈道，遗俗传以为张王（张飞）战地，其上屯戍旧基存焉。”此外，《太平寰宇记》还有“又自涪州界阳关移理属之墊江就江州所理”的说法。四川大学历史教授刘琳以上述文献为由，认为阳关在黄草峡。《图集》采用这样的说法，当然也无可非议。

但是，《括地志》是唐初魏王李泰编撰的，《玉海》《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都是南宋的著作，都大大晚于《水经注》。《括地志》晚了两百多年，后三种晚了七八百年。如果针对巴人所筑的阳关，我认为更应当相信郦道元。当然，历史上关隘也好，城市也好，都有经常迁徙的，而且迁徙后名称不变。例如楚国国都就多次迁徙，在今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范围内的枝江、荆州、宜城、淮阳、阜阳、寿县都建过都城，但不管迁到哪儿都叫“郢”。阳关可能也这样迁徙过，可能先设在铜锣峡，后来又搬到黄草峡，或者相反。但是，即使采用《括地志》的说法，地处黄草峡的阳关，也并不一定就是巴人的阳关。所谓“遗俗传以为张王（张飞）战地，其上屯戍旧基存焉”，说明那只是三国时的阳关，而且还是三国前期的阳关。而郦道元“江水东迳阳关巴子梁，江之两岸，犹有梁处，巴之三关，斯为一也”的说法，已经说明铜锣峡的阳关就是巴人的阳关，后来的包括《括地志》等史籍对此没有肯定，也没有否认。而且，同一部《太平寰宇记》既有阳关在黄草峡的说法，又有在铜锣峡的说法。即使是三国时的阳关，前期（张飞）在黄草峡，后期（邓芝）则在铜锣峡。

《图集》将明月山和明月峡都认定为是在长寿与涪陵交界处，与郦道元的说法显然是矛盾的。如果认定郦道元所说的明月峡就是现今的黄草峡，即使因为这是一本图集，不便过分展开论述，但至少也应当给出一个说明。如果真要这样认定，那么还应当解释一下郦道元所说的鸡鸣峡在哪儿。事实上，在黄草峡与涪陵城之间，再也没有峡了。过了黄草峡，甚至可以远望涪陵城。事实上，《图集》对捍关的论述就相当充分。为什么对捍关能够用上1000多字来论述，对沔关也用了300多字来说明，而对阳关却只用“几成定论”四个字就模糊过去了呢？为什么不把“几成定论”的理由以及赞成这样“定论”的专家学者的观点多少介绍一下呢？我觉得这是《图集》一个小小的失误。

作为一种军事设施，关是一种要塞，古代设关，大多设在地势险要处。地势越险要，关就作用也就越大。巴东三峡中，铜锣峡无疑更险要。一是铜锣峡南北两岸均是陡峭山壁，几近90度。二是其北岸的铁山坪和南岸的放牛坪都相当高峤，与江面的相对高度达三百多米。三是铜锣峡长达三公里，大大长于明月峡、黄草峡。四是铜锣峡里长江更窄，只有两三百米，水流更急。特别是涨水季节，那江水嘶嘶，泡旋如火山喷发，波涛似岩浆喧嚣，漩涡像恶魔巨口，激流若万马奔腾。即使是现代大功率的轮船往往也难溯流而上，更不要说木船什么的了。五是其南岸全是峭壁绝岩，20世纪90年代中期公路修通之前，连羊肠小道也无，一直不可通行。六是其北岸虽然有路可通，20世纪90年代初修公路之前，一直只有一条靠近江边的小路可行。特别是靠近唐家沱一段，山势更加陡峭，那小路也更加逼窄。七是当年南山与铁山坪都是原始森林，无法通行。也就是说，不管是从东往西还是从西往东，都不可能避开铜锣峡。在这样的地方设关隘，其险要程度不言而喻。事实上，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铜锣峡里靠近唐家沱的峡口处都还散乱地堆放着不少建筑用过的石头，似乎是崩塌的，很可能就是当年筑关使用的。当然，因巴人尚未大规模使用铁器，难以开山采石，那肯定不是巴人筑关使用的，可能是后来者使用的。巴人筑关更多的是使用土木，那关墙甚至就只有栅栏，不可能保存下来。

明月峡在铜锣峡东面约20公里，黄草峡在明月峡东面约五六十公里。这两个峡的峡区长均不及铜锣峡的三分之一，江面却比铜锣峡宽近一倍，水势较为缓和。两岸山势也比铜锣山缓和，与江面的夹角呈五六十度左右，其南北两岸均有路可通。要在这样的峡中筑关，必然要考虑南北两岸同时修筑。否则，你在北岸筑关，他可以从南岸通过，北岸的关也就失去了意义。但是，阳关之“阳”，乃江之北、山之南。如果南岸也筑了关，怎么会叫阳关呢？虽然黄草峡处的长江呈西北东南向，但也不能改变阳关是在北岸的判定。因此，即使黄草峡中曾经设置过阳关，可能也不如铜锣峡险要。

古代巴国的主要威胁来自东面的楚国，因而三关都筑于江边，形成节节抵抗之势。《图集》说位于西陵峡口的捍关可能是楚国抵抗巴国攻伐的，且不论。那么位于瞿塘峡峡口的捍关（或名江关）应当是巴国所筑。虽然对此也可能有不同意见，但阳关是巴国所筑却不可争议。巴国筑阳关，当然是防范楚国的。巴楚之间横亘着巫山、七曜山等山脉峡谷，相互攻伐往往只有从水路上进行。三关的主要作用就是控制长江（或许也包括嘉陵江）的水面。进攻的一方遇到这样的关隘，往往只有舍舟登陆，攻下关寨，才能顺利前行。瞿塘峡口至今也是天险，从赤甲山上往下抛石抛木，船队就很难通过。而要从陆路通过瞿塘峡，在2000多年前几乎是不可能的。巴国一旦失守瞿塘峡，便只有阳关一个关隘可守了，其重要性当然不言而喻。事实上，当楚国步步进逼，巴国抵挡不了，便只好迁都去合川、去阆中了。那时离巴国亡国也就不远了。

由于史料的缺乏，巴楚之间究竟发生过多少争战，双方胜败如何，是否在瞿塘峡、铜锣峡打过仗，怎么打的，瞿塘峡的捍关（或江关）和铜锣峡的阳关（或《图集》所说的明月峡的阳关）起了什么作用，等等，如今都难以加以考证，只好存疑。不过，后来的战事，却可以从一个方面或一定程度上说明瞿塘峡、铜锣峡在护卫江州（重庆）中的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阳关就在铜锣峡。

三国时候，蜀汉不仅面临北面的曹魏威胁，也面临东面的孙吴威胁。对曹魏，诸葛亮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孙吴，则只能讲和而取守势。孙吴要攻蜀，只有溯长江而上。对蜀汉来说，瞿塘峡的捍关（或江关）当然十分重要。刘备伐吴失败，陆逊攻蜀势如破竹，但也只能打到瞿塘峡外，看着刘备在白帝城托孤而兴叹。但任何防守都要有纵深。江州乃蜀之东大门，一直派有大将镇守，连赵云也守过。而要守住江州，铜锣峡又是必不可失的。于是，被荒废了近千年的巴国阳关又被蜀汉的将军们看中，重新修筑，派重兵把守，车骑将军邓芝甚至将江州治所都移到了阳关。如果阳关在明月峡或黄草峡，一是离江州太远，二是交通不便，三是当年其地更荒凉，要将其作为江州州治几乎不太可能。事实上，《图集》政区沿革部分的“三国时期”，就已经将阳关标示在铜锣峡。而《地图集》则仍然标示在黄草峡。当然，三国时期的阳关，可能是“刘备置关之所”。也就是说，是蜀国重新修筑的，此阳关非彼阳关。但《图集》对此未加任何说明，与政治军事部分的“‘巴楚安徽相攻伐’与巴地诸关的概况”所标示的阳关相矛盾，也可能引起读者困惑，也是一个遗憾。

顺便说明一句，当年邓芝把江州州治从江州城搬到阳关，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的前任李严为巩固江州（也可能是为图谋独霸江州），准备筑江州大城，还准备挖断佛图关让江州形成孤岛，被诸葛亮查觉，结果落得个削职为民的下场。邓芝把治所搬到荒郊野外，可能也是为消除刘禅的猜疑吧？

事实上，两三千年来，只要重庆东面存在威胁，铜锣峡及其附近（例如锣旗寺）就会屯集重兵。元末明初，大夏国建都重庆，其威胁来自于长江下游的朱元璋。明玉珍就在铜锣峡修筑阵地，准备了大量的滚石檑木，在江中设置重重铁链。朱元璋派大将汤和、傅友德取蜀，汤和在瞿塘峡受阻，只有等到傅友德从北线入川取得战绩后，才乘大夏军混乱之际通过瞿塘峡，打到铜锣峡。明玉珍之子明升年幼（时年10岁），自知不是对手，才没有在铜锣峡打仗，就奏表投降了。虽然那时铜锣峡已经不再称为阳关，但也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巴人阳关应当就在此处。

明末，张献忠溯江而上，准备攻取重庆，与明军在铜锣峡大战，竟久攻不下。后来张献忠让主力部队佯攻，自己则率少数精骑，由小道疾驰150里，奇袭江津，然后顺流而下攻下重庆，铜锣峡的明军才不战而溃。虽然史书也称此地为铜锣峡而不称其为阳关，但同样可以说明，铜锣峡对重庆防卫的重要性。

其实，古代所谓的“关”是相当简陋的，无非是一堵城墙，中间一个城门而已。如果地形开阔，也可能建一座小城，可以据城固守。当时，要从长江下游进入江州，只有沿铜锣峡北岸的小路走。那阳关挡在那小路上，上是万丈绝壁，下是滚滚江流，大部队展不开。如果你只有大刀长矛，要攻下这样的关也就相当困难。这就是所谓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不过，随着炸药的发明并被运用到战争中，古代那种单纯的关，其作用便日益减弱。元末已经有了土炮，所以明玉珍和后来的明军就不再筑关了，阳关也就没有恢复。虽然没有关，但铜锣峡依然起着关的作用。

20世纪70年代，笔者在望江厂工作时，就有人在铜锣峡里挖出过箭簇、刀剑、子弹之类战争遗留物，说明那峡里曾经发生过激烈战事。

重庆历史上，最激烈的战事发生在南宋末年，但元军是从北面和西面威胁和攻打重庆，铜锣峡就失去护卫重庆的作用。到了近代，由于人口增多，南山、铁山坪已经开辟出道路，即使要从东面来攻打重庆，也不再需要把攻打铜锣峡作为唯一选择。例如1923年4月，川军一、二军大战期间，二军将领杨森率旧部从万县反攻重庆，就不走水路而走陆路，避开铜锣峡，在江北张关、铁山坪与一军的但懋辛部激战，迫使但部后退，然后占领重庆。

虽然如此，有人认为阳关如果在铜锣峡，离江州（重庆）太近了，其护卫江州（重庆）的作用大大降低。其实，不管巴国在长江上设置的是三关还是两关，阳关都是护卫江州的最后一关。最后一关离城近一些，似乎也很正常。例如明清时，重庆西面陆路上也有三关（龙洞关、二郎关、佛图关），那佛图关离重庆城不足十里，比铜锣峡离重庆更近，但佛图关对重庆的护卫作用却丝毫不减。1923年9月，川军一、二军大战期间，一军的赖心辉、熊克武部攻打佛图关，死伤惨重，却未能攻下。后改为向右翼的黄沙溪侧击，又受到二军的刘湘顽强抵抗。经前后二十多天反复厮杀，仅熊部第八混成旅便伤亡几百人。黄沙溪里，死尸填满溪谷，鲜血流成河，染红半江水！因此，何处设关，既要看需要，更要看地形地势。如果没有合适的地形地势而又必需，那只有建城或城堡（要塞）而不是设关了。例如云南的下关离大理古城不过十多里路，当年设置下关就是为了保卫大理城的。如果地形地势特别险要，又处于交通要道上，即使官方没有设关建卡，也可能成为土匪打劫敛财之地。一旦有了战事，该处更可能成为事实上的关隘。铜锣峡如此险要，巴人不在此设关，几乎是不可理喻的。因此，说阳关就在铜锣峡，应当没有大问题。

经历了一两千年，阳关旧址是找不到的了。如今，铜锣峡中修起了公路，打出了温泉，成为一个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如果你去铜锣峡，抬头仰望那刀削斧砍般的悬崖，侧耳倾听那急流险浪的涛声，说不定你还能感受到当年古人厮杀拼搏的情景呢。

文稿：李正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