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一个极其宽泛的概念。但在历史文化方面，人们通常说所指的文化与地域文明形态有关。德国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认为，世界上有8种自成体系的文化。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认为，历史上有过26种文明，现存只有5种。无论哪种认识，中华文明/文化都是其中重要的一种。改革开放以来，对中华文化的地域构成研究日益热烈，区域历史文化的梳理、归纳、提炼、利用成为地方学者、行政机构关注的重点文化工作。
一、重庆历史文化的维度与命名
关于重庆历史文化的形态，得到官方和学者较多认可的主要有以下五种主导文化：源远流长的巴渝文化、享誉世界的三峡文化、彪炳史册的革命文化、影响深远的抗战文化、独树一帜的移民文化。在五种主流文化之外，有学者认为还有第六种主要形态。即在上述五个文化基础上，一种观点认为应加上统战文化，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加上工商文化。此外，也有专家提出开埠文化、民族文化等都应该作为重庆的主导文化。
上述对重庆文化形态的划分无疑是有历史根据、内容支撑的。但仔细审视，这其中仍有诸多不容回避的问题：
一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类型太多，不易为普通民众理解和记忆，即使专家学者也难以就此形成统一认识。
二是重庆历史文化形态缺少充分概括，没有如海派文化、湖湘文化、三秦文化、齐鲁文化等简便上口且叫得响的一个总名称，品牌不突出，形象不聚焦。
三是无论是5个还是6个文化，其分类标准不合理，互相之间多有交叉。例如三峡文化是按照地域特征划分的，移民文化又是按类别划分的。又如，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严格来说是总分关系，而不是并列关系。
四是“5+1”主流文化的认定缺少标准和参照，古老的巴文化、以大足石刻为代表的石刻文化、客观上具有开放意义的开埠文化、多彩的土家族苗族文化等，都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瑰宝，谁来确定、怎么确定她们不属于主流文化？
五是部分主流文化虽然具有突出性，但并不具有独特性。例如，移民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是一种普遍现象，并不足以彰显其对重庆的特殊意义。
图1 大足北山转轮经藏窟
关于重庆历史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处理，著名文化专家王川平先生在《中国地域文化通览·重庆卷》一书中，将重庆历史文化归总为“1+2”体系。他认为，重庆文化是个性鲜明的巴渝文化，其主体构建是巴文化和三峡文化。著名文史专家周勇先生在《答“重庆文化之问”——对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探讨》一文中提出了“2+4结构”体系，对不同文化的地位做了新定位。他认为，巴渝文化、革命文化是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是重庆历史文化的特色。两位专家的认识十分有见地，启发了笔者将这一问题继续深入思考下去。
一般来说，常见的文化划分方法有三个不同的视角：时序文化、类型文化、地域文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组成，这三种文化就属于按时序划分出的主导文化形态，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历史深度和当代高度。而通常所说的军事文化、交通文化、农业文化、饮食文化等则属于类型文化。类型文化既可以按物质、精神、制度的三方面内容划分，也可以按性质、行业、人群、功能、社会等划分。类型文化在理论上具有自洽性，但由于分类大小、标准、角度等难以统一，实践操作上往往花样百出，文化命名容易流于泛化。地域文化是综合考虑环境、历史、人文等要素，以具有一定共同特点的、要素组合关系的区域构成来分类的文化。类型文化和地域文化织成文化的经和纬，时序文化决定发展的厚度，三者共同组成文化的立体结构。现实中，任何一个文化都具有时间、空间和内涵特征，因此，无论哪种维度划分出的文化，都会同时兼具另外两个维度的特征。
从世界史的视角看，中华文化是世界范围内一支举足轻重、历史悠久、辉煌灿烂、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她具有“多元一体”的特征，是由类似于燕赵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三晋文化等若干板块有机构成的。重庆的历史文化是中华文化在这片地域的空间展开，我们不可能用5个、6个或更多的文化定义来谈论她在中华文化中的地位，应该使用1个、也只能用1个代表性名称来指称地域文化。笔者认为，这个名称以“巴渝文化”最为合适。
“巴渝”一词，始见于汉代“巴渝舞”，
原为先秦时期巴人的战舞名称，
从汉初进入宫廷直至唐代，
历代文献多有“巴渝”、“巴俞”之称。
巴渝也是一种歌名、曲名，
《说文解字》之《切韵》：“巴歈，歌也。”
梁简文帝诗有“若奏巴渝曲”句，
《康熙字典》：“歈，音俞，巴歈，
歌名，本作渝。”
唐代诗人刘禹锡明确指出
三峡一带的竹枝词就来源于“巴歈”，
故竹枝词、竹枝歌又称“巴渝辞”。
巴渝也有地名之意。
巴具有巴人、巴地、巴国、巴文化的含义，
今重庆市域范围
又是古代巴国、巴郡的主要分布地。
秦汉时期巴郡有“渝水”，
为嘉陵江中游一段的专称，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则认为今渠江为渝水。
隋开皇三年（583年）
至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
今重庆主城及周边地区又名为“渝州”。
唐杜甫有“水散巴渝下五溪”诗，
可见“巴渝”还有人群的意义。
随着巴人的扩张，
“巴渝”一词涵盖的地域范围
因而也扩大到三峡地区和武陵山区，
这在文献上是有明证的。
综上所述，“巴渝”在不同时期、不同地方虽有不同层面的含义，但因其具有历史延续性、文化丰厚性、地域代表性，作为重庆历史文化命名的首选是可以成立的。
图2 綦江二蹬岩东汉崖墓舞蹈画像
也有专家提出，直接用“重庆文化”来统称更为合适，笔者难以苟同。一是以现行行政区划名来命名不符合地域历史文化约定俗成的命名规则；二是“重庆文化”的内涵面向更为广阔，历史文化仅为重庆文化的组成部分；三是虽然“重庆”得名历史悠久，但在古代，“巴渝”的历史演进更完整，更能涵盖今重庆市的地域范围，与现代行政辖区的刚性相比，更具有包容性。从大的方面说，巴渝代表了四川盆地东部自古以来就存在的、相对成体系的文化传统；从小的方面说，“渝”作为今日重庆之简称，“巴渝”具有文化大传统与现代行政区划相结合的意义，既能精准反映重庆文化的地域范围，也能展现与历史的传承关系。
二、巴渝文化的地域构成
作为历史文化的巴渝文化，它与重庆的巴文化、开埠文化、抗战文化、革命文化、三线建设文化等时序文化，以及巴盐文化、移民文化、工商文化、民族文化等类型文化并不排斥，也不矛盾，是总与分的关系，今后应该继续深化各时序文化、类型文化的提炼和内涵研究。作为中华文化地域构成的巴渝文化，她自身的地域构成又是怎么样的呢？这是我们需要重点讨论的方面。
笔者认为，巴渝文化的地域构成含括“都市区文化”、“大三峡文化”、“武陵山文化”三个部分（以下简称“三个文化”）。毋庸讳言，这三个文化是按照重庆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格局区域命名并作为文化承载地的，其中都市区包括重庆主城、渝西地区和涪陵、长寿、南川，大三峡地区包括丰都、忠县、垫江、梁平、万州、云阳、开州、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武陵山区包括武隆、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2020年1月12日政协重庆市第五届三次会议第一联组会议上，笔者做《大品牌大开放促大发展 打造西部文旅产业高地》的发言，提出要加强“三个文化”品牌建设，市委主要领导当场指示文旅工作者要与时俱进，回答“三个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有什么？要求加强对“三个文化”的系统研究，彰显地域特色，提升文化内涵，多出一些好的研究成果。
“三个文化”切合了当前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但又是基于重庆地理环境的差异、历史沿革的走向、文化内涵的特点等客观情况而提出的，有其地方呈现和学理支持，绝非心血来潮，也不是为创新而生造的名词。
地理环境方面
市域内存在多个构造体系，主要包括渝西川中褶带、渝中川东褶带和渝东南川鄂湘黔隆褶带，市域北、东、南三面外缘还有大巴山构造带、巫山构造带、大娄山构造带。除了渝中川东褶带地跨都市区和大三峡外，其余构造与“三个文化”的地域分异非常明显。地貌方面，都市区主要以平地、浅丘、平坝和低山为主，大三峡地区以平坝、深丘、中山和低山为主，武陵山区以平坝、中山、桌山为主，地貌组合和各类地形占比存在一定差异。河流方面，都市区有长江、嘉陵江流经并交汇，武陵山区主要处于乌江下游和酉水上游，大三峡地区有一些中小支流汇入，长江干流峡谷与宽谷相间，因而三个区域各自的连接广度是不一样的，具有不同的流域特点。
图3 重庆地质构造、地形分布与“一区两群”关系示意图
历史沿革方面
秦灭巴后，今重庆大部属巴郡。汉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分“三巴”，今重庆占其二。建安六年（201年），从巴郡（当时曾短暂称永宁郡）分出涪陵郡。巴郡、巴东郡、涪陵郡与现“一区两群”范围大体一致（其中巴郡含今忠县、丰都、垫江，巴东郡还缺少了今巫山，涪陵郡与现格局接近，不包含今涪陵），除个别时候的区域、名称有一些变动外，这种行政格局一直维持到隋代。唐初，今都市区分割为渝州、合州、昌州、涪州、南州，渝东北地区主要包括夔州、忠州、万州、开州，渝东南地区为黔州所在地；此后，个别州虽有增删且隶属变化，但这一分治格局一直持续到南宋。元代，今重庆市域范围基本回复到三国至六朝时的行政格局，重庆路包括了今都市区和忠州一带，夔州路包括了忠州以东的渝东北地区（含巫山），而渝东南则分割为绍庆府和石砫宣抚使、酉阳宣慰使；明代大体沿袭了元代的行政格局，唯绍庆府被取消纳入了重庆府；清代设川东道，除绥定府外，其行政辖区基本与今重庆市相当，从重庆府分设出忠州直隶州（含今忠州、丰都、垫江、梁平），其余行政区划和明代相似，原有的两个土司改土归流为直隶州和厅。从上述建置沿革看，除唐宋时期和今忠县、丰都、垫江一带归属多有变化外，“三个文化”与其地域基础的历史演化总体上是吻合的。
图4 蜀汉时期的巴郡、巴东郡、涪陵郡
（摘自《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
图5 明代重庆府、夔州府、酉阳宣慰司、石砫宣抚司
（摘自《四川州县建置沿革图说》）
社会文化方面
三个区域间虽大同但也有小异。考古发现今重庆主城附近及以上的嘉陵江流域战国时期盛行船棺，而主城以下长江流域盛行长方形木椁墓。《华阳国志》记汉代巴郡“江州以东，滨江山险，其人半楚，姿态敦重；垫江以西，土地平敞，精敏轻疾。”这种“上下殊俗，情性不同”正是文化区域性的表现。《华阳国志》形容蜀汉以来巴渝地区的人尚勇武，则有巴东郡“人多劲勇”、涪陵郡“人多戆勇”的细微之分。《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今重庆及周边分别有廪君蛮、武陵蛮、板楯蛮三大蛮夷集团，均为巴文化人群后裔为主组成的族群，其中廪君蛮分布于今云阳以东的三峡及周边地区，武陵蛮（即五溪蛮）分布于渝东南酉阳、秀山及以外的湘西北地区，板楯蛮主要分布在嘉陵江流域至云阳一带，这三大集团与三个文化分布区域大体可关联。从资源和经济上看，都市区古代农业生产相对要发达一些，商贸流通业占比较高；渝东北渔猎业、盐业经济至为重要，航运繁忙，军事上是全川“锁钥”，战略地位重要；渝东南出产盐、丹，山货繁多，是连接乌江中上游和大武陵地区的重要通路。
图6 20世纪早期的奉节炭坝盐场
区域发展方面
图7 合川钓鱼城护国门
（摘自《重庆地域特色文化》）
三、“三个文化”内涵概略
巴渝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长江文化的重要内容、巴蜀文化的主要支撑，是具有重庆地域特点、人文特色、性格特征的文化。巴渝文化的三个地域构成，粗略概说有以下特点。
（一）都市区文化
都市区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巴渝历史和开放时尚的山水都市交融形成的文化。自战国时期秦相张仪在江州筑城开始，重庆逐渐发展成为长江上游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这一区域也日益成为重庆经济社会运行的高地，形成了巴国文化、石刻文化、饮食文化等构成的优秀传统，熔开放文化、革命文化、抗战文化于一炉的英雄城市，而重工崇商的工商文化亦延续至今。都市区文化中传统与现代交相辉映，山水与都市和谐共生，塑造了重庆人“坚韧顽强、开放包容、豪爽耿直”的个性和特点。
图8 当代重庆山水都市景观
（二）三峡文化
三峡文化是璀璨的人文风貌与瑰丽的自然造化共同营造的文化。原始的巫文化是其胚芽，巴楚文化是其枝叶，航运文化蕴含的纤夫精神铸就了三峡人的脊梁，历代歌咏三峡的上万首诗词为其注入了浪漫主义色彩，三峡移民“舍小家，为大家”的家国情怀为移民文化赋予了新内涵。三峡文化具有“乐观豁达、负重自强、开拓进取”的精神气质，是长江文明的华彩乐章。
图9 三峡白帝城白帝庙
（三）武陵山文化
武陵山文化是在生态本底上生成的多彩民族文化。武陵生态绘就名扬天下的乌江画廊和世外桃园，土家族、苗族文化彰显深厚悠远的历史传承，《太阳出来喜洋洋》《黄杨扁担》等民歌和摆手舞为武陵人注入了喜乐阳光，丰富的特色民俗闪现色彩斑斓的人文韵味，独特的干栏建筑和传统村落体现道法自然的智慧，近代革命历史为武陵山文化注入了红色基因，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脱贫精神不断焕发出时代意义。武陵山文化具有“怡然自乐、和合共生、自强不息”的气韵与风度。
图10 土家摆手舞（李化 摄）
“三个文化”内涵丰富，需要长期挖掘和深度研究才能真正说清楚、看明白。同时，“三个文化”具有开放性，都市区文化与更广阔的的四川盆地东部有历史联系，大三峡文化不能缺席鄂西三峡，武陵山文化属于大武陵山地区的一部分，只有从系统观、整体观角度加强“三个文化”的研究，才能彰显其完整性。此外，基于“一区两群”做的“三个文化”地域划分，还有没有微调的必要？都市区文化有没有更合适的名称替代？“三个文化”之下还能不能做更多层次的地域划分？这些都是可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总之，巴渝文化作为重庆地域文化的名称代表是较为合理的，“三个文化”暗合了重庆地理的“Y”形空间结构，形成了巴渝文化的鼎足，这种地域文化的进一步细分大体亦可成立。
文稿：白九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