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常有文物出土，如齐“永明元年（483）十一月宁蜀广汉县人垦地，又获古钟一枚。”（《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第十二《乐器》）“陈祥道《乐书》，什邡人段祖获錞于，献益州刺史始兴王萧鉴。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形圆如筩，铜色如漆，质甚薄，上有铜马以绳贯之。”（《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第十二《乐器》）“修营掘得石棺一，上有唐贞观年记，棺有五重，石铁铜银金次第贮之，中有琉璃盛舍利。”（《太平寰宇记》卷六十八《河北道》十七《威卤军》）“宋乾道间（象贤乡）村人掘得唐碑一片，乃乾符五年禇府君墓碑。”（《至元嘉禾志》卷三）“汉《合阳令曹全碑》，万历初合阳旧城掘得此碑，中平二年造。”（雍正《陕西通志》卷九十八《拾遗》一）明万历“二十七年，顺庆乡民掘地得穴，深广各数丈，内有瓦棺以万计。”（雍正《四川通志》卷三十八之四《祥异》） “汉墓者，平池里有王平墓，土人掘得铜香炉、安汉侯银牌等器。”（《蜀中广记卷》二十八《名胜记》第二十八《川北道·大竹县》）

今重庆地区古代出土文物，散见于诸文献，如南齐建元元年涪陵出土铜钟、錞于，北宋天圣元年涪陵县相思寺出土金铜像，北宋大观间涪陵志出土铜印、带钩、刁斗，北宋巫山县有东汉永平二年盐铁盆、北宋巫山县有晋周抚墓碑，明嘉靖间夔府出土铜钟、明代彭水出土铜钟、清康熙间南川旧武庙故址出土明宣德铁像，清綦江县出土石砚、青铜镜、淳祐通宝，道光年间江北洛碛鹿背溪出土晋《枳杨府君神道碑》、清道光间彭水县出土黄庭坚石刻、清咸丰九年奉节出土《龙山公墓志》、清光绪间云阳县出土“汉归义賨邑侯”金印、清光绪间南川金竹寺出土汉代铜洗。兹分述如下：

一、南齐建元元年（479）涪陵郡出土铜钟、錞于

“《南齐书》，建元中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常留云气有声，响彻若龙吟，求之积岁，莫有见者。其年四月黑夜，岩中忽见双光起，至明掘之，获古钟一枚，及錞于一面。至永明元年十一月，宁蜀广汉县人垦地，又获古钟一枚，高三尺八寸，围四尺七寸，悬柄长一尺二寸，合高五尺，四面各九乳。”

事载《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第十二《乐器》。《册府元龟》卷二百二《閏位部祥瑞·第二》。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五《艺文·外纪》。

“建元元年十月，涪陵郡蜑民田健所住岩间……获古锺一枚，又有一器，名淳（錞）于，蜑人以为神物，奉祠之。”

事载《南齐书》卷十八《志》第十《祥瑞》。

二、北宋天圣元年（1023）涪陵县相思寺出土金铜像

“（仁宗）天圣元年三月庚辰，涪陵县相思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

事载《宋史》志第十九《五行四·金》。

按世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丛书第一种《缙云山志》亦载此事，然文字有异：“仁宗天圣元年（1023）三月庚辰，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盖复兴之兆也。”又，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卷二十四《杂编》亦收录此条，文字为：“天圣元年春三月庚辰，涪陵县相志寺夜有光，出阿育王塔之旧址，发之，得金铜像三百二十七。”

笔者按：两个相思寺，一在渝州，一在涪陵。《广弘明集》：“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上有佛迹十二枚……一云涪州亦有此寺。”出土金铜像，当依《宋史》。

三、宋熙宁八年（1075）昌元县出土铜锅、铜盆、铜盘

“（宋）熙宁八年，昌元县通盐井，得铜锅九，铜盆一，铜盘一。”

事载光绪《荣昌县志》卷十九《祥异》。

四、北宋大观间涪陵志出土印、佩钩（带钩）、刁斗

“《涪陵志》：宋大观间，掘地得印及佩钩刁斗，上刻张飞二字，因立桓侯庙。”佩钩即带钩。

事载《蜀中广记》卷六十九《方物记》第十一《印玺》。

五、北宋巫山县有东汉永平二年（59）盐铁盆

“汉盐铁盆记：旧《志》在巫山。黄太史石刻云：‘余弟嗣直来摄邑事，堂下有大盐盆，有款识，盖汉时物也，其末曰永平二年。’”

事载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六《古迹·巫山县·古碑记附》。

陆游《入蜀记》：“（巫山）县廨有故铁盆……鲁直作盆记，大略言：建中靖国元年，予弟叔向嗣直自涪陵尉摄县事，予起戎州来寓（巫山）县廨，此盆旧以种莲，余洗涤乃见字云。”

六、北宋巫山县有晋周抚墓碑

“晋桓温隶字碑：旧《志》在巫山，有太史跋。嘉定癸未漕使王观之并黄太史跋，俱徙置漕廨。王漕又作跋语，考之为晋周抚墓碑，今亦湮没。”

事载雍正《四川通志》卷二十六《古迹·巫山县·古碑记附》。雍正《四川通志》卷六《名宦》：“周抚，永和中为蜀郡太守，子楚继之，俱有善政。”

七、明嘉靖间夔府出土铜钟

“《夔府志》云，昔人掘地得一钟，形如戽斗，匾而长，一面凸为十八乳，一阴一阳，总为九乳。古诗：‘春钟九乳鸣。’疑此钟应春宫律也，一面古篆七十余字，人不能识，惟夔字可辨。《水经注》云，夔乡观此，可信。”

事载《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第十二《乐器》。杨慎《丹铅续录》卷三《考证》、《譚苑醍醐》卷六、《升菴集》卷四十四。

八、明代彭水出土铜钟

“黔南人砌盐井，得古钟，长三四尺，中细而实，如腰鼓瓦腔之状，两头圆厚，扣之皆有奇音，与常钟异，在盐井多年，益加光腻无毁，蚀处时起金色，晶明异常，节度使僖公留镇府库焉。”

事载《蜀中广记》卷七十《方物记》第十二《乐器》。

九、清康熙间南川旧武庙故址出土明宣德铁像

“武庙铁像：明宣德年间铸，清初康熙间土工於旧武庙故址穴中掘出。”

事载民国十五年《南川县志》卷十四《古器·古物》。

十、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铜梁县出土明正德古钟

“乾隆四十九年，六赢寺僧掘地，得古钟二，铸自明正德时。”

事载同治《铜梁县志》卷十六《杂记》。

十一、清綦江县出土石砚、青铜镜、淳祐通宝

“綦江县白云观掘地，得白云石砚一、古镜一，（镜）铸有‘湖州青铜照子’六字。古钱一，曰淳祐通宝。又古剑山掘得古剑一。”

事载雍正《四川通志》卷四十六《旧志器物谱·綦江古物》。

十二、清道光年间江北洛碛鹿背溪出土晋《枳杨府君神道碑》

光绪四年（1878）七月姚觐元授湖北按察使，十一月十六日离渝，“至洛碛，于浅滩之上仁寿桥畔访得晋碑一。”“碑在江北厅西北一百二十五里，三布溪之仁寿桥（在洛碛上五里）畔土地祠侧，土人云道光二十八年淘金者于江滩沙中摸出，重立于此。……（十一月）十六日，舟过洛碛，（觐元）以千钱购取，载之而行。”

事载《姚觐元日记》，凤凰出版社，2022年，202页。

姚氏所谓“访得晋碑”，即晋隆安三年（399）《枳杨府君神道》，文字为：“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有此碑拓本，有戴亮吉跋：“此碑在吾乐碛鹿背溪，晚清出土。”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鹿背溪，今重庆市渝北区乐碛镇鹿背溪村，在长江北岸。

图一 枳杨府君神道原石

图二 枳杨府君神道拓本

十三、清道光间彭水县出土黄庭坚石刻

“道光间，小北门居民掘土得石刻云：‘杨皓明叔、任刊子修自城西来，会于石间。凡十六字，旁有涪翁题三字，字画完好，宋代真迹也。”

事载光绪元年《彭水县志·金石·黄鲁直题石》。此石原存彭水城内“汉葭公园”，后移至县文化馆后之石穴中，“文革”中，县修招待所，此后，该石不知所之。该石拓本今藏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图三 《黄庭坚石刻》拓本

十四、清咸丰九年（1859）奉节出土《龙山公墓志》

清咸丰九年（1859）奉节县令张尚裕修筑炮台时，出土隋开皇二十年（600）《龙山公墓志》。先出土大半及左下一小方，后又出土右下方。右下方有咸丰九年张尚裕、罗升棓跋。右刻咸丰十年吴羹跋，同治九年（1870）吕辉等题记。该碑在同治九年（1870）被洪水淹没，水退后复出。

图四《龙山公墓志》拓本

十五、清咸丰间铜梁县崌崃山出土古剑

“咸丰间，里人某劚土崌崃山下，得石匣一，中藏一古剑。”

事载同治《铜梁县志》卷十六《杂记》。

十六、清同治七年（1868）忠州出土南明永历四年骠骑将军铜印

“同治七年，大水退后，下南门外挖出铜铸骠骑将军印一枚，旁有‘永历四年兵部颁’等字。”

事载《忠州直隶州志》卷十一《祥异》。

十七、清光绪间云阳县出土“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图五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

图六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钤印章打本

“汉归义賨邑侯”金印，驼钮，高2.5厘米，边长2.3厘米。清光绪中出土于四川云阳县南双河口夹沟坝（今奉节县境内）。原为云阳县民刘保卿收藏，上世纪五十年代归重庆市博物馆（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1959年，此印从重庆市博物馆调拨至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

十八、清光绪间南川金竹寺出土汉延光四年铜洗

“汉洗：清光绪初年邑西金竹寺僧拓寺基，锄地得一铜器，重约十五六斤，高约一尺，口径约一尺六寸，唇方，身正圆，下骤削而平底，腰上下圈线三道，底中行刻‘永元十三年朱提造作用’十字，古文体正方，两旁画直线为界，左右各一鱼，唇为五铢钱形，铜绿满矣。……越月，近寺兴隆场农民鲜某又掘得其二，一大一小……小者……底惟见‘延光四年’四字。”

事载民国十五年《南川县志》卷十四《古器·古物》。

---

附记：1973年，铜梁巴岳山北麓翠英村21社王家院子明代张佳胤之子张叔佩（字蔡蒙）夫妻合葬墓，出土商代青铜方鼎、战国三足圆鼎、宋代狻猊熏炉等。鼎、熏炉皆张叔佩生前收藏文物。

文稿：胡昌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