潼南区位于重庆市西北部，地处四川盆地腹心，东邻合川，西与安岳、南与大足接壤，北接遂宁，涪江、琼江贯穿全境。金大佛位于城郊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潼南大佛寺内。北临涪江河100米。地理坐标，东经105°48′23″，北纬30°11′15″，海拔227米。

唐景龙元年（707年）置遂宁县，县治所在即今潼南大佛寺北一公里的下县坝。今之潼南，乃于民国元年（1912年），置东安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湖南、广东等省的行政县重复，又因东安县，归潼川府辖地，并居府之南方，即更名为潼南县，2015年撤县设区。

 

一、金大佛造像特征

潼南大佛寺旧称南禅寺，宋英宗赵曙赐为“定明院”，因金大佛，俗称大佛寺。大佛依山面江，凿于东西长200米，高18～26米的断崖上，头与山顶齐平，可谓“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大佛为单窟独尊，背南面北，倚坐于竖长方形无顶窟内，置于七檐佛阁之中。窟高19.5米、宽12.2米，通进深10.5米，佛像通高18.43米、深7.6米、宽9.5米，头高5.48米、宽3.21米。大佛始凿于唐长庆年（821～824年），完成于南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佛像通体贴以金箔，金碧辉煌，气魄雄伟（图1、2）。

图1 金大佛全貌 

图2 正立面线图

大佛发髻旋转成螺旋状，发尖向上，深黑色，直径在0.13～0.4米，高在0.15～0.39米之间。2011年第五次穿金前共残存螺发十层166个，其中石质发髻60个，皆与山石一体雕凿而成，保存较完整，主要集中在下面三层，其它层位有零星的分布。其余为泥塑或泥与石质混合发髻。顶髻在清代中期维修大殿时被损毁，头顶露出平面岩石，岩石中央出现边长0.2米、深0.14米方形空石海。整个螺发旋转方向分为左旋和右旋。第一层除右侧第一个左旋外，其余23个皆右旋；以眉心为分界线，第二层眉心右侧全左旋，左侧全右旋；第三层眉心左侧除最边沿一个外全左旋，眉心右侧全右旋；其余层位由于绝大多数为后世补塑的泥发髻，旋转方向杂混。《方广大庄严经》载：“三十二相，一者顶有肉髻，二者螺发右旋，其色青绀。”“右旋”可理解为从左至右围绕佛像礼拜，“左旋”有何含义？不得而知。无论是原生的石质还是泥塑或混合发髻，都作了地仗层，并在表面涂以炭黑。根据大佛本体材质及现有发髻材质状况，可以判断所有石质发髻为唐代原生发髻，泥质发髻绝大多数应为后期历代补塑。2011年修复时对佛顶缺失的发髻进行了补塑共计31个。

大佛额宽丰颐，面部丰满圆润，如满月，高3.07米、宽2.81米。眉间白毫隐于金箔之下。双眉长而细软，如弯月，长1.5米。眼睑丰满，眼微张，微微俯视。石灰地仗将木瞳孔覆盖，并用炭黑在地仗层上另彩绘瞳孔，应后期维修所致。鼻梁较细长，鼻端挺拔饱满。人中宽深通达如沟渠。嘴较方而饱满，口角深陷上翘，舌尖微露（图3），呈慈悲、乐观微笑状，“施乐”众生笑口常开。双耳肥大，下坠至颈部第一道蚕纹，长2.73米、阔0.97米。双下颚，颈部蚕纹三道。

图3 舌尖外露

大佛体态含蓄内敛，削肩平胸。左肩较平直，右肩圆溜，两肩不对称，通宽7.49米、左肩厚1.8米、右肩厚1.7米。左臂贴身弯曲下垂，五指微张，抚左膝，指间无蹼，右臂贴身弯曲，五指并拢伸直掌心向上，贴腹前。内着袒右肩僧祗支，僧祗支靠左下，袒露胸膛。腹部系半圆形结，结下带饰隐于袈裟内。外披敷搭双肩下垂式袈裟，施钩钮。内层袈裟左右领襟自然下垂，右领襟至腹部复向上敷搭至右臂，外层袈裟左领襟自然下垂，右领襟绕于身后，穿过右腋下及内层袈裟，袈裟右上角的环经腹部挂于左肩前的钩上。外层袈裟覆至小腿中部，下摆边沿呈圆弧状。长裙垂地，露趾。腿间袈裟及长裙衣褶均呈平行“U”形。双腿平行下垂，与肩同宽，跣足地面，倚坐于方形素面石坛座上。

大佛虽为一个整体，但唐首宋身，中唐开凿，南宋完成，时间跨度长，首与身造像艺术截然迥异。佛头饱满，方圆适度，脸廓富有弹性，开脸雄浑庄严，庄重而慈祥，具有明显的唐代造像艺术风格。躯体丰润柔美，胸肌平滑，多了一些绵软细腻的柔弱之姿，少了唐代浑圆、饱满而健壮之态。僧祗支偏左下，胸膛比唐代袒露较多。袈裟衣纹简洁明快，流畅劲健，主题突出，这也是当时僧人所穿袈裟的真实写照。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及其为适应民间佛教信仰的需要，唐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造像艺术完全以现实中的人物为模型，世俗化、生活化占了主导。宋代的佛像艺术在手法、风格和造像题材上都表现出崭新面貌，达到了写实艺术鼎盛的时代。

二、金大佛贴金工艺

潼南大佛于南宋绍兴壬申年（1152年）第一次贴金，又经清嘉庆七年（1802年）、清同治九年（1870年）、民国十年（1921年）以及2010～2012年四次重装金身。通过材料检测和调查研究，发现潼南大佛的贴金工艺与川渝地区的传统贴金工艺基本一致（图4）。

图4 贴金工艺

1.地仗

地仗层也称底灰层，其基本功能主要有加固、保护、找平以及塑形等作用。良好的底灰可以使下一步的加工更加便利，才能产生最佳的艺术效果。大佛整体依山而凿，岩性结构主要为中厚层层状砂岩，属于细颗粒红色长英质砂岩，质地柔软，非常适合雕凿。由于岩石天然缺陷或雕凿过程中工匠的失误，造成佛像岩石胎体左肩、腹部及裙摆等表面凹凸不平。匠师采用石灰、石膏及小青瓦、泥等材料将凹凸不平的地方进行填充找平，然后将整个岩石胎体表面进行精细打磨。

2.髹漆

金髹工艺中不论是在贴金、上金和泥金前都必须先打金胶漆，有的称为“金脚漆”，所谓“金脚”，就是漆在金之下，如金之“脚”的意思。川渝地区传统的金胶漆主要由大漆和熟桐油调制而成，配制的比例根据贴金时的温湿度来确定。在调制金胶漆的过程中，一般会加入一定比例的朱砂作颜料来衬托金箔，因为有了银朱作底子金箔时间长久后会显得金厚色足，格外富丽，称之为“养益金色”[1]。通过检测，潼南大佛髹漆材料主要成分为大漆、桐油和朱砂，与川渝地区的髹漆材料和工艺相符。在大佛下颚、鼻孔、脖子等处发现多重金箔叠压现象，尤其是下颚左侧金箔层数多达5层，每层使用的都是大漆粘贴金箔。也充分验证了历史多次重装金身的事实。

3.贴金

在民国十年（1921年）贴金中金脚漆膜厚薄不一，大佛面部金箔褶皱明显。漆膜起皱原因通常是髹漆过厚，加之干燥过缓，造成大漆在结膜前自然流淌堆积而成，在贴金前未再次打磨平整。而躯干部分漆膜较厚且密实坚硬，但未见褶皱现象，说明经过多次髹漆，反复打磨，待金胶漆表面平整光滑，将干就干时再贴金。根据贴金痕迹测量，民国十年（1921年）所用金箔大小型号主要有3种：一是边长为2.5厘米的主要用于大佛左侧和左肩钩钮及其系带；二是边长5.2厘米的主要用于大佛面部、前胸、右肩和小臂处；三是边长6.3厘米的主要用于腹部及以下部位。大佛表面有多条横向贯穿躯干的贴金接痕，间距在1.7～2.0米之间，衔接处较厚而平整。由于贴金对金胶漆干燥时机要求苛刻，需根据金胶漆干燥时间及贴金速度来决定单次工作量。根据下搭上法的接痕判断，大佛贴金顺序是从头到脚，由上而下的工作流程。

潼南大佛宛如金山，晃耀天际，神态庄严肃穆，惟妙惟肖地刻划出了佛的至上至尊。堪称世界石刻造像中的艺术瑰宝。

 

三、相关碑题

1.“长庆四年”题记

2011年6月第五次贴金时新发现。位于大佛左侧窟内边沿石壁上，与佛额等高，垂直距离地表16.8米，上距窟顶2.7米，距窟边沿0.4米。竖长方形，保存较好。题记表面粗糙，从左上至右下有较粗的斜线錾印，字与錾印相混，难以发现。题记高1.0米、宽0.6米，竖排，四行26字，阴刻，楷书。从题记来看为当时开凿过程中计工时所留（图5）。从右往左，题记如下：

至十二月廿十日

十一月二十七日下手三人

长庆四年

四月廿十一日两人

图5 长庆四年题记

2.“遂宁县石佛记”碑

位于大佛右侧窟外石壁上，垂直距离地表3.75米，距窟沿1.5米，呈长方形，保存完好。碑高2.7米、宽1.78米，碑面平整打磨光滑。由冯楫撰文，张沂书写并篆刻，全文共29行827字，阴刻。碑额“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横排，篆体，字高25厘米、宽15厘米。正文竖排，楷体，字径5.5厘米，保存完好。此碑刊于南宋乙酉乾道（1165年），为大佛落成后第一块、也是唯一完整地记录佛像开凿过程的碑刻（图6）。碑文如下：

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

遂宁县石佛记：

敷文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马都钤辖、泸南沿边安抚使、知泸州军州提举学事兼管内劝农使、文安县开国伯、食邑九百户、赐紫金鱼袋冯檝撰。左朝请大夫、太府少卿、总领四川财赋军马钱粮赵沂书并篆。

遂宁府外邑曰“遂宁”。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旧号“南禅。”

本朝治平年（1064—1067年）中，赐额“定明院”。有岩面江，古来有石镌大像，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俗呼为“大佛”。头后有池，靖康丙午（1126年），池内忽生瑞莲，是岁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来，化邑人，命工展开像身，令与顶相称。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称是。越明年丁未（1127年）大水，水流巨木至岩下，遂得以为大殿，并虚处杰阁，阁才建一层，了知于乙卯年（1135年）倏尔去世，寺僧德修继之，并依德修舍缘，道者蒲智用协力增建佛阁，通为五层，尽用琉璃覆护百尺像。辛未（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复入细磨砻，佛像宛如塑出。主僧德修于绍兴壬申（1152年）仲春，远来泸南告予：“佛已成，阁已就，惟缺严饰，化予妆銮”。予遂舍俸以金彩妆饰，妆成佛如金山，处于琉璃阁中，金碧争光，晃跃天际，遐迩具瞻，咸叹希有，复求记其始末。予曰：“吾蜀嘉阳大像名闻天下，此像亦其次，矣舍此则无有也。而此像之设，倚山面江，在市之南，据路之傍，实舟车往来之冲，邑人游观之地。未开之前，有瑞莲以启端，既凿之后，流水木而建阁，颇有灵应，正遐迩祈求之所。于是，居者求福，行者求安，耕者求丰，蚕者求熟，无官求官，无子求子，病者乞愈，产者免难，旱则祷雨，涝则祈晴，无不如意，况复使人人睹相生善，一瞻一礼，从此进修。如《法华经》所谓‘或有人礼拜，或复但合掌，乃至举一手，或复小低头，以此供养像，渐见无量佛，自成无上道’。古人于此镌像，岂徒然哉！后人复成其志，令瞻睹而发一善心者，究竟成菩提而后已，利益安有既也”。予既为记创造之岁月，击之以赞云：

路傍石佛几百尺，巍然晃耀如金山。往来无不获瞻睹，合十指掌敬慈颜。

睹相生起一善心，从此进修超人间。佛与众生同一性，众生学佛初不难。

今因见佛便学佛，一念休歇即涅槃。古人造此岂无意，后人继成古人志。

今古皆同此个心，此心便具佛悲智。悲智既具即是佛，镌出佛像普开示。

要使迩遐观见人，悉皆成佛志乃遂。是像利益畴可量，书尽海墨莫能记。

我赞大地一尘分，愿扬此像同无际。

修造道者王了知、蒲智用，知事僧智明，知阁净信大师德修。  

前住持赐紫沙门光俨，住持传法沙门惠寿。

乙酉乾道（1165年）改元中秋日刊石。

图6 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

3.“嘉庆七年装金记”碑

位于大佛左腿窟内岩壁。距离岩石边缘0.3米，垂直距离地表1.9米。碑高1.55米、宽1.01米。碑额横书“名垂永遠”。字径13厘米，碑身小字，径3厘米，楷体。碑保存较差，风化严重，大多字已脱落。记录了大清嘉庆七年（1802年）大佛重妆金身开支情况。碑文略。

4.“同治九年装金记”碑

位于大佛外殿右侧木隔板墙上，垂直距离地表1.2米，呈横长方形，碑高0.66米、宽1. 27米。竖排，共325字，楷体，阴刻，字径2.2厘米。保存较好。记录大清同治九年（1870年）大佛重装金身所捐资及支出情况。碑文略。

5.“装金支付总录”碑

位于大佛外殿左侧木隔板墙上，垂直距离地表0.35米，呈横长方形，长2.8米、宽0.58米。竖排，共44行计709字，楷体，阴刻，字径2厘米。碑保存较好，记录民国十年（1921年）大佛重装金身时所用三十六万六千张金箔及其它材料的使用和资金支出情况。碑文略。

 

四、问题探讨

1.金大佛的营造历程

潼南大佛的营造历史脉络清楚，记录有序。但是在《长庆四年》题记发现前，所有的题刻、文献都未确切记载大佛开凿年代。《遂宁县石佛记》碑载：“古来有石镌大像，自顶至鼻，不知何代开凿？”明代曹学佺著《蜀中名胜记》〈遂宁县〉：“大佛寺在县南一百里，即古定明院，下遂宁县南，唐咸通中建，前依岩石......其岩上有石佛首。靖康丙午，道者王了知，命工展开身像......。”[2]民国四年新刊《潼南县志》：“大佛寺县西三里一名大像阁。在壁山下山上有定明寺，一名南禅院，唐咸通年建。旧有石佛首，宋靖康丙午道者王了知命工展开身像......。”[3]而在新发现的“长庆四年”题记中找到了潼南大佛始凿下限，至少在公元824年已开凿。因而解决了佛头年代开凿之谜。自北宋靖康丙午年（1126年）续凿佛身，到南宋乙酉乾道年（1165年）妆金及刊碑完毕耗时39年。潼南大佛从开工至竣工，整个营造历程跨越唐、五代、北宋及南宋历时341年。

大佛为何开凿到鼻子处就停工了，未留下只言片语。笔者分析应含以下两种原因。其一“会昌灭佛”（841～846年）影响。虽然这场运动在四川未完全贯彻和严格执行，但对佛教活动应该还是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外四川资阳大佛等也是唐始宋成，是否也含有这一因素，有待调查研究，但这不是主因。其二缺乏虔诚的卓越的主持者。这才是大佛停工的主因所在。开凿大佛是一项跨时长、规模大、多工种配合的巨大营造工程，需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尤其是潼南大佛这种民间行为，如果没有超强组织能力的人作为总指挥，工程难以开启。除了施工组织、事务统筹协调等大量的工作外，最重要、也是最难的是巨额资金的筹集，潼南大佛体量硕大，单匠人的工钱及生活费就开支不菲。从“长庆四年”题记中三三两两的匠师，凿凿停停，可知是无优秀主持者以及极度缺乏资金的支持。加之“会昌灭佛”的推波助澜，就此停工。三百年后，遇大缘者王了知领衔续凿，僧德修继之，佛成。

2.金大佛的造像题材

潼南大佛究竟为何佛陀？造像题记和碑刻中虽未明确，但是，潼南大佛无论其佛像本体特征、龛窟形制以及四周环境等都与乐山大佛极其相似。都是依山面江，单窟独尊且无顶，略有不同的是乐山大佛双手手心向下，抚于膝上，而潼南大佛右手掌心向上，平置于腹前。乐山大佛应是潼南大佛的粉本。笔者赞成刘长久《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8卷〈四川 重庆〉中潼南大佛为弥勒大佛说：“潼南弥勒大佛呈善跏趺坐，面相丰圆……”[4]。

《弥勒下生经》记载：“在弥勒世界里到处都是金银铺地，庄稼可一种七收，树上长满了各种漂亮衣服，任凭挑选摘取，人人不愁吃穿，个个可长寿至八万四千岁，是一个极乐世界。”弥勒是幸福快乐的象征，在古代，弥勒世界是皇家贵族和平民百姓共同向往和追求的仙境。由于武则天正是借助弥勒佛转世名正言顺登上皇位。由此将弥勒崇拜推向了高潮，四川的巨型弥勒大佛尤甚。

3.金大佛非佛教与道教信徒联合营造

潼南大佛始凿人未知。宋代续造的主要人员为：王了知、蒲智用、智明、德修、光俨、惠寿。他们的籍贯和身份等信息未有史料记载。身份的判断只能依靠《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碑》和其它相关的资料进行对比。智事僧智明、知阁净信大师德修、前住持赐紫沙门光俨、住持传法沙门惠寿在《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碑》中已明确为僧人，无争议。王了知和蒲智用二人显然非受戒或度牒的僧人，所以加以“道者”称谓，正因如此导致后来有人误将“道者”理解为“道士”，道者王了知、蒲智用因此就成了道教中人，是“道士”，继而，将潼南大佛定义为佛教和道教信徒共同营造。

（1）认为王了知、蒲智用是道教信徒的资料。

大佛前殿内右木隔断墙上民国三年（1914年）邱建奎撰，邱炳奎书《大佛外殿落成记木刻碑记》：“唐咸通中道士王了知旁巉岩凿大佛石像，荘严崔灿，疑出鬼斧神工。”此为最早将王了知认为是道士的记载（图7）。

图7 民国三年（1914年）将王了知认为是道士的最早碑刻

1940年1月14～15日梁思成、刘敦桢等对潼南大佛及附近文化遗产就行了实地调查，《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四川 潼南县 大佛寺摩崖造像〉载：“潼南县原名潼南镇，隶属遂宁……宋靖康元（1126年），黄冠王了知鸠工续成像身绍兴廿十一年（1151年）细加磨砻，全功始竟。”[5]这是第二次将王了知认为道士的记载。

除此外，《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四川 大足县 北崖白塔〉中还将大足北山多宝塔的建塔功德主邢信道认定为“道士”：“此塔乃宋绍兴间道人邢信通（实为邢信道）为母亲祈福造，而潼南大佛寺摩崖，亦成于王了知手。邢、王皆以黄冠崇奉三宝盛营佛事，而其年代地点，相去不远深足为异。”[6]       

沉寂近七十年后，近年来网路媒体、新闻媒体、大佛寺导游词等宣传资料[7]，以及林佳《世界第一大室内金佛——潼南大佛修复记》[8]徐林《试论潼南大佛的价值及其影响》[9]徐林《浅析潼南大佛寺特色文化在中华三教中的地位》[10]徐林《大佛寺〈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摩崖碑考释》[11]等文章也将王了知认定为道教信徒，并以潼南大佛为佛、道二家共同开凿为独特之点对外宣传。

民国三年（1914年）首次将王了知定为道教信徒的邱建奎并未对“道者”一词进行正确解读，应仅凭字面相近就臆断为“道士”，从而造成理解上的误解。不但如此，他还把王了知误认为是唐朝咸通年间人。由此可见，邱建奎他们是草率而随意的。而梁思成一行，依据日记测算他们对潼南大佛寺的调查也就短短的两三小时而已[12]，由于时间匆忙应未加以甄别，沿用邱建奎说。而当他将大足北山白塔供养者道人邢信道也认为是黄冠（道士）时深感诧异、疑惑，应该也是有所迟疑的。徐林也曾在《重庆潼南大佛维修中的新发现》一文中认为王了知是僧人：“显而易见，到南宋靖康丙午年，一位来自潼川中江县的僧人王了知主持佛像其余部分的开凿工程。”[13]而后的相关文章中又改称为道士，因何改称，并未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14]。林佳的“道士”观没有标明出处，应为当地相关人员介绍而直接引用[15]。

（2）笔者发现“道者”一词非道教中的道士，而恰恰非常普遍地专指佛教信徒。

宋释道诚《释氏要览》载：“道人，智度论云：得道者名为道人，余出家者未得道者亦名道人，道者亦同此说。”[16]《佛学大词典》将“道者”解释为：“修行佛道者之称，后谓禅林之行者云道者，投佛寺求出家而未得度者。”[17]《佛学大词典》又将“行者”解释为：“一曰：乃指观行者，或泛指一般佛道之修行者。又称行人、修行人。一般修念佛法门者，称念佛行者。二曰：禅林中，行者乃指未出家而住于寺内帮忙杂务者。有剃发者，亦有未剃发而携家带眷者。据释氏要览卷上行者条载，善见律毗婆沙谓，善男子欲出家，而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称为畔头波罗沙。”[18]

宋志磐在《佛祖统纪》中多处将佛教信徒称谓“道者”如卷 23·未详承嗣传第八：“曰梁傅大士。斯言未的也。今当易之云。与文禅师同时。旁赞其道者。曰傅大士。以大士无授受之迹。今但附见于传首云”[19]。卷 29·往生杂众传：“倪道者，仁和人，弃家作道者，建小庵专意念佛，欲焚身代一切受苦众生供养诸佛......”[20]。卷 54·禅苑传灯：“唐太宗，四祖道信居黄梅山，四徵不起。四祖居破头山，有老僧号栽松道者，寄生周氏女，见四祖令出家，是为泓忍......”[21]。

宋代诗词中对佛教信徒加以“道者”敬称的也不乏有之，黄休复撰《茅亭客话》卷三〈张道者〉：“伪蜀大东门外有妙圆塔院，僧名行勤，俗姓张氏，人以其精于修行，因谓之道者......”[22]。遂宁诗人王灼《送杨道者永觉》：“久修头陀行，但欠僧伽衣。胡为走红尘，涴面不忍挥......”[23]。

与之相邻且同时代的大足宝顶山造像营造者赵智凤也被称谓“道者”，所有资料都认定他为佛教信徒。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昌州》:“宝峰山,在大足县东三十里,有龛岩。道者赵智凤修行之所。”[24]杨家骆《大足宝顶区石刻记略》：“宝顶造像为南宋大足人赵智凤一手所经营，历数十年......赵氏传柳本尊法，为宗哈巴前密宗之大师。”[25]《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7卷〈大足〉：“关于道场的开创年代以及是否属密宗等问题，虽有多种说法，而以南宋瑜伽教高僧赵智凤主持。”[26]杨雄《赵智凤生平再考》[27]、王天祥、李琦《建构、转述与重释—赵智凤形象考释》[28]等等都认定赵智凤为佛教信徒。黎方银《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石刻图像》：“造像题记表明，多宝塔五十三参图像的供养者为僧邢信道，这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华严经》在宋代已家喻户晓。”[29]很多相关研究也已证明了大足北山白塔供养者道人邢信道非道教信徒。

综上所述，再结合德修等众僧人营造潼南弥勒大佛这一事实。可以确定道者王了知、蒲知用非道教信徒。他们应是以寺为家，立志出家, 但还尚未真正得到度牒的佛教信徒。潼南大佛为“僧人和道士”共同开凿也随之不成立。如果没有确切的证据来证明，那么就不能草率地将潼南大佛定性为“佛、道”二家共同开凿，以免为佛、道教研究提供错误信息。

以上观点一得之见，敬请方家指正！        

 

五、结语

佛教虽初为外来文化，但两千年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互为补充。儒、道等中土思想已深植其中，因而早已形成了具有中国化的佛教，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古代历史、哲学、道德、信仰等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在参观佛教文化遗产时，除欣赏他的外在的艺术美外，不可忽略所蕴含着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本文原刊于《石窟寺研究（第16辑）》，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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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王世襄：《髹饰录解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77页。

[2] 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442页。

[3] 〔民国〕夏璜：《潼南县志》舆地志四十八，民国四年铅印本。

[4] 刘长久：《中国石窟雕塑全集8》，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69页。

[5] 梁思成著、林洙整理：《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199页。

[6] 梁思成著、林洙整理：《梁思成西南建筑图说·手稿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第208页。

[7]《探访“唐头宋身”的世界室内第一金佛：重庆潼南大佛寺摩崖造像｜川渝秘境》徐林：“潼南大佛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的“唐头宋身”，《封面新闻》，2021年10月14日。顾名思义，大佛的佛头部分开凿于唐代，佛身部分开凿于宋代，前后相距三百年以上。据大像阁石壁上的“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记载，大佛的佛头部分开凿于唐长庆四年（824年），由佛教僧人开凿；而佛身部分的开凿则是在南宋靖康丙午（1127年），由一位四川中江来潼南的道士按照佛头的比例开凿。从佛头至佛身的开凿，历经晚唐、北宋、南宋三个朝代，前后时间相距三百多年历史”。 

[8] 林佳：《世界第一大室内金佛——潼南大佛修复记》，《佛教文化》2012年第6期。

[9] 徐林：《试论潼南大佛的价值及其影响》，《文史杂志》2014年第02期。 

[10] 徐林：《浅析潼南大佛寺特色文化在中华三教中的地位》，《西部论丛》2020年第8期。 

[11] 徐林：《大佛寺〈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摩崖碑考释》，《潼南文史》创刊号（内部刊物） 2021年12月。  

[12] 刘敦桢：《刘敦桢全集》第三卷，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年，第317～319页：“梁思成一行1月12日晚达到潼南，1月15日早离潼。期间对大佛寺、千佛寺、仙女洞、东禅寺等开展调查。依据日记测算他们对大佛寺的调查也就短短的两三小时”。

[13] 徐林：《重庆潼南大佛维修中的新发现》，《中国文物报》2013年6月28日，第005版。

[14] 徐林：《大佛寺〈皇宋遂宁县创造石佛记〉摩崖碑考释》，《潼南文史》创刊号（内部刊物） 2021年12月。 

[15] 林佳：《世界第一大室内金佛——潼南大佛修复记》，《佛教文化》2012年第6期。

[16] 〔宋〕释道诚、富世平校注：《释氏要览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5页 。

[17]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https://foxue.supfree.net/lcd.asp?id=27523。

[18]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 https://foxue.supfree.net/lcd.asp?id=27523。

[19] 〔宋〕志磐撰：释得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1页。

[20] 〔宋〕志磐撰：释得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617～618页。

[21]〔宋〕志磐撰、释得法校注：《佛祖统纪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273页。

[22]〔宋〕黄休复：《茅亭客话》，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6页。

[23]〔宋〕王灼著、李孝中、候柯芳辑注：《王灼集》，成都：巴蜀书社，2005年，第120～121页。

[24]〔宋〕王象之著：赵一生点校：《舆地纪胜（第10册）》,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460页。

[25] 杨家骆：《大足宝顶区石刻记略》，《大足石刻研究》，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5～27页。

[26] 李巳生：《中国石窟雕塑全集 7》，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4页。

[27] 杨雄：《赵智凤生平再考》，《敦煌研究》2008年第4期。

[28] 王天祥、李琦：《建构、转述与重释—赵智凤形象考释》，《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版）》2008年第9期。

[29] 黎方银：《大足北山多宝塔内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石刻图像》，《敦煌研究》1996年第3期。

文稿：李浩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