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据江津博物馆藏品档案记录，馆藏文物中有7件青铜器和1件陶鸡，来源记载均系“1959年白沙师范校建房时发现，黄中幼前往清理采集。”年代均登记为汉代。负责清理采集的黄中幼先生，是当时江津的文化文物专干，后担任江津文物管理所的首任所长，除此以外再无其他档案资料留存。

该批器物出土地点“白沙师范校”，即原“四川省江津师范学校”，前身是1933年江津时任县长高显鉴（1893—1961）在此创办的“江津乡村简易师范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四川省江津师范学校”，2006年与原“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合并，成立了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现校园内登记有近现代历史建筑一栋，登记名称为“江津简易师范校旧址”。

该批器物虽因历史原因缺少墓葬形制等资料，但器物类型多样、器形完整，特将其整理刊布。

贰

白沙师范校1959年出土的7件青铜器分别是：铜洗2件，铜盆1件，铜碗1件，铜耳杯2件，龙首方身铜器1件。以容器居多，现分别介绍如下。

（一）青铜器

1. 双鱼纹铜洗

1件（馆藏编号：0074）。高17.6、口径34.4、底径20.5厘米。范铸，侈口、宽沿、束颈、圆腹、平底。腹外中部有数道凸弦纹和一对对称铺首。内底有两条鱼形纹饰。

双鱼纹铜洗线图

 

 双鱼纹铜洗

 

2. 虎首双耳铜洗

1件（馆藏编号：0069）。口径26.5、高12.5、底径13.5厘米。范铸，侈口、素面，腹部凸弦纹，两衔环铺首。

虎首双耳铜洗线图

虎首双耳铜洗

3. 铜盆

1件（馆藏编号：0071）。高16.3、口径 39.6、底径22.3厘米。范铸，素面、宽沿、敞口、平底。

铜盆线图

 铜盆

4. 铜碗

1件（馆藏编号：0076）。高 6.5、口径 14.7厘米，素面，范铸，碗侈口，深腹，碗内底部有三道弦纹，外口沿下腹有三道弦纹。

铜碗线图

铜碗

5. 铜耳杯

2件（馆藏编号：0077）。（左）长14.1、宽11.2、高3.1厘米；（右）长14.1、宽11.05、高3.5厘米。范铸，素面。

 

铜耳杯线图

铜耳杯

 

6. 龙首方身铜器

1件（馆藏编号：0075）。纵 17.2、横 5.5、厚 0.5厘米。范铸，整体镂空，器身双面均呈乳钉状。

龙首方身铜器线图

龙首方身铜器

（二）陶器

陶鸡 1件（馆藏编号：0031）。站立状，颈部前伸呈觅食状，双翅收于腹侧，尾羽展开呈扇形，腹下为高圈足。背负一只小鸡，小鸡头部及尾部有残缺。宽9.5、长19.7、高15.8厘米。

陶鸡线图

陶鸡

 

叁

上述器物皆无铭文。但是，其中双鱼纹铜洗（编号：0069）和虎首双耳铜洗（编号：0069），与学界统称的“朱提堂狼铜洗”形制、纹饰几无差别。朱提堂狼铜洗在江津长江上游方向的宜宾地区和下游方向的三峡地区均有大量发现。俞伟超先生曾指出，朱提堂狼铜洗是东汉时期最大的“工官”机构生产的[1]。但随着大量素面铜洗被考古发现，已有学者提出，朱提堂狼铜洗的生产作坊，既有可能是地方工官机构，也应该有私营作坊[2]。因此，江津白沙师范校出土的铜洗等容器，有很大可能是东汉时期朱提、堂狼两地的私营作坊所生产的。

另外，龙首方身铜器（编号：0075）的器形特别，纹饰新奇且扁形带刺。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初步统计，此类青铜器物北至河北、甘肃，南至湖南，西至四川、云南，东至江苏、山东等地皆有发现，在考古简报或论著中，大多被称为“铜牌饰”，甚至认为与升仙思想、早期道教有一定联系[3]。也有观点认为是工具，或是用来梳理马匹毛发的刷[4]，或是铜锉[5]。不过，有学者对此展开过专门研究，总结出了多个共性特点：一是该类器物带柄带刺，且多与日常生活实用器共同出土，表明其为实用工具。二是该类器物出土的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及数量表明，其使用者属于身份较高的富贵阶层。三是该类器物大多伴出有沐浴盥洗之用的铜盆或铜盘，说明其在使用过程当中与铜盘或铜盆有一定的联系，即与水有关。在此基础上认为该类器物很可能是治疗足底胼胝的“脚错”，是为迎合权贵阶层的审美和功能需要而专门设计的、用来个人日常生活护理工具，并在东汉以后因铁器替代品出现和浮石疗法出现而消失[6]。虽然此说法尚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江津馆藏该件“龙首方身铜器”，与铜盆、铜洗、铜碗、铜耳杯伴出，显然符合该类器物普遍具备的墓葬规格、随葬品数量、器物组合等特征。

肆

虽然档案登记信息中并未说明是发现于墓葬还是窖藏，但是青铜器伴随明器陶鸡一同出土，可以肯定该批器物出土于墓葬而非窖藏。且是解放初期在校园内建造校舍时发现，校园内地势较为平坦，所以不难推断该批器物应出土自汉代砖室墓。

该批器物出土地点位处长江南岸二级台地、长江一级支流驴溪河与长江交汇处的驴溪半岛，周边附近已发现多处汉代墓葬，其中崖墓较多，包括驴溪河上游沿岸有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千担岩崖墓群，共有11座崖墓，墓前崖壁刻有多幅鱼、马图案。长江南岸板凳桥河西岸的坪坪上崖墓，于2015年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工作，共清理崖墓6座，出土随葬陶器8件[7]。长江对岸的石门白坪崖墓群，有崖墓20余座，于2015年开展了抢救性发掘工作，清理了暴露崖墓3座，出土画像石棺1具，随葬品有陶器、铁刀、铜钱等[8]。现已发现的砖室墓则有白沙镇烟墩岗汉代砖室墓、油溪镇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等。

需要指出的是，该批器物出土所在地江津白沙镇，和周边的石门镇、油溪镇、吴滩镇，以及相邻的璧山区广普镇、丁家镇等镇街，是重庆地区汉至六朝时期古墓葬的重要分布区域之一。近数十年来，该片区域开展了大量汉代墓葬的考古发掘工作，虽然其中不乏重要发现，但随葬器物中极少有青铜器出土。经统计，仅白沙镇烟墩岗汉代砖室墓（2013年）就出土了铜构件、铜管（残）、摇钱树残片共3件青铜器物[9]，油溪镇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2018年）出土了铜泡钉1件[10]，其余墓葬除出土少量铁器外，随葬品多为陶器、铜钱，不仅青铜器出土数量稀少，且极少完整器型。因此，江津白沙师范校1959年出土的7件青铜器，器物类型多样、器形完整，在渝西长江流域的汉代墓葬中较为少见，即使在缺少墓葬形制资料的情况下，也依然具有可用作考古研究材料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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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俞伟超：《古史的考古学探索》，文物出版社，2002年，第211、212页。

[2]夏保国、杨凤武：《东汉朱提堂狼铜洗的传播及其功能探析》，《南方文物》2023年第1期，第229-239页。

[3]吴小平：《汉代方形牌饰的初步研究》，《考古》2013年第10期，第91-98页。

[4]程永建：《东汉长方形铜饰考》，《中国文物报》1999年2月21日第3版。

[5]史树青：《关于“桥形币”》，《文物》1956年第7期，第60-62页。

[6]苏奎：《汉代龙首方身铜器的类型与用途》，《华夏考古》2017年第4期，第93-104页。

[7]白九江、孙治刚、徐克诚等：《重庆市江津区坪坪上汉代崖墓发掘简报》，《文博》2017年第03期，第9-17+2+113页。

[8]白九江、李大地、范鹏等：《重庆江津白坪崖墓群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2020年第01期，第26-43页。

[9]邹后曦、李大地、范鹏等：《重庆市江津区烟墩岗汉代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4年第4期，第20-28+46+2+97页。

[10]范鹏、牛英彬、上官林全等：《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06期，第5-20+2+97页。

文稿：张廷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