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川东大路（成渝驿道）缙云山段示意图，黄色虚线为清后期废弃的兔儿山旧道。（江子渔绘）
兔儿山又称兔耳山，是缙云山脉在璧山区境内的一座山峰，位于青杠街道清明社区拖木槽的西岭，与东岭的老关口隔槽相望。定型于明初的川东大路（成渝驿道）原从兔儿山的垭口翻越西岭，大概在清后期改走水口，之后兔儿山古道逐渐湮没，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完全处于无人问津的荒废状态。很长一段时期，除了当地村民口耳相传，对于这条古道的历史存在和东大路缙云山段的地理变迁，从未引起外界关注。
2024年6月以来，青杠街道办事处在修复老关口古道时，组织力量对兔儿山古道进行了清理。从初步揭露的情况来看，兔儿山古道的路面规格明显比晚近的水口古道高，部分在基岩上凿制的碥道宽达4米，是东大路川渝全段所见路面最宽的遗址，铺设石板上整齐划一的防滑槽，也显示出别具的匠心。在目前进行的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中，兔儿山古道与东大路缙云山段的其他道路遗址已被登录为不可移动文物，引起了世人的关注，相信这里会成为文物爱好者和古道徒步旅游的新打卡地。
宽阔的兔儿山古道
石板上的防滑槽
对于兔儿山古道的重见天日，我有缘参与了一些工作，如今看到这段珍贵的遗址受到了应有的重视，欣慰之余，不禁泛起了相关回忆。
东大路缙云山段是成渝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重要资源路段，除了延续性较好的道路遗址，一些珍贵的石刻如“巴县西界”、“险设天成”题刻和三道碑、二道牌坊等，也是不可多得的文物资源，加上山麓两端著名的走马古镇和来凤古驿，以及此段山脉优美的自然风光，可以说是重庆境内非常经典的一条古道游径。在网上随意搜索，可找到大量关于这段古道的游记、视频，“道友”们对于沿线遗存的了解，也到了如数家珍的地步。然而，对于神秘的兔儿山古道，此前却搜不到任何信息，称其为一段尘封的历史，当不为过。
那么，我们是如何探知有这么一段湮没的古道，又如何一步步揭示其真容的呢？
一、缘起
故事要从一通残缺的功德碑说起。大概在2019年初，我在微信朋友圈见有“道友”发图，说在水口附近发现了几截残碑，内容与捐资修路有关，立刻引起了重视。东大路沿线保存下来的修路碑并不多，走马镇的三道碑有一通，白市驿镇的避子坎也发现过一通，还有就是来凤老街的“新开坦途”碑，文字皆具珍贵的史料价值。水口是旧时东大路上的一处幺店，我曾多次路过，或许是大意，从未注意到残碑遗存，这次发现会带来什么意外的收获呢？
再次来到水口，我有幸遇见了幺店老屋的主人——时年八十岁的何泽湘老人。当时幺店老屋已半塌，之前还能住人，现何师傅迁居他处，在幺店养了一些家禽，时不时会过来看一下。在何师傅的指引下，我在幺店旁的草丛中搜到了三截残碑，据说原碑断成了四截，还有一截被村民拿回家作了案板。目前残存的三截，大部分文字比较清晰，录有众多捐资的商号、庙馆、人名、落籍地，除了在这段缙云山山交界的本邑（璧山县）、津邑（江津县）、渝城（巴县），还有铜梁、长寿、忠州、石柱、泸州、内江、金堂、太平（今万源）、通江、大邑、洛碛、武隆（时未建县）等众多川内州县、市镇，及云南、贵州、湖北等省份。识别这些地名时，一幅东大路上五方杂处、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的生动画面，仿佛就在眼前。
可惜该碑没有序文，无法进一步了解此次修路的事由，并且刻有年代的残碑正好是被村民拿回家的那截。何师傅对修路碑的记忆比较清晰，毫不犹豫地说出落款时间为同治十三年（1874），并进一步介绍，这次捐资修路有一个成渝“中大路”（旧时川渝地区对主干道的俗称）改道水口的背景，这让我颇感意外。何师傅谈到，之前“中大路”是翻兔儿山经擂鼓台下山，这次修路后才改从水口下山。至于改道的原因，据说有一次官府押运饷银过境，被埋伏在兔儿山的土匪打劫，那边地势比较险要，就整修了水口路作为新线。
水口幺店的主人何泽湘
落有众多捐资信息的残碑
何师傅是东大路缙云山段的活字典，除了水口修路碑，还给我介绍了旧时老关口的城门分布、水口川主庙的比丘尼、幺店经营日常、过往人流货流、附近匪患肆虐等情况，并指出幺店墙壁上残留的一则民国广告。不过，对于东大路由兔儿山改道水口的历史，最初我并未过于相信，只是当作一个备考的田野口碑，觉得需要发现更为确凿的文献和实物证据后，才能下断。
重庆日报携手四川日报共同推出了“重走成渝古驿道、感受双城新变化”大型全媒体系列报道，我作为受邀专家陪同重庆日报的采访组又重走了东大路缙云山段。为了给文字记者提供适合参考和引用的材料，也便于后期写一点重走札记，我对东大路缙云山段的相关文献作了一次集中梳理。鉴于去年的缘分，我向记者特别推荐了何师傅作为采访对象，而关于兔儿山古道的神秘往事，则始终萦绕脑际，促使我在梳理文献时，带着问题意识先进行了一番纸上考察。
二、问道故纸
何师傅提到的兔儿山、擂鼓台地名，在清代历版《璧山县志》中均有提及，只是书面上（雅称）与民间俗称略有差别。乾隆《璧山县志》山川下云：“玉兔山，县东五十里。上有擂鼓三台，峰最高，形似兔。陟其巅，盛暑如冬。”[1]嘉庆《璧山县志》山川下云：“玉兔山，县东五十里。上有擂鼓三台，峰最高，形似兔。陟其巅，盛暑如冬。”[2]同治《璧山县志》山川下云：“玉兔山，县东南五十里。山高峻，三叠始上，一名三台坡，俗名擂鼓三台，顶有双峰似兔耳。陟其巅，盛暑如冬。”[3]
何师傅曾介绍，兔儿山垭口的上峰就像两只兔耳，特别是从垭口的西侧往东望，尤为形似。我们在拖木槽采访其他村民时，也闻有类似口碑。由此可知，县志记载的顶部有“双峰似兔耳”和半坡有“三叠始上”之擂鼓三台的玉兔山，就是当地俗称的兔儿山，三台坡、擂鼓三台就是当地俗称的擂鼓台。从字面上看，兔耳山更可能是山名的正解，但民国地图上一般标注为兔儿山，当地读音上也偏儿化，姑暂用兔儿山称之。
民国地图标注的兔儿山
不过，县志只是记载了玉兔山、擂鼓三台的自然特征，没有涉及交通地理的信息。搁置何师傅等拖木槽村民的历史记忆，仅据这几条单一的记载，尚不足以在文献上证明早期东大路要经过此地。
接下来在梳理重庆古代关隘的史料时，一条记载增加了我的确信。乾隆《巴县志》关隘下云：
青木关，古关。县西北一百里，正里八甲宝峰山口。宝峰山上接缙云山直抵嘉陵，下连虎峰至于岷江，绵亘二百余里。通成都驿路，龙洞关出璧山之玉兔山为一要隘。走铜梁、合州以达川北，则青木关为一要隘[4]。
青木关是重庆北路翻越缙云山脉的隘口，而缙云山脉是老巴县西北与璧山的界山，重庆西路（成渝驿道）在该山的著名隘口，是近代以来有“重庆第一关”[5]“渝城门户”[6]之称的老关口。不过迟至清中期，老关口的军事地位尚未彰显，当时重庆的“西三关”体系是指佛图关、二郎关、龙洞关（后两者位于中梁山脉的东岭和西岭），并不包含西界的老关口[7]。上引所谓通成都驿路“出璧山之玉兔山为一要隘”，实则将同处缙云山脉的玉兔山与青木关作了一个区位类比。在这里，玉兔山替代了尚未彰显的老关口作为重庆西路的最后隘口，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早期的成渝驿道由此经过。
进一步，我详细查阅了明清以来东大路的纪行文献，试图找到一些更为具体和动态的记载。目前保留下来的中外行记和路书主要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清中期以前的相关资料较少，不过明末曹烨撰《星轺书》关于东大路缙云山段的最早纪行，还是透露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该书云：
发白市[驿]，循溪行六、七里。上惊人坡，坡势陡竦，凡三拐而始及巅。破月常头，呆阳在背。下视，林峦原隰，碎乱青黄。茗箇化工手，点染百千万叶，剡溪藤也。巅际平旷，有梓潼帝君宫，有徐孝子碑，有少憇亭。过此，则下坡矣。遡桐木嶆，又复扳萝，陟峻盘旋，亦自惊人。下至险涩处，俚号累夫台，盖舆人写怨之声尔。东北飞流一道，遥悬树杪。穿石罅而纡行者不知凡几，乃来我舆底。过之，是为桐木嶆之山脚也。过枫香铺，抵于来凤[驿][8]。
引文中的桐木嶆即拖木槽早期的称呼，明正德《四川志》亦记璧山县的递铺有桐木铺、枫香铺[9]，桐木铺即清代的拖木铺，铺司设在拖木槽上。值得注意的是，曹氏在桐木嶆东西两坡各提到了惊人坡、累夫台地名。我估计，惊人坡可能是金银坡的音讹或早期的谐音名称（如桐木嶆之于拖木槽）。这段缙云山东坡的老地名向称金银坡，今三道碑中的嘉庆修路碑和嘉庆《璧山县志》所附舆图中皆有明确记录。作为一个外地人，曹氏在记录方言地名时产生音讹并不奇怪，《星轺书》所记入蜀途中的地名存在音讹或形讹的情况也不乏见。同理，曹氏所记西坡的累夫台，可能就是擂鼓台的音讹或早期的谐音名称。另从反证来说，水口的下山路上并无与累夫台相近的地名，且垭口处地势平夷，不像翻兔儿山那样需要“遡桐木嶆，又复扳萝，陟峻盘旋”，故曹烨下山所经为兔儿山、擂鼓台一路的可能性更大。
后来在与璧山文友交流时获知，乾隆间永川诗人李天英写过一首名为《三台坡（俗名擂鼓三台）》的五言诗，收入同治《璧山县志》艺文志。该诗具有明显的纪行文风：“群山荡胸立，一发走青霄。路绕行人顶，烟生古树腰。急趋愁委顿，缓步得逍遥。脚力休夸健，前峰近见招。”[10]我顺藤摸瓜找到了李天英的诗集《居易堂诗钞》，里面录有不少往来成渝的纪行诗，除了擂鼓三台，还有对佛图关、二郎关、龙洞槽、白市驿、马坊桥、双石桥、广济场、双凤驿、椑木镇、南津驿、龙泉山及资阳、简州、内江等地的吟述[11]，这些场镇、驿站、关隘、州县都是东大路上耳熟能详的站点，足以证明《三台坡（俗名擂鼓三台）》一诗为李氏途经璧山段东大路时所撰。
从清代众多舆图显示的情况来看，擂鼓三台应该是早期巴县西界山脉的地理节点，如康熙《皇舆全览图》之四川全图、康熙《殿版舆地全图》之重庆府图、《古今图书集成》所录重庆府疆域全图、雍正和嘉庆两版《四川通志》所录重庆府属图、光绪十二年《四川地舆全图》等，都在来凤驿附近标注了其地名。顺着擂鼓三台的地名线索，我又幸运地找到了一些珍贵纪行。
康熙辛丑（1721）进士、海盐人马维翰的诗集《墨麟诗》录有一首《三台》，题注：“巴[县]、永[川]间最险峻处，土人谚云擂鼓三台”[按康熙元年（1662）至雍正七年（1729）间，璧山县并入了永川县]，诗云：“天梯直上凌巴僰，险要三台最上头。楚蜀参差层岭出，岷嶓明灭大江流。磴危似可星辰摘，泥滑宁堪雨雪愁。此际不禁回首望，正闻云木叫勾辀。”[12]该书还收录了《佛图关》、《自永川抵隆昌道中作二首》、《次内江》、《宿资州》、《早发资阳》、《晚次简州》等成渝道上的纪行诗，再次证明了擂鼓三台为当时的东大路所经。
巴县人朱稑于道光元年（1821）刊刻的《读苏轩诗草》也录有一首《下攂（擂）鼓三台》诗：“山路崎岖不可行，知风吹面柳条轻。移时已过羊肠道，又听黄鹂送好声。”[13]同样，该书也收录了多首成渝道上的纪行诗，如《浮图关口号》、《宿隆昌》、《资州遇雨》、《晓发南津驿》、《简州道中》、《发龙泉山》、《过唐明渡》、《早发马坊桥》、《宿石燕桥》等。梳理至此，可能还有遗漏，但早期东大路要经过兔儿山、擂鼓台的史实，完全能够确定了。
《古今图书集成》重庆府疆域全图（左）、雍正《四川通志》重庆府属图标注的擂鼓三台
马维翰《墨麟诗》（左）、朱稑《读苏轩诗草》关于擂鼓三台的纪行诗
何师傅称水口路修治于同治十三年，那么水口见诸文献的情况又如何呢？目前所见，最早记录水口地名的是光绪元年（1875）刻本《江津县志》所附舆图，其在江津与巴县、璧山接壤的缙云山上同时标注了水口和擂鼓台，并同注为“巴县隘口”[14]，可知不晚于此时，水口与擂鼓台已同为巴县西路的隘口。明治三十五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工学博士、京都大学教授山田邦彦奉日本外务省之命赴长江上游调查西南省份的地质矿产，循东大路从老关口下来凤驿的途中，记录了水口附近的煤矿、石灰窑和岩层的走向、倾角[15]，这是水口地名首次见诸动态的纪行。之后，宣统年间出版的《成都通览》所附成渝陆程，及民国四年（1915）郑国翰撰《川鄂旅行记》（一名《蜀程日记》）过缙云山时，也记录了水口地名，后者还提到水口“有关城石门”[16]。据此可知，至少在清末民初，水口路已成为交通主线。
日本东亚同文会编《中国省别全志》四川卷（1917年发行）所记清末永川县至重庆府途程，称来凤驿东面的道路“为一陡峭之山脉所遮挡”，“第一处顶点有一关隘，称为水口。在山上往东行，有引山中溪水形成之水田，至老关口即为第二处顶点”，“山势甚为险峻，山中有宽阔之谷地，已开垦为耕地。其西面的关隘称作水口，东面的称作老关口。”[17]相近时期的张大鉌撰《巴蜀旅程谈》称老关口“关城凡三处，一居山顶，二居山半。”[18]所谓“二居山半”之关城，据我们在拖木槽采访，一道位于老关口下拖木槽的半坡上，另一道便是郑国翰和日本人提到的水口关隘，两者与山顶的老关口主城实则构成了巴县西界山脉上的“西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为强化防御纵深而增置多重城防工事的情况，在重庆各路关隘中非常罕见，一方面体现了老关口独特的军事地位（可以联系的是，老关口主城在山顶两侧都筑有城门，是重庆各路关隘中除佛图关外唯一具有合围形制者[19]），另一方面也可看出水口交通地位的提升。可以想象，如果东大路还是走兔儿山，那么巴县西界的关防前线可能就设在兔儿山垭口或擂鼓台了，水口关隘的设置则从军事地理上反映了交通地理的变迁。何师傅曾介绍，水口的石门原在下方不远处的一颗黄葛树旁，多年前就拆除了。后来我们在那里找到了一点残垣痕迹。
光绪《江津县志》舆图和民国地图标注的水口
水口关隘旧址
水口至百家店间的竹林古道
总的来看，虽然目前没有发现光绪之前记录水口的文献，不过水口既然作为巴县隘口出现在了光绪元年的官刻舆图中，其通路的时间肯定更早。此外，同治六年（1867）孙毓文循东大路越缙云山时记到：“自发来凤驿，不数里即拾级而上，近十里，至山顶。竹树蓊郁，泉流清激，颇类大竹之黄泥。山顶累石为门，上书‘老关口’字。”[20]这里虽然没有提到水口地名，但对竹林和泉流的描述与水口路的景致非常相似，且没有像早期纪行那样感叹擂鼓三台的险峻路况，故孙氏取水口路上老关口的可能性更大。鉴于此情，将东大路改走水口的时间下限暂定为同治年间（即不晚于同治年间），当不会偏离史实过远。至于改道的具体时间或者说时间上限，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在2020年的那次重走采访中，我又向何师傅特别询问了兔儿山古道的通行和遗存状况。他说这条老大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逐渐荒废，除了偶有放羊和捡菌的村民涉足，基本无人通行，现在草笼笼完全长疯了，没有人开路的话穿不下去。至于路面遗存，说以前铺设的石板路非常宽阔，有些地方比水口这边要宽一半多，但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部分老石板被村民拗走葺猪圈，目前只有擂鼓台下方还能看到一些梯步。
鉴于采访行程的安排，又逢草木疯长的季节，那次重走我没有冒然带记者涉足兔儿山，还是循通行的水口古道下山，随口与同行的璧山区档案馆副馆长罗杨相约冬季再来一探。
三、问道山林
或许是已从文献上证明了兔儿山与东大路的关系，少了一些探索的动力，加上顽固的惰性及其他客观原因，一直没有付诸发掘田野实物的行动。不知不觉，时间又过去了两年。
2022年5至6月，为推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的建设，以摸清成渝古道线性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和保护利用现状为目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邀请重庆自然博物馆组成联合调查队，对东大路、小东路（重庆段）沿线的不可移动文物资源进行了一次专项调查[21]。这次工作要求全面记录古道原径上的道路遗址和近侧的关联文物，其中作为交通类线性文化遗产之核心要素和标识要素的道路遗址，由于以往调查的不足和局限，是我们采集数据的重点对象。接到任务后，我脑中再次浮出了兔儿山古道的神秘身影，想象着在形似兔耳的两峰下披荆斩棘、开启山林以求“真道”的情景。这趟职责所在，再不去实地履一下，就说不过去了。
5月17日，这是我们展开东大路调查的第七天，当天同行的队友有丁韦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江子渔（摄影师/志愿者）、周绍东（司机/志愿者）。上午，我们先对熟悉的水口古道进行了测量，准备下午调查久仰其名却难见其实的兔儿山古道。
兔儿山垭口东侧上方
中午在拖木槽吃饭时，清明社区的干部张如彬了解到我们的工作，特别介绍了熟悉情况的村民熊永财（时年六十岁）为我们带路。熊师傅听说了我们的来意，先是眉头一皱，“这条路啊，好久没人走了，草都长疯了。”随即果断掏出一把镰刀，“砍一下，应该能走通！”我们在拖木槽已多次听说了兔儿山的蛮荒，知道我们要去穿越那条湮没已久的老大路，村民们无不面露忧色地摇头劝退。熊师傅坚定的语气算是给我们打了一针强心剂，事后证明，如果没有熊师傅毅然决然地开路，我们是很难完成工作的。
明清成渝驿道从老关口下至拖木槽后，晚近的新线从水口经鼓楼沟下山，早期的旧线先要攀上兔儿山垭口，再经擂鼓台下山，两线在山麓的百家店会合。连接青杠的乡村公路修通后，从拖木槽上兔儿山的旧线被断崖式阻绝，已无法通行，熊师傅带着我们从一条支径攀向兔儿山。来到垭口东侧的一片花椒地，熊师傅指着身后一条不起眼的毛径，说这就是从拖木槽上来的老大路。此刻，我们算是真正踏上了兔儿山古道。
古道原从花椒地上方过，刚一进入便荆棘缠身、举步维艰。熊师傅在前方不停地挥舞镰刀，努力开辟，还是难以逼近垭口。有两位热心的大姐跟了上来，仍不死心地劝我们回头，说前面的林子更深、更不好走，殊不知我们也不是那么容易死心的。熊师傅见旧径难通，当机立断带我们改变线路。临近垭口，一片茂密的箭竹林完全封锁了山谷，几乎看不到一丝缝隙。熊师傅徘徊了一阵，试图寻觅路径，说以前这里还有驿站（幺店），但他也多年没上来了，想不起路口在何处。事实上，按现在的植被情况，已分不清什么路了，只能凭感觉硬穿。只见熊师傅大刀一收，直接用宽阔的身膀压入了两三人高的密丛中。其后的我没有犹豫，跟着一头扎了进去——一方面，这种场景我已脑补过多次，有心理准备；另一方面，我怕跟进慢了，看不到熊师傅的身影，会误穿至进退维谷的境地。面对这片深箐，后方的小伙伴初有迟疑，见前方两人突然“消失”了，也不敢怠慢。
熊师傅在前方奋力开路
垭口处的深箐密林
好在这种“暗无天日”的路段只持续了几十米。途中我不断给后面打气，每走几步就说前面能看到路了，实则枝叶刷刷地往脸上扇，能见度仅及脚尖，唯有顺着熊师傅以身开路的“嗦嗦”声摸进。终于穿过这片深箐，来到了垭口的西侧，由于前途未卜，加上林荫遮蔽，我们没有心情去仰望传说中的那双“兔耳”。熊师傅说，以前林子没这么深，天气好的时候，站在垭口能一眼望到永川——对于此刻受困密林的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令人向往的视野。
从垭口下擂鼓台的路好走多了，尽管仍不时出现齐腰的草笼和挡道的断木，但基本能判别路径，再也没遇到“劈头盖脸”的场面。不过，这是有当地人带路的情况下，如果是我们自己穿进来，估计还得迷路。看着林中不成形的毛径，久之难免心生疑惑：曾经的通衢大道就这？熊师傅几次张开双臂，比划着以前的石板路面有多宽，然后就是那句“都抬去葺猪圈了……”不光古道上的石材，老关口、水口的城门城墙，包括熊师傅提到的兔儿山峰顶的哨楼堡，在几十年前都被拆干净了。不过奇怪的是，水口那边保存了好几百米的石板道，兔儿山这边却难见踪影，难道是因为这边的条石更大、更好用？据熊师傅反映，以前兔儿山的路面普遍比水口那边宽，但没找到可比较的实物，还是心有不甘。
熊师傅比划以前的石板路面有多宽
兔儿山脚废弃猪圈中的古道石板
擂鼓台是兔儿山古道上的重要地名，清代的文献和舆图多有记录，我一直心心念念，不断询问具体地点。来到一处缓坡，四周的松木被砍伐过，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熊师傅称这里就是擂鼓台，问地名有什么来历没有，他不太清楚，只说这里以前住过人户，下面还有卡子，但墙都被拆了。擂鼓台的北侧（我们行进的右侧）有一道小沟，据说为冒泉流出，以前还能灌田。这让我想起了曹烨《星轺书》所述“东北飞流一道，遥悬树杪”，可能水量充沛或雨后初霁时，会出现这种情景吧。
曹烨在附近还见到“穿石罅而纡行者不知凡几”，正好我们在擂鼓台下方的一段陡坡发现了可对标“石罅”的槽道遗迹。这是从垭口下行遇到的第一段原始路面，是在松软的泡砂石上开凿的凹型通道，长约20米，两壁之间宽约1.8米，路面没有梯步痕迹。这几天一直有下雨，路面很滑，大家都是从边坡绕行。我为了感受“穿石罅而纡行”“路绕行人顶”“险要三台最上头”之状，胼趾胝足地从槽中缓缓下梭，对古人的感叹多了几分真切的体会。
之后的路径越发清晰了，似乎从山麓上来这段还有人走。路面开始出露零星的石板，我们试着清理了两块带防滑槽的条石，测得的长度分别为1.4和1.8米。问熊师傅这是否为路面的原始宽度，他说以前这条大路一般都是两三块石板并铺，目前看到的路面可能只有一半宽。后来我再次考察兔儿山时，擂鼓台以下清理出了更多的条石，均凿有整齐的防滑槽，残缺的路面宽1米多不等。同行的村民王忠良也谈到，现在看到的路面不及以前一半宽，甚至只有三分之一，长的条石都被抬去葺猪圈了。根据我们在金银坡段测得的数据，石板路面的宽度一般在1.8至2.0米间（碥道路面通常更宽，一般在2.2米至2.5米间），水口段的石板路面要稍窄一些，多在1.6至1.8米间。如果真如当地人所言，兔儿山古道的规格相当可观了。
擂鼓台下方的槽道
槽道的泡砂石路面
带防滑槽的条石
在临近山麓的一处“Z”字形拐弯路段，我们发现了一段接近20米长的基岩梯步，被厚厚的淤积物覆盖了大部，出露的部分最宽处有2米。熊师傅记得这段路面的原貌，指着被覆盖的内侧说：“这个路一直抵拢壁壁的，现在看到的只有一半。”目测这段碥道应该是今天发现的最宽路面，我们决定在此“大动干戈”，揭露几级完整的石磴以供记录。然而，我们手中的武器过于寒酸，只有司机老周顺手操来的一把小铲，还有就是熊师傅开路的镰刀。事实上，我们不可能扛着锄头和大铲从密林中穿下来，这里距山脚的人户也有一定距离，注定了只能事倍功半地费力作业。
于是两人一组，轮番用小铲加镰刀配合挖掘。这条古道确实湮没已久了，枯枝败叶、淤泥腐苔、盘根蔓藤水乳交融，几乎滋生在了路面上，堆积厚度近二十公分，想一举翻卷开来根本不可能，只能用镰刀和铲尖慢慢割裂捣碎，一截截地刨根问底。由于铲子太小，只能勾身低位活动，几番下来腰就酸了。
挖掘过程中，个头较小、身手灵活的老周发挥了重要作用，出力甚多。最初老周打算在垭口返回，开车去山脚等我们。我劝他，既然都穿到这里了，不如一路下来“见证历史”（后被队友笑称为“哄下来下苦力”），到山脚再搭个摩托回去取车。老周本身也是文物爱好者，我们调查的每个点他都饶有兴致地跟着，自然就兼任了协助巡视、测量、清理的志愿者工作。摄影师江子渔从山顶开始录像，一边“吃草”一边记录了我们穿越密林、发掘古道的全程动态，如今这段视频已成了兔儿山古道的“影像史料”。只是在整趟成渝古道的调查中，他多次放下设备、躬身掘土时，都没有给自己留下片影。
本打算多挖几级石磴展示，但太过费时费力，眼看天色也要转阴了，最后勉强挖了三级，花去一个多小时。收获的时刻到了，我们十分享受地抵着内壁（实际上还没挖到底）测了两级石磴，一级宽3.9米，一级宽4.05米，这绝对是妥妥的通衢大道了！根据本趟对重庆段的全面测量，以及之前我对四川段的踏访，这段古道应该是东大路目前所见路面最宽的遗址。结合当地村民的一致口径，及兔儿山古道被政府大范围清理后的再次观察，这边原始路面的规格明显比水口古道高，绝非一般的支径小路，从实物上再次证明了兔儿山曾为东大路的正道。就个人感受而言，之前我对东大路川渝各段的重要遗存都有所涉足，有些路段还去过多次，虽然没有全面测量，但均有明晰的印象，兔儿山古道的发现可以说是这趟调查收获的最大惊喜。
轮番接力挖掘
在新掘出的古道上开心留影
清理后现状
一通来电询问穿越近况，可能是语气中带有怀疑，熊师傅扯开嗓门回答：“啷个（怎么）会没走通耶？既然说了要走通，那就必须走通！”之后往百家店的路径被一座座坟地扰乱了，林子也长深了，熊师傅念叨以前这里还能看到石板。我们在山麓乱穿了一阵，来到百家店水库，旧时这里也有幺店，水口新线与兔儿山旧线自拖木槽分路后，至此会合。
临近水库前见到几棵挺拔的枫香树，据说以前有很大一片，让人不禁联想到明代文献所记桐木嶆（铺）至来凤驿间的枫香铺。由于该铺司在清代撤销了，如今百家店与来凤之间也没有相近的地名遗存，铺址一直没被精确定位。不过，正如“桐木”所蕴含的植被地名学[22]，“枫香”也为我们了解此段缙云山麓的历史植被情况，提供了参考线索。
天空开始飘雨了，我们结束了对兔儿山古道的首次调查，为东大路缙云山段的道路遗址充实了数据。从最初听说兔儿山古道的故事，到真正履行实地、发掘实物，已过去了三年多，今天总算了却一桩心愿，在后续的调查中，我也少了丝牵绊。
四、余论
最后谈几点基于调查收获的初步认识，供大家参考讨论。
（一）改道因素与早期选线动机蠡测
亲履水口、兔儿山两路不难发现，兔儿山一线的整体坡度明显要大些。水口是外流山溪切穿拖木槽西岭的沟口，由此循路下山，不用从槽上再次翻越西岭。而兔儿山的垭口高出拖木槽40米左右（测得海拔约510米），使得由此翻越西岭下山的线路增加了爬升和起伏。这就是为什么在里程差别不大的情况下，水口新路会成为人们取用的主线，一言蔽之就是这边的路更平缓、更好走。
所谓因官银被劫而改道水口的故事，尽管与兔儿山利于伏莽的地形条件相符，当地确实也存在兔儿山匪患的传世口碑，但无法进一步证实是否为改道的决定因素。从修路碑落款的情况来看，更像是民间（主要是商界）自发捐资修治了水口路，目的可能只是便于客商往来、货物运输（或也有安全方面的考虑），倒不一定是官方主动的改道，水口通路后上下更方便，自然就成了人们取用的主线。不过相关故事的流传也可说明，兔儿山的地形确实要险一些。
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既然水口路更好走，为什么官道一开始不修在这边，而要选择陡峭的兔儿山线呢？水口沟谷并非绝壁深涧，修路并无困难（不像万州花岩古道那样需要凿崖开路[23]），在没有明显的自然障碍且距离范围不大的情况下，这种在地形上避易就难的选线，显得有悖常理。可以想象，假设一开始就让后来捐资的商人们来选线的话，他们一定会选修水口线作为官道。那么从逻辑上就可以推一步：当初官道选线兔儿山的动机，在单纯的交通因素之外，可能还有权重更大的其他因素。
这里试从军事地理作一分析。渝城三面环江的形势特征，使得西面内陆成为重要的军事防区，西路（东大路）上重关叠障的防御设置，便是突出表现。缙云山脉是巴县西界的天然屏障，正如库珀（T.T.Cooper）循东大路西出重庆时写到：“我们翻越了一道高耸而规整的山脉，呈东北—西南延伸，对坡非常陡峭，被深邃的峡谷切割，坚固的防御工事——砖石墙横跨峡谷，拱型城门雄踞大道之上。这类设防的山岭在四川颇负盛名，无疑会成为抵御叛军自西侵犯重庆及其周边地区的首要防线。”[24]这就是为什么，地处缙云山脉的老关口会有“重庆第一关”“渝城门户”之称。
老关口地理形势
不过在清中期以前，老关口的军事地位尚未彰显，早期巴县西界的隘口是兔儿山，即乾隆县志所谓通成都驿路“出璧山之玉兔山为一要隘”。兔儿山垭口的西侧是一段急遽的陡坡，包括擂鼓台下方也有坡度较大的槽道，地形上具备设防的有利条件。而水口路整体坡度比较均匀，即便是后来修筑关隘的选址，地势也不算险要，并非设防的上佳据点。也就是说，单纯从交通的角度，水口这边的路更好走，但如果转换军事视角，则兔儿山这边更利于设防。
因此，一个合理的推测便是：早期东大路在缙云山段的选线，可能是基于渝西门户屏障的特殊区位，更多地考虑了军事因素，刻意选修了“陟峻盘旋”“天梯直上凌巴僰”“磴危似可星辰摘”之状的兔儿山线作为出入官道。这样的话，在老关口尚未筑城前，直接利用兔儿山的天然险势便可以逸待劳。
咸同军兴后，由于相对平缓的水口新路已成为交通主线，每遇兵燹自然也会成为进攻一方的选线，或许这就是老关口构筑合围关城以加强防御纵深的原因——无论从哪一路进入拖木槽，都必须突破东岭的老关口才能进入重庆，在兔儿山不再是西岭的唯一通道而失去军事意义时，渝西门户的防御重心自然就落在了控扼总径的老关口身上[25]。同时，因相对平缓的水口新路成为了交通主线，关防前线也就推进到了水口。晚近的兔儿山旧道因失去了军事之险和交通之要，在民国的大比例尺地形图上甚至连线路都没有绘出，之前被众多舆图标注地名的擂鼓三台也不见了踪影，足见存在感的低落。
明清川东大路缙云山段的交通、军事地理变迁，或可为我们观察古代官（驿）道在一些特殊区位路段的选线思路，提供参考案例。
兔儿山垭口西侧上方
兔儿山垭口西侧下方（清理后现状）
（二）兔儿山古道的文物/年代价值
目前东大路缙云山段保存了四段延续性较好的道路遗址，一是从老关口东侧下大界牌的金银坡古道（属高新区走马镇），一是刚清理修复的从老关口西侧下拖木槽的的老关口古道（属璧山区青杠街道），一是从水口西侧下百家店的水口古道（属璧山区青杠街道），还有就是新发现的从兔儿山西侧下百家店的兔儿山古道（属璧山区青杠街道）。其中，兔儿山古道因东大路改线而被废弃的历史际遇，使其本体遗存具有独特的文物/年代价值。
一般来说，南方石质路面的官（驿）道铺筑成型后，因各种频繁而随机的人为和自然因素，很难在后续时期始终保持最初的形态，路面经过多次修缮、补缀乃至全面更换，都是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是与金牛道、五尺道等相比历史较近的川东大路，至民国成渝公路修成时也存在了六百多年，所经历的风雨沧桑和世事更替是可以想象的。目前我们所能看到的原始路面，可能除了一些“不可移动”的基岩路段，大部分石板路段都是各时期的各类工程反复“叠压打破”的产物，很难留下单纯的早期遗存——即便有，要准确识别也存在一定困难。
道路的性质、功用、地位的提升，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整治工程。经过明初的选线铺筑，东大路全线的路面在最初或有相近的规格形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路段以各种原因经过改造后，路面形态自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拿老关口东侧的金银坡古道来说，根据三道碑中的修路碑记载，这段古道在嘉庆年间有过一次大规模的整治，那么路面的遗存年代就与该道的开通年代（不晚于宋代）、作为重要干道的初始年代（明初）和使用年代（明初至民国前期）有了时间差，整体形态杂揉了多个“时间地层”，已不同于明代乃至清初[26]。
水口古道因开通较晚，且通路后随即成为交通主线，之后也无再次整治的迹象，故其开通年代（清后期）、作为重要干道的初始年代（清后期）和使用年代（清后期至民国前期）、遗存年代（清后期）比较一致，路面形态能够反映它最初修治的情况。水口古道的修治时间和工程性质（民间自发），使其规格形制与明清两次定鼎初期的官督工程有一定区别，其路面的平均宽度较之金银坡古道窄了二三十公分，便是明显表现。
由于兔儿山古道在晚近是一条弃道[27]，没有经过后期工程的改造，概率上更有可能保持了早期（明代或清初）铺筑驿道时的路面形态，其价值就好比一座晚近未被修复利用的宋元山城。兔儿山古道宽阔的路面已使人刮目相看，石板上整齐划一的防滑槽，也是金银坡、水口路段所未见到的。据我个人的记忆，东大路川渝全段的道路遗址中，除了新发现的兔儿山古道，还有大足区邮亭铺场口的石板道、隆昌市云峰关的石板道、龙泉驿区龙泉山的碥道等，路面存在防滑凿痕，但在全段遗址中占比很小。云峰关古道和龙泉山古道因一直作为东大路的干道使用，防滑凿痕存在明显的磨损，有些路面的中部已成光滑状，云峰关的石板在晚近还补缀过。而兔儿山古道出露的石板上，每一条防滑槽都比较完整，两相对比，可看出使用年代的差异。
云峰关的石板道
龙泉山的碥道
诚然，由于样本太少且缺乏辅助材料，我们无法判断这些防滑凿痕是否为早期的统一规划，且不同路段也可能存在随机因素造成的路面差异（如邮亭铺场口石板上的防滑槽很可能就是晚近的作为）。但兔儿山古道是目前唯一可证的东大路弃道，路面遗存更大可能保持了早期的形态，其与同处缙云山段及其他路段的遗存之间，在工程细节上所呈现的差异，可为我们对比研究东大路不同时期的路面形态，提供珍贵的早期样本。这就是兔儿山古道除前文所分析的历史地理意义之外，其本体遗存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目前兔儿山只清理出一小部分原始路面，山麓段还有不少路径呈湮埋状态，无法看到更完整的遗存情况，期待今后的进一步揭露。
（三）兔儿山古道助力多元游径设计
东大路缙云山段因集中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自然资源，必将在成渝古道文物主题游径的建设中成为突出亮点和示范精品。兔儿山古道的新发现，则为东大路缙云山段的游径设计提供了更多空间，可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在距离尺度和体验类别上的差异需求。
从东侧山麓的大界牌，经金银坡（三道碑）、老关口、拖木槽、水口、鼓楼沟、百家店，到西侧山麓的二道牌坊（何氏百岁坊），是探访东大路缙云山段的常规线路，也是成渝古道最精华的一条徒步线路。这条线路的距离约8公里，如果加上两头至走马古道和来凤古驿的距离，则超过12公里。除了这条常规线路，老关口“巴县西界”题刻下方还有一条支线，可通往青杠的佛荫寺或走马的慈云寺遗址，为缙云山东坡的游径提供了环线选择。
金银坡（三道碑）古道
老关口“巴县西界”题刻
兔儿山古道经过青杠政府的清理，目前已经能够从山脚沿古道线路比较方便地穿行至拖木槽，于是在这段缙云山的西坡也形成了环线游径，进一步丰富了游人的体验选择。在最近一次我组织的徒步活动中，就是利用了同处西坡的兔儿山古道和水口古道形成的环线，让同行者体验了早晚两条古道在遗存面貌和自然景观上的差异，丰富了对东大路缙云山段的认识。同时，这种单坡环线的徒步选择，也便于游人自助取车。
由此，目前关于东大路缙云山段的游径设计，除了一次翻越的常规线路，就多了两坡的环线选择。如果是设计对穿两坡环线的“大满贯”游径，可达到半马乃至全马距离的山地行程，能够满足热衷长途徒步和山地穿越的“强驴”们的期待和挑战，进一步增加东大路缙云山段对不同群体的吸引力，也为举办相关的古道越野赛事提供了线路条件。
在此衷心祝愿，容纳了新成员——兔儿山古道的东大路缙云山段，在未来成渝古道文物主题游径的建设中，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傅应明点校：乾隆《璧山县志》卷上《山川》，重庆市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璧山县志：清代乾隆、嘉庆、同治点校本》，九州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2] 赵兴中点校：嘉庆《璧山县志》卷一《山川》，重庆市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璧山县志：清代乾隆、嘉庆、同治点校本》，第88页。
[3] 胡正好点校：同治《璧山县志》卷一《山川》，重庆市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璧山县志：清代乾隆、嘉庆、同治点校本》，第254页。
[4] 乾隆《巴县志》卷二《关隘》，嘉庆二十五年（1820）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2册，巴蜀书社，2016年影印，第380页。后同治版《巴县志》记载相同。
[5]（民国）向楚主编，巴县县志办公室选注：《巴县志选注》卷一《山脉》，重庆出版社，1989年，第31页。
[6]《巴县禀老关口门栅倾圯恳请饬局筹修以资防守》（光绪元年九月），《巴县档案》微缩胶卷，四川省档案馆藏，案卷号：清6-32-3357。
[7] 笔者对老关口的军事地位和关城形态的历史变迁作过一些梳理和分析，详见拙文《重走成渝古驿道（一）再越老关口》，微信公众号“重庆古道”，2020年7月25日。
[8]（清）曹烨：《曹司马集》卷六《星轺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1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影印，第295页。
[9] 正德《四川志》卷一三《重庆府》，据明正德刻嘉靖增补本抄录，《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珍稀四川地方志丛刊续编》第2册，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影印，第827页。
[10] 胡正好点校：同治《璧山县志》卷一〇《艺文》，重庆市璧山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璧山县志：清代乾隆、嘉庆、同治点校本》，第544页。
[11]（清）李天英：《居易堂诗钞》卷五至卷九，清嘉庆六年（1801）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册，第454-505页。
[12]（清）马维翰：《墨麟诗》卷一〇《黄门集下》，清雍正间（1723-1735）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73册，第328页。
[13]（清）朱稑：《读苏轩诗草》卷一，清道光元年（1821）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40册，第249页。
[14] 光绪《江津县志》卷一《舆图》，清光绪元年（1875）刻本，《中国地方志集成·重庆府县志辑》第14册，第457页。
[15] 山田邦彦遗稿，金原信泰、堀哲三郎修整：《揚子江上流地方調查日誌》（附寫真集），東京地學協會，昭和十一年（1936），第23页。
[16] a.傅崇矩编：《成都通览》下册，巴蜀书社，1987年整理，第437页。b. 郑国翰：《川鄂旅行记》，《新游记汇刊》卷四九《长途游记》，中华书局，1921年，第8册，第21页。
[17] 東亞同文會編：《支那省別全誌》第五卷《四川省》，東亞同文會，大正六年（1917），第582、585页。中文版见李彬、万健、高润译《中国省别全志》第五卷《四川省》，中国文史出版社，2020年，第255-256页。1941年版《新修支那省別全誌》第一卷《四川省上》（東亞同文會支那省別全誌刊行會編纂、发行，昭和十六年，第129页）对东大路缙云山段的记载略同。
[18] 张大鉌：《巴蜀旅程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友会杂志》第2辑，1916年，第20页。该文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自然博物馆：《成渝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暨东大路、小东路（重庆段）文物资源调查报告》，张颖执笔，《重庆重点线型文化遗产专项调查》课题，2022年10月。
[19] 郑国翰和孝顺武在1915年的行记中，皆提到山顶的老关口有石门二，分别题为“古老关口”和“老关口”。（a.郑国翰：《川鄂旅行记》，《新游记汇刊》卷四九《长途游记》，第8册，第21页。b.孝顺武：《川行日记》，民国间钞本，《历代日记丛钞》第174册，学苑出版社，2006年影印，第170页。）1881年，英国领事官、汉学家庄延龄循东大路经过巴璧界石时，也记录了“古老关口”（Ku-lao Kwan-k’ou）的题名。（Parker Edward Harper, Up the Yang-tse, Hong Kong: China Mall, 1891, p.207.）从“古老关口”与“老关口”的题名差异来看，两道关门并非同一时期修建。关于老关口合围关城形成的过程和背景，参见张颖《重走成渝古驿道（一）再越老关口》，微信公众号“重庆古道”，2020年7月25日。
[20]（清）孙毓文等著，陈丽丽整理：《孙毓文日记信稿奏折：外一种》，凤凰出版社，2018年，第37页。
[2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自然博物馆：《成渝古道线性文化遗产暨东大路、小东路（重庆段）文物资源调查报告》，张颖执笔，《重庆重点线型文化遗产专项调查》课题，2022年10月。
[22] 郑国翰《川鄂旅行记》（《新游记汇刊》卷四九《长途游记》，第8册，第21页）称这段缙云山“多桐树，结子可制油”，所述植被情况与“桐木”地名相契（拖木槽西麓也有桐子湾的地名遗存），而“拖木”词义略显别扭，不排除“拖木”是由“桐木”演化而来，而非“桐木”为“拖木”之音讹。
[23] 万州花岩古道是小川北路（成万古道）万梁北线的一段道路遗址，是在花岩峡谷（黑洞沟）的绝壁上开凿的险道。经梁平蟠龙山的万梁南线原为小川北路的主道，咸丰间凿通花岩峡谷后，使得万梁北线整体上更平易、捷近，进而在光绪后成为了小川北路的主道。早期万梁北线没有成为主道，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花岩峡谷的地势过于险要，修路的难度和耗费过大。参见张颖《万梁古道：历史、路线与遗产（下）》，《中国人文田野》第10辑，巴蜀书社，2022年，第2-33页。
[24] Thomas Thornville Cooper, Travels of a Pioneer of Commerce in Pigtail and Petticoats, Or an Overland Journey from China Towards India, London: John Murray, 1871, p.139. 库珀是在西出重庆的第二天下午翻越这道山脉，虽然没有提到具体地名，但从行程来看，翻越的应该是缙云山脉。
[25] 老关口主城的东门最迟在道光年间已存在，西门建于咸丰十年（1860），至此形成了合围关城。如果正文中的推测——在老关口构筑合围关城以加强防御纵深，是因为水口通路后兔儿山失去了军事意义——能够成立的话，那么水口通路的时间就可能早于咸丰十年。此外，是否可能在老关口修筑第一道城门时（即不晚于道光年间），水口就已经通路了呢？有待新材料的发现。
[26] 金银坡古道的路面存在石板和碥道两类，因碥道是直接凿制于基岩上，相对来说路面更容易保存原貌，不排除其中可能存在当初设置驿道时乃至最早开通时的路面形态。
[27] 所谓弃道是指不再作为东大路的干道，并非完全无人通行。由于晚近失去了通衢作用，遇到各类工程才不会成为整治对象。
文稿：张颖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