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主要围绕目前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基础、研究方法和理论创新问题展开。

关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基础，杨教授指出，考古资料信息是进行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其中科学规范的田野工作是前提，而如何进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的整理以及在此基础上如何组织材料、形成报告，是决定考古报告质量、考古资料呈现状况的关键。杨教授以《洛阳烧沟汉墓》《广州汉墓》《西安龙首原汉墓》《长安汉墓》《西安东汉墓》《鲁中南汉墓》等报告为例，分析了数十年来汉墓考古报告体例的变迁及其存在的资料问题，指出“综述+列举”的研究式报告对于类型学的误用必然会导致对资料普遍性的淡化和对特殊性的突出，从而严重阻碍了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因此，应该改变观念、强调报告中对于资料的全面、系统呈现，以便更好地筑牢中国考古学研究的资料基础。

关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方法问题，杨教授主要提出了两点：一是关于区域总结与区域研究。这里所谓“区域总结”是指以当今省区直辖市为单位编写的地方文物考古工作总结，后来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不少地方性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与“考古通论”类专著。或许是受其影响，还有更多的研究论文在区域选择上是将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制在当今省区直辖市范围内、并以相关行政区划来命名。杨教授认为，作为“区域研究”，应该与文物考古工作的“区域总结”相区别，其范围的界定应该依据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以及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而定，同时要考虑自然环境与历史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二是以陶瓷考古为例，分析了如何将考古类型学对外在形态的研究与科技考古对于内在质地的检测进行整合的问题。指出了二者长期以来没能很好地整合的根源。针对以往往往采用“剩余残片”进行检测的做法，杨教授提出了“有效碎片”的概念，倡议在选择检测样品时，需要坚持可靠性、完整性与系统性的原则，以便更好地构建“质”与“形”之间的桥梁，将陶瓷考古推向新的发展阶段。 

关于中国考古学理论创新的展望，杨教授首先简单总结了作为考古学基本方法的地层学与类型学从诞生之初到如今不断发展与完善的历程。然后从“他者”与“自我”的角度，指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诞生，是在传统金石学基础上借鉴西方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探寻与完善对中华民族自身历史的认识，以寻求民族复兴之路。杨教授指出：中华文明的一脉相承，使得中国考古学界的理论创新，应脚踏实地，着重从总结中华文明的独特发展道路入手，在借鉴“他者”的观察同时，重点是进行一种“自我”的反思。应重视我们的一些独特观念（例如“天下之中”“中国”等）在形成后又是如何影响或形塑了我们自己在物质层面的发展，等等。最后，杨教授还以个人所做的对早期白陶的分布与变迁研究为例，探讨了对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启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