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1日，“2024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报告会”在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举行。本次会议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四川省考古学会承办，来自川渝地区相关高校、科研院所、文物考古机构、博物馆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会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后曦、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周必素、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等特邀专家出席会议。
主要参会人员合影
重庆市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会长、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主持会议开幕式。
袁东山副院长主持开幕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白九江致欢迎辞，首先对与会的专家学者表示诚挚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向川渝两地考古人致以崇高的敬意。他分享了2024年重庆考古在发现与研究、文物保护与利用、价值阐释与传播等方面的收获。一是服务大局，高质量完成抢救性、保护性考古工作，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二是主动作为，以主动性考古发掘为抓手，为巴渝文化传承与繁荣贡献力量；三是勇挑重担，开展乡村振兴和文化帮扶，为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贡献力量；四是强化文物修复与移交，助推文物保护成果展示利用；五是创新方式、多措并举，考古价值阐释传播取得新成效。他指出，巴山蜀水将川渝两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协同开展考古工作与共享考古成果已成为川渝两地考古人的共识，希望川渝两地考古合作越走越深，越走越实，并预祝大会取得圆满成功。
白九江院长致欢迎辞
四川省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唐飞致辞，他指出本次学术报告会集中展示了两地考古亮点，促进了思想碰撞和智慧交融，希望两地考古工作者继续秉持将考古工作作为文化事业发展的基础性、引擎性和统筹性工作，努力推动川渝地区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唐飞局长致辞
重庆市文物局一级巡视员幸军致辞，指出川渝两地山水相连，历史同脉，文化同源。文物部门要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重大决策部署，抢抓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历史机遇，紧密合作、积极作为，进一步加强川渝两地文物资源的整体性、系统性保护，持续加强文化遗产的传承利用工作，推动川渝两地文物事业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幸军一级巡视员致辞
报告会聚焦川渝地区2024年度重要考古发现，涉及聚落考古、墓葬考古、城市考古、宗教考古、手工业考古等各方面，分四场进行汇报，分别由重庆师范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邹后曦、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四川省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和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周必素主持。共有15位专家学者带来了精彩的汇报。
吴雁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吴雁首先汇报了《重庆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成果。巫山龙骨坡遗址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新城村，是重庆地区最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2024年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石制品、骨制品、哺乳动物化石，还发现了较为清晰的人类活动面及原地埋藏的锯齿虎、豺、鬣狗粪便化石，为探索东亚地区人类起源与演化、遗址文化面貌特征及地层堆积成因、环境演变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
高寒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高寒汇报了《四川马尔康孔龙村遗址》的发掘成果。孔龙村遗址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马尔康市脚木足乡孔龙村一组，地处大渡河正源脚木足河东岸二级阶地。为配合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建设，2023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开始发掘该遗址，截至目前已发掘完成7000平方米，清理遗迹400余个，出土小件近3万件，碳十四测年为距今约5500-4800年。
孔龙村遗址是川西地区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新石器时代中心聚落遗址，为研究青藏高原东缘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内涵、年代分期以及聚落形态、生业经济、手工业生产、社会面貌等问题提供了新资料，为深入研究黄河上游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向青藏高原及西南地区传播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等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陈东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陈东汇报了《重庆江津梧桐土遗址》的发掘成果。梧桐土遗址位于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地处长江左岸弯月形台地，分布面积约2平方公里。2022年、2024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发现石堆、窑址、灰坑、柱洞、灰沟等各类遗迹150余处，出土陶、石、铜、铁、瓷、骨等各类遗物2500余件。
梧桐土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发展脉络清晰，是四川盆地中部丘陵地带的区域性中心聚落之一。遗址商周遗存的主体是十二桥文化文化圈域的石地坝文化，时代跨三星堆文化晚期至十二桥文化早期，陶器面貌前后衔接；商周遗存时代提升了三星堆文化下限年代，进一步明确了石地坝文化的上限，对于巴蜀文明进程时空框架的完善具有重大意义，有助于深化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的发展变迁研究。
杨硕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硕汇报了《四川眉山花碑地遗址》的发掘成果。花碑地遗址位于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大林社区三组，地处岷江西侧二级台地。2023年9月至2024年初，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清理灰坑、灰沟、墓葬、房址等遗迹四百余处。遗址的文化堆积主要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为春秋末期至战国早期墓葬，第二期为战国中晚期墓葬，第三期为西汉早中期墓葬，第四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晚期聚落。
花碑地遗址是成都平原南部少有的从春秋晚期到东汉时期连续发展的遗址，遗址层位关系清楚，遗迹类型多样，出土遗物丰富，为完善成都平原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提供了新材料，是巴蜀文化融入汉文化的重要考古实证。
左志强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左志强汇报了《四川省天府新区云龙村汉晋崖墓》的考古成果。云龙村墓地位于四川省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正兴街道，地处成都平原牧马山台地东缘，地貌为低缓垄岗。墓地揭露崖墓221座，揭露一批带竖井式墓道早期崖墓、“元康八年”西晋纪年崖墓及未被盗扰的墓葬，出土铜镜、青瓷、金银首饰等重要遗物。
云龙村崖墓形制保存较好，使用时段长，出土器物组合特征突出，序列完整，演变清晰，为探讨成都平原汉晋丧葬模式与社会变迁等学术问题提供契机，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张雪芬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芬汇报了《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万佛寺遗址》的考古成果。万佛寺遗址位于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地处成都古城外西北角，寺院建寺历史悠久，南北朝时期名安浦寺、隋唐时期改名净众寺（静众寺）、两宋时期沿用，明代称万佛寺（万福寺）。清光绪八年（1882年）成都万佛寺遗址首次出土佛教造像，直至上世纪50年代，万佛寺先后4次共出土了300余件石刻造像，备受国内外学术界关注。2015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为配合基建，发现了万佛寺前身——唐代净众寺园林遗址，开启了万佛寺遗址科学考古发掘的帷幕。
2024年，在配合基建项目过程中，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2015年寺院园林遗址发掘区的南侧又发现了唐代人工湖及沟渠、五代至北宋寺院建筑基础、明代大型沟渠等寺院遗存，出土了一大批南北朝至明代遗物，包括南北朝至唐代佛教石刻造像、唐代及明代琉璃建筑构件、汉至明清时期生活用陶瓷器等。这是近年成都城市考古的重要收获之一，也是我国唐代佛寺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确定万佛寺遗址位置及进一步了解万佛寺遗址历代寺院情况提供了重要资料。此外，万佛寺遗址池苑园林建筑群中出现多处“挡水墙”，沟渠、湖池的规模也表现为不断缩减直至废弃，这一过程，与成都晚唐罗城营建、郫江改道导致郫江故道水源衰竭直接相关，是成都城市格局变迁的重要见证；明代沟渠（G1）出土的琉璃建筑材料图案、工艺等与明代蜀王府、郡王府以及琉璃厂明代官窑发现的建筑材料相同或相近，这也是万佛寺遗址首次发现数量丰富的明代高等级建筑材料，它们的出现与明朝首代蜀王朱椿增修万佛寺的记载可相互印证，揭示了明代万佛寺与蜀王府之间曾存在着密切交往与互动。
赵勇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赵勇涛汇报了《四川绵阳市红五村墓群》的考古成果。红五村墓群位于四川省绵阳市经开区塘汛街道红五村，地处涪江西岸、木龙河北岸。2023年11月至2024年6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红五村墓群开展考古发掘，集中清理唐宋时期墓葬79座。
红五村墓群墓地规划有序，墓葬排列整齐。此次发掘首次在晚唐至五代时期墓葬中发现大规模使用石质葬具的现象，为研究川渝地区唐宋时期墓葬提供了重要新材料。
杨波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波汇报了《四川成都市锦江区祝国寺村唐宋市镇遗址》的发掘成果。祝国寺村遗址位于成都市锦江区锦江大道与锦华路三段交叉口西南，2021年以来，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发现房屋沿着道路两侧整齐排列，排水系统发达，三条道路与其两侧的房屋上下叠压，早晚重叠。
祝国寺村遗址是一处堆积较好的唐宋时期市镇遗址，推测为琉璃厂窑管理机构和产品集散场所的垍窑镇，唐末五代开始形成，两宋时期较为繁荣，宋末元初衰败，与琉璃厂的兴衰历程极为相似，遗址因窑而兴，因窑而衰。
祝国寺村遗址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保存完好且遗存丰富的唐宋时期市镇遗址，为研究唐宋时期的基层聚落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材料，同时也是唐宋窑业市镇的首次大规模发掘，为认识窑业产业布局和窑业流通有重要意义。
朱思奇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朱思奇汇报了《重庆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的发掘成果。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位于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骑龙村，地处黄桷滩水库的北岸。遗址发掘清理了一批摩崖窟龛、窟前建筑、窟顶建筑、僧俗墓葬、采石场等遗迹，时代为晚唐五代、南宋和明清时期，其中临崖的高台窟前建筑基址在川渝地区石窟寺中属首次发现。
遗址集摩崖造像、窟前建筑基址、墓葬及其他相关配套遗迹于一体，是一处布局结构相对完整的石窟寺遗址，对研究川渝地区中小型石窟寺布局、窟前建筑形态、瘗埋制度等有重要意义。
牛英彬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牛英彬汇报了《重庆荣昌清流墓群》的发掘成果。清流墓群位于重庆市荣昌区清流镇，共清理北宋石室墓4座，出土墓志3方。
清流墓群是重庆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保存最好的北宋中晚期官员家族墓群，为川渝地区北宋石室墓断代提供了珍贵的标尺性墓例；1号墓中墓壁上发现有人物出行等彩绘壁画，填补了重庆地区宋代壁画墓考古发现的空白；出土的墓志为研究川渝地区宋代世家大族史、北宋中期职官制度等提供了珍贵的文字材料。
刘睿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刘睿汇报了《四川泸州飞山宋墓》的发掘成果。飞山墓群位于四川省泸州市龙马潭区石洞街道雨珠岩村，是为配合基本建设项目开展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共清理宋、明时期墓葬5座，以宋墓为主。其中2号墓保存较好，为一座异穴异室双室墓，墓室雕刻有武士、启门图、仿木建构，并在墓壁上直接绘制人物、装饰纹样等壁画。
飞山宋墓是继安丙墓后，四川地区又一次发现的带有壁画的宋代石室墓，填补了川南地区宋代石室壁画墓的空白，为研究宋代丧葬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资料。
潘绍池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潘绍池介绍了《四川成都简阳市坟山顶遗址宋墓》的发掘成果。坟山顶遗址位于成都简阳市，2024年，在遗址东侧发掘5座宋代石室墓，出土了武士俑、鼓俑、墓主人像、铜镜、真文券、买地券等遗物，时代为北宋晚期至北宋末期。
坟山顶遗址宋墓年代明确，墓主人群及身份信息清晰，墓内彩绘壁画和雕刻图像，雕刻技艺精湛，新发现了以往少见的“倒葬”、早期墓葬为晚期墓葬预留穴位等葬俗，出土了一批以往未见或少见的随葬品，多项新发现填补了以往考古空白，对研究宋代葬俗具有重要的意义。
胡立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胡立敏汇报了《重庆合川钓鱼城遗址》的考古成果。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因败亡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于城下，而被称为“上帝折鞭处”。2024年，发掘了加担土和古地道两个遗址点，清理揭露了宋代城门、城墙、高台和道路等一系列重要的城防设施，尤其是发现的多期叠压的城门和城墙，对研究钓鱼城山城城防体系的营建与演变具有重要意义，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提供新的支撑。
蔡亚林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蔡亚林汇报了《重庆忠县皇华城遗址》的发掘成果。配合后续三峡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持续在皇华城遗址开展了调查、全岛普探和考古发掘工作，基本廓清了内外城、南北一字城墙结合临江墩台组成的综合岛城防御体系，清理揭露城门、书院、衙署、梯田、手工业作坊等一批重要遗迹，初步探明城址布局结构与功能分区。
皇华城踞岛围城、环江为壕的选址理念在宋元山城中独树一帜，因晚近以来没有大的修葺与重筑而具有高度完整性与真实性。城址遗存丰富，要素齐全，是研究我国宋元时期府州级建置城市的典型案例。
李玉牛
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李玉牛汇报了《斯里兰卡帕巴鲁伽拉遗址》的发掘成果。里兰卡帕巴鲁伽拉遗址位于斯里兰卡西北省库鲁内加拉（Kurunegala）的吉里巴瓦村（Giribawa）附近，面积约33英亩。2024年1月至2月，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斯里兰卡国家考古局、斯里兰卡凯拉尼亚大学、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遗址开展了国际联合考古工作。本年度调查面积约40万平方米，发掘面积48平方米，出土玻璃熔炉遗迹1座，各色玻璃珠14000余颗。此次发掘证明该遗址在公元2-5世纪为斯里兰卡重要的玻璃珠制作基地，明确了该遗址玻璃珠熔炼、打磨的功能分区，为进一步研究玻璃冶炼与玻璃珠制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闭幕式由四川考古学会会长、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霍巍主持。
霍巍教授主持闭幕式
经过与会专家认真审议，四川马尔康孔龙村遗址、重庆江津梧桐土遗址、四川眉山花碑地遗址、四川成都市金牛区万佛寺遗址、四川绵阳市红五村墓群、四川成都市锦江区祝国寺村唐宋市镇遗址、重庆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重庆荣昌清流墓群、四川泸州飞山宋墓、重庆忠县皇华城遗址获选“2024年度川渝地区重要考古发现”，斯里兰卡帕巴鲁伽拉遗址成为特别入选项目。
获奖项目合影
然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对获选项目按时代、类别进行综合点评，对各项目取得的考古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针对各项目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孙华教授作项目点评
最后由霍巍教授致闭幕词，他对本次会议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川渝两地对年度重要发现进行报告和交流，具有深远的意义，不但展现了川渝两地新一代考古工作者的风范，也促进了川渝两地学术高位交流，对推动川渝地区文物考古事业蓬勃发展、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巴蜀新篇章有重要意义。
整理：马晓娇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