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笔者在读大学四年级时，完成了本科毕业论文《巴蜀虎形纹饰与虎崇拜》，后来经过修改，发表在重庆市博物馆编撰的《巴渝文化④》上。这篇习作是笔者研究巴文化的入门文章，虽然有些粗浅，但却使笔者对巴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1998年，时任重庆市博物馆副馆长的杨铭申请了“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历史文化渊源关系研究”课题，邀请笔者开展“土家族与巴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联系”子课题研究，该课题后来以《土家族与古代巴人》一书的形式出版。通过边学习、边研究，笔者梳理了当时的巴文化青铜考古发现，进一步熟悉了古代巴人、巴国的历史文献，并深入了解了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这促成了笔者对巴文化流变相对系统的认知，提出了古代巴人图腾动物的系统演进模式。

1. 老虎写生图（采自网络）　2. 四川宣汉罗家坝墓地铜戈虎头纹（M33∶102）

1997年秋冬，重庆市文化局、北京大学考古系在重庆忠县哨棚嘴遗址、崖脚墓地举办“重庆市三峡库区田野考古培训班”。笔者参加了哨棚嘴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考古角度接触了重庆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文化。培训期间，笔者阅读了川渝地区的先秦时期考古简报和报告，有幸受教于孙华先生等对川渝地区考古文化的讲课，增强了把握四川盆地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的能力。1999年9月至2002年6月，北京大学考古系在重庆举办西南地区“考古学与博物馆学研究生班”，虽然没有开设专门的三峡考古或四川盆地考古的课程，但开设的商周考古、中国古代青铜器等课程，使笔者养成了从整体上把握和比较巴文化的意识。

1. 互人图　2. 巴蛇食象图

笔者主持或参与发掘的巴文化考古项目不算少，对重庆地区的先秦考古接触体验有比别人更多的机会。1998年，笔者参与的重庆丰都县石地坝遗址考古发掘（1999年度三峡库区抢救考古发掘任务），最后由笔者整理并撰写了考古简报，根据发掘收获，笔者提出了石地坝类型的概念。后来结合其他考古资料，笔者又专门撰成了《试论石地坝文化》一文。2000年至2003年，笔者负责主持重庆巫山大溪遗址的考古发掘任务，其中2001年的发掘出土了一批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考古遗存，通过研究，笔者将其分为三期：一、二期为巴文化遗存，三期为典型的楚文化遗存，发掘简报后来发表在《江汉考古》杂志。大溪遗址楚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促成了后来笔者对巴楚关系的一系列研究。2002年至2004年，笔者又承担起重庆丰都县玉溪遗址、玉溪坪遗址的考古任务，两遗址的收获主要是新石器时代遗存，但商周考古也有若干发现，特别是石地坝文化最早期遗存，弥补了这一阶段考古工作的空缺。在此期间，由于玉溪坪遗址遭到洪水和塌岸的影响，发掘面积难以完成，笔者在临近的信号台遗址（此前相关考古单位的发掘显示为汉代墓地）进行了调查，从田坎边露出的2块陶片判断该遗址有石地坝文化阶段遗存，通过进一步钻探确定了遗址范围，随后进行的发掘发现了丰富的石地坝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2006年，受重庆市文物考古所（2000年从重庆博物馆分立，2006年初独立运行）指派，笔者负责因乌江彭水电站建设将要淹没的重庆酉阳县邹家坝遗址的发掘，发现了石地坝文化和瓦渣地文化阶段的遗存，特别是若干房址展示的商周时期小型聚落形态，在乌江流域属于突破性的发现。2007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发掘了重庆江津区大土遗址，笔者对其中的试掘材料进行了整理，明确了该遗址三星堆文化的性质及其在三星堆文化中的发展阶段。2008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发掘了嘉陵江草街水电站合川境内的一系列商周遗址，笔者主动整理了猴清庙遗址、菜蔬排等遗址的考古简报，后来汇集成《嘉陵江下游考古报告集》出版。正是在乌江流域和渝西长江、嘉陵江流域的发掘和整理工作，形成了笔者撰写（合作撰写）的3篇关于四川盆地东部各流域的先秦考古文化序列的文章。2010年，重庆北碚区东阳街道在房地产建设中发现了巴文化墓葬，陈东作为实际负责人领导了庙嘴墓地的发掘，笔者作为领队给予了适当的指导，后来形成的简报又对分期部分进行了研究并执笔。此后，笔者基本没再参与田野考古一线的工作——特别是巴文化考古的工作。直到2020年底至2021年初，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由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更名，2021年后更名为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决定重启重庆地区的巴文化考古，笔者领队开展了重庆九龙坡区冬笋坝墓地的考古，现场负责人是代玉彪，由于距上一次冬笋坝的发掘已近七十年，铜罐驿镇的建设已使墓地变得面目全非，寻找并确定发掘地点一时成为难题。笔者和范鹏等现场考察并确定了两块待发掘地点，其中一块地在后来的发掘中出土了20多座战国秦汉墓葬，并在2021年底的考古勘探中明确其范围可以向东再延伸上百余米。冬笋坝的考古发掘于2021年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重大项目“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成为开启巴文明进程研究的先声项目。

冬笋坝2020年度发现的首座船棺葬（M88）

巴文化课题研究方面，除了上文提到的“土家族与巴人在宗教信仰方面的联系研究”课题外，2004年、2005年，笔者和方刚主力参与了重庆博物馆新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远古巴渝”基本陈列内容设计课题组，在刘豫川副馆长的带领下，我们共同编制了内容大纲，进一步梳理了巴文化社会生活、文化艺术等多方面内容，后来出版了名为《远古巴渝》的展览主题宣传资料小册子。2007年，笔者参与了北京大学李水城教授主持的国家文物局“指南针计划——中国古代盐业的创造发明与展示试点研究”项目，具体负责“三峡古代制盐遗物与遗迹的功能研究”子课题，正是在此课题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内陆古代盐业技术的科研成果，其中一部分论文也收在本书中。此后，笔者还参与了“三峡文物保护总结性研究”，主持了“重庆三峡地区新石器文化序列研究”等项目，这些课题也涉及部分巴文化研究工作。2021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准“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同年，笔者主持了重庆市社科英才计划“重庆地区青铜时代文化——巴史的考古学研究”项目。在这两个科研项目中，笔者主要组织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专业人员开展了一系列巴文化遗址（墓群）考古发掘，开展了几条小流域的专项调查，自己也进一步做了一些巴文明进程、文明动力、文化事象、制度文化等方面的研究。

1.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铜尊（K1∶158、258）肩部纹饰　2. 重庆余家坝墓地铜戈纹饰（2000M8∶4）

总结上述巴文化研究历程，自认为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2000年以前。主要处在积累资料和学习、熟悉阶段，撰写的巴文化方面文章还比较稚嫩，应该说还在摸索入门之路。第二阶段是2000～2016年。通过参与考古实作，接触文化实物，主动扩大学习，笔者的知识体系中建立起了巴文化的物质文化序列，基本可以做到凭一组典型陶片判断巴文化遗物的文化内涵、文化因素和大体年代，这种摸陶片的功夫也是考古工作者的基本功，这一阶段也可以说是在门内打基础的阶段。第三阶段为2016年至今。2016～2018年底，笔者调任重庆市文物局工作。离开了考古一线，机关又缺少开展考古研究的条件，因此，期间笔者极少有文章发表，但却给了相对宽裕的时间进行深度思考。在这三年间歇期，笔者阅读了一些社会学、文化人类学、文化地理学乃至哲学方面的书刊，这极大地开阔了眼界，提高了理论基础，掌握了更丰富的研究方法，具备了一点点跳出考古思考考古的能力，促成了笔者考古研究范式的某些转变。本书当中的近半文章，便是2019年笔者回到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后才撰写的。

之所以拉拉杂杂描写这么多个人在开展巴文化考古、巴文化研究方面的事情，是因为本书的题目就叫《文献·文物·文明：巴文化考古探索》，内容反映的也是笔者在巴文化和巴蜀文化研究道路上各时期的文章，体现了笔者在探索之路上前进和徘徊转折的过程，体现了文章观点正确与谬误交织的情景，以及不断著文自我否定和修正的学术历程。

正因为是探索之路，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需要注意以下问题：一是个别篇幅存在舛误，例如，在《重庆地区东周至汉初墓葬初论》一文中，不加辨析地引用了中坝遗址1997年发掘简报中的所谓“墓葬随葬品”，后《忠县中坝》考古报告明确为制盐作坊的卤水槽。二是针对同一对象在不同文章中观点不一致的情况，例如，关于三峡地区战国中期前后的楚文化墓葬具体年代问题，在《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和《巴蔓子考辨》两篇文章中存在年代认知上的细微差异。三是材料反复使用的问题，由于是不同时期的文章汇集，各篇又独立成文，这种情况在本书中俯首可拾，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四是存在同一问题反复讨论，例如，关于巴文化虎崇拜和白虎神的问题，在不同篇章中就多次出现，只是各有侧重罢了。五是存在主题不聚焦的问题，虽然本书是以巴文化为讨论对象，但部分文章却包括了蜀文化的内容，也有部分涵盖了后巴文化的内容。其余的小问题还有一些，此不一一说明。此外，本书当中还有一些内容缺陷。按照笔者的自拟计划，笔者理应深化三星堆文化峡江类型、瓦渣地文化、李家坝文化的考古研究，但由于这些工作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去收集资料、分析排队，以笔者现在的时间和精力，显然很难高质量完成了。另一个就是巴蜀文化中引人注目、却又不能回避的巴蜀符号问题，已经有很多人做过研究，但要有创新性成果，需要深入思考和理论积淀，就放到以后的工作中去吧。

1. 四川荥经县同心村铜矛（M24∶18）　2. 四川宣汉县罗家坝铜剑（M44∶52）　3. 四川犍为县金进乡万年村铜矛（M6∶2）　4. 重庆云阳县李家坝铜矛（M54∶1）

笔者记得南京大学张之恒师曾告诫我们，研究新石器考古，必须向上了解旧石器考古，向下熟悉夏商周考古。笔者在研究区域考古的实践中，切身感受到研究巴文化，当熟悉蜀文化、楚文化等周边文化，当把巴文化置于巴蜀文化、华夏文化的整体视野中去思考，当把巴文化置于新石器和汉以来历史发展不可分割的环节中去审视。我们既要研究巴文化的独特个性，也要研究当时社会的底层逻辑共性；既要实践出真知，也要善于用理论去触发新认知；既要坚持以考古学为主，也要善于多学科结合。如果问笔者在二十多年巴文化耕耘中有什么体会的话，以上司空见惯的感慨就是笔者的小答案。

最后，笔者还想呼吁一下：重庆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重近轻古的倾向十分明显，川渝地区的巴蜀文化研究重蜀轻巴的现象十分突出，独木难成林，希望社会各界共同重视巴文化、巴渝文化的研究，并在人才培养、项目支持、成果转化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