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上面这张照片（图1）被引用和识读的非常多，其中被圈出的两栋突出的建筑颇受关注。在众多的解读中，这两栋建筑被广泛地认为是宽仁医院和若瑟堂，右侧的钟楼状建筑被认为是民国时期渝中半岛上的最高楼。

从各种角度民国的老照片中来看，钟楼式因其高度和新颖的样式，非常具有视觉冲击力，并与老城周边传统中式建筑风格迥异，所以格外地引人注目，对其进行解读的内容也非常多。

在近年出版一本重庆城市影像史著作中，照片中的两栋建筑被标注为“突出的若瑟堂和宽仁医院”，文中写到“宽仁医院往东南不远处，就是法国天主教教堂若瑟堂……因为若瑟堂和宽仁医院本身所处的位置较高，加上它们的建筑高度，它们的高耸是开埠后重庆十分突出的景观”，文末还写到“记录这个城斑驳景观的照片是从南岸慈云寺一带拍摄的。”

很明显，该书是把照片中的两座建筑识为宽仁医院和若瑟堂，而且还说明了二者的位置关系，“宽仁医院往东南不远处”，意即若瑟堂在宽仁医院的东南，而且二者距离“不远”。该书还认为，此照片“是从南岸慈云寺一带拍摄的”。但该书没有说明结论的来源，或者引自何处，也没说明照片的来源。

图2  从南岸看这两栋建筑照片来自于《亚细亚大观》第十四辑，1938—1939年

除此之外，多家自媒体也在文章中提到过这两栋建筑，均认为是宽仁医院和若瑟堂。如“几组跨越时空的对比照片，向你展现重庆的百年巨变”“外国人相机里，珍贵的重庆老照片：安特生篇”“威尔逊·爱德华·曼利，一组大画幅照片，清晰再现清末民初的重庆城市面貌”等。上述文章在不同平台都有传播转载，阅读量非常高。

图3  来源于网络文章“外国人相机里，珍贵的重庆老照片：安特生篇”，照片是文章插图。该作者认为，图片中的建筑为宽仁医院和若瑟堂

同样，自媒体上的文章也没有说明此结论的来源，始于何时？也没有提供印证材料。

图4 老照片中不同角度的两栋建筑

早在2022年收集宽仁医院相关资料时，笔者看到一张福尔曼拍摄的小什字的照片，见到极其相似的钟楼，随后就对“宽仁医院和若瑟堂”的照片试图进行论证。

首先，目前见到的观点都是把二者放在一起讨论的，没有分别论证。照片中明显能看出右侧高尖的建筑是钟楼。钟楼是典型的西式宗教建筑，一般不会单独修建。Benedictine Monks of Buckfast Abbey曾说：“ Nor are church towers of recent origin. Already in the fifth century a tower is part of the structure of the basilica, or, at least, stands in close proximity. ”[1] 基督教教育者Camilla Klein也说：“Bell towers have been present in Christian churches since the earliest times.”[2]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钟楼很早就是教堂的一部分，当然现在依然是。可以这样理解，不存在钟楼单独修建的情况，只是距离远近的区别。所以，把宽仁医院和若瑟堂视为一体或者放在一起讨论就不合常理，也不符合西方宗教建筑的规矩。另外，宽仁医院虽然是西方教会医院，但其修建之始就是西式医院，并不是从教堂改建而来。[3]那么，“宽仁和若瑟堂”的组合就很牵强，观点自然不成立。

而从二者的相互位置关系来看，某书中说“宽仁医院往东南不远处，就是法国天主教教堂若瑟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的相互地理位置是不支持这一说法的，从古今地图中就能发现，若瑟堂并不在宽仁医院的东南方向，而是在其西南方。也就是说，老照片中二者的位置是恰恰相反的，且二者距离并不是“不远处”，实际距离有几个街区，如图5和图6。

图5  1946年《重庆市区街道图（局部）》中的宽仁医院和若瑟堂，正上方为北方

图6 百度地图中戴家巷（宽仁医院旧址）和若瑟堂位置关系，正上方为北方

其次，照片中（图1）的左上方宽大的建筑是不是宽仁医院？笔者不支持此观点。

 图7 宽仁医院

从地理位置上看，宽仁医院在临江门的戴家巷，老照片中其紧靠临江门的城墙（见图7），城墙外就是嘉陵江。但图1中所谓的宽仁医院却看不到城墙，两张照片医院下面的建筑差异巨大，这不符合宽仁医院的地理特征。

老城大梁子一带高耸，而宽仁医院所在的临江门地处嘉陵江边，拍摄地若在南岸慈云寺一带，视线会被城中山脊和建筑所遮挡，实际上并不能像图1中那样整个建筑都一览无余，这不符合地理实情。

实际上，在南岸的高处是可以看到宽仁医院的，但却是另一番情形。1893年，美国人威尔逊·爱德华·曼利（Wilson Edward Manly）来到川东传教，他在南岸（具体位置不详，但肯定要高于慈云寺一带）用宽幅相机分三次，拍摄了渝中半岛。图8中左上角紧靠嘉陵江的就是宽仁医院，还隐约可见一段临江门城墙。

从建筑的外部形态上来看，上述所谓的宽仁医院也不符合实情。宽仁医院的主楼设计在裙楼的中间（见图7），而图1中的建筑主楼并不突出或者根本就没有设计主楼，建筑顶部、建筑层数，似乎也与临江门的宽仁医院大楼有出入。

三，是不是若瑟堂？笔者同样不认同。

从建筑外形角度来看，若瑟堂钟楼是哥特式建筑，1917年配置了自鸣钟，增设了15米高的尖顶[4]。而上文图中所谓的若瑟堂，顶部是穹顶，只从这一点看，二者就有着明显的区别。

另外，从南岸慈云寺一带看渝中半岛，若瑟堂所在的民生巷会被大梁子及其他建筑遮挡，不太可能像照片中这样一览无余地将那里的建筑尽收眼底。

综上，所谓“宽仁医院和若瑟堂”的结论存在诸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真实的宽仁医院和若瑟堂，从渝中半岛的地理环境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拍摄都不会呈现出老照片（图1）中的效果。从二者的相互位置来看，结合老地图识读，结果就更显而易见。同时，细心地观察老照片中的这两栋建筑外部细节，也能看出其与实际的宽仁医院和若瑟堂有很大的出入，再结合历史文献，就更容易辨别出老照片中的两栋建筑并非宽仁医院和若瑟堂。

那这两座高大的建筑是什么呢？笔者注意到图1中右侧高耸的建筑特点非常明显，辨识度非常高，该建筑有一个穹顶攒尖，推测是钟楼或者塔楼，考虑到重庆开埠前后西方宗教的传播，此类建筑多为教堂钟楼，暂且推测该建筑为一教堂的钟楼。[5]

那他的位置在哪里呢？首先，笔者用老地图寻找有钟楼地方，见1941年《最新重庆街道图》（图10）。图中有钟楼的地方总计有三处，即小什字、临江门、天主堂街，需要指出的是，该图的图例显示，小什字的钟楼是基督堂钟楼，后两者为天主堂钟楼。

其次，笔者借助容真照相馆在1920—1930年代拍摄的一张渝中半岛的照片（图11）来确定其大概位置。[6]

从这张老照片来看，其拍摄点左下侧的长江边是龙门浩碛石，根据其与渝中老城东水门的相互位置又可以推断出，其对面就是东水门。从老地图中可以看出，东水门经平街子、朱什字、打铜街就到了老城的小什字（见图13），再仔细观察图1的建筑，从钟楼（或者塔楼）到东水门的一条线，建筑明显沿线两边排列。

结合以上老地图中的三处钟楼与图像相互印证，可以排除临江门和天主堂街两处，图1中的钟（塔楼）建筑应该就在小什字，根据图11所示，还可以确定的是该建筑应该是基督堂的礼堂（经堂）和钟楼。

1941年，哈里森·福尔曼拍摄了一组渝中的照片，其中一张（如下图）被误认为是宽仁医院。在网上一篇题为“几组跨越时空的对比照片，向你展现重庆的百年巨变”的文章中，“下面这张照片拍摄于1941年，当时正值日军机对重庆进行大轰炸期间。照片最右侧的建筑是美丰银行大楼，在照片中还可以看到中正路上的小什字，路边的宽仁医院和旁边的若瑟堂钟楼。而除了这几个高大建筑外，其他基本上都是一些比较矮小的房屋，路上行人和车辆也并不多”。[7] 

照片中的四川美丰银行大楼非常好辨认，因其楼前的英文招牌上已经写明“MFEIFENG BANK OF SZECHWAN”。根据记载，四川美丰银行大楼位于渝中区新华路，其建成后因美观前卫的外观和坚固的建筑质量，被业界引以为傲，[8]重庆有且仅有此一处“四川美丰银行大楼”，至今它仍然矗立在渝中区新华路74号。那么照片中的路口就是小什字，这与上文作者描述一致 ，但路口一侧圈出来的建筑（照片中正上方偏左），肯定不是宽仁医院和若瑟堂，因为没有任何文献显示，二者曾修建在小什字一带。

至此，笔者已经基本梳理清楚，即民国时期，渝中小什字路口一侧有一座教堂和钟楼，且不是宽仁医院和若瑟堂。

图14  拍摄于1938年的一张渝中半岛照片（局部），现藏于美国海军博物馆

2023年，我们在一张老照片中，看到了对该建筑是有标注的，如图14，该照片拍摄于1938年的渝中半岛，现藏于美国海军博物馆。照片中对很多外国机构建筑都进行了标注，其中被误认为是宽仁医院和若瑟堂的建筑标注为“Canadian Missions School+Church”，翻译为“加拿大教会学校和教堂”。

民国时期渝中各基督教教会只有英美会由加拿大差会和资助。[9]英美会即中华基督教会，全称为中华基督教四川大会，属加拿大卫斯理宗，后改称加拿大合一教会（United Church Of Canada）。[10]据《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记载，英美会的前身是英国伦敦教会，1908年其在重庆设立教会时，于新华路166号办“明伦小学”。后由加拿大英美会接办，并提供经费。1920年，教会宣布脱离外国差会，实行自养，改教会名为“中华基督教十字堂”。[11]也就是说，图14中的“Canadian Missions School+Church”就是十字堂，就是被误认为的宽仁医院和若瑟堂。而另一张图片更直接地证明了这一点，如图15，照片中钟楼前面有“十字堂”三个大字，图片下方有英文说明，其中把十字堂翻译成United Church Of  Canada's" Church of the cross"，这就是渝中半岛小什字的十字堂。

十字堂，始建于1915年，英美会在重庆小什字修建，建筑包括福音堂（教堂）、妇女学校、高初两校、上下客厅和寄宿舍。[12]值得注意的是，刘子如作为十字堂长老之一，首倡捐款，他个人捐银一千两修建了阅报室一楼一底的房屋。[13]

1916年英美会发布了一条消息，“英牧宋道明君发起于九月十八号（1916年），在渝小什字福音堂开一圣经学校，召集各堂助士及热心教友肄习研考备作传道之工。一月之后考列优等者，明年以公费申送成都中学传道班肄业云。”[14]据此推测，十字堂部分建筑（除了钟楼）于1916年9月18日之前就已经建成，但彼时名字叫“福音堂”。

钟楼建筑也是由刘子如捐款修建，据记载，“（刘子如）后又陆续捐赠1800多元为教会建立小什字教会钟楼。”[15]具体修建（建成）时间不详，但肯定要晚于其他建筑部分。1919英美会有一则新闻：“英美会在重庆小什字会堂今春特别之举有二……”[16]从中推测，最迟在1919年春十字堂钟楼部分就已经建成并投入使用。其高度有七层，钟楼顶部的铜钟则由加拿大英美会捐赠。[17]

十字堂所在地小什字本就地势较高，加上七层高钟楼，使其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渝中半岛上的“最高楼”，除了本堂日常礼拜和教学之用外，还常被用来警示和火警之用。《重庆十字堂的今昔》中就记载，十字堂的铜钟除了召集教徒做礼拜之用，“还代为本市警钟之一”，大概率是用做抗战大轰炸时期的防空警报。此外，还被作为全城消防的“眺望楼”。重庆市消防联会在一封公函中就说，“本市小什字十字堂之钟楼，高耸矗立，鸟瞰全市，在抗战前曾担负释放火警信号之义务。”[18]

1940年8月20日，日本出动百余架飞机轰炸重庆，大火遮天蔽日，十字堂未能幸免，钟楼塔尖在这次轰炸中被毁，“小什字十字堂的塔顶沉浸在浓烟中。”[19]图15中的文字对这次轰炸中的十字堂做了图像和文字记载，“CHUNGKING，CHINA——NOTHING TO BOMBS——The charred steeple was all that remained of united church of Canada's" Church of the cross"Here after this city was subjected to five days and nights of Japannese bombing,The climax to three months of aerial bombardment which ended AUG.23……”文字提到，钟楼塔尖被烧焦，上文图13中哈里森·福尔曼拍摄的十字堂钟楼没有塔尖，应该就是在此次轰中烧毁的。在后来的数次轰炸中，十字堂钟楼几经毁灭，这对重庆火警传达造成诸多不便，以致当时重庆警察局一度想修复它。

“不幸在抗战期中遭受敌机焚炸毁灭，对于火警传达诸感不便，现经市警察局暨本会（重庆市消防联合会）为谋恢复使用……邀请市商会、银钱两业公会，一度商洽，并派员向该十字堂商洽妥协，允将该钟楼修复，约需金元伍万元左右……”[20]

但此愿终未达成，新中国成立后的老照片中依然能看到十字堂钟楼破败的身影，一直到1990年代，在城市大开发的浪潮中被彻底拆除，十字堂历经70余载走向了历史的终点。

回首百年之前，十字堂作为重庆母城最高建筑，一直留影于各种老照片之中，但少有文史资料加以详注，今以各类综合文献为材料，加以口述历史的佐证，试图管窥其一瞥。

注释：

[1] Benedictine Monks of Buckfast Abbey: Church Bells ，Lgnatius Press, July 1927，第1902页。

[2] 参见：Christian Educatiors Academy网站。

[3]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医院）志编纂委员会编：《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宽仁医院）志》，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9月第一版。

[4] 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建筑管理局编：《重庆建筑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43页。

[5] 塔楼或者钟楼，并不是只有教堂才有，一些西方公共建筑也会修建塔楼或者钟楼，参见[美]托帕特·哈姆林 著，邹德侬 译，沈玉麟 校：《建筑形式美的原则》，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2年12月第一版。

[6] 关于容真照相馆拍摄渝中半岛照片的时间目前尚未确定，但大概的时间是在20世纪的20-30年代。

[7] 参见网络文章：“几组跨越时空的对比照片，向你展现重庆的百年巨变”。

[8] 重庆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 重庆市建筑管理局编：《重庆建筑志》，重庆大学出版社，1997年3月，第111页。

[9]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371-388页。

 四川省宗教办公室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7-183页。

[10] 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四川省志·宗教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375页。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重庆市市中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重庆市中区文史资料 第5辑》，1993年2月。

[12] 刘吉西，李栋，赵永吉，钟群芳，刘伏乾，龙尚勇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出版社，1992年11月，第562页。

[13] 唐幼峰：《重庆十字堂的今昔》，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48年，第20卷第3期，第15-16页。

[14] 《英美会圣经学校（重庆）》，载于《兴华》，1916年，第13卷第41期第19页。

[15] 刘吉西，李栋，赵永吉，钟群芳，刘伏乾，龙尚勇编：《四川基督教》，巴蜀书社出版社，1992年11月，第562页。

[16] 寸木：《英美会震动渝中》，载于《通问报：耶稣教家庭新闻》，1919年，第846期，第7页。

[17] 唐幼峰：《重庆十字堂的今昔》，载于《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公报》，1948年，第20卷第3期，第15-16页。

[18] 重庆市消防联合会公函，消联总38字第008号。

[19] 李秉新，徐俊元主编：《侵华日军暴行总录》，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2月，第1202页。

[20] 重庆市消防联合会公函，消联总38字第008号。

图文：姜海涛  张真飞 兰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