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伏羲女娲图像的基本定型

伏羲、女娲形象在汉代画像中基本定型为：手执规矩等物、人首蛇身、日月背景，对称构图的模式，该主要形象的依据源于田野考古。目前笔者搜集到的资料显示，以此基本定型标准为标准，全国最早的伏羲、女娲画像位于河南洛阳卜千秋墓室壁画中，年代确定为西汉晚期，但其并无明确榜题。有明确榜题的，最早的伏羲、女娲画像发现地点在山东嘉祥，年代暂定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出自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山东地区汉代时期的伏羲女娲画像出土最为丰富，其构图与上述模式一致：手执规矩、日月背景，人首蛇身，对称分布。同一时期的河南、四川、陕西等地区也出土大量伏羲女娲图像，虽然存在绘画模式上的地域差异，但大体上是与山东地区的相似。资料显示，从制作的时间和出土物造像的分布中心看，以山东、河南为主的中原地区可能是伏羲女娲图像产生与发展的核心区域。[1] 

山东嘉祥武梁祠。在汉代众多极具特色的伏羲女娲画像石中以山东嘉祥武梁祠最具代表，在其中伏羲、女娲画像石左侧榜题“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为学界研究伏羲、女娲形象提供了直观、形象的考古资料。

图1 山东武梁祠西壁伏羲女娲画像石[2]

研究表明，山东嘉祥武氏祠是东汉嘉祥武氏家族墓地，约建于东汉桓帝、灵帝时期（朱锡录 《武氏祠画像石》）。在武氏祠中的武梁祠西壁，精美锐顶山花下的第二层刻有一些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帝王共11人，10幅画面。从右至左第一幅为伏羲、女娲图像，伏羲女娲均为人身蛇尾，蛇尾交缠，女娲在画面左侧举规，伏羲在画面右侧持矩，他们中间有一小孩，双脚如尾。[3] 伏羲女娲图像旁边刻有题记。

山东梁山县后银山壁画墓。出土了具有伏羲女娲榜题的图像，前室西壁画面分上下两层，上层绘天界，有人身蛇尾的伏羲，旁边刻有榜题“伏戏”[4]。 

图2 山东梁山后银山伏羲画像摹本[5]

从汉代开始，在东至海滨，西到四川、甘肃，南抵广西、云南，北达榆林，这一广大区域都散布着伏羲女娲画像遗存，存在于石室墓和砖室墓中。它们主要集中分布在以下四大区域：一是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区，其分布大致以鲁南的济宁、枣庄、临沂地区和苏北徐州地区为中心，这也是汉代画像石墓分布最广的一个区域；二是豫南、鄂北区，其分布以南阳为中心，东到唐河，北到叶县，南抵长江北岸的随州一带，主要地点有河南的南阳、唐河、邓州、新野，湖北省的当阳、随州等市县，这是汉代画像石墓分布与发现较集中的区域；三是陕北、晋西北区，主要分布在两省隔黄河相邻的北部地区，陕北汉代画像石以绥德，米脂较多，北到榆林，东沿黄河的神木，西至子洲、横山等县市，也都有汉代画像石墓遗存；四是四川、滇北区，多集中分布于嘉陵江和岷江流域，主要地点有：重庆、合川、成都、彭山、乐山以及云南的昭通等地。[6] 同时不同的地方，图像的构成略有不同，例如图3四川简阳鬼头山崖墓石棺上，我们也看到了两人的形象。伏羲在右，人首蛇身，头戴冠，一手高举，一手前伸，未持其他地区常见的矩，双手未持物，右上方标题“伏戏”；女娲在左，人首蛇身，背上生羽，双手斜上举（向右），未持其他地区常见的规，双手未持物，右上方标题“女絓”，女字上部漫漶，伏羲女娲两尾之间有一龟，榜题“兹武”（玄武），女娲左侧有一站立的小鸟，昂首翘尾，榜题“九”，即“鸠”。[7]

图3 鬼头山东汉崖墓伏羲、女娲图[8]

从考古材料上看，伏羲女娲图像的主要表现为手执规矩、日月背景，人首蛇身、对面而立，但亦有双手无物的例外。从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的分布上看，几乎覆盖整个华夏地区，但以山东地区出现最早且最为丰富。以上现象首先显示出伏羲女娲文化在帝国的境内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其次亦表明汉代山东地区儒家思想的浓厚，以溯祖认宗、讲求孝道为重要内容的画像石、画像砖题材盛行。

二、伏羲女娲图像的传播与形变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原来大量出土伏羲、女娲图像的中原地区已经很少出土伏羲、女娲图像，但是在辽东和辽西地区，则出现了人物形象本土化但是画面布局、内容与中原地区高度相似的伏羲、女娲图像。隋唐时期，中原地区经过魏晋、五胡十六国、北朝的动荡，伏羲、女娲图像基本绝迹，但是在甘肃敦煌、新疆吐鲁番地区大量出土伏羲女娲图像，且与河西魏晋画风类似。[9] 据此，我们可以根据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的年代、地区和图像特征，对古代文化交流与传播的状况有所了解。

（一）伏羲、女娲图像的东渐

东汉末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汉人或主动或被动迁徙至河西、辽东地区。

我国辽东地区的伏羲、女娲图像主要出土于吉林集安古高句丽王国壁画墓中，目前为止，吉林集安发现的高句丽墓有万数之多，其中壁画墓出现于公元四世纪中期并延续到公元六世纪中期，其时亦为古高句丽王国势力最盛时期。

集安五盔坟四号墓是一座高句丽晚期的壁画墓，绝对年代约公元六世纪末。在其墓室的第一重顶石上绘有伏羲、女娲形象，伏羲、女娲分别在右位和左位，伏羲人首蛇身，束发男相，女娲人首蛇身，披发女相，从其他方面亦能分辨男女不同。同时伏羲头顶有三足乌的太阳，女娲头顶有蟾蜍（不甚清晰）的月亮，两者中间和两侧是菩提树和星云。壁画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表现出强烈地对汉代墓葬壁画的继承。

①女娲 ②伏羲

（二）伏羲女娲图像西传

汉武帝时期在敦煌设郡，自此开始大量中原人口迁入敦煌，以中原人口为载体的中原传统文化在敦煌扎根发展。其后敦煌进入了一个稳定有序的开发时期，这个过程可见于各个时期开拓者的墓葬分布。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不断，之前盛行的伏羲、女娲图像几乎消亡，而甘肃河西地区魏晋墓则多有描绘伏羲、女娲图像的现象，可见伏羲女娲的信仰在这里得到传播和流布。并且在甘肃魏晋时期的伏羲女娲图像中，具有汉代中原特点与本地少数民族文化交融的鲜明地域文化特征。

①伏羲（上） ②女娲（下）

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在对敦煌佛爷庙湾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时首次发现了魏晋时期的壁画墓。1991年敦煌市博物馆在佛爷庙湾墓葬群发掘一座被盗的画像砖墓，编号为M1。伏羲女娲画像砖被镶嵌在M1外甬道的照墙上[11]。照墙第一层第一砖为伏羲，第三砖为女娲， 伏羲画像砖平面为近似正方形，画像砖四周边框用白线描画，伏羲为画面主体，人首蛇尾，背有双翼，右手持规。女娲画像砖平面亦为近似正方形，画像砖四周边框用白线描画，女娲人手蛇尾，左手持矩。

隋唐时期的伏羲女娲绢画在吐鲁番大量出土，主要集中在吐鲁番的阿斯塔纳古墓群第二期（6世纪初～7世纪中）和第三期（7世纪中～8世纪中），时代对应为十六国到盛唐，墓主人多为居住在高昌的汉人。几乎所有的墓室顶上或者棺盖上都有女娲图。[12] 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在西域传播的伏羲女娲图像，局限于地理环境不再使用石刻或画像砖材料，而改成了绢绘。而相对干燥的自然环境又使之在土坑墓中得以较好地保存。

图6斯坦因 《亚洲腹地考古图》 伏羲女娲绢画

新疆地区的伏羲女娲绢画。画面主体是伏羲、女娲交缠，两者人首蛇身，左侧伏羲左手持矩，右侧女娲右手持规，伏羲右手臂与女娲左手臂相拥或绘为一体，蛇尾交缠，并一改之前的不缠绕或只缠绕一道，交缠少则一次多则四次，常为一到三次，腰间有短裙，其上绘日，其下绘月，背景为星辰。这一时期的伏羲女娲穿着打扮具有当地特色而且更市井化。新疆地区出土的伏羲女娲图像与中原地区相比较，在构图方式、绘画内容和用途上都显示出了对中原的继承和发展。自汉武帝时期打通河西走廊一直到盛唐时期，中原与西域的联系，甘肃与新疆的联系从未停止。人口的流动、信息的传播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发展。位居统治阶层的汉民族事死如事生的丧葬之风，必然较大地影响到移居地的风土民情，并与之相融合。

汉王朝为保护对东西的交通设立了安东、安西都护府，伏羲女娲信仰亦随之传入且成为“官方信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原战乱，一方面导致内地伏羲女娲图像热的衰减，另一方面又致使大量汉民避乱外迁。前后双重合力的结果就是在远离中原的辽东、河西地区伏羲女娲信仰和图像得到了延续，并且逐渐形成了民族融合的趋势。

结语

研究伏羲、女娲文化，探讨其图像内涵，无疑有利于我们厘清华夏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历程。综上所述，本文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其一，伏羲、女娲均为华夏民族的最古老的创世神，它们产生于华夏先民与蛇相关的图腾崇拜，两者最初是各自独立的神灵，其中对女娲信仰可能更早；其二，伏羲、女娲合二为一的对偶神形象大致出现于汉代，它是当时人对远古图腾与神话历史化的体现，是礼教社会对华夏民族起源及繁衍解读；其三，伏羲、女娲合体图像自汉代便形成了基本定式仅有些许地域差异，它们体现出浓厚的大时代气息和儒学认知；其四，魏晋至唐，辽东河西伏羲女娲文化的发展是对中原的延续，汉时对边关的维护和魏晋战乱汉民的外迁起了双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