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荔枝道”或“洋巴道”的早期历史，常被提及的军事事件为《晋书》所载的曹魏太和四年时司马懿“溯沔伐朐䏰”一役，学界多引此来证明该段道路通行历史悠久。

《晋书.宣帝纪》中对此事件有较详细的记载：“四年，迁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曹真伐蜀。帝自西城斫山开道，水陆并进，溯沔而上，至于朐䏰，拔其新丰县。军次丹口，遇雨，班师。”即曹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时，司马懿升任大将军、加大都督、假黄钺，与大司马曹真一起伐蜀。其从西城（现陕西省安康市）开拓道路，水陆并进，沿着沔水（汉江）逆流而上，直达朐䏰，攻克新丰县，驻军丹口，后遇大雨班师。朐䏰，始建于秦，隶属巴郡，汉晋六朝皆有沿袭，其治所位于重庆云阳县的旧县坪，该说已被考古工作所证实，2004年云阳旧县坪遗址曾出土“汉巴郡朐䏰令景云碑”（图1）。然而文献中关于此段历史的记载相对模糊且多有紊乱之处，学界历来存在一定争议，鉴于此事件对“荔枝道”调查研究意义重大，本文尝试结合文献梳理与部分实地调查发现作一初步考略。

关于司马懿此次行军的路线，蓝勇先生早年即做出推测：“如此则此次进军蜀地是取道洋万涪道的，即大军从安康溯汉江到西乡取洋巴道到开县、万县、万县东的古朐䏰”，同时进一步推断“可见这条古道取用是很早的”[1]，学界亦多引用此说，如《中国蜀道.第一卷.交通路线》中提出“司马懿的陆军从安康溯汉水到西乡，走的是子午道南段，由西乡南下，则是取洋巴道入开县、万县、朐䏰。由此可见，三国初期这条道路就巳存在了 ，而司马懿能循此道进军，则此道开通必在三国以前无疑”[2]。此说大体路线为沿汉江流域的汉江-牧马河-泾洋河河谷一线向南行进至嘉陵江流域的后河河谷，翻越大巴山主脉进入川东平行岭谷区域，最终向东南方向抵达长江沿岸的渝东北地区，其兼顾了地形及通行条件等要素，具有相当的合理性，然而结合史实分析，其北段即陕西汉中段的路线问题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从曹魏方面背景分析，依原文献中“与曹真伐蜀”[3]可知，司马懿此战并非单独行动，而是与曹真联合。太和四年曹真升任魏国大司马，权势及声望都达到了人生的顶点，“四年，朝洛阳，迁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4]，也正是其向魏明帝曹叡提出“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5]的建议才促成了此次伐蜀事件，实际上曹真才是太和四年汉中之战的统帅，“帝从其计。真当发西讨，帝亲临送”[6]。同时，此次伐蜀的核心思路为分进合击，依文献记载“真以八月发长安，从子午道南入。司马宣王溯汉水，当会南郑。诸军或从斜谷道，或从武威入”[7]，“八年秋，魏使司马懿由西城，张郃由子午，曹真由斜谷，欲攻汉中”[8]，可知魏军大抵进攻部署为曹真自褒斜道，张郃自子午道，司马懿自西城沿汉水，陇右凉州方面军队自祁山道行军，诸军进入汉中地区后再行围攻，此次军事行动规模庞大，对蜀道诸路线的利用程度颇高，堪称精妙。然而，此会师计划因天降大雨阻断道路并未成功实施，“会大霖雨三十余日，或栈道断绝，诏真还军”[9]，“大雨道绝，真等皆还”[10]，仅张郃部先锋夏侯霸一军进入汉中盆地边缘地带，亦无功而返，“子午之役，霸召为前锋，进至兴势围，安营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战鹿角间，赖救至，然后解”[11]。

其次，从蜀汉方面背景分析，汉中地区位于秦岭、大巴山之间，川陕间多条交通路线均经过此地，是蜀道系统的关键性节点，地理位置极其重要，有“北瞰关中，南蔽巴蜀，东达襄、邓，西控秦、陇”[12]之称。于蜀汉政权而言，其既是防御益州北部的重要屏障，也是向雍、司、荆、凉各州扩张的关键支点，故自政权成立之初便对汉中地区的攻略极其重视，“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 [13]。蜀汉政权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举倾国之力夺取汉中地区后，便开始于此经营防御体系，此过程大致可分为先主刘备和后主刘禅两个阶段 ：依文献记载“汉建安二十四年，先主于兴势作营”[14]， “蜀先主遣诸葛亮出骆谷，戎兴势山，置烽火楼”[15]；“建兴……七年……冬，亮徙从府营于南山下原上，筑汉、乐二城”[16]，“蜀时以沔阳为汉城，成固为乐城”[17]可知，在太和四年汉中之战前蜀汉已于汉中地区构筑了兴势（今陕西洋县北）、汉城（沔阳，今陕西勉县）、乐城（今陕西城固县）等防御据点。同时，蜀汉方面对于此战亦相当重视，丞相诸葛亮亲自率军于城固、赤阪（现陕西省洋县东龙亭山）地区严阵以待，“丞相亮待之於城固、赤阪”[18]，并抽调江州都督李严带兵二万增援，“以曹真欲三道向汉川，亮命严将二万人赴汉中”[19]，最终因“大雨道绝，真等皆还”[20]，战事方告一段落。（图2）

太和四年的汉中之战，虽因天气原因导致魏蜀双方未发生大规模战事，然而结合上述背景分析及相关图示仍不难看出，司马懿部作为偏师，在其他几路魏军因雨未能按既定计划进入汉中地区的情况下，“从安康溯汉江到西乡取洋巴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从魏军角度，此举无疑是孤军深入，为兵家之大忌，也与史书中对司马懿“兵动若神，谋无再计”[21]的评价不符；其次从蜀军角度，大战在即之时，诸葛亮也不会放任一军于汉中地区内部进退裕如，滋扰后方；退一步讲，若该进军路线真实成立，依前文夏侯霸部“进至兴势围”的文献记载，此两支魏军实际上已形成前后呼应之势，当对战局产生不小影响，不至草草收场。最后尤为重要的一点为，蜀汉章武元年(221年)，分成固县南境置南乡县，设县治于归仁山(今陕西镇巴县渔渡坝古城堡)，并作为张飞食邑，此地扼守大巴山交通咽喉，为自西乡南下取洋巴道入川的必经之所，是蜀汉军事重镇，然查阅文献未见有战事记载，难圆其说。

此外，“溯沔”本身概念的变化亦值得我们关注，“沔水”原指汉水源头之一，“出武都沮县东狼谷，东南入江”[22]，后被引申为汉水别称，至汉末三国时期，其指代范围进一步宽泛化，如建安二十四年时蜀汉先主刘备派遣刘封攻略上庸，文献记载“乃遣封自汉中乘沔水下统达军，与达会上庸”[23]，上庸郡治在今湖北竹山县西南，地处汉水支流堵河流域，并不位于汉水干流之上（图3）。由此推断，太和四年时司马懿的“溯沔而上”已不宜机械的理解成沿汉水干流行进，而应把汉水各主要支流也考虑在内。

通过上述分析，依相关史实及地望判断，笔者认为司马懿此行自西乡向南穿越汉中地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其自西城进入大巴山腹地相对合理的路线为取任河（及其支流）谷道沿线行军至后河河谷最终进入洋巴道。任河为汉江上游最大支流，发源于重庆市城口、巫溪和陕西省镇坪三县交界的大燕山（古名万顷山）的“三棵树”，其流经重庆城口、四川万源、陕西紫阳三地，在巴山北麓紫阳县城汇入汉江。此路线在古代被称之为“王谷道”或“任河道”，蓝勇先生早年曾进行调查，论证其西段大致路线为“从金州（安康）溯汉江到紫阳，经下房沟、权河塘、辛滩、大坝塘、毛坝关、二州垭、田坝河至大竹河，西取陆经庙坡、土垭子、伎货铺、邓家坝、金竹坝至黎树接洋巴道”[24]（图4）。与前文提及的汉江-牧马河-泾洋河河谷路线相比，司马懿选择此路线有如下优势：其一，从军事上分析，此路线可避开蜀汉重点防御的汉中地区，尤其是扼守要冲的南乡县据点，达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的效果；其二，从道路里程上分析，此路线较自西乡向南穿越汉中地区距离要大大缩短，可以节省行军时间；其三，从交通条件上分析，任河是古代秦巴山区的重要水路，明清时为川盐、杂货入陕的重要航运通道，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万源市大竹镇（大竹河）还设有航管站进行水运管理和调度（图5、图6），选择此路线行军可依托任河水运之便，也与文献中“斫山开道，水陆并进”的记载相符。实际上此路线被用于战事行军并非孤例，明末农民战争时，张献忠部即曾取此道由陕入川，驻守玛瑙山（今万源官渡镇东）,“闰正月，良玉合诸军击贼于枸坪关，献忠败走，良玉乃请从汉阳、西乡入蜀追之……时献忠营太平县大竹河,良玉驻渔溪渡。未几,总督崇俭引其兵来会。贼移军九滚坪,见玛瑙山峻险,将据之”[25]。本次调查时于任河道椿树坪段发现有古栈道及碥道遗存，亦证实了该处道路的久远历史及传承沿用（图7）。

取该路线由陕入川与洋巴道汇合后，即进入今四川省万源市及宣汉县北部地区，此区域在三国时期属蜀汉巴西郡东北部，当时地僻人稀，未设立郡县治所，行政管理与军事防御相对松散，也为魏军快速进军提供了条件。再向东翻越大巴山南麓的川东平行岭谷即可进入巴东郡（今渝东北地区），最终抵达长江沿岸的朐䏰县所在（今云阳双江街道），达成初步战略目标。（图8）

原文献中“至于朐䏰，拔其新丰县”的记载有明显的紊乱之处，汉时新丰县为刘邦在秦骊邑的基础上修建，其治所位于今陕西临潼区新丰镇西，此方位与长江沿岸的朐䏰背道而驰，互相矛盾。故蓝勇先生早年提出“疑‘新丰县’为晋汉丰县之误”[26]的推测，汉丰县“以汉土丰盛为名”[27]，为蜀汉先主刘备于建安二十一年设立，县治位于今重庆开州区汉丰街道，与朐䏰县相邻，此说被学界引用甚广，《中国蜀道.第一卷.交通路线》中即持此说， 认为“所谓 ‘拔其新丰县’，自当应为晋汉丰县 ”[28]。

从文献学角度分析，蓝勇先生此说有一定可取之处，《晋书》成书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为以房玄龄为首的二十一人团队编撰，其成书时间与两晋已相隔甚远，实际上为参考以南齐学者臧荣绪所著的《旧晋书》 为代表的所谓“十八家晋史”编撰而成，其史料取舍不够严谨的问题，历来为历史学者所诟病，同时《晋书》行世后，诸家晋史逐渐亡佚，至南宋时失传，导致现今部分研究已缺少原始材料，故关于“拔其新丰县”的记述出现时空漂移、难以考证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便断言“‘新丰县’为晋汉丰县之误”仍略显武断，此外原文献“至于朐䏰，拔其新丰县”中“其”字应指代从属关系，而朐䏰县和汉丰县同为县级行政单位，当不满足此点，所以此处“新丰县”的真实含义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思考。

依此思路，笔者认为此处的“新丰县”实际上为南齐设立的新丰县之误，依文献记载南齐时梁州上庸郡设“上庸、武陵、齐安、北巫、上廉、微阳、新丰、新安、吉阳”[29]九县，此新丰县治所位于秦巴山区的湖北十堰市竹溪县东南（图9），至南梁时，其地位进一步提高，以致上庸郡更名为新丰郡，“上庸梁曰新丰，西魏改焉”[30]。此处有一关键性问题需要讨论，文献记载，太和二年（228年）司马懿平定孟达复叛事件后，上庸郡已重新归于魏国管辖，依此而论，太和四年时新丰县辖地应已归属魏国，也就不应存在“拔其新丰县”的记载。然而上庸地处三国交界的东三郡地区（魏兴、上庸、新城），各方势力于此多有渗透，归属权曾数度易手：其原属魏国，建安二十四年时蜀汉夺之，次年守将孟达降魏，上庸重新归于魏国统治，太和元年时孟达又被诸葛亮劝诱，欲复归蜀汉，被司马懿迅速平定，但此处仅有攻克上庸郡城（今湖北十堰市竹山县）的记录，“上庸城三面阻水，达于城外为木栅以自固。帝渡水，破其栅，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达甥邓贤、将李辅等开门出降”[31]，同时结合孟达复叛时，吴蜀两国曾派兵深入魏兴郡（今陕西安康市及湖北郧县、郧西地区）支援的文献记载判断，“吴蜀各遣其将向西城安桥、木阑塞以救达，帝分诸将距之”[32]，笔者推测至太和四年时，魏国并未完全控制上庸所属的东三郡地区，此处的“新丰县”即为该区域蜀汉残余势力据点，或为南齐时所设新丰县的前身，因此时郡城上庸已失，故暂时归于临近的朐䏰县管辖，这也就与“至于朐䏰，拔其新丰县”的文献记载相符。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司马懿此行前的太和四年六月，魏国裁撤上庸郡，将其并入锡郡，“太和四年，又省上庸入锡郡”[33]，锡郡郡治位于今湖北十堰市郧县五峰一带，与上庸相比有明显北移，此举或为魏国为规避该区域残余敌对势力而进行的政区重新整合。

此新丰县东北约100公里处有丹江流经，丹江为汉江支流，发源于陕西省商洛市西北部的秦岭南麓，流经陕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在今湖北省丹江口市汇入汉江。其古称丹水，与均水（亦称钧水，今老鹳河）在南乡郡（今河南南阳淅川县）境内汇合，此处古称析口，因均水上游（与丹水汇合前）别称析水而得名，依文献“析水……而南流入丹水县，注于丹水，故丹水会均，有析口之称”[34]，“析水，北自卢氏县界流入，与丹水合，古今谓之析口”[35]可知，“析口”之名盖因古人认为析水于此处汇入丹水而得之。然而“析口”一词始见于《水经注》，于三国时期之前仅有“丹水，水出上雒冢领山，东至析入钧”[36]的记载，可见当时丹水被视作均水支流，依前文所举命名规律，笔者推测文献中所云的“丹口”即为此处，实际上其为“析口”之别称。

观察“朐䏰”、“新丰”、“丹口”的位置关系不难看出，此路线实际上为司马懿突袭蜀汉巴东郡后，向魏国核心区域雍司二州回师之路线，这也与文献中“军次丹口，遇雨，班师”的记载相符。此条路线的选取具有较高的合理性，其一，此时魏蜀双方争夺焦点在汉中地区，蜀汉对于渝东北的巴东郡防御相对松散，尤其是随着江州都督李严的调任和永安都督陈到的离世（陈到逝世年份尚存争议，依蜀汉征西将军官职变迁可推定为230年之前[37]，本文取此观点）, 蜀汉在该地区已无充足兵力及优秀将领可制衡司马懿部；其二，太和二年，孟达在上庸复叛时，司马懿本人曾自宛城（今河南南阳）带兵平乱，“斩达，传首京师。俘获万余人，振旅还于宛”[38]，其对此区域地理相对熟悉，便于指挥快速行军。在此基础上，魏军方能在完成此次跨越秦巴山区的军事突袭后全身而退，顺利回师。（图10）

[1] 蓝勇 《四川古道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2] 李久昌 《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一卷，交通路线，第574页。

[3] 房玄龄等 《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

[4] 陈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

[5] 陈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

[6] 陈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

[7] 陈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

[8] 陈寿 《三国志.后主传》，中华书局。

[9] 陈寿 《三国志.诸夏侯曹传》，中华书局。

[10] 陈寿 《三国志.后主传》，中华书局。

[11] 裴松之 《裴注三国志.诸夏侯曹传》引魏略，中华书局。

[12]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中华书局。

[13] 陈寿 《三国志.霍王向张杨费传》，中华书局。

[14] 顾祖禹 《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六.陕西五》，中华书局。

[15]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二》，中华书局。

[16] 陈寿 《三国志.后主传》，中华书局。

[17] 常璩 《华阳国志.汉中志》，中华书局。

[18] 陈寿 《三国志.后主传》，中华书局。

[19] 陈寿 《三国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中华书局。

[20] 陈寿 《三国志.后主传》，中华书局。

[21] 房玄龄等 《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

[22] 许慎 《说文解字》，中华书局。

[23] 陈寿 《三国志.刘彭廖李刘魏杨传》，中华书局。

[24] 蓝勇 《四川古道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74页。

[25] 张廷玉等 《明史.左良玉传》，中华书局。

[26] 蓝勇 《四川古道交通路线史》，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68页。

[27] 常璩 《华阳国志.巴志》，中华书局。

[28] 李久昌 《中国蜀道》，三秦出版社，2015年，第一卷，交通路线，第574页。

[29] 萧子显 《南齐书.地理志.州郡下》，中华书局。

[30] 魏征 《隋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

[31] 房玄龄等 《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

[32] 房玄龄等 《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

[33] 王严恭等 《郧阳县志.卷一》。

[34] 郦道元 《水经注.卷二十》，中华书局。

[35] 李吉甫 《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三》，中华书局。

[36] 班固 《汉书.地理志上》，中华书局。

[37] 常璩 《华阳国志.卷七》，”八年春……迁姜维护军、征西将军”,中华书局。

[38] 房玄龄等 《晋书.宣帝纪》，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