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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带“沱”地名类型、特点及其与考古遗址分布研究——以江津金刚沱为例
发布人:  2024-12-24

引言

重庆是一座山水之城,山水相依,有巴山渝水之称。其地貌结构复杂,呈现出山多水密,山水相连的局面[1]。由于重庆多山多水,所以地名的命名往往多与山水相关,如垫江、合川、黔江、酉阳、南岸、涞滩等,另外还有依据水利工程坝、堰、塘、井、桥等来命名的,最有特色的是以浩、沱、盘、碛等与水有关的地貌来命名的,如龙门浩、牛角沱、洛碛镇等[2]。其中“沱”有着丰富的含义,最初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记载:“沱,江之别流也。”,主要是指大江的支流,现多指可以停船的水湾,多用作地名。“沱”不仅在地名学上极具研究价值,在巴渝文化的考古学研究中也有重要意义,特别是考古遗址多有分布于“沱”所在的区域,如石沱遗址。正如李能交指出,在考古视野下,地名具有考古属性、历史属性、地理属性、方言属性,地名结合地形地貌和山水形胜往往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对开展考古学调查和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3]。因此,有必要系统地梳理“沱”的历史分布、词义演变以及有关的“沱”地名类型、特点和“沱”所在区域的文物遗存,厘清巴渝地区的“沱”地名与文物遗存的关系(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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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沱”区域文物遗存分布图

一、“沱”的相关研究

涉及“沱”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历史分布和词义演变、空间分布与成因、类型与数量统计等。如唐磊对“沱”的历史分布和词义演变进行过深入研究,据他统计先秦至清代文献中可见记载分别有151次、489次、556次和1492次,而词义上则从“江之别流”延伸至凡水溢出别为小水,皆可曰沱,最后拓展到沱边地的回水湾和回水沱等;而在地域分布上,历史文献中出现的地名多分布在四川、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西、云南和贵州等地,他指出“沱”是典型的古楚地名词[4]。周文德也指出“坨”与“沱”地名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沱”是中国南方地区地名通名用字中很有特色的字[5]。利用百度地图等观察现在的地名情况,可见分布于四川省和重庆市的“沱”地名共899处,约占全国“沱”地名总量的75%[6],其中重庆有364处之多。在《三峡库区(重庆段)乡村地名文化景观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中,提出以河、水、湾、溪、沱等字样为主的水文类地名占地名总数的16.82%。张万仪等也指出,沱、滩、溪、湾、沟等是具有地域特色的重庆地名[7]。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沱字篇》[8]重庆的“沱”地名有的以沱的形状或岸上参照物命名,如窍角沱、牛角沱、白沙沱、兰花沱、大沱口,有的则以岸上居住人家的姓氏取名,如唐家沱(图二)、郭家沱、王家沱、李家沱等,而根据统计,重庆中心城区带“沱”的地名约有32处,全市约有598处,而在全市的镇街乡地名中,带“沱”字的有7个,社区村有37个(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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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唐家沱位置示意图

综上,我们可以分析出“沱”地名在重庆在空间上分布广、在时间上延续长,是一种地域特色突出的地理和文化现象,其主要是指分布在山河相连的回水湾,也叫回水沱,特点是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的生产生活。但,我们可以看到既往的研究中缺少对巴渝地区的“沱”地名与文物遗存。基于此,我们依据重庆地区的三普文物统计表对重庆地区带“沱”字的文物遗存及分布在带“沱”地名的文物遗存进行了简要梳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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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重庆地名文化地图(沱字篇)[9]

二、文物遗存分布

重庆地区带“沱”字的文物遗存和名字不带“沱”字但分布在带“沱”地名区域的文物遗存数量较多,我们依据重庆地区的三普文物统计表统计共计473处,其中有4处遗址时代不明,排除不计,故合计有469处遗存[10],其中带“沱”字的文物遗存有97处。从时代上看,上起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下至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均有文物遗存分布,类型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从空间上看,分布的区域涉及28个区县,尤其以涪陵区、永川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武隆区、合川区和江津区等区县分布较多。下面详细介绍。

(一)时代分布

从旧石器时期一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历史上的各个不同时段或多或少均有与“沱”相关的文物遗存分布。我们把446处文物遗存按照先秦时期、秦汉至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以及近现代时期进行分时期统计。从统计情况,我们可以看到,隋唐五代至宋元明清时期重庆地区与“沱”相关的文物遗存数量是最多的,其次是近现代时期,再次是秦汉至南北朝,数量最少是先秦时期(图四),这与唐磊提出“沱”字数量从先秦至清代逐渐递增这一结论极为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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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沱”区域文物历时图

当然,还有23处文物遗存延续时间较长跨越两个或多个时代,对于此类遗存我们单独梳理,并按其主体遗存的主体时代进行归纳。如江津丁家沱墓群[11]和忠县邓家沱遗址[12],江津丁家沱墓群有汉代和明代墓葬遗存,以汉代墓葬为主体;而忠县邓家沱遗址有新石器时代晚期、商末至两周、两汉、六朝、唐宋、明清等多个时段的遗存堆积,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经过对23处文物遗存的分析,可划分为先秦时期遗存和秦汉及以后时期遗存,可见秦汉及以后时代的遗存略多于先秦时期遗存(图五)。值得提出的是,位于长江三峡库区淹没及迁建区的云阳马沱墓地由于被淹没,未收录进《重庆市三普总目录》,该墓地地处长江边的回水沱区域马沱村,发掘清理东周、两汉、六朝墓葬54座,以东周和两汉的墓葬为主[13]。该墓地是先秦和秦汉时期一处极为典型的区域文物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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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沱”区域文物遗存时代分布图

为了厘清不同的时段文物遗存的类型是明显的差异,基于此,我们按照不同时段对文化遗存的类型进行了统计。通过统计,我们可以看到从先秦时期至近现代时期,文物遗存数量和文物遗存类型逐渐增多(图六)。而对于延续时间较长的遗存,我们统计后发现,先秦时期古遗址数量较先秦及其以后时期多,而古墓葬较先秦及其以后时期少(图七)。当然,遗存数量和类型的变化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牵涉到经济、政治及文化等诸多方面。当然,因地制宜对“沱”地区的更全面、更多元的开发与利用,比如航运、养殖、农业种植和集镇贸易等,则可能是更为具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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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六 “沱”区域文物遗存类型与时代演变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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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七 “沱”区域文物遗存类型与时代演变图二

(二)空间分布

从空间上看,在重庆28个区域共分布473处与“沱”有关文物遗存,部分区县分布较多,如涪陵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和永川等,分别分布95处、67处和64处;部分区县分布较少,甚至仅有1处分布,如丰都、忠县等(图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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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沱”区域文物遗存空间分布图

整体上看,473处与“沱”有关文物遗存主要是沿着长江、嘉陵江、乌江及其支流区域分布。按照空间位置把重庆进行划分,可以看到渝西地区与“沱”相关的文物遗存分布数量最多,其次为渝东南武夷山区,再次为渝东新城地区,中心城区和渝东北三峡库区分布较少(图九)。渝东北三峡库区分布较少的原因可能与文物遗存多数被库区蓄水掩埋水下有关,未能登录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表中。例如,我们根据第三次文物普查数据分析发现先秦遗址的分布情况发现,渝东北三峡库区的与“沱”有关的先秦遗址有8个,占比高达42%,比较有名的遗址有万州的麻柳沱遗址、忠县的邓家沱遗址等。不同的“沱”区域分布的文物遗存数量和类型也有着明显不同,如长江入涪第一镇涪陵的石沱镇便分布了各类文物遗存达52处,包括有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和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时间上从汉代一直到近现代均有文物遗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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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沱”区域文物遗存区域分布图

(三)分布特点

重庆地区多山多水,山水相逢形成了这大大小小、许许多多的“沱”,这些“沱”区域往往地势较为平坦、土壤肥沃,既是天然的航运码头,又是最适宜鱼类生长繁殖的优良场所,凭着这些优良条件往往就汇聚起人群,形成集镇。时间上,我们可以发现,从先秦时期到近现代,“沱”区域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位选择,而且越来越受到青睐,因此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数量越来越多,类型越来越丰富的文物遗存分布特点。空间上,“沱”区域文物遗存的分布呈现出明显的区域特点,以渝西地区、渝东南武夷山区和渝东新城区域文物遗存分布较多较密集。具体到区县来看,涪陵、石柱、永川、武隆、合川和江津等区县分布尤为密集,约占总数的72.5%。其中,有5处“沱”区域分布文物遗存数量较多,包括永川的朱沱镇分布文物遗存62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西沱镇分布文物遗存60处、涪陵的石沱镇分布文物遗存52处、南沱镇分布文物遗存31处、合川渭沱镇分布文物遗存28处,合计占比达49.3%。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镇基本上均为所在区县的重要乡镇,地理位置优越,经济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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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十 永川朱沱镇大环境(图片来自永川文旅公众号)

四、江津金刚沱的文物遗存

金刚沱位于江津区油溪镇,根据1995年版《江津县志》记载:“地处金刚沱,以位于长江回水沱岸和此地曾有一金刚寺得名。”金刚沱位于长江西侧台地,东临长江,北侧为油溪镇,南侧为白沙镇滩盘社区,西南与石门镇、白沙镇交界,西靠油溪镇三圣社区。成渝铁路沿着金刚沱台地东侧穿过。金刚沱台地形如弯月,三面环山,东临长江,间有溪河。金刚沱台地分布有先秦时期和其它历史时期的重要文物遗存,结合既有的文献记载和我们近几年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将分布的文物遗存情况如下。

金刚沱分布有始建于南北朝梁武帝时期的护国寺和始建于清代的金刚观音寺[14],还分布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条铁路成渝铁路。根据我们对金刚沱台地的调查,发现台地分布有较多的先秦时期遗存,如梧桐土遗址、大土遗址、大河边遗址、麻柳溪遗址等,还分布有汉代以及宋明时期的墓葬。

金刚沱地势平坦、背山面水,具有纵深腹地,周围为地山丘陵,具有良好的环境优势,是一片极其适宜古代人类生产生活的沃土。例如,大土遗址的试掘和梧桐土遗址的发掘,反映出先秦时期在金刚沱台地有人类在此地生活。根据梧桐土遗址2022年的发掘成果(图十一),从出土的石璋、铜钺状石范、有肩石斧可以看到梧桐土遗址已出现文明要素的苗头[15](图十二)。直到近现代,金刚沱因其紧邻长江,是天然泊船良港,具地利之便,逐渐繁荣昌盛。金刚沱多为河滩地,早年盛产冬瓜与甘蔗,产业结构调整后,盛产龙眼[16],现在主要种植蔬菜,盛产青花椒和龙眼。

图十一 金刚沱大环境

 

图十二 梧桐土遗址2022年发掘区位置

五、结语

重庆山水相依造就了具有特色的“沱”区域,正如《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沱字篇》[17]中指出,“沱”湾区域具有许多重要的特点,一是水深流缓,适宜鱼类生存和繁殖;二是沱湾属于凸岸,岸边平坦开阔远离江水侵蚀适宜人类居住;三是沱湾适宜停船,往往形成码头,码头又往往形成街道,最后多会形成乡镇(街道)或者重要的港区。“沱”湾地区还具有其他优良的特点,比如土壤肥沃,可以发展种植业;周围为低山丘陵,既是天然的保护屏障,又是开展狩猎采集活动的最佳选择。因此,我们认为“沱”湾区域自古以来都是人类生活的重要区域。重庆地区有着大量的“沱”湾区域,通过对分布在其区域内的文物遗存时空演变上的梳理与分析,结合对金刚沱文物遗存分布情况的案例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地区的“沱”湾区域从先秦一直至近现代时期往往均为人类活动的重要区位选择,在今天仍然也是许多市镇所在地;“沱”湾区域是开展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与石刻及近现代文物遗存等调查和研究的重要区域,对于考古学研究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注释:

[1] 周文德:《谈谈重庆市政区地名通名的山水特色》,《中国地名》2013年第10期。

[2] 涂风帆:《从地名解读重庆水文化历史渊源》,《浙江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第31卷第6期,2019年12月。

[3] 李能交:《考古学视野下的小地名文化》,《重庆考古》2022年6月21日。

[4] 唐磊:《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第110—122页,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5] 周文德:《“沱”与“坨”地名的文化差异》,《中国地名》2012年第4期。

[6] 唐磊:《汉语地名的语言文化研究》,第110—122页,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年。

[7] 张万仪、李蕾等:《重庆地名的历史文化意蕴探究》,《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

[8]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沱字篇》,《每周一图》2020年第34期。

[9]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沱字篇》,《每周一图》2020年第34期。

[10] 引自《重庆市三普总目录》(内部资料)。

[1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渝西长江流域考古报告集》,第241~252页,科学出版社,2022年10月。

[12] a.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邓家沱遗址2001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第1169~1229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b.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邓家沱遗址2003年度发掘简报》,《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3卷》,第2127~2176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1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文物局等:《云阳马沱墓地2001年度发掘报告》,《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第626~681页,科学出版社,2007年。

[14] 施迎合:《长江回水金刚沱》,来源:重庆市地方志办公室,2024年8月9日。

[15] 陈东、卢林明:《江津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阶段性收获》,《重庆考古》2022年6月2日。

[16] 东胜场:《油溪金刚沱,老成渝铁路线上的历史文化重镇》,《今日头条》2020年10月5日。

[17]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重庆地名文化地图之沱字篇》,《每周一图》2020年第34期。

 

文稿:卢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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