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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城遗址出土宋代铜质象棋子赏析
发布人:  2024-12-24

钓鱼城遗址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地处嘉陵江、渠江、涪江三江交汇处(图1),最高海拔391.22米;西距合川城区约5千米,南距重庆主城区约56千米,总面积约2.5平方千米(图2),行政隶属钓鱼城街道办事处。在13世纪宋元(蒙)战争中,钓鱼城为宋廷川渝山城防御体系的重要支柱之一,从淳祐三年(1243年)到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依托钓鱼城“山、水、城”三位一体的城池防御体系,创造了以山城设防击败蒙古铁骑的奇迹[1],对宋、元(蒙)和欧亚大陆战争与时局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钓鱼城在长达36 年的保卫战中,写下了中外战争史上罕见的以弱胜强的战例,又因败亡蒙古大汗蒙哥于城下,被誉为“东方麦加城”“上帝折鞭处”。

钓鱼城遗址考古工作始于2004年,至今考古发掘面积已近4万平方米,出土各类遗物七千余件。本文就钓鱼城遗址出土的数枚铜质中国象棋子作简要介绍,敬请大家赏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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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钓鱼城遗址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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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钓鱼城遗址全景

 

一、发掘出土的象棋子

钓鱼城范家堰和大草房遗址相隔约50米,在发掘两遗址期间,文化层(遗迹)内出土有4枚铜质象棋子,分别为“将”、“馬”、“砲”和“卒”。其形制相同,与宋代钱币相近,均为铜铸,圆形,外沿有廓较宽,棋子正、反两面均铸有阳文,字体为楷书,器形规整,保存较好。根据其出土层位和共出遗物时代推断其为宋代。

1.大草房遗址

大草房遗址位于钓鱼城西南部,南侧背靠薄刀岭悬崖,仰视襟带阁,东北侧俯视范家堰遗址,西邻西市古街,自古街至九口锅的景区石板小径穿过遗址南部(图3)。遗址地处悬崖下的山脊之上,视野较为开阔,地势南高北低,呈缓坡状,海拔高程约为302~325米。2019年,钓鱼城景区消防管道改造施工时,在该处发现有房屋建筑土衬石。2020年,在石板小径旁发现石雕神兽头部残块,随即调查发现该遗址。2020—2021年连续两年对大草房遗址开展两次主动性考古发掘,出土各类遗物400余件。大草房遗址建筑保存较好,形制格局基本清晰,根据出土遗迹、遗物以及部分建筑构件刻画有铭文,确认该组建筑营造时代为南宋淳祐时期或稍晚,应为一处佛教转轮藏经殿,同时兼具医疗、医药等功能,为南宋佛教转轮藏和僧医、僧药文化制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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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大草房遗址、范家堰遗址在钓鱼城中的位置

将 2020年出土,直径1.9、厚0.2厘米。在“将”字顶部有一直径约为0.1厘米穿孔(图4,1)。将字最早见于甲骨文(图5),本义为将领、带兵的人。

“将”是中国象棋的一枚棋子,每次只许走一步,前进或后退,亦或横走都可以,但不能走出九宫之门。双方将不准在同一直线上直接面对,如一方已先占据,另一方必须回避。如果一方把另外一方的将吃掉,则本局获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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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遗址内出土铜质象棋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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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 “将”字不同时期的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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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遗址内出土铜质象棋子(二)

2.范家堰遗址

范家堰遗址位于钓鱼城西部的二级阶地上,北近奇胜门和古地道遗址,地处圈椅状山坳地带,三面环山,一面朝江,背倚钓鱼山,北邻马鞍山,南依薄刀岭,西临城外悬崖,面朝嘉陵江,与高望山、牟山、虎头寨等隔江相望。遗址地势西北低东南高,呈阶梯状依次抬升,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106°18′24.7″,北纬30°00′25.9″,海拔293米。2007年,在钓鱼城景区西市民居保护维修及整治工程调查中发现范家堰遗址,并进行了全面勘探,我们初步掌握其时代和分布范围。2013年—2021年,范家堰遗址先后开展六次考古发掘,清理宋代至清代房址、灰坑、排水沟、道路、墙、墓葬、碾盘、门、涵洞及龛等各类遗迹,出土陶、瓷、铜、铁、石、骨器等各类遗物千余件。

范家堰遗址为修建于南宋淳祐时期的一处宋代衙署遗址,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遗址以夯土包石构筑多级高台,自西北向东南层层抬升。是目前国内唯一全面发掘揭露的、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遗址,发掘出土了极其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为我国宋代城址与衙署建筑发展、古建筑研究、古代火器及宋元(蒙)战争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作为钓鱼城宋元(蒙)战争山城遗址的核心,它见证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始于碰撞、终于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发展脉络上的重要节点和历史实物见证[3]。

2017年发掘范家堰遗址时,出土2枚铜质象棋子,分别为“砲”和“卒”。

砲 直径2.5、厚0.2厘米(图6,1)。

“砲”同炮,据考证,西汉及其以前,“砲”字在史书不见经传。“砲”字始见于西晋潘岳的《闲居赋》:“砲石雷骇,激矢蝱飞”。在发明火炮之前,抛石机就是抛石头,所以“砲”为石字旁;火药发明以后,使用抛石机抛射的各种爆炸物,如火雷等也称作砲。过去是抛石,现在改成抛火药制品,所以“砲”字变成了火字旁,写成“炮”。

“砲”是中国象棋军种之一,在排兵布阵时,走法与车完全相同,在出击吃子时,必须隔着一个子(无论己方或对方的任何棋子)打,由于“砲”打隔山子,因此适宜中远程作战。

卒 直径2.5、厚0.15厘米(图6,2)。

此字始见于甲骨文(图7),特指服役士兵,古时多指步兵。卒,是中国象棋里最多的军种,每方各5枚。每次可走一步,过河(楚河汉界)前只能直走,过河后可以横行,但任何时候都不能后退。它是消耗、掩护的军种,或引诱对方攻击,亦或是为了保护车,丢卒保车,总而言之,卒是廉价的消耗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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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卒”字不同时期的写法

馬 2019年发掘范家堰遗址时出土,直径2.5、厚0.2厘米。

马最早见于甲骨文(图8)。对局中走一直(或一横)一斜,可进可退,俗称“马走日”。如果在一直(或一横)处有其他棋子,即不能走过去(俗称“蹩脚马”)。可越过河界,属攻子类,力量较强。开局时宜利用卒为其开道;因走法较为灵巧,且活动范围较大,故有“八面威风”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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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馬”字不同时期的写法

 

二、宋代的中国象棋

众多史料记载,象棋起源于中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故又称中国象棋。中国象棋在古代又称为象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据最早的传说记载,象棋是虞舜为他弟弟发明的,因弟弟名为象,所以称之为象棋;也有说是由象牙雕刻棋子而得名。战国时期的六博戏,为史料记载最早的中国象棋,后经历汉唐时期的不断演变,由塞戏、北周向戏、唐代向戏、北宋向戏,至北宋末年定型,传承至今。象棋最早只有12枚棋子,黑白两色各占一半,直到宋末,经过不断地改革和演变,发展成为与现代相近的32枚90路的对弈模式。在1983年四川省江油市彰明镇宋代窑藏出土的两副珍贵的宋徽宗时期铜质象棋,其中有一副保存完整,每一方各有卒5枚,车、马、炮、象、士各2枚,将1枚,共32枚[4],与现代象棋的棋子完全相同(图9、10)。

考古材料显示,象棋制作材质有木、铜、陶、瓷、骨、象牙、玉、石和皮质等,宋代象棋以铜质为主,瓷质次之。铜质棋子因其小巧体轻,样式精美,携带方便,本身有很高的收藏价值与艺术价值,完全可以作为藏品传世。如四川江油彰明镇宋代窖藏[5]、陕西旬阳烂滩沟宋代铜器窖藏[6]、甘肃武威城区西夏窖藏[7]等出土的铜质象棋子多与钱币同出,说明在当时它的自身价值很高,尤其与宋代钱币形象的象棋子,本身借鉴了钱币的精美形象和吉祥寓意,比同时代的钱币价值可能还要高,加上精美的字体或装饰,这种完整的铜质象棋子,可以单纯作为艺术品,用以欣赏,或作为礼品赠送与赏赐他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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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宋代中国象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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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现代中国象棋

象棋在宋代已家喻户晓,广受欢迎。据《西湖老人繁胜录》、吴自牧《梦梁录》记载,南宋时期,临安府(今杭州)的小商店、小摊贩到处都有象棋子和棋盘在售卖,象棋已成为一种很普通的娱乐用具[9]。象棋发展与时代息息相关,正是象棋的不断的自我完善,制作材料种类不断优化,趣味浓厚,基本规则简明易懂,娱乐性越来越强等特点,才使中国象棋延续千年,世代传承,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象棋在中国的群众基础远远超过围棋,是普及最广的棋类项目,它已流传到十几个国家和地区。2008年6月7日,象棋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三、结语

钓鱼城遗址出土的4枚宋代铜质象棋子,其中“馬”“砲”“卒”其形制大小相同,应为一副,出土于大草房遗址的将,直径小于其他棋子,应为另一副,所以推测其至少为两副。每副象棋虽不完整,但从其保存下来的棋子可以推测其模式应和现代象棋基本一致。出土将的顶部有一小穿孔,形体规整,小巧轻薄,加上精美的字体,穿上绳子或与珠链之类搭配,可作为项链等艺术品装饰佩戴,亦或将一副棋子穿连在一起,便于携带。

象棋是我国古代最富于智慧的发明之一,也是我国传统的文化娱乐活动,宋代是中国象棋至臻完善的时期。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和大草房寺庙遗址出土的铜质象棋子,说明钓鱼城在宋元(蒙)战争期间,象棋不仅在将士中,还在寺庙僧人们娱乐生活中均扮演着重要角色。透过这几枚象棋,仿佛看到了宋军在凉亭内、哨所里、树荫下,围成一圈,看着两人下棋,围观者翘首张望,时而哄堂大笑,时而窃窃私语,时而摇头晃脑,两人杀得天昏地暗,而每一位围观者都表现出对胜利者的不服,摩拳擦掌,都想上去杀上一盘,忘记了城外的战事,忘记了换岗和吃饭。失败者的宁死不降,胜利者的英勇与智慧,在棋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棋如人生”,钓鱼城在宋元(蒙)战争中排兵布阵,运筹帷幄,决战决胜,一次次阻挡了来犯之敌,彰显了钓鱼城将士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钓鱼城出土的每一枚棋子,都见证了钓鱼城军民的不屈血性,也为研究宋人文化娱乐活动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注释:

1.陈世松、匡裕彻、朱清泽、李鹏贵.宋元战争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154。

2.袁东山、胡立敏:《重庆钓鱼城大草房遗址发掘简报》,待刊。

3.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钓鱼城古战场遗址博物馆:《钓鱼城遗址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21(12):249-312。

4.江油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四川江油发现宋代窖藏[J].考古与文物,1984(6):52-56。

5.同4。

6.张沛.旬阳发现宋代窖藏[J].文博,1988(4):87-91。

7.黎大祥.武威发现夏汉合璧铜象棋子考证[J].西夏研究,2012(2):54-57。

8.赵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土象棋探析.考古发现与研究,2022.03(下)47-54。

9.同8。

文稿:赵振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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