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遗址位于重庆市荣昌区盘龙镇骑龙村，摩崖造像位于山体上部的崖壁上，共有龛窟26个，分布于6段连续的崖体上，造像约450余尊，碑刻题记5则，造像题材有东岳大帝、三清、十圣观音、西方净土变等，从唐至清代皆有造像活动，延续时间长，道教与佛教造像并存，造像题材丰富，数量众多，雕刻精美（图一、图二、图三）。龛窟前分布有建筑基址遗迹，窟顶有采石遗迹、僧人墓葬、建筑遗迹等，与摩崖造像共同构成了寺庙综合体，在摩崖造像及建筑基址的周围还有云梯古道、祝家坝宋代瓷器窖藏等遗迹。

2022年11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该遗址进行调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3年9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荣昌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开展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房址、建筑台基、墓葬等各类遗迹14处，出土各类文物标本90余件（图四）。

 图一 刘家庙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地理位置

图二 刘家庙第16龛三清龛

图三 刘家庙第25窟十圣观音窟

图四  刘家庙遗址及周围其他遗址分布图

二、工作理念和方法

本次工作以石窟寺全要素的理念指导发掘，并且将遗址的发掘与保护同时进行。石窟寺全要素是指将石窟寺的文物本体和文物环境的各组成要素统一纳入到一起，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不仅关注石窟造像本身，更是关注到其环境的构成，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全面地揭示社会历史进程。

石窟寺全要素由石窟寺本体和石窟寺环境构成，其中石窟寺本体包括龛窟本体和寺院遗址两大部分，龛窟本体包括龛窟形制、造像、壁画、崖面建筑遗迹等；寺院遗址包括宗教建筑、生活建筑、生产设施、僧俗墓葬等。石窟寺环境分为景观环境和背景环境，景观又分为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背景环境则包括社会、经济、文化等。本次主动性发掘我们不仅着眼于遗址本身的发掘，也在遗址周边、乃至荣昌区域内进行了大范围的调查，力图掌握与遗址有关的更多信息。

在发掘过程中，我们也对刘家庙进行了一系列抢救性结构归安、保护棚搭建、环境整治工作，以期在不改变文物原貌的基础上实施保护（图五、图六）。

图五 刘家庙遗址进行保护后的现状（大环境）

图六 刘家庙遗址进行保护后的现状（TJ1前）

三、主要遗迹

（一）宋代建筑台基

1.TJ1

位于K19-K25窟（龛）前区域。叠压于②层下，叠压于基岩上。

通过层层垫土所扩展出来的台基，平面近长方形，其西侧、南侧、东侧残留有石砌包边，台基表面未见有柱础、地面等建筑相关遗存。台基包边整体保存较差，部分区域垮塌、变形严重。台基南侧包边仅西段与东段保存较好，中段垮塌严重，包边条石从下至上层层内收。台基长11.2、宽4.7、高2.8米。方向356°（图七）。

图七  TJ1

2.TJ2

位于K8窟前区域，叠压于②层下。

该建筑台基系在K8前的基岩外侧修建，西侧保存较为完整，可见有层层抬升的四层台基，台基中央为一正对K8窟口的西北-东南向踏道；台基东侧下部保存较差，形制不明，东侧中部另有一东西向的踏道。台基顶部被明代、清代窟前建筑F1、F3破坏，未发现属于TJ2的地面遗迹，崖面上未见有相对应的同时代的建筑遗迹。台基通长11.6、宽10.1、高10.2米。方向318°（图八）。

图八  TJ2

（二）明清建筑遗迹

F2

叠压于①层下，基岩之上，北部为TD1。

F2平面形状大致为方形，呈南北走向。仅残存有柱础和部分台基垫土，未见地面遗迹，表面覆盖有废弃堆积，建筑北部留存有部分台基垫土。方向为212°。

柱网  残存柱础3个。柱础均嵌于开凿于基岩上的方形凹槽内，凹槽直径长86-93、深3-10厘米，柱础均用砂岩凿制而成，平面呈方形，分为上下两段，下部呈方形，上部为覆荷叶形，顶部均有1个圆形孔洞。表面及孔洞内均有斜向凿痕。推测原有四个柱础，西南角柱础缺失，可复原为进深1间、面阔1间的亭式建筑（图九）。

图九  F2、TD1

（三）明代墓葬

共发现5座明代墓葬，塔墓1座，石室墓4座（图一〇）。

图一〇  墓葬区完工照

1.M3

叠压于①层下，打破生土和M4塔基包边。

竖穴土圹石室墓，单室，平面呈长方形。由封门、墓室、棺床等组成，墓圹通长3.1、宽0.58-1.62、深0.13-0.93米。墓向97°。

封门  由两块封门石封堵，封门石底部有长方形基石，左侧封门石的前部被一长条形石块抵住。

墓室  由石板构筑，其两侧壁东西两端各一竖砌的石板，中央部分底部用一长条形石板作基，上部另砌一石板向外推出形成壁龛，后壁用一石板竖向构筑，中间开龛，龛顶做成壸门状。

棺床  用2块石板铺成，棺床两侧及后部有排水槽。

葬具与葬式  未发现葬具，出土7枚铁棺钉。棺床上放置一具人骨，骨架仅能辨认两腿的胫骨、股骨及头骨残片。从骨架摆放位置来看，墓主人头向东部（图一一）。

图一一  M3

2.M4

叠压于①下，打破生土，墓圹南北两角分别被M3和M5打破。

由地上墓塔和地宫两部分组成。

地上墓塔  由塔基、塔身及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部分残件采集于墓葬周边，塔刹倾倒于M5内。

塔基残存石块垒砌的北、西、南侧包边，北侧为基岩。北、西、南三侧包边均用多块条石平铺而成，其底部为土衬石。塔基长3.75、宽3.6、高0.6米。

塔基东南角倾倒有一六边基座，基座层作成六部边形案状，牙子上雕刻卷云纹，其每面下方有四个弯足，两侧边转角的弯足相连为一体。案上方叠涩内收两层，顶部平整。边长0.85、高0.43米。

塔身可见有残覆钵，下部已残，残存部分呈上宽下窄的圆柱形，顶面有一圆形浅槽，其中央有一方形凹槽。顶面直径0.96、残高0.52米，凹槽长0.2、宽0.16、深0.2米。还有一残基座，可能系承托覆钵之用，直径0.95、高0.32米。

塔刹及部分塔身倾倒于地，保留了倒塌时的状态，可复原原始面貌。塔刹下部接一六边形屋盖，屋盖由六边形座承托，塔刹下部的相轮接于下方屋盖上，共四层相轮。相轮上方连接六边形屋盖，其上部连接水滴形宝珠，塔刹通高1.68米（图一二）。

地宫  竖穴土圹石室墓，平面呈十字形。由甬道、墓室组成。墓向110°。墓圹通长3.91、宽1.29-3.76、深0.08-1.57米。

甬道位于墓室南部，平面呈长方形，甬道长1.2、宽0.58、高1.2-1.46米。

墓室平面呈中字形，墓室中央为一凸字形通道，通道底部用石板铺成。有7个以石板隔成的长方形墓室，墓室底板上均残存有人骨碎块，人骨经过灼烧，呈黑灰色，墓室顶部用六块长条形石板封盖。墓室通长3.51、宽0.95-3.1、高0.91-1.46米，每个墓室长0.66-0.9、宽0.54-0.66、高0.6-0.89米。在墓室通道的西部和中部出土2件陶碗和1件陶罐，墓室内出土棺钉4组共20枚（图一三、图一四）。 

图一二  M4塔基

图一三  M4地宫

图一四  M4地宫及墓塔

 

四、出土遗物

出土器物标本以石质造像残件、石质建筑构件、陶瓷器为主，少量铜铁器。石质标本主要有瓦垄、鸱吻、造像残件；陶器以灰褐胎为主，主要有板瓦、筒瓦；瓷器以红褐胎为主，器表施白釉、黑釉、酱釉、黄釉等，器类有碗、盏、盅、罐等；铜器有铜钱，铁器有凿、棺钉等（图一五、图一六）。

图一五 2023RPLK2：1圆雕造像 

图一六 2023RPLT5①：23 鸱吻残件

五、收获与认识

（一）厘清了遗址的发展沿革

晚唐五代时期在西端崖体开始开凿造像，包括观无量寿经变等；南宋早期继续在西端崖体的空白处开窟造像，并继续往崖体中部发展，相继开凿了十圣观音窟、鬼子母龛等。南宋中晚期，这里又成为道教造像的集中点，在崖体中部、东部开凿了三清、东岳大帝及七十五曹司窟等。在南宋时期，两个大窟前均修建了窟前台基；明代在东岳窟前的宋代窟前台基的基础上，营造了窟前建筑。同时，在窟顶北部开始修建建筑，并在窟顶石面上采石。窟顶的西北部还营建了僧俗墓地。清代，十圣观音窟前修造了窟前建筑，东岳窟前重修了窟前建筑。同时，窟顶后部成为刘氏家族墓地。

（二）揭露了数座窟前建筑基址

第19-25、第8窟前发现有2座南宋时期的台基，形成了窟前的礼拜空间，特别是第8窟前发现了高大的台基，通过三层平台层层抬升，台基中轴线上有通向崖体下部的踏道，这种类型的窟前建筑在川渝地区宋代石窟寺中系首次发现，对研究临崖石窟的窟前建筑形式提供了新的材料，为窟前建筑的复原提供了依据（图一七、图一八）。类似的形式可见于龙门东山擂鼓台，唐代于其窟前修建了窟前踏道、包石台基等建筑。第8窟前宋、明、清三个时期相互叠压的窟前建筑基址，为复原窟前建筑形式的发展变化提供了科学支撑。

图一七 第8窟窟前建筑（明代）复原图

图一八 刘家庙建筑基址整体复原示意图

（三）清理了与寺庙相关的僧、俗墓葬群

揭露了6座明代僧人塔墓和居士墓葬，其中僧人塔墓由塔和地宫组成，塔由塔基、塔身和塔刹组成，这与荣昌地区明代流行的僧人墓塔的样式一致，地宫居于塔前而非塔下也是这一时期的特点。本次发现的塔前多人合葬的地宫形式进一步加深了对明代僧人瘗埋方式的认识。此外，俗人墓葬绕塔埋葬的形式也为研究僧俗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虽然未发现大规模明代寺院建筑基址的迹象，但僧人墓葬的出现也暗示了周边存在明代寺院的可能性。

（四）造像初步认识

1.十圣观音题材在昌州地区广泛流行，除了刘家庙第25窟之外，本次调查还在荣昌发现三角寺、石庵堂造有十圣观音窟龛，以往对十圣观音的认识集中于大足地区，荣昌地区的发现扩大了该题材的分布范围。

2.刘家庙造像在唐末五代仅有佛教题材，到南宋则佛道兼有，如第8窟窟内造道教体系的东岳大帝，窟外壁面上雕刻佛教的地藏十王，是佛道融合的典型案例。

3.刘家庙唐代造像的风格与自贡地区沱江支流沿岸的风格接近，刘家庙位于黄桷滩河沿岸，此河流在荣昌吴家镇汇入沱江的支流，两地之间或有存在水路交通的可能性。宋代造像的风格则主要受到大足的影响，十圣观音龛、三清像龛、第26龛都能在大足看到相似或相同的龛，刘家庙宋代造像当与大足属于同一造像体系。

（五）新发现了一批龛窟、造像及石刻构件

通过考古清理新发现石窟3座，特别是在第26窟在高于造像的位置营窟的现象，这与大足北山115龛类似，为研究此类窟的功能提供了相互参照的样本（图一九、图二〇）；出土了一批明清时期的圆雕造像；石刻构件中出现了一批石质的窟檐建筑，包括屋檐、正脊、鸱吻等，这批遗物出自第8窟前，是清代窟檐建筑的组成部分，系窟前建筑在清代发展出来的新样式。

图一九 刘家庙第26窟位置

图二〇 刘家庙第26窟俯视

（六）揭示了造像出现的背后动因

通过在摩崖造像点周边区域展开考古调查，将石窟寺与周边的云梯古道、盐井坝、祝家坝瓷器窖藏等遗迹综合分析，该摩崖造像点可能与当时的盐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关联性，因制盐业的支撑，这一带应当是经济富庶、交通便利之地，盐业生产也有较强烈的宗教护佑需求。因此，这里才有开凿摩崖造像的动力和经济支撑，这也将单纯的造像研究提升到对区域社会史的研究层面。

文稿：朱思奇 张春秀 牛英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