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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 杨明星:先秦出土玉器材质鉴定与矿源研究方法
发布人:  2024-09-20

2024年9月15日,由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重庆市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总队(重庆市渝中区母城文物保护志愿者服务中心)协办的“发现重庆·历史文化大讲堂”第68讲在枇杷山书院举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珠宝学院的杨明星教授受邀作了题为“先秦出土玉器材质鉴定与矿源研究方法”的学术讲座。杨教授以现代透闪石器玉料的产源特征作为切入点,通过专业全面的知识科普,结合不同遗址出土玉器的矿源研究案例,探讨了现代产地溯源方法用于先秦玉料矿源研究的适用性,进而展开对不同遗址出土玉器的文化特征及用玉制度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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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教授讲座现场

 

首先,杨教授简要概述了现代透闪石玉的矿源研究进展及相关成果,并基于现代透闪石玉矿的产源研究方法尝试对出土玉器的玉料矿源进行探索,得出中国出土透闪石玉的利用应分为“就地就近”和“西玉东进”两个阶段。“就地就近”指中东部地区用玉的主体来自本土或较近的邻域;可能自两周起,甘肃西北及新疆地区玉料大量东进,逐步将中东部的玉料淘汰,即“西玉东进”。

 

 

中国透闪石玉矿点的空间分布(杨明星 供图)

 

随后杨教授从地质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出先秦出土玉器的玉矿来源研究存在五个难点:一、将出土玉器与现代开采的玉矿做对比可能会造成误判。不同时间段所开采利用的玉矿可能处在动态变化的情况,现代正在开采的玉矿与先秦矿源已相去甚远;二、很难找到先秦玉料的准确开采矿点。透闪石化的出现经常顺大理岩地层呈带状多点分布,不同矿带的分布范围极广,能够确认到某一矿带已非常不易;三、古代玉文化的传播与玉料的交流不可一概而论。玉文化的交流主要表现在器型与功能的传播,而玉料的交流则与需求有关,有需求时交流距离可以很远,无需求时在身边也不用;四、现代地质学研究的先进方法在先秦玉矿源的研究中只能作为辅助手段。出土的玉器具有唯一性和不可再生性,很难全部收集并系统地检测分析;五、先秦出土玉器的矿源研究须结合考古学背景。对于玉料矿源研究这一复杂的科学问题,单一学科的力量并不足以单独解决玉料的矿料来源问题,需要地质学、地球化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的交叉融合。鉴于上述难点,杨教授表示不能将现代玉料建立的数据库和产地溯源方法直接应用到先秦玉料的矿源研究中,应充分利用出土玉器携带的矿源特征,结合地质学、考古学、玉石学和地球化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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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石器晚期出土绿松石器的分布情况(杨明星 供图)

 

最后,杨教授以牛河梁遗址、大溪遗址、曾侯乙墓和小田溪遗址出土玉器的矿源问题作为案例展开探讨。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玉器按矿源信息特征可分为两类,一类外有黄褐色风化皮,内为黄色、质地细腻且杂质少,应来自岫岩河磨透闪石玉矿;另一类外无风化皮,多为其他颜色,质地不细腻,杂质矿物多,可能属于就地就近的多个玉矿。此外,牛河梁遗址还出土有五件绿松石坠,符合鄂豫陕矿区的矿物特征,表明特殊样品矿源距离可能超千公里。大溪遗址出土玉器中透闪石玉较少,可能是从外地获取困难。而大理石质玉器最多,应为就近取材,因其材质不适合佩戴且无使用痕迹,推测是作为丧葬用品,用于装饰或表达玦别之意。大溪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可能与龙岗寺、下王岗等遗址出土的绿松石具有相对一致的产源,表明当时绿松石的开采有相对稳定的产区。曾侯乙墓出土玉器按矿源信息特征可分为三类:戈壁料、翠青料和厚风化皮料,玉料较丰富,对比曾国早中晚不同时期的玉料后发现,曾国玉器来源稳定,供应有一定保障。小田溪遗址出土玉器的材质均为透闪石质,玉料均为高品质的白玉、少量略带青色,质地细腻、均匀,基本没有杂质,推测应来自西北地区,后续将进一步展开测试明确其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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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结束后听众上台与杨教授合影留念

本次讲座内容丰富、深入浅出。讲座结束后,现场听众仍意犹未尽,纷纷举手请教、提问,杨教授耐心解答,现场氛围热烈。(本文经杨明星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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