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连涡纹是西阴文化流行范围广、存在时间长的一种彩陶纹饰，有蔷薇科和菊科花纹图案、旋花纹、回旋勾连纹、回旋纹、勾连对鸟纹等名称，主要流行于西阴文化，是中国北方地区史前彩陶艺术中最为流行的纹饰之一，也广泛见于大汶口、白泥窑子、大溪等诸考古学文化。以往研究者多在考古学文化面貌考察的视角下，对彩陶分类及纹饰来源等方面展开研究并取得了一定成果，针对勾连涡纹的专门研究较少，本文拟对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进行系统的梳理，并就纹饰来源、文化关系、文化互动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发现与研究

勾连涡纹是西阴文化时期普遍存在的一种彩陶纹饰，最多见的是由月牙状叶片构成的相向而对的双勾涡状，反向对称的双勾底座或平，或斜向，或根本没有底座，且图案间往往间隔有鸟纹、弧线三角纹、“工”字形纹、“人”字形纹以及圆点纹等。该纹广泛见于西阴文化各遗址，且与红山文化勾连涡纹具有一定相似性，因其对周边地区各文化的重要影响，且在史前彩陶文化传播研究中具有显著地位，故为许多学者所关注。主要见于北刘[1]、单家嘴[2]、邓家庄[3]、河里范[4]、柳子镇[5]、马王村[6]、南城子[7]、碾子坡[8]、泉护村[9]、兴乐坊[10]、杨官寨[11]、下孟村[12]、石曲[13]、水北[14]、王家嘴[15]、西关堡[16]、蝎子岭[17]、尹家村[18]、大地湾[19]、师赵村[20]、宫家川[21]、周家嘴头；桃园[22]、鲍店[23]、西阴[24]、上亳[25]、柳行[26]、古城[27]、店头堡[28]、北橄[29]、垤上[30]、段家庄[31]、耿壁[32]、固镇[33]、西阴村[34]、下马[35]、小赵[36]、店头[37]、杨家坪[38]、北堡头[39]、苗圃[40]；八里岗[41]、北阳平[42]、大河村[43]、点军台[44]、丁村[45]、槐林[46]、老坟岗[47]、麻峪[48]、庙底沟[49]、太涧[50]、南交口[51]、西坡[52]、寨根[53]、长泉[54]、楚湾[55]等遗址。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集中分布在陕西省中东部、河南省西部、山西省中南部，甘肃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山东省西部及湖北省北部则少见。

关于勾连涡纹，苏秉琦对泉护村花形图案进行了研究[56]。除此之外，还包括对于该纹饰的分类：苏秉琦认为可分成菊科和蔷薇科两种花形图案[57]、朱雪菲在认同分为菊科和蔷薇科的基础上增加了复合式花卉纹图案[58]、王仁湘认为分为单旋与双旋纹[59]、朱乃诚认为分为阳纹和阴纹性质的鸟形纹饰[60]（其中阴纹性质鸟纹属于本文勾连涡纹范围）、张明川分析庙底沟类型晚期彩陶有将花纹分为鸟纹与钩羽圆点纹的倾向[61]、李新伟以简化鸟纹表现方式的差异提出了两类表现形式[62]；关于该纹饰的起源：马宝光和马自强认为是由半坡鱼纹演化形成的组合纹[63]、朱乃诚认为是源自属于半坡类型的北首岭遗址中蒜头形鱼鸟彩陶壶的图案[64]、张朋川则认为西阴文化晚期彩陶中钩羽圆点纹是由鸟纹发展演变而来[65]；关于该纹饰的意义：严文明认为是作为氏族图腾而存在的[66]、余西云认为是属于生殖崇拜[67]、王仁湘则认为这种神似旋目的图案是对神灵的崇拜[68]等等。总的来看，绝大多数学者对勾连涡纹已进行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对于勾连涡纹的具体起源问题、纹样分布、不同地区勾连涡纹差异以及文化交流等方面仍有探讨空间。

 

二、特点与演变

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特征鲜明，分别以交叉斜曲线为界线生出勾状，形成反向对称的涡状，二方连续的全器图案横向排列，整体纹饰呈连续组合平铺。按照勾连涡纹叶片形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A类，叶片呈月牙状圆弧；B类，叶片较长，且下侧以勾边形式体现的叶片往往长于对称的上侧平涂形式的叶片。A、B两类广泛分布。

由西阴文化分期结果显示[69]，勾连涡纹盛行于西阴文化整个发展阶段。根据泉护村遗址的层位关系及分期研究[70]，可知A类最早见于属于早期西阴文化的泉护村遗址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的H66：3，表现为以“工”字形下横线为轴左右延伸月牙状圆弧叶片，单独出现，后反向对称形成另一支单勾，其间伴有以地纹形式表现的花瓣纹或圆盘形纹，上述纹样即为一个组合，可为最早的Ⅰ式；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的H125：2及稍晚的庙底沟文化二期遗存中的H87：59、H107④a：92的“工”字形逐渐退化，且花瓣纹占据整个画面，并形成上下两层布局的形式，其中上层以花瓣纹一侧月牙状延长线与变体“工”字形一侧月牙状延长线反向对称，下层均以“工”字形一端延长单勾线反向呈涡状，其间有复杂圆盘纹，即为Ⅱ、Ⅲ式；至三期文化遗存的H116①：13中“工”字形纹一端月牙状纹与叶状纹一侧延长线，并伴有少量简化圆圈纹，且花瓣纹完全消失，直至该遗存内H133：63中各元素简化成无任何母题的月牙状反向对称以呈涡状，即为Ⅳ、Ⅴ式。而B类在属于庙底沟文化一期遗存H4①：20中表现出以“人”字形纹和勾叶纹一侧合并的月牙状同变体“工”一侧月牙纹反向对称呈涡状，即为Ⅰ式。庙底沟文化二期遗存的H86：8中“人”字形纹开始消失，并与勾叶纹一侧延长线汇合，同“工”字纹上端一侧延长线对称，夹有圆盘纹，即为Ⅱ式；到H87：2内“人”字形纹与圆盘纹均消失不见，并以“工”字形纹上下端一侧延长线与另一组构图相对称呈涡状，以双“工”字纹为一组，即为Ⅲ式；而H87：3、H107②b：65的变体“工”字纹开始简化呈弓弧状，其上端一侧延长线与勾叶纹一侧延长线互相构成涡纹，其中或有圆点纹，或为空白，即为Ⅳ式；至H162：6中表现出“工”字形纹完全简化，并成爪形状，勾叶纹则消失，整体再无涡状特征，即为Ⅴ式（图一）。

 

图一 泉护村遗址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时代变化

1～12.泉护村（H66：3、H125：2、H87：59、H107④a：92、H116①：3、H133：63、H4①：20、H86：8、H87：2、H87：3、H107②b：65、H162：6）

 

上述区别可能表述了西阴文化A、B两类勾连涡纹逐渐简化的过程，即式的区别。A类主要是由“工”字形纹、花瓣纹及圆盘纹的逐渐消失，勾叶状成为单一元素构成的涡纹；B类则是“人”字形纹及“工”字形纹的由清晰工整到开始简化直至完全抽象化，整个过程中勾叶纹占据主导地位，最后各元素消失到无涡状痕迹。这是鲜明的变化特征，而对于西阴文化勾连涡纹的具体来源仍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三、来源与发展

西阴文化早期彩陶图案应当是半坡文化彩陶提升发展的结果[71]，以典型鱼纹、简体鱼纹、及各类花纹为特征，不具备演变成勾连涡纹的基础。而以往学者们已经形成的观点也可商榷之处，如半坡文化蒜头形鱼鸟彩陶图案，且不说其与西阴文化早期年代上的距离，仅就构图来看，前者属于典型的写实类图案风格，不见任何母题；后者表现为由连续的几何纹变化组成的连续涡状。至于西阴文化勾连涡纹与红山文化勾连涡纹在叶状勾连涡纹的关系，两者其实并没有太紧密的联系，前者并无明显的三角形底座，即便有，也基本为斜向与涡纹叶状交叉关系不十分明确，从形态学角度二文化勾连涡纹明显由不同的纹样构成，所以二者存在演变关系上的可能性极小（图二）。因此，我们要探讨西阴文化勾连涡纹来源还应该在其自身及时代相近的周边文化上下功夫。

 

图二 半坡文化、红山文化、西阴文化彩陶纹饰比较

1.北首岭（M52：（1））、2～5.牛河梁（N5Z2M2：4、N2Z4M5：1、N2Z2：10、N2Z4BD：84）、6.北刘（H10：1）、7.西坡（H104：24）、8.西坡（F102：2）、9.泉护村（H125：2）（1，半坡；2～5，红山；6～9，西阴）

 

如上文，西阴文化勾连涡纹一侧延伸的“工”字形纹和“人”字形纹一端形成的勾叶纹样，且横向以组合的方式排列，其间伴有花瓣纹、圆盘纹及圆点纹。依照此思路，我们在勾连涡纹出现前的属于史家期半坡文化遗存中发现了一种称之为“变体鱼纹”，即以圆盘纹、花瓣纹、“工”字形纹、圆点纹为基本单位组成的鱼纹头部纹饰。与A类Ⅰ、Ⅱ式的区别仅为前者“工”字形纹与花瓣纹的不明显，后者则以典型“工”字形纹和成熟花瓣纹为代表。所以，从类型学角度上来说，他们之间基本上具有直接发展形成演变序列的可能性。至于变体鱼纹具有的以圆盘纹、花瓣纹等组合的纹饰特征，在黄河流域早于西阴文化的史家期半坡文化中是大量存在的，以大地湾第二期文化[72]和原子头仰韶文化三期[73]等遗存为代表。两处遗址的变体鱼纹的鱼嘴部分与A类勾连涡纹有着紧密的联系，即最开始的大地湾鱼纹嘴部已经具有上下勾连的雏形，圆点纹有可能被采用从而转化成了表现勾连涡纹中的黑点，或者直接将黑点省略。圆圈纹的退化以及黑点纹的取舍，大致形成了勾连对称的形态。“工”字形纹作为重要纹样元素一并被保留。而原子头变体鱼纹嘴部的单勾状，应该是勾连涡纹中月牙式纹样的前身。因此从类型学的角度，西阴文化A类勾连涡纹有从变体鱼纹演变的可能性（图三）。

 

图三 西阴文化A类勾连涡纹的演变

大地湾（K707：1） 2.原子头（F33：4） 3.大地湾（T602③：P14）4～7.泉护村（H28：29、H125：2、H66：3）

从形态比较西阴文化A、B类勾连涡纹，二者并无直接的关系，但都与变体鱼纹存在较大关联。通过对变体鱼纹嘴部不规则“工”字形纹充当鱼纹嘴部，常与花瓣纹和圆盘形纹共存；由鱼嘴单勾状演化而来的月牙纹；除“工”字形纹产生形变的一支弧线三角勾连外；“人”字形纹的右半部分延长线则是另外一支勾连线条等纹样具体变化的观察，大概可以明确变体鱼纹进行拆解和简化以至重组的过程中，随着“地纹”彩陶面积的扩展，绘彩区域能够在保留彩绘技术的前提下从而得以独立，圆盘形纹也在简化的趋势下转化成黑彩圆点纹，成为“人”字形纹的组成部分。当“人”字形纹与“工”字形纹同时发生形变，进而产生交集的时候，B类勾连涡纹的主要元素便应运而生（图四）。

 

图四 西阴文化B类勾连涡纹的演变

1～2.大地湾（K707：1、T602③：P14） 3.原子头（F33：4） 4.北刘（H2：5） 5.泉护村（H28：29） 6.北刘（H10：1） 7.泉护村（H46③：220）

 

可以看到，西阴文化勾连涡纹来源于本地史家期半坡文化变体鱼纹，变体鱼纹为产生勾连涡纹提供了各种母题元素，无论是“工”字形纹的诞生到成型，直到简化，还是“人”字形纹的组合出现，以及其他纹样的共同搭配，都具有鲜明的变体鱼纹元素。此外，西阴文化中存在大量以对称为主要构图方式的纹样，也为勾连涡纹形成对称呈涡状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因此，勾连涡纹与变体鱼纹二者是具有直接的发展演变关系，在长期的交流与互动中，立足于各自不断发展的文化背景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地位，让勾连涡纹的产生更加符合纹饰发展的事实和合理性。

 

四、传播与交流

除西阴文化发现勾连涡纹彩陶外，在大汶口文化、白泥窑文化、大溪文化等考古学文化中也有相同或相似纹饰出土。

大汶口文化主要在刘林[74]、大墩子[75]、野店[76]等遗址发现，表现出以“工”字形纹上下两端一侧延长月牙状单勾，且有双层图案，并以带圆点纹斜线为分界；至稍后阶段勾叶纹的闭合，形成以“工”字形纹一侧延长线的单勾加圆点纹，勾头则完全重叠的变体特征（图五，1～4）。白泥窑文化仅在白泥窑子遗址[77]发现，表现出以“工”字形纹上下两端延伸的月牙状勾叶纹组成的反向对称带状纹（图五，5）。大溪文化仅在雕龙碑遗址[78]中发现，表现出由勾叶、凹边三角、圆点、双弧线组成的连续带状图案，三角一端延伸线上下对称呈涡状（图五，6）。由上可知，这些勾连涡纹彩陶与西阴文化在纹样上十分相似，都有着以“工”字形纹作为支点，勾叶纹成为形成勾连元素的本质特征，仅在个别样式中存在一些区别，但无疑是典型西阴风格的彩陶纹饰。

 

图五 大汶口文化、白泥窑文化、大溪文化出土勾连涡纹彩陶

1.刘林（M72：1）、2～3.大墩子（M30：9、M288：6）、4.野店（采：01）、5.白泥窑子（BJT9②：01）、6.雕龙碑（T2314④A：121）（1～4，大汶口文化；5，白泥窑文化；6，大溪文化）

 

文化分期研究表明，勾连涡纹彩陶的产生和发展是横贯西阴文化时期，西阴文化的强势从考古材料的表现看，彩陶无疑是作为文化传播最为成功的元素之一，因此可以在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白泥窑文化第二期遗存、大溪文化雕龙碑遗址二期遗存内发现勾连涡纹。结合勾连涡纹彩陶产生的基础条件和文化背景，上述文化与同时期强势西阴文化存在一种不对称、不平等的文化地位，对于以勾连涡纹为代表的彩陶文化渗透缺乏足够的抵抗力，所以这也应该是明确表明了这些勾连涡纹彩陶只能是来自于西阴文化影响的结果。

由上可知，在中国北方地区各考古学文化中都可以见到勾连涡纹彩陶的身影，但这些彩陶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显著差距，其中尤以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发现最多，并经历了由史家期半坡文化变体鱼纹到勾连涡纹的演变历程，而其他文化勾连涡纹彩陶在纹饰的发展程度与纹样变化都与西阴文化相去甚远，最重要的是没有能够产生勾连涡纹的演变要素，更缺乏符合逻辑的演变脉络，所以其他文化存在本土起源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大概率会存在的一种情况就是：西阴文化勾连涡纹的源头和发展是以西阴文化为中心，通过以“工”字形纹、“人”字形纹及其变体发展延伸的月牙状叶纹为主体，并结合上下反向对称的总体特征，至西阴文化强势之时，以文化作为传播载体的勾连涡纹彩陶开始向四周扩散，逐渐形成以西阴文化为传播中心，产生以白泥窑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等成为传播受众，进而形成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勾连涡纹彩陶的传播路线。

对西阴文化勾连涡纹表现方式的观察，可之A类勾连涡纹存在三种不同表现形式的纹样组合，主要有以斜向直线为轴呈“S”形夹花瓣纹横向排列为一组，上端勾叶与另一组下端勾叶对称凑成勾连涡纹；单纯的两个卷叶状月牙组合而成；“工”字形一侧的外延伸单勾与另一支“工”字形向外延伸月牙状叶纹构成的勾连涡纹（图六，1～3）。B类勾连涡纹的主要元素有两个：其一，顶部圆点纹加“人”字形纹；其二，“工”字形纹及其变体，通过两个要素形成三种不同的纹样，即“人”字形纹一侧伸出单勾与变体“工”字形纹一端单勾构成勾连涡纹，其间往往有“弓”形月牙底部延伸的线条与“人”字形纹重合或叠压；“工”字形上下两端外伸单勾，一侧与“人”字形纹成勾连涡纹；以“工”字形纹两侧长出单勾，分别与另一侧“工”字形纹组合成勾状纹饰（图六，4～6）。

 

图六 西阴文化A、B类勾连涡纹具体纹样

1.西坡（F102：2）、2.杨官寨（H776②：7）、3～4、6.泉护村（H116①：13、H74②：17、H46③：220）、6.北刘（H10：1）

 

从考古材料看，A类勾连涡纹的发现以陕西东部和河南西部为主，总以“工”字形纹一端延伸为一月牙单勾，伴有花瓣纹或圆盘纹的式样。大汶口文化主要以刻划类纹饰为主，极少有彩陶，具有典型西阴风格的勾连涡纹明显区别于大汶口流行纹饰，而与西坡同类纹饰相同，且其相对年代大体于西阴文化同时，所以只会是受到同时期来自西边河南西阴文化的影响。而大溪文化出土的彩陶钵、彩陶盆、彩陶罐和大量彩陶片的纹饰相似于西阴文化的彩陶纹饰，表明了西阴文化彩陶，尤其是西坡勾连涡纹的向南影响。B类勾连涡纹的分布以黄河中游及其以北地区为主，最北到内蒙古中南部的白泥窑文化中，以“工”字形纹的上下两端延伸的月牙状反向对称的特征，而共出的曲腹平底深腹盆、小口尖底瓶以及彩陶图案均表现出鲜明的西阴文化因素，勾连涡纹彩陶纹样更是与来自段家庄遗址的B类勾连涡纹极其相似，表明是受到了来自山西境内西阴文化的影响（图七）。

 

图七 西阴文化、白泥窑文化、大溪文化勾连涡纹彩陶比较

1.大墩子（M30：9）、2.西坡（F102：2）、3.西坡（H22：83）、4.白泥窑子（BJT9②：01）、5.段家庄（H3：07）、6.北阳平（H3②：17）、7.雕龙碑（T2314④A：121）（1，大汶口文化；2～3、5～6，西阴文化；4，白泥窑文化；7，大溪文化）

勾连涡纹彩陶在黄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的发现出土，表明了西阴文化作为黄河流域乃至中国史前彩陶文化的引领者，其影响范围东至海岱地区，西抵河西走廊，北达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南最远至江汉平原地。进而形成以黄河中游地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花瓣式传播模式，为勾连涡纹的传播与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沟通途径，这些与典型西阴文化勾连涡纹彩陶特征不同的纹饰，都或多或少的受到来自于西阴文化风格的影响，甚者带来了一次空前的绽放式的艺术浪潮。变体鱼纹彩陶在黄河中游地区明显是早于勾连涡纹的，具有具体纹样上演变的不可逆性，对于勾连涡纹的产生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变体鱼纹因素在西阴文化中无源头，而史家期半坡文化则为其原生地，应是有明晰的传播路线。

 

五、结语

于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西阴文化勾连涡纹的分布与发展，大体形成了一条以黄河中游的西阴文化为传播中心，向北途径汾河抵岱海地区，向东到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向西至渭河上游甘肃东部，向南已逼近江汉平原的传播路线，反映了西阴文化时期跨地区间的文化交往更加频繁，表明勾连涡纹彩陶的广泛发展与相互交流体现了在大融合、大聚变的文明发展形势下，文化融合和文化交流的趋势更加无法阻挡。

在勾连涡纹彩陶向东、向北占据陕甘、内蒙古河套，向东占据伊洛流域的同时，内部彩陶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割据和分裂的过程，这与西阴文化各区域间的逐步变化大体是同步进行的，进而成为共同构成西阴文化乃至中国北方新石器文化变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在动力。

 

注释（上下滑动查看）：

[1] 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调查与试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4期；西安半坡博物馆等：《渭南北刘遗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史前研究》第Z1期。

[2] 唐金裕：《汉中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1期。

[3] 临潼县博物馆：《临潼原头、邓家庄遗址勘查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1期。

[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乾县河里范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0年第1期。

[5] 黄河水库考古队华县队：《陕西华县柳子镇考古发掘简报》，《考古》1959年第2期。

[6] 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调查发掘团通讯组：《1951年春季陕西考古调查工作简报》，《科学通报》1951年第9期；苏秉琦等：《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存的类型和分布》，《考古》1956年第2期。

[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工作队：《陕西华阴南城子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6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南邠州•碾子坡》，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7年，第66页。

[9]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华县泉护村》，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5、39、48页；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18、48、60、81、89、101、109、127、135、141、157、193∽194、213、217、238、246、265∽266、278∽279、304、330∽331、356、365、389、414、416、522、526页。

[1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陕西华阴兴乐坊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华阴兴乐坊——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5、24、35、49、67、71、85、89、102、107、111、132、179页。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1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高陵县杨官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2009年第7期。

[12] 陕西考古所泾水队：《陕西邠县下孟村遣址发掘筒报》，《考古》1960年第1期。

[13] 黄龙县文物管理所等：《陕西黄龙县古遗址调查》，《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

[14]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彬县水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9年第3期。

[15] 籍和平：《陕西岐山王家嘴遗址的调查与试掘》，《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队：《陕西华阴西关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考古学集刊》第6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2∽62页；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黄河三门峡水库考古调查简报》，《考古》1956年第5期。

[17] 考古研究所陕西调查发掘队：《丰镐一带考古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5年第1期。

[1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渭水考古调查发掘队：《渭水流域仰韶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1年第11期

[19]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313页。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师赵村与西山坪》，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第44页。

[21] 庆阳地区博物馆等：《甘肃正宁县宫家川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2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临汾桃园遗址T0534发掘简报》，《文博》2019年第5期。

[23]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绛河流域史前文化考古调查简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7期。

[24]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07页。

[2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垣曲上亳》，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50、60、90页。

[26] 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山西柳行仰韶文化遗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年第8期。

[27] 陈斌：《万荣等四县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

[28] 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等：《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186页。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第4期。

[30] 侯马市博物馆：《山西侯马市古文化遗址调查报告》，《文物世界》1992年第1期。

[31]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12页。

[3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洪洞耿壁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27∽140页。

[3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河津固镇遗址发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63∽126页。

[34]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西阴村史前遗存第二次发掘》，《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62页。

[35] 代尊德等：《山西垣曲下马村发现新石器时代陶器》，《考古》1963年第5期；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241页。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山西垣曲县小赵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试掘》，《考古》1998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垣曲小赵遗址1996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1年第2期。

[37] 中国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垣曲盆地聚落考古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年，第158页。

[38] 国家文物局等：《晋中考古》，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66页。

[39]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垣曲古文化遗址的调查》，《考古》1985年第10期。

[40] 山西大学文博学院等：《垣曲苗圃遗址发掘报告》，《而立集——山西大学考古专业成立30周年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3∽191页。

[41] 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等：《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9期。

[42]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等：《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7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铸鼎源及其周围考古调查报告》，《华夏考古》1999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一工作队等：《河南灵宝市北阳平遗址调查》，《考古》1999年第12期。

[43]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28、150页。

[44] 郑州市博物馆：《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第4期。

[4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河南渑池县考古调查》，《考古》1964年第9期。

[46]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82∽222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新安县槐林遗址仰韶文化陶窑的清理》，《考古》2002年第5期。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西峡老坟岗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12年第2期。

[48]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73∽334页。

[49]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7、33、36页；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仰韶文化H9发掘简报》，《考古》2011年第12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庙底沟文化H408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21年第4期。

[50]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新安县太涧遗址发掘简报——黄河小浪底水库淹没发掘简报之一》，《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1期。

[5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三门峡南交口》，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01、103∽104页。

[52]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试掘简报》，《考古》2001年第11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市坡遗址2001年春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53]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二）》，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57∽192页。

[54] 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考古报告（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4∽79页；河南省文物管理局等：《黄河小浪底水库文物考古报告集》，黄河水利出版社，1998年，第10∽11页。

[55]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等：《河南荥阳县楚湾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报告》，《考古》1995年第6期。

[56]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7] 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第1期。

[58] 朱雪菲：《仰韶时代彩陶的考古学研究》，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98∽235页。

[59] 王仁湘：《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庙底沟彩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27页。

[60] 朱乃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61]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86∽90页。

[62] 李新伟：《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对鸟”主题》，《中原文物》2021年第5期。

[63] 马宝光等：《庙底沟类型彩陶纹饰新探》，《中原文物》1988年第3期。

[64] 朱乃诚、《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彩陶鸟纹研究》，《南方文物》2016年第4期。

[65] 张朋川：《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157∽162页。

[66] 严文明：《论庙底沟仰韶文化的分期》，《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67]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7∽21页。

[68] 王仁湘：《中国史前“旋目”神画图像认读》，《文物》2000年第3期。

[69] 余西云：《西阴文化：中国文明的滥觞》，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98∽99页。

[70]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华县泉护村：1997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4年，第21∽35页。

[71] 王仁湘：《中国史前的艺术浪潮——庙底沟彩陶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374∽437页。

[72]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7∽285页。

[7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等：《陇县原子头》，文物出版社，2005年，第53∽93页。

[74]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报》1965年第2期。

[75] 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四户大墩子遗址探掘报告》，《考古学报》1964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第二次发掘》，《考古学集刊》（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7∽81页。

[76] 山东省博物馆等：《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78页。

[77] 崔璇等：《内蒙古清水河白泥窑子C、J发掘报告》，《考古》1988年第2期。

[7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枣阳雕龙碑》，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125页。

 

本文原刊于《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九辑，本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减。

文稿：李能交  孟   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