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一 永和墓群环境照

M31为竖穴土坑石室墓，平面呈长方形，墓向160°，并列七室，墓室相邻壁共用。由封门、墓室、后壁、棺床等部分组成。墓圹面宽7.76、长3.3、高2.6米。修筑方法是先挖竖穴墓圹，在墓圹底部顺墓向铺置条石，中部垫土找平，上置棺床和墓壁。墓室封门为嵌入式，上下叠砌。两侧壁有长方形侧龛，素面无纹，进深较浅，约6厘米。墓室后壁均有雕刻，题材内容基本相同，由三部分构成。下部雕刻曲腿长方形供案，其上为减地凹刻火焰纹后龛，龛上构筑仿木结构重檐式屋顶。墓顶为藻井顶，单层，高约0.2米。该墓保存完整，墓室封门、顶部等未见盗扰，仅M31-2室出土师刀和铜铃各1件，以及M31-4室出土铜簪1件，其余墓室均未发现任何随葬品。

图二 31号墓俯瞰图

图三 M31-2后龛雕刻

M31-2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墓室内出土有铁钉，推测葬具为木棺，头下有枕瓦。铜铃和铁师刀均位于头骨左侧。

相关记载表明，师刀是满、壮、苗、瑶、侗、土家、汉等民族的摇击体鸣乐器，常在萨满、师公、端公等巫师驱邪作法的活动中出现。如今，在西南农村地区依旧能够见到师刀的身影，而这类活动正属于傩文化的范畴之一。

图四 铁师刀、铜铃出土情况

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其解释为：“傩，行有节也。从人，难声。”清段玉裁注：“其驱疫字本作难，自假傩为疫字，而傩之本义废矣。”驱傩，即为祛病除疫之意。更早的《周礼·夏官·方相氏》记载：“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时难，以索室驱疫。”由此可知，傩实为古代巫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是古代先民在认识客观世界还不全面的时候，应对影响繁衍生存的自然灾害、生老病死等不可抗力而采取的一种手段。

周代的傩祭还被列入了国家礼仪的范畴内，“国人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命有司大傩，以送寒气。”[1]周代春、秋、冬季“时傩”，以保佑国家风调雨顺。除了国傩外，民间傩祭也十分盛行，《论语》中也提到过，乡人傩近戏也，孔子朝服而立于阼阶。

随着时代的发展，傩祭逐渐与佛、道等宗教互相影响，《荆楚岁时记》记载有傩人“戴孤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东京梦华录》也记载在除夕时节的傩仪中傩人会装扮成判官、钟馗、土地等神灵，现今民间流传的傩祭神坛的祭拜对象也包括三清祖师等。

此外，在傩祭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傩与民间其他各类娱乐方式，如戏曲、杂技、歌舞等形式相互交融，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兼具娱乐和驱邪双重功效的民风民俗。在原有的开坛、请神、送神等法事程序里穿插进戏剧演出。戏剧剧本既包含较为经典的佛教、道教经典经文，也有广泛流传的经典剧目，像《孟姜女》《八仙祝寿》《钟馗斩鬼》《山王破狱》等。另外，部分巫师为彰显自身神通广大，还会进行杂技表演，如“上刀山”“捞油火”“踩钉板”等等。

西南一隅，相对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以及特定的人文条件，为巫文化的孕育和发展提供了丰饶的土壤。从古代具有浓郁巫术色彩的三星堆文化中便可见一斑。时至今日，西南地区仍是傩文化保存最为完好的区域之一，其傩戏种类繁多，光名称就有阳戏、庆坛、武侯坛、傩愿戏、端公戏、师道戏、土地戏等等。这些傩戏的表现形式虽各具特色，但表达的目的大致相同，主要是请神祝愿、酬神还愿、演戏娱神以及让亡人安息等[2]。

在西南地区，从事傩仪活动的主体一般被称作端公。然而在唐朝时期，“端公”乃是他人对侍御史的称呼。唐杜佑所著的《通典》中有记载：“侍御史之职有四……定殿中、监察以下职事及进名、改转，台内之事悉主之，号为‘台端’，他人称之曰‘端公’。”[3]直至宋代，端公一词才与巫师联系起来，至明清时期，将主持敬神驱鬼仪式的职业巫师称为端公的说法才广泛流行起来。据龚德全的研究，端公与巫师能够互通，源于两者在职责上存在共通性，即纠弹、纠举、纠察、匡正、除邪之执事[4]。

此外，龚德全结合明清时期西南地区迁入大量湖广移民这一时代背景，通过梳理各地端公的族谱材料加以佐证，得出西南地区的端公家族普遍并非原住民，而是在明清时期随着大量移民活动传播进入西南地区的，并与西南地区原有的巫术文化相互结合。其表现形式之一便是西南本土巫师对“端公”一词的假借，例如羌族的毕摩、羌族的释比在某些时候也自称“端公”。[5]可见，随着大量迁入移民的不断本土化，“端公”一词也就成为西南地区巫师的一种代称。

师刀属于端公的法器之一，在不同地区的叫法存在些许差异。例如，在陇南被称为法环，在山西叫做响刀，在江苏则被称作司环。[6]在东北地区，还有人称其为萨满刀。师刀的材质多为铜质或铁质，一端是较为钝圆的短刀，另一端为圆环，圆环上穿有钱币或小圆环片，在做法事时摇动可发出声响。有的师刀短刃上还会刻划一些符咒或北斗七星等图案，以起到加强法力的作用。

图五 永和墓群出土师刀

关于师刀在傩祭中所起到的作用，这里参考田红云的《贵州印江县版溪镇文武村“还愿傩”的田野调查》[7]。调查记录显示，师刀在一场还愿傩的仪式中出场较为频繁。在第二环节“造水收邪”时，用师刀的刀柄挑一些炭火洒在碗上并画符……到大门外画符……再用师刀在傩坛前地上所铺竹席上画符。在这一环节中，师刀充当画符工具，为所画之符增添法力。在第三环节“起鼓发文”时，使用师刀蘸水撒于东南西北中五方，后手摇师刀跳舞，此时师刀表现出了法器及乐器两方面的作用。在第四环节“立楼立寨”、第五环节“会兵架桥”、第七环节“差兵”时，均会摇动师刀舞蹈，掌坛师舞动师刀并与念咒、烧纸钱、吹牛角、打卦等配合，起到法器和沟通神灵的作用。在第十二环节“发文”时，两位法师各拿一份文书并手持师刀及牛角舞动、念唱，文书烧掉后又手持牛角和师刀旋转。在这个环节中，师刀与牛角几乎全程绑定，共同起到乐器及沟通神灵的作用。在第十六环节“投表”，法师持师刀对要上表玉皇大帝的表文画符。在第二十四环节“了愿上熟”中，在打得胜卦后需要晃动师刀念唱。

由此可知，师刀在整个还愿傩的仪式中最重要的是充当一个具有强大效力的法器，起到画符、驱邪、号令、沟通神灵等作用，此外也配合着念唱、舞蹈等当作乐器使用。从上述的法事程序中同样也可以看出，还愿傩中的请神上表等仪式与道教的斋醮科仪有较多相似之处，但是道教斋醮科仪中却未出现过师刀这类法器[8]，而是多用宝剑或桃木剑等[9]。由此可见，师刀应为西南地区民间巫傩体系里特殊的法器，属于傩与道教结合下的产物。

师刀在一场巫傩活动中所发挥的音乐作用，需要追溯到巫术与音乐、舞蹈的联系之上。在早期社会，巫术与舞蹈、音乐有着天然的绑定关系。《说文解字》中解释道：“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褎舞形。”《周礼·春官宗伯·司巫》也记载：“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在巫术仪式中，巫祝们跳着神秘莫测的舞蹈，以此来沟通上天。从《吕氏春秋·古乐》的记载可以看出，音乐的起源是模仿世间生物所发出的声音而来，包括：“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辂置缶而鼓之，乃拊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以模仿万物得来的音乐，自然也可以与万物神灵进行交流。因此，在面对洪涝、干旱、地震等自然灾害时，以音乐和舞蹈为表现形式的巫术便成了先民沟通、取悦、恫吓想象中的神灵精怪的唯一途径。师刀摇动时会发出清脆的“沙沙”声，由于基本无法控制音域高低，属于典型的节奏型乐器，所以在一场傩仪法事中并不作为主要乐器使用，而是常常与牛角、念唱一同出现，以增加仪式的氛围感。

五、结语

永和墓群为一处典型的明代墓地，出土师刀的31号墓葬形制也与周邻地区的明代墓葬别无二致，其墓主应为当地的居民，根据墓室内出土的师刀和铜铃推测其身份可能为以驱邪娱神为生的端公。

通过前文对傩、端公以及师刀的介绍可以得知，傩是巫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效用从早期单纯的“索室逐疫”逐步发展为具有驱邪、娱神、抚慰亡灵等多种作用；表现形式也日益丰富，从“方相氏执戈扬盾，帅百隶而傩”，到后来与佛、道融合，引入佛、道经典人物，再到后来与戏曲融合，在傩祭中穿插戏曲表演，演变为傩戏，为原本较为严肃的仪式增添了娱神娱民的观赏价值。端公文化是明清时期伴随移民而来的产物，后来与本土巫术文化融合，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师刀是端公的专属器具，既是法器，也是乐器，在一场傩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9] 张泽洪：《道教斋醮科仪研究》，巴蜀书社，1999年，第90-99页。

文稿：郎   莉 · 赵   滢 · 高   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