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的考古工作，几乎与中国考古同步。1921年4月，北洋政府顾问、瑞典地质调查所所长安特生（Andersson）在河南渑池发现并确认仰韶遗址。随后他邀请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首席科学家沃尔特·格兰杰[1]来到中国传授先进的考古发掘技术。而格兰杰离开北京后，却独自来到了长江三峡地区，试图在中国南方寻找古人类的遗迹。

依据于周口店和北京猿人的发现经验，格兰杰每到一个地方，必定光顾中药铺，寻找一种叫“龙骨”的中药材。他听说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盐井沟一带盛产“龙骨”，便翻山越岭来到盐井沟，雇用当地农民，发掘出了大量化石，并辗转运到美国，进行修复、鉴定，至今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还能见到大熊猫化石等众多在盐井沟挖出的标本。

然而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另外一支队伍冠以“中亚探险队”的名义，也跟随着格兰杰的脚步，1925年从宜昌溯流而上抵达万州，对长江沿岸的洞穴和古人类生活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耗时两个半月，并最终在美国博物馆期刊《Natural History》（《自然历史》）上发表了考察报告——“Prehistoric Man of Central China” ，报告中探险队对中国中部史前人类的考察，认为“通过对长江峡谷的深入考察，并未发现史前人类居住于这些洞穴的证据，推断这些史前人类可能是该地区较晚时期的定居者”。而后，在我国后期对三峡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巫山人”“建始人”“秭归玉虚洞”等古人类生活遗址。

在刚刚过去的冬季，长江三峡的洞穴和岩洞是中亚探险队[3]考古调查的特别对象。尽管我们面前有广阔的大陆未开发地区，但这一特定地点的选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沃尔特·格兰杰先生是探险队的古生物学家，他曾在峡谷上方的国家逗留过两个季度，收集更新世[4]的化石；在经过大峡谷时，他曾多次观察到并报告了许多天然的岩洞存在，这些岩洞显然或多或少适合人类居住。他还在几个洞穴中进行了小规模的试掘，虽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任何东西，但他确实带出了两件当地工人声称是从他自己的化石坑挖出的文物。几乎不能再有比这更多的鼓励了。这里似乎向我们发出了半个承诺——为什么不呢？另一个卡斯蒂略[5]洞穴，里面可能包含了整个旧石器时代的故事。

长江三峡是中国的风景名胜地之一，然而，就像这个古老而多彩国度中许多其他景点一样，长江三峡也隐藏在其貌不惊的外表之下。诚然，一条雄伟的水道通向它，因为长江是亚洲所有河流的源头；但在你到达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自然奇观之前，你必须穿越一千多英里的低洼、平坦和风景并不优美的地区。然而，一旦你到达那里，你的兴趣一定会被激发出来，如果报道可信的话，这种兴趣会一直持续到你向西越过“世界屋脊”到达喜马拉雅山脉的最高峰。换句话说，著名的峡谷位于长江上游约 1200 英里处，在湖北省和四川省的交界地区，大约在中国的地理中心。这个景点的最终出发点通常是条约口岸汉口，从太平洋沿岸向内陆延伸近 700 英里，从上海乘坐蒸汽轮船和从北京乘坐火车都可以到达这个起点。

在格兰杰先生的护送下，探险队于十一月[6]的第一周离开北京，并在十五日之前抵达了位于峡江下游的条约口岸——宜昌。在宜昌，他们进行了一些地方性的勘察，至少在与城市隔河相望的一个岩洞里找到了新石器时代人类（骨头和陶器碎片）的实际遗迹。在认真开展勘察工作之前，探险队还乘坐了一艘小型汽船穿越了长江上游较为危险的水域，穿越了峡谷。结果获得了大量具有实用价值的信息，并绘制了一张粗略的地形图，标出了主要岩洞的大致数量和位置。我必须强调的是，我们从不同的文职和军事官员那里获得了文件许可，这种情况既奇怪又令人高兴，而且还出奇地迅速！11 月底之前，在中国内地传教会的赫伯特·斯奎尔牧师（J. Herbert Squire）的帮助下，探险队租到了一艘本地船只，并于 12 月 3 日开始了我们的航行。

溯长江而上——拖船在激流中前行，这时，一根缆绳断了，考察团的船在起泡的漩涡中打转。

在船上进行考古勘探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尽管这是出于必要而进行的，并且我们在开始时还心存疑虑，但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它的诸多优势，特别是在移动性、相对独立性，甚至我们认为的人身安全方面。  

我们的船，用当地人的话说是 “洋马”[10]——重 24 吨，长 68 英尺，宽 11 英尺，单根桅杆长 55 英尺。它有一个低矮的、像雪橇一样的船头，圆形的船底，像我们在五大湖上的鲸背船一样隆起的船舷，船尾和船中拱形的船顶，以及一个奇特的高高突出的船尾，这样的构造是为了容纳过宽过浅的舵和长长的舵杆。为了在危险的漩涡中保持直线航行，船头还安装了一个超长、粗壮、像桨一样的舵，并直接向前延伸。

长江上游的航行在任何时候都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言而喻，经验丰富的专业水手在执行任务时，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展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技巧和精确性。 毫无疑问，这些船只本身——如帆船、舢板等，无疑是长期适应环境的结果。它们主要由柏木制成，表面涂有一层木油，因此重量和吃水都非常轻；这无疑使它们易于操作。不过，通常情况下，在逆流而上时，船只是由六到十名船员沿着河岸用一根长竹绳拖拽。当我们遇到更困难的急流时，这些拖船者的数量不得不增加到一百人或更多。然而，在较小的急流中，我们一般都是利用绞盘来帮助自己。

山上的积雪让江湾的人们为了取暖，早早就把垫子拉到了船上。

这是一个中国三峡地区典型的防御工事，这个建筑依附在一个狭窄的壁架上，只有一条危险的狭窄小径才能到达。

简而言之，这就是我们独特而非常合适的交通工具。随行的还有二十一名固定的船员和工作人员，他们都或多或少地住在甲板上隔离的宿舍里。纳尔逊夫人身兼事务长和军需官的双重身份，还有一名本地翻译、一名负责侦察工作的私人助理、一名领班、一名厨师，当然还有船长和他的船员。甲板下有足够的空间存放大量的燃料和给养，以及工具、采集的标本等。虽然鸦片馆并未得到官方认可但也存在。从单纯的舒适和便利的角度来看，我们以前从未享受过如此便利的野外住宿条件。我们队伍中的当地成员很快就适应了有限的空间和稍微有些新奇的生活作息。总之，由于这次冒险，可以说蒙古的汽车旅行对我们几个人来说失去了一些往日的吸引力，而我则希望自己能继续向西航行，直达君士坦丁堡。

工作本身是非常简单的。长江在穿越峡江的途中，或多或少地穿过一系列褶皱和重复的地质构造，包括砾岩、砂岩、石灰岩、页岩和花岗岩。其中最明显的是石灰岩，高达四五千英尺，构成了五六个不同峡谷及其支流的部分峭壁。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石灰岩也提供了大部分真正的洞穴，这些洞穴的表面从低于高水平的表面一直延伸到可见地形的最高点；但是砂岩、砾岩，甚至页岩也提供了相当数量的一般不高的洞穴。只有花岗岩完全不具备自然居住的基本条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试图从一个假想的原始人的角度来观察整个环境；猜测他最有可能居住的洞穴和庇护所，因为我们不可能访问所有的洞穴和庇护所；爬上那些被选中的洞穴和庇护所；最后，测试它们的地面沉积物，看是否有文化或骨骼遗骸，以及检查墙壁，看是否有可能的图像铭文。

这是砂岩中出现的屋檐类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前景中的荒枝属于著名的桐油树。

巫山峡谷中的一个洞穴，峡谷石灰岩地段典型洞穴的典范。

石窟场地——宜昌附近典型的砾岩地貌小洞穴长系列的一部分。

现代洞穴住宅——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附近一个新月形洞穴的局部景观，住着一个中国农民和他的家人，包括山羊、猪等。

被忽视的洞穴家园，格兰杰先生三季化石狩猎的总部——盐井沟村。

以这种方式探索洞穴是一种令人兴奋，甚至令人着迷的活动，但很快就有点令人泄气。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史前遗迹，而且不久之后，我们就相当清楚地意识到没有什么值得期待的了。尽管如此，调查工作还是一如既往地进行着，而且进行得相当彻底，以便尽可能确定否定的结论。最后，在对长江流域进行了两百多英里的扫描，并更匆忙地穿越了河流以内内陆地区的相同距离后，我们只得到了史前人类曾经靠近过洞穴的最微弱的迹象！首先，石器时代晚期的人类在耕地和河岸上都留下了大量的遗迹；其次，调查中发现的大部分洞穴和遮蔽都被中国人占据过，或者最近才被中国人占据过，这就显得更加令人吃惊了。

我们的勘探范围可以简单概括如下：我们在长江上航行了 230 多英里，并徒步穿越了各支流河谷和内陆地区，总距离至少与此相等。大家都知道，这还不包括每天从一个山洞爬到另一个山洞的普通任务。在主要登陆点，也就是需要对沿岸地貌进行实际考察的地方，共记录了122个；其中大部分集中在包括峡谷在内的50英里范围内。就成果而言，我们考察了 367 个洞穴和遮蔽物，其中 139 个（占 38%）有人居住，或最近有人居住过，我们还注意到另外 316 个洞穴和遮蔽物的存在和位置，其中许多同样证明了现代人类的居住。就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证据而言，结果证明，与一直以来的期望相反，是完全否定的；对于新石器时代人类，我们在洞穴中只获得了可疑的痕迹。

然而，调查并不完全局限于洞穴。巡航伊始，我们就在左岸的古老背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作坊或定居点。它很可能是一个村庄，而且很可能是古老背村的直系祖先。我们是在枯水季节来到这里的，我们发现在一个 30 英尺高的悬崖底部，有一个近 100 码宽、600 码长的缓坡前滩，上面散落着许多加工过的石器，如锤、磨、斧、凿、锄和刮削器，还有破碎的陶器。遗憾的是，这些史前遗物大部分都与上面悬崖上现有定居点的砖块和各种碎屑混杂在一起；因此，虽然我们很容易就收集到了大约 150 把真正的古斧头，但无法在所有情况下区分古代和现代陶器。

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提示我们在整条河流上游可能会发现什么样的考古遗迹；虽然我们是在遭到抗议的情况下，不得已才这样做的，但我们从来没有忽视过这一点。如前所述，我们的大部分发现都是在河岸或附近田野的地表上进行的；但我们确实发现了两处未受扰动的文化遗物堆积，这让我们对哪些特征属于真正的新石器时代有了部分正确的认识。其中一处沉积物填满了一个小岩洞（太小，不适合居住），我们对其进行了挖掘，发现了一些石器工具和轮制陶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同时代的。另一处遗址是一处露天沉积物，由一条沟壑暴露出来，厚度接近 18 英尺。这一部分主要由山上冲刷下来的粘土组成，分层明显，透镜下，显示出大量的灰烬和木炭、鱼和动物骨骼、人类骨骼的痕迹，以及大量的加工石和碎陶器。虽然大量的废弃物似乎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但遗憾的是，从底部到顶部，文物材料的特征并没有发生预期的明显变化。然而，这一观点可能会受到修改，因为该遗址的上方有一座农舍，我们只能满足于表面的调查。

必须强调的是，这些考古发现都是在长江边或其附近发现的。对南部内陆地区的搜索没有产生决定性的发现。诚然，我们发现有两件由格兰杰先生带来的文物；同样，我也在三个地方的地表上发现了单独的碎片，上面有明显的人类加工痕迹。但是，与这些可疑的和所谓的发现相比，我们可以举出一些毫无结果的考察，首先是对绵延数英里的耕地和小溪河岸的检查；其次是对数量可观的洞穴和岩石遮蔽物的考察；第三是对一百多个更新世化石坑中的提取的碎屑的考察。所有这些迹象都表明，新石器时代的人类确实居住在长江流域，但他们来得很晚，至少在他被他的使用金属的后继者（大概是历史早期的中国人）赶超之前，他们还来不及渗透到长江流域的某些腹地（内陆的某些地区）。换句话说，史前时代晚期（可能是三四千年前）开始的用石斧砍伐森林的过程，似乎仍在由现在的农业人口继续推进。

在这里，要充分解释长江三峡地区史前遗迹的稀缺性，需要花费太长的时间。不过，有足够合理的理由，例如，长江峡谷地区相对崎岖、难以穿越、猎物稀少，尤其是几乎完全没有燧石和其他特别适合制作工具和武器的岩石物质。无论何时何地，洞穴对原始猎人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吸引力，除非是在极度寒冷的时候，而四川又是半热带气候。即使是在这些地区的新石器时代人类也更喜欢自己建造的洞穴，只是到了最近几个世纪，也许是由于木材越来越稀缺，中国的农民和渔民才开始使用洞穴。

这次中亚探险队对长江三峡的考察结果虽然在某种意义上令人失望，却仍然是既有趣又富有启发性的。作为有关该地区的第一份报告，它们自然对考古科学具有重要意义。

它们表明，史前人类在这片土地上扮演了一个非常不起眼的角色，他不是一个洞穴居民，不是一个猎人，而是一个樵夫和农民，而且他们可能是乘船来到这里的，时间比陶轮出现的时间还要早。此外，他们还认为，真正的猎人——旧石器时代的人类，要么从未到达过中国的中心地带，要么是由于险恶的环境将他挡在了这一特定地区之外。在这两种选择中，第二种当然是目前唯一安全的选择；因为只有在勘察工作向西深入到青藏高原之后，我们才能安全地将旧石器时代的人类排除在中亚的这一角落之外。

[1] 沃尔特·格兰杰（Walter Granger），美国古生物学家，1921年，曾到长江流域考察，追寻中药“龙骨”，并到万州盐井沟地区，先后三次发掘和收集古哺乳动物化石，后文简称“格兰杰”。

[2] Nels Nelson（尼尔斯·克里斯蒂安·尼尔森），(1875年—1964年)，丹麦裔美国考古学家，时任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考古部副馆长。

[3] 1921年，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组建中亚探险队，曾在北京、重庆、内蒙古等地进行过多次关于古人类和古生物的发掘和采集工作。

[4] 更新世指的是从270万年到1.1万年前的时间段，属于冰河世纪（Ice Age），人类也在这一时期出现。除了人类，还有一些巨型动物，包括美洲猎豹、乳齿象等，很多更新世的巨型动物早已灭绝。

[5] 西班牙卡斯蒂略洞穴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的洞穴，距今至少 40800 年。

[6] 此处时间应为1925年11月。

[7] 今湖北省宜昌市猇亭区古老背街道。

[8] 今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白水溪一带。

[9] 重庆万州盐井沟是史前考古遗址，是20世纪20年代初在我国最早被发现的化石集中产地，盐井沟也是我国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最经典的产地之一，该地区产出的动物群是华南“大熊猫——剑齿象动物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