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山重水的重庆，从不缺探访者，严谨的德国人也早早来到这里。曾担任“德国国家文学”丛书主编的约瑟夫·屈尔施纳（Joseph Kürschner）1901年在编辑《China/大清帝国》时，其中的第一卷用了一幅重庆的老照片。

照片中，重庆城朝天门外两江交汇处的江域，人山人海，正在举行赛龙舟的比赛，“旗开得胜”的幌子随处可见。山、水、城、人、民俗融为一体，生动至极，这或许成为很多德国人看到重庆的第一印象。

约瑟夫·屈尔施纳在1901年编辑《China/大清帝国》时，所用的重庆配图

微观细致的地理学者

科学无国界。李希霍芬[1]是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作为近代地质地理学界先驱，1868－1872年，他不远万里多次来中国进行地质考察，足迹遍及晚清十八个行省中的十三个，对中国的山脉、气候、人口、经济、交通、矿产、人民生活等进行深入探查。

1872年，李希霍芬游历四川盆地，并沿江而下，从成都、泸州游历至重庆，彼时的航运技术还不发达，李希霍芬所乘坐的船，船桨出了问题，所以他曾短暂在江津县待了一天。

“附近的白沙是个大地方，因其高粱烧酒而闻名。而江津县很小，它位于一个长长的江湾里的平原上。我们停靠在城市对面的一座塔附近。这个地区因其橘树林而闻。”

“从石蟆开始几乎到重庆府为止，江两岸的大部分山坡上都披着橘林。果季里每棵树上都结着数千果实，现在正是花期，散发着一种怡人的芳香。橘子是江津重要的贸易品。这里的橘子有最好的香味，又甜又嫩，嫩得能吃得一点不剩，它们入口即化。这是唯一能同欧洲的橘子媲美的橘子。”[2]

作为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也细致观察了沿途的物产，江津的酒和柑橘都被记载。1872年4月16日，李希霍芬抵达了重庆府，他用极其地理的语言，描述了这个城市。

“重庆府建在一个由柔和沉陷的岩石构成的略微崎岖的平地上，该平地像一条舌头延伸在两江一嘉陵江在此汇入长江一之间，以高约20米的断崖向两侧落下。重要的地方得到了很好地加固，城墙周长约30里。江边的城墙外边有许多竹子和蒲团做成的房子，水位高时移去。只在城西有个郊城，其他方向一出城便踏上广阔的坟地。”

“因为城市建得很窄，每一处都住着人。商品销售额据说每天5万两，在此停泊的船只却比汉口和湘潭的少，城市的地面颇为不平，总是上上下下，坐轿子是一种折磨。没有街道是直的，都弯弯曲曲，曲曲折折。”[3]

李希霍芬似乎并不能适应这个城市的拥挤，在重庆小住之后，旋即他就沿着长江而下，这里的地质地貌更加让他关注。

“江岸从重庆开始便改变了其特征。那有着坡度柔和的岩层、农田和橘林的可爱风景不见了，随之而来的是更加陡峭的山坡、更加坚硬的岩石和更加拥挤的隆起。”[4]

李希霍芬绘制了大量关于三峡地区的地质图

1872年，李希霍芬回德国后，花了许多年，完成了传世名著《Ferdinand von Richthofen's Tagebücher aus China》，后被翻译成《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其中还首创了“丝绸之路”这一名称。李希霍芬是继英国前皇家炮兵上尉托马斯·布莱基斯顿[5]之后的又一个系统考察重庆的欧洲人，而就在这年，三峡摄影第一人约翰·汤姆逊[6]也曾抵达巫峡，不知两人是否擦肩而过。

定格瞬间的魏司和柏石曼

在李希霍芬考察重庆的42年后的1904年，德国领事馆在重庆设立。弗瑞兹·魏司自1905年起他曾先后担任过德国驻重庆、四川（成都）领事。作为外交官的弗瑞兹曾携带作家妻子的海德维希·魏司游历三峡、重庆甚至西部更远的地区。李希霍芬的考察仅留下文字和地图，而魏司夫妇[7]则留下图文和大量高清影像，让我们至今可以勾勒出晚清重庆的轮廓。

魏司夫妇的留下的影像，让我们看到了德国领事馆外围的环境，也让我们看清了晚清通远门外的生活场景，还有其定格了“五福宫”的建筑小巷，一些涉及人物的照片，让我们捕捉到晚清重庆百姓的精神面貌。

魏司夫妇镜头下的通远门外

魏司夫人有不少着墨重庆的文字，似乎她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城市。“这座城市由凿刻的砂岩建造而成，既不美也不动人。但她是完全和风景完全相连的。她骄傲地、有点阴险地望着两条湍急的河流，其中有一条清澈碧绿的河流，与它的哥哥——位于城墙脚下的长江——肮脏的河道混在一起。这些河流就是富庶的四川省内所有的商业活动所经过的血管……城墙以之字形包围着这座城市，顶部有目中无人的瞭望塔和弯曲的拱门，这似乎很难包围溢出的大房子……”[8]但是却生动地记录了一些日常的场景。

“当我被人用轿子抬进这座城市时，我永远不会忘记它给我的第一印象。从河岸到城门有很多的砂岩做成的台阶，它们永远都是湿漉漉的，因为总是有很多挑水的人在上面走过。高高的垃圾堆流出令人作呕的脏水，垃圾被从这里推到江水中。在大街上的味道就令人更加不堪忍受，简直让人窒息。轿夫们用嘶哑的声音大喊着：‘让开，让开’。两位领事馆派来的卫兵跑在前面，身穿看起来像是蓝色的制服，胸前印着‘大德意志领事馆’的字样。”[9]

而身为作家的海德维希·魏司回国之后，以夔州（今重庆奉节）少年小李为原型、以夔州城为背景，创作出了畅销德国的青少年读物《中国少年——李》（德文直译后的书名），如今已经被中文翻译。[10]

1911 年，魏司夫妇二人抵达夔州，并在那里逗留，还在那里偶遇上一位年仅十多岁的夔州少年纤夫——小李。小李带着他们走街串巷，还邀请他们和随行翻译官到自己的家中做客。就这样，这位普通夔州少年和魏司夫妇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成了海德维希·魏司创作的源泉。

或为海德维希·魏司笔下小李人物原型的少年纤夫

《中国少年——李》将笔墨集中于小李——这位生活在清末的少年身上，通过他在一路“冒险”过程中的所见所闻以及他眼中普通百姓的生活，反映了清末夔州以及三峡地区百姓的生存状态。

而另一位拍摄晚清重庆高清照片的德国人，当属于德国建筑学家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11]，他是全面考察和记录中国古代建筑的第一人，虽然他比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来得晚，但是伊东忠太更多是依赖速写，而柏石曼曾留下了大量历史影像，更为细致的是后期他通过大量的建筑平面绘图，记录下了晚清中国很多老建筑的布局。

柏石曼拍摄的重庆城内一景

1908年，柏石曼曾经来到重庆，不仅重庆城的街道和房屋曾是他的拍摄对象，他还渡江去了南山的老君洞，拍下老君洞的山门和部分雕刻。随后他沿江而下，对丰都、万县（今重庆万州）文庙等建筑都进行细致的拍摄和制图，而且流连于风箱峡的风光。让人叹为观止的是，柏石曼拍下的照片不仅构图规范、场景具象，且每一幅照片拍摄时，周围似乎都被清场，因为所有影像都没有人物，只有被拍摄的建筑或者风光主体，这些照片陆续都被收录在《中国建筑和景观》《中国建筑》（德文直译后的书名）出版物中。

助力城市现代化的工业先锋

商人逐利。重庆开埠之后，各国商业团体入驻重庆，德国也不例外，在德国的重庆领事馆成立之前，德国商人就曾计划在此“抢滩掠地”。1901年《湖北商务报》曾报道，“重庆日本领事报告曰：在上海，德商亚尔勃尔土格别克公司，即所谓瑞记洋行者，欲向重庆地方扩充其商权，先派遣店员安陀仙者于重庆为百事计划，闻此店员东历四月中已到达，云不日见德国商店开设矣，瑞记资本颇巨，故其所经纪绝不止一杂店，自其营业部类考之，则重庆市面轮船业、矿山业、蚕丝业、棉丝业，必在其经纪中矣。”[12]其实事情并非如日本人所料，德国人在工业制造业领域具有十足的优势，其在重庆名声大振的是其机器制造品牌和汽车品牌，并助推了重庆的现代化城市进程。

1927年初，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正式成立“重庆自来水筹备处”，并推荐“商埠督办公署”技正税西恒担任工务组组长，负责重庆自来水厂的规划、设计以及全部的建设工作。下半年，税西恒奔赴上海，会商德商西门子洋行，并向该洋行订购机器、水管等设备，直至1928年才全部谈妥。

1929年3月1日，重庆自来水厂的开工仪式在今渝中区大溪沟观音梁举行。10月25日，“重庆自来水筹备处”向德商定购的输水钢管和水泵、电机、锅炉、发电机等设备运达。1931年冬，重庆自来水厂工程大体完成。1931年12月8 日，试水全部成功。运营之初，重庆自来水厂的德国设备虽然曾出问题，但都一一解决，今退役下来的部分设备，依旧陈列博物馆中。

至今陈列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中的重庆自来水厂德国制造水管

而让渝城普通百姓较早接触到的德国品牌，则是奔驰（BENZ）。据1938年《四川经济月报》第六卷第六期《重庆公共汽车六年来之经过略志》报道，“公共汽车之创设于民国二十二年，筹备完成后，集得股金五万，于上海购得德国制造之‘朋池牌’牌汽车五辆”。[13]

而1943年《公路月刊》 第三期《重庆之公共汽车》[14]曾统计1943年重庆城的公共汽车数量，其中朋驰（BENZ）58辆，并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其他品牌，而品牌名称虽与1938年的品牌表述不一，但是英文可鉴，奔驰就是重庆最早的公共汽车使用品牌。

1943年，重庆公共汽车车辆状况统计表

而德国工业技术对重庆输出则更早，一份1922年签署的“四川重庆商办水电公司暨重庆江合煤矿公司合延请德国工程师倪尔信”[15]的合同，反映了重庆建市之前德国工程师和重庆企业的合作往事。按照合同约定，双方议定条件如下：

“倪尔信受重庆商办水电暨重庆江合煤矿两公司聘用，对于各该公司受总经理与协理之命令，以水电公司方面事务为主体，以江合公司方面事务为附属，对于双方公司均负有工作修理改良以及一切工程上之事务之责任，如水电公司内附设之修理厂修理船事项，亦在期内。”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这位德国工程师身兼数职，关乎早年重庆两个重要民族工业的命运，而这位德国工程师想必也计划在重庆深耕，因为这个共同部分条款，更像一个卖身契。

“工程师在公司如有病时，得由医生诊断休息治病，所有医药费由水电公司供给；如工程师因公受伤至重不能操作，当由水电江合两公司给予全年薪水及回国旅费；工程师因公死后，除给予全年薪水及回国旅费，与其妻子外由水电公司给体恤金川银伍佰元，除此以外该工程师之妻及子女等不得再向任何公司或中国政府要求丝毫；如工程师死后，无亲人料理，应由聘请方面驻渝领事将尸首烧灰送回原籍。”

而该合同落款的钤印是“四川重庆烛川电灯股份有限公司之章”，重庆商办水电公司只是代表，聘用也是“延聘”，由此可以推测该德国工程师曾参与过重庆最早电力（电灯）公司——烛川公司的技术指导工作。

 

风雨与共的战时寓居者

在欧洲短暂和平的20世纪30年代，陆续有不少德国人前往四川盆地旅行或考察，途中必然经过重庆，重庆地方政府竭尽全力保护他们的安全。1930年5月18日，江北县团务委员会就曾发布训令，要求辖区团务人员保护德国人在二岩里的游历活动。[16]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5年——1939年，重庆市政府、江北县政府共发文16次，要求保护杜曼德、古次伯、贝次勒、傅格德、文德斐、萧伯南、杜定加、斐士麦、费伯玺、赖思迪、邵艾、何乃曼、喀佑斯等人的安全。行文大体如此：

“兹有德国人喀佑斯等三人因游历传教或经过回国前往贵省重庆成都，请将护照加印发还，照约保护。”[17]

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市政府依旧全力保护寓居在重庆的德国人的人身安全。重庆大轰炸期间，德国大使馆驻渝办就曾致函重庆市政府，称“本处处长普莱上校及其职员与眷属等均住化龙桥地方，惟该处无防空洞设备，遇有空袭警报，颇感不便，拟自备工料在李子坝正街六十五号对面，张姓山下，开凿两洞口之地下室，一座约容纳十数人，以资应用，请转主管机关，准予开凿。”时任重庆市长的吴国桢旋即同意这一建议，并责令重庆市工务局协助开凿。[18]

而彼时生活在重庆的德国人傅安娜[19]就曾在其回忆录中，回忆起战时的重庆生活，以及大家对于战争的态度。

“秋天一开始，大雾就笼罩着这座城市。日本飞行员就再也看不清这座城市，因此只得暂时停止轰炸，直到第二年的春天。从秋天起，重庆城就开始热闹起来，人们在极短的时间里，以最快的速度，把被炸毁的马路填平，或者扩建成更加宽敞的马路，又在马路两边盖起新的房屋，有平房，也有楼房。新的政府机关大楼、公寓楼也建起来了，还有一排一排的商店。商人们把轰炸期间转移到城郊或者乡下的货物又拿出来卖。银行、餐馆、电影院、戏院，又开始营业。大街上又像从前一样热闹起来，到处都是工人在干活，有些工人还只能暂时住在废墟里，因为没有足够的房子可住。他们只想活下去，暂时忘掉这场可怕的灾难。”[20]

儿时的傅安娜似乎很喜欢重庆山城的形象，“沿嘉陵江往下行驶。透过雾幔，我看见对面山上的重庆城高耸的影子。随着嗒嗒的马达声，江对面的朝天门也渐渐显露出雄伟的轮廓。它陡峭的山崖在两江交汇处冲天而起，看上去十分巍峨壮观。”[21]

而此时的德国大使馆已经迁徙到了少于轰炸的南山，傅安娜的父亲也就是彼时的德国驻华领事傅德利（Walter-Friedrich）也只能经常将德国国旗铺在船上或者房子，祈求躲过日军的轰炸，迎来更和平的时代。

傅安娜的父亲傅德利在房子前面铺上德国国旗，以求躲避日军的轰炸。

风雨与共，大道同行。从晚清到民国，一些德国人曾抵达中国内陆腹地的重庆，他们或为游历山水，或为工作经商，有的改变了重庆落后的医疗业，有的加速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他们的微小故事，构成了重庆城市史宏大叙事的一个组成部分，弥久弥新。

今非昔比，如今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越发活力和生机，正携手更多德国企业共同合作，并致力打造中德（重庆）智能产业园，且行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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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Ferdinand von Richthofen，译名：费迪南·冯·李希霍芬，简称“李希霍芬”，是德国著名的地质地理学家，曾任波恩大学、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教授。

[2]（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德）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第782页，录入有修改。

[3]（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德）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第785页，录入有修改。

[4]（德）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德）蒂森选编，李岩、王彦会译，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6月，第788页。

[5] 托马斯·布莱基斯顿（Thomas W.Blakiston，1832年—1891年），英国汉普郡利明顿人，前英国皇家炮兵。

[6] 约翰·汤姆森（John Thomson），出生于英国爱丁堡，摄影家、探险家。自1862年开始了亚洲之行，在马六甲海峡、柬埔寨和中国等地拍摄，是最早进入三峡拍摄的欧洲人。

[7] 弗瑞兹·魏司（Ffitz.Weiss）与海德维希·魏司（Hedwig.Weiss）夫妇先后于1899年和1911年来到中国，最后于1917年一起离开中国。

[8]（德）塔玛拉·魏司（Tamara.Wyss），巴蜀老照片，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5页。

[9]（德）塔玛拉·魏司（Tamara.Wyss），巴蜀老照片，四川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66页。

[10]（德）海德维希·玛格丽特·魏司著，葛囡囡译，时代文艺出版社，2022年。

[11]（德）恩斯特・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著名建筑学家，1906—1909年，曾对中国古建筑进行全面考察，拍下了数千张极其珍贵的照片。

[12] 佚名撰，德国人在重庆企业计划，湖北商务报，1901年第79期，第10页。

[13] 佚名撰，重庆公共汽车六年来之经过略志，四川经济月报，1938年第六卷第六期，第116页。

[14] 黄寿嵩，重庆之公共汽车，公路月刊，1943年 第三期，第56页。

[15]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2430001004820000002。

[16]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810008450000001000。

[17]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30010001350000009000，所涉人名皆为原档案音译，原档案附有原名。

[18] 摘自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档案号：00530020002120100195000。

[19] 傅安娜 (Johanna Stahl)，1937年生于重庆，1945—1949年在沙坪坝南开中学上学，1952年全家离开重庆，自此定居德国。《汉娜的重庆》（中文译本）是她的自传体回忆录，德文版于2017年在德国出版。

[20]（德）傅安娜著，海娆译，汉娜的重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97页。

[21]（德）傅安娜著，海娆译，汉娜的重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153页。

图文：张真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