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兴文重教，魁星崇拜由来已久，早在唐朝，玄宗入蜀避乱，曾利用蜀地民间文昌神信仰巩固政权，而文昌神信仰和魁星信仰，在民间信仰中均为执掌文运功名的神祇。北宋四川文人苏轼因“文章冠天下”而被奉为“奎宿下凡”，元曲《折桂令·苏学士》中“叹坡仙奎宿煌煌”便是称赞其文采照人。至清初连续六十年大规模移民后，巴蜀地区魁星崇拜空前兴盛，民间魁星信仰广泛融入世俗生活。巴蜀民间丰富多样的祭祀祈福活动为魁星阁增添了活力，如江安县民间礼俗中，“七月七日，祀奎星”[4]；又如垫江于苏东坡生日设祀于奎星阁，因蜀人苏轼被视作奎星[5]（图2）；再如江津奎星阁还有独具特色的“敲榜”习俗，“值乡试年，自八月初八日，士子入场始，司香火者即于阁上书，夜轮班击鼓二下，击点一下，俗名敲榜，榜中至九月乡榜揭晓乃止”[6]（图3）；传统川剧《魁星笔》中对魁星也有世俗化的演绎。以上皆是魁星阁在民间得到尊崇的反映，是民间绅耆百姓对于读书人寄予的祝愿和精神寄托，也是魁星阁得以不断延续的重要因素。许多魁星阁虽已在历史浪潮中被损毁拆除，但从文献和零星的历史影像中尚能窥其一二，本文据现存实物、历史影像及方志史料，对清代巴蜀魁星阁在城镇聚落中的布局特征进行梳理研究。

图3 江津奎星阁

一、攒峰耸翠——山水环境的人文景观节点

巴蜀地理环境复杂多变，从西部平原，到中部丘陵，再到东部平行岭谷，城镇的山水形势不尽相同。魁星阁选址布局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加强城镇聚落中魁星阁的耸峙形象，如北川禹里城东门外奎星山顶的奎星阁，楼式壮丽，风景绝佳，其“奎阁连云”之景致为八景之一，再如资州奎星阁建在城东北重龙山腰，可俯瞰全城（图4）。对于不甚理想的城镇聚落环境，一些魁星阁的选址布局起到了“风水修补”的功能，在低陷之地树立魁星阁，“增补”山水地势，对城镇聚落的视觉空间环境进行平衡协调，所谓“地舆有阙，天象可以补之”，如合江县城东关的奎星阁，便是考虑到其地势低陷而建，“凤山高数十仞，而东关独卑且下焉，况且东系奎星躔次之位，奎星即文星也，文星不高耸崇嶐，笔怎能出类拔萃”[7]；再如灌县文庙，“左右两峰并峙，其东为奎星阁，故址而形势稍弱，昔人建阁于上以振之，秀拔穹嶐，与西峰并”[8]。此外川江水运交通节点上的城池常常凭城临江建阁，如重庆府东水门内高耸的文星阁（图5），再如巫山奎阁（图6），“在东城隅，拱卫学宫，耸峙巫峡，有高阁临江之势”[9]。

图4 资州重龙山腰的奎星阁（Manly Wilson Edward摄）

图5 重庆东水门内的文星阁（Sidney D. Gamble摄）

图6 巫山城东南临江而建的奎阁（岛崎役治于1927年摄）

除濒临江河外，还有魁星阁选址于巴蜀城镇的溪流池畔，颇具人文雅趣，如蓬溪奎阁被穿城而过的蓬溪水流环绕，似大船泊于蓬溪水畔，又如璧山南关之外的奎阁，“临河而建，前山曰金剑，后山曰挂榜，河之上岸，当阁之左，则象文笔，河之下岸，当阁之右，则象墨池，此皆地势天然，不烦点缀也”[10]，再如筠连奎星楼建于玉壶井前定水和乾溪汇流而成的水池畔隆起的巨石上，植被掩映，构成一处文风盎然的园林景致（图7）。

图7 筠连八景之“玉壶冰清”（同治《筠连县志》）

二、巽位奇峰——城镇布局的传统方位观念

古代城池的营建以及重要建筑的修建，都离不开对方位的考量，在传统方位观念中每个方位各有文化内涵，其中巽位是影响城邑“文运”的方位。“巽”为八卦之一，即东南，旧时认为“巽位”主文章兴文运，从一些地方的魁星阁和文昌阁又名“巽阁”可作印证。故而古代的城池营建，为了城内学子的文运功名，往往对城池巽位十分重视，巴蜀地区亦不例外，如威远县城池营建中，“于城之东南隅，创方楼二重，象斗魁焉，以培文风”[11]；乐至县修建奎光阁时记载，“形家谓此巽方，必有奇峰杰立，乃以壮其气，否则卑庳陵夷”[12]；德阳知县修复文庙旁奎星阁时讨论了文运和方位之关系：“作事者，始事于东南，而收功者，实尝于西北，余谓文运亦然”[13]；剑州重建奎星阁时，“采形家言，从巽位，建奎阁，补其未备”[14]。这种方位观念使得魁星阁通常建在城池的巽位（图8）。

在传统方位观念中东南方位主文运的影响下，巴蜀魁星阁与城池的空间关系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建于城池内，多在东南方位，与城内文庙、书院等建筑有机协调，如乐至县城、丹棱县城、泸州城、永川县城等；二是建于城池外，充分利用城外自然山体加强魁星阁的高耸形象，如西充县城、安岳县城等；三是直接建于城墙之上，多在东南角，凭城筑台，形成魁星阁的高大台基，既可节省成本，亦可起到瞭望的作用，多见于平原城市，如川西平原上的汉州城、邛州城、华阳县城、崇庆州城、彭县县城等均在城墙东南角上建奎星阁（图9），再如威远县城，于城墙的东南角上立魁星阁，又名“看河”，可览全城，远眺城外清溪河。此外，还有在水门城楼之上祀魁星的，如渠县水城门，“甬道之末树水栅，建层楼，其上曰奎星阁，东指文峰塔，西对文庙山，以畅文气”[15]（图10）。

图9 汉州城墙东南角的奎星阁（《影子之城：梁思成与 1939/1941 年的广汉》）

三、危檐飞栋——市井街道的空间环境标志

巴蜀地区城镇营建常把楼阁建筑设于城池市井环境中，作为城镇的空间标志。在成都市郊出土的汉代“市肆”画像砖的市井图案中，一座重檐楼阁立于十字口，沿街建筑仅作简要勾画，而着重描绘街心楼阁，可见其在城镇的不凡地位（图11）。魁星阁作为一种被赋予特殊文化意义的楼阁建筑，也常常直接设在商业氛围浓厚的闹市街头，魁星阁主体部分一般高出地面，或底层筑台，或底层架空，利用建筑空间的竖向发展来寓意魁星的崇高地位，教化学子不断向上进取，及第夺魁。

巴蜀城池市井环境中的魁星阁，通常建在城内交通的关键位置：一是建在城池十字口，如德阳县城十字中古为来鹤楼，其后毁于火，县令就其地改建奎星楼，“危檐飞栋，甲于川西，第居阛阓之中，商贾蜂聚，居屋鱼鳞栉比，旁无隙壤，构梯于楼下，其势陡峻，屹然如长虹之下垂也”[16]（图12）；二是建在重要街道的街心，如罗江奎星阁（图13），位于县城南街中部街心，街道在奎星阁处加宽扩大，因罗江旧城在纹江畔，山丘环绕，当地人又称罗江为“船城”，耸立在南街街心的奎星阁象征“桅杆”，标识空间的中心地位，已毁的绵州魁星阁亦如此类；三是城镇主要街道设上、中、下三阁，如德昌县城原有的三座魁星阁，分设于主街上、中、下三处，故名上魁阁，中魁阁和下魁阁，今存中魁阁于街心，下部石台辟有一门南北通衢，标识了城镇中心，而上、下魁阁限定城镇空间边界（图14）。

 图13 罗江南街街心的奎星阁 

此外，清代乾嘉时期随着巴蜀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不断聚集，农村场镇在这一时期大量兴建。嘉庆前后，四川的场镇数量发展至三千左右，到清末光、宣时期，场数约达四千个[17]。魁星阁在巴蜀所兴盛的场镇中也普遍存在，地方志中常以“各场俱有”来描述，其通常建在场镇空间的关键节点：一是设在场口，例如成渝路上的重要交通节点龙泉驿（图15），场镇东起财神楼，西止魁星阁，位于西场口的魁星阁，与东场口的财神楼共同限定了场镇边界，并作为场镇的空间标志，其接地层为类似城门的石台，台上置重檐楼阁，又称“西栅子”，是巴蜀场镇中在特殊时期能起到一定防卫作用的栅子门（图16）；二是设在场中，如入蜀古驿道上的广元柏林沟魁星阁（图17），位于场镇主街中央，底层架空，向北通往古街端头的广善寺，向南通往古街尽端的桥头，其顶层祀魁星，底层架空于街道，中间层为戏台，人们又称其为钟鼓楼和财神楼，旧时戏班当街唱戏，乡民赶场于街头观戏，市井气息浓厚。

 图16 龙泉驿西栅子上的魁星楼（Carl Mydans于1941年摄）

四、相映相扶——建筑群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魁星阁作为培植文运的楼阁建筑，常与城内外的文庙、文昌宫、书院等文教类建筑有机组合，方志史料记载中诸如“学宫建设，皆置奎阁于左右”[18]，“天下府、厅、州、县学宫，皆于巽方建阁”[19]，“学必建奎阁，所以崇祀典，壮文风也”[20]等描述屡见不鲜，说明文庙和魁星阁的组合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制。在与文庙的组合中，魁星阁通常在其巽位，即“主文章兴文运“的东南方位，如犍为奎阁在县文庙外的东南方向（图18），重庆府魁星阁在府文庙外泮池左（图19），灌县魁星阁在县文庙左等。魁星阁与文昌宫、试院、书院等其他文教类建筑的组合方式并无定法，根据实际情况各有不同，如洪雅奎星阁建于城南文昌宫雅雨楼院落之中，丰都考棚中奎星楼建于后殿之上，华阳锦江书院奎星阁建于建筑序列收尾处，并以甬道与讲堂相连（图20）。

图18 犍为文庙与奎星阁的组合关系

图19 重庆府文庙泮池旁的魁星阁（T.C. Chamberlin于1909年摄）

 图20 华阳锦江书院讲堂后的奎星阁（嘉庆《华阳县志》）

此外，巴蜀地区明清以来移民会馆、行业会馆大量兴建，部分会馆也有祀魁星的情况，这是同乡移民、同行成员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想象，如自贡西秦会馆（又称陕西庙、关帝庙）中的参天奎阁（图21），有机地融入到整个建筑群的轴线序列中，永川五间场高处的关圣殿上殿顶亦建魁星楼，当地俗谚以“五间有个魁星楼，半截插在天里头”形容其高上加高[21]。还有部分寺庙也常建有魁星阁作为建筑群的山门，如宜宾临江而建的半边寺、大英寂光寺、南部保城乡瘟祖庙等（图22）。 

图21 自贡西秦会馆中的参天奎阁

图22 宜宾半边寺中的奎星阁（Ernst Boerschmann于20世纪初摄）

图文：孙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