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祖宗已是体面人

 

巴渝先民何时进化到穿衣，不可确考。1936年7月，美国传教士雷布在重庆中学工地发掘了三座汉墓，随葬品中有陶制男俑、女俑、狗、猪等物件，男俑、女俑身上都穿有服装。1938年，美国传教士葛维汉继续在重庆中学发掘，他找到了浅橙黄色黏土制作的陶男俑和陶女俑。①这就说明，至少在公元纪年初期，巴渝老祖宗已过得比较体面和文明，不像有的族群还光着身子满地跑，足可骄人。

抗战时期，郭沫若在重庆江北相国寺发掘汉墓群，从中取出不少东汉时期的墓砖。从这些汉砖图案上，我们可以看到墓主已是足饰珠玑，腰间佩玉，衣裘冠。其精美的饰物和考究的衣物，说明巴渝服装与服饰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古代重庆已有水路与长江中下游相连，从属于中原文化圈，服装一直受中原影响。传统服装有两种基本形制，即上衣下裳制和衣裳连属制。上衣下裳制，指上身穿衣，下身穿裤。史书记载：“凡服上曰衣。衣，依也，人所依以避寒暑也。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②衣裳连属制，指上下装连在一起的服装，就是长袍。其实是将上衣和下裳在腰处缝合为一体，领、袖、裾用其它面料或刺绣缘边。后世的旗袍和连衣裙，来源于衣裳连属制。 

制作服装离不开纺织品。在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巴志》中，已有巴渝产布的相关记载。到唐代初期，重庆所辖13州均有产布，因质量上乘，被朝廷指定为贡品，年年进贡。勤劳的巴渝妇女，凭借几块简单的木片、竹片，编织经纬，巧夺天工。

但重庆历来不是产棉区，纺织原料主要是麻，其次是葛，再次是竹及其他植物。统计品种多达11种，最多的是苎麻布，另有葛布、纶布、筒布等，酉阳、秀山、黔江、彭水一带产斑布、竹布、僚布。唐代中后期蚕桑兴盛，新增丝绸产品，惟数量少，消费者限于达官贵人。

宋末元初，黄道婆发明纺织工具，长江中下游机杼之声不绝于耳。重庆却因缺乏棉花，生产力处于低下水平，服装制作相当落后。

 

 

水运带动纺织潮

 

清代，因水运兴盛，初步形成以重庆为中心，以万州、合川为两翼的商业城市体系，经济快速发展，纺织业突飞猛进。光绪《永川县志》载：“邑多种苎麻，绩织成布，细者为衣服，粗者作帷帐，间有出售远客者。”同治《荣昌县志》载：“比户皆绩，机杼之声盈耳。富商大贾，购贩京华，遍隶各省。”把夏布生意做到了北京。光绪《秀山县志》载：“纺棉织布皆妇工，今远近通称平块布，其实官庄、牙阻妇女最工织布。”

长期困扰的棉源，不知不觉迎刃而解。乾隆《巴县志》载，当时朝天门码头每天卸下棉花四五万包不等，每包200市斤，一天就有8万到10万斤。20世纪初，在本埠商业门类中，棉货业比重最大，外地商人在东水门设立八省会馆，以及最大的买帮公所、行帮公所，申报的主营项目都是棉花。

棉花到手，如虎添翼。民国《涪陵县续修涪州志》载：“乡村妇女多纺棉花，机房零收，织布曰大布。”光绪《铜梁县志》载：“布有连机、红边、袍布等名，行销各处。”乾隆《垫江志》载：“邑多纺棉，自给而外，率多贩卖，以故垫邑土布远达四方。”巴渝老乡不仅卖布，还知道以染料盈利。光绪《秀山县志》载：“沤蓝为靛，农隙所讲事也。《通考》云：种蓝一亩，敌谷一顷。能染青者，其利又倍。”

1900年，四川蚕桑公社筹备会议在渝召开，公推合川举人张森楷为社长。1901年，重庆棉花行帮公所成立。1904年，本埠第一家机器织布厂“幼稚”染织厂面世。1908年，全川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蜀眉”丝厂在渝创办。那时的重庆，真是“村村织机响，家家纺织忙”。纺织业飞速发展，呼唤着制衣业的问世。

然而，那时重庆的缝纫还处在手工生产阶段，城内虽然有几家成衣铺，但价格高昂，一般老百姓不敢问津。人们要做新衣服，只能去街巷里的小摊，摊主多半是一位手巧的妇女。陈旧的条桌摆放着卷尺和箩筐，筐内各色零头布叠得整整齐齐，上头压把剪刀。摊主坐着小板凳，双腿搭一块旧布，认认真真地穿针引线，缝补旧衣服。她们以缝补为主，制衣为辅，贫穷的社会，不可能时常有人来做衣服。顾客须自带布料，由摊主量尺寸，然后下定金后方可制衣。

手工制作的衣服成本高，大多数贫民一生中只有两次穿新衣，一次是结婚时，一次是办丧事时。许多贫民家的孩子，都是捡哥哥姐姐的旧穿，直到破烂不堪。

1901年，重庆綦江人刘子如与美国“胜家”缝纫机公司签约，做代理总经销。他从上海首批运回100部缝纫机，在重庆推销“胜家”缝纫机，第一个门市部开设在临江门。刘子如亲自到大街上缝制衣服，将使用技能演示给过往的市民看。他组织人手在到城内要道张贴广告，并开办缝纫专业培训学校。在他的推动下，使用缝纫机制作服装的小店铺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带动制衣成本下降，服装业萌芽。

 

 

撑起后方半边天

 

抗战爆发，重庆成为战时首都，沿海沿江的主要企业迁渝，军政部所属的几家被服厂在重庆建厂复工，大量制作军装，使服装进入批量化、标准化生产新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渝军用被服厂年产军服逾百万套，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从江浙迁渝的裁缝师傅，有技术，有缝纫机，在城内的民权路、民族路、大梁子、小什字一带，开办了多家服装店。这些大多只有一开间门面的服装店，老板精明能干，不断从外国画报上获取新样式，推出新时装，以迎合市民追求新奇、时髦的需求。上海人卢振亚、叶福祥、宁波人祝永谊、武汉人周开孝等人开办西服店、旗袍店，掀起时装热潮。来龙巷、较场口的几家小店铺，制作中山装、长衫、马褂、裙子，满足公教人员需求，受到普遍欢迎。江浙人开办的童装店，则令人耳目一新。

 

抗战初期，来重庆开业的江浙裁缝。（杨耀健供图）

 

“华华”绸缎公司在二楼附设服装部，代客加工。顾客在这里选择衣料后，服装部师傅可以为之量身打造，顾客称便。

1939年5月，重庆市成衣业职业公会成立，负责人吴明轩，办事机构设在较场口鼎新街。③其职责是团结服装业同仁，拆借资金，调剂余缺，化解矛盾争端。制衣业信奉黄帝为祖师，每年九月十六，职业公会都要举办轩辕会，祭祀轩辕黄帝。

 

 

1943年，重庆街头的服装店。（杨耀健供图）

 

1944年，重庆小服装厂加工服装。（杨耀健供图）

 

战时物资紧缺，在供给方面，优先保障军用；在销售方面，实行以布控价，配售民用。重庆首先推行，市民凭身份证，每年限购棉布一丈五尺，可做一套服装。为此，城内新增几家洗染店，除代客洗衣外，还可代客将褪色的旧衣服染成指定颜色，焕然一新。本埠原有的缝补摊，承接缝制被单背面和内衣内裤。

 

抗战时期，重庆被服总厂江津分厂女工交流技术。（杨耀健供图）

 

中国军队身穿制式军服（杨耀健供图）

 

 

 

 

知难而进振雄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官僚资本“豫丰”等厂被人民政府接管，私营“渝新”“裕华”等厂公私合营，改为重庆第一、第二、第三棉纺厂，生产蒸蒸日上，供应西南地区绰绰有余。此后，国家投资新建针织总厂等国企，花色品种更为齐全。三年困难时期，本埠除外调棉织品外，还率先免票供应调价棉织品，市民花费比平价高3.09倍的钱，可穿新衣。在笔者记忆中，地产32支纱、64支纱的圆领衫、背心可谓质优价廉。

解放碑的国营九龙服装厂，前身是抗战时期由上海人卢振亚创办的私人服装品牌企业，1949年后退出市场。该厂在1970年代后期又被重新启用，代客订制中山装、出国服装等，有口皆碑。1970年代重庆缝纫机厂投产，生产“红岩牌”缝纫机，最高月产量达2万台，在大西南风行一时，走入寻常百姓家。

 

1980年代的重庆针织总厂，批量生产棉质服装。（资料图片）

 

近年来，受市场竞争、产品换代、网购方便等因素影响，重庆服装业缺乏优势，趋于萎缩。但是，具有辉煌历史的重庆服装业不甘落后，正在通过降低成本，提高装备水平，加大产品差异化，增加质量附加值等措施，努力重振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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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大卫·克罗克特·葛维汉（美）：《重庆汉墓的发掘》摘要，林必忠 于桂兰译。

②刘熙：《释名·释衣服》，东汉末年人，《后汉书》无传，生平不详。

③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国战时首都档案文献·战时社会》社会团体部分。

图文：杨耀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