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发布会现场 吴汪洋 摄
【华龙网记者】：请问一下重庆考古对于中国考古的发展而言做出了哪些贡献？
【幸军】：重庆考古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几代重庆考古工作者艰辛探索、接续奋斗，深情解读了遍布巴渝大地的“无字地书”，填补了重庆历史文化的主要空白，搭建起重庆考古学科的基本框架，建立了完整的考古学序列。
重庆考古在中国考古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国考古的重要力量，为中国考古的百年发展历程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时期，知名考古学者郭沫若、卫聚贤、常任侠等人曾在这里留下考古足迹。1951年，西南博物院在重庆成立，著名学者徐中舒、冯汉骥领导考古工作者活跃于川、滇、黔等地区，为西南考古开了新局。在此后的40多年里，取得了“巫山人”、巫山大溪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等一大批具有全国影响的考古发现。特别是随着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实施，重庆考古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联合全国72支考古队伍，实施了规模宏大、举世瞩目的三峡文物保护工程，为全国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提供了范例，同时加速了我国考古学科和人才队伍的发展。当前，我市考古事业蓬勃发展、全面开花，多学科协同应用，“一体化保护”理念的形成，主动意识与课题意识的提升，形成了鲜明的重庆考古特色和风格。
一是重庆考古延伸了中国史前文明的历史轴线。考古发现表明，重庆地区拥有覆盖整个旧石器时代的古遗址，距今约200万年前的龙骨坡巫山猿人是已知东亚最早的古人类化石，铜梁文化是我国旧石器晚期文化的重要代表。重庆建立了长江上游唯一完整的新石器文化谱系，丰都玉溪遗址是长江上游最早的新石器聚落遗址，巫山大溪遗址是著名的大溪文化命名地，填补了西南乃至中国考古的空白，彰显了重庆作为长江上游史前人类乐园的重要地位，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文化基因的重要构成。
二是重庆考古实证了中华文明的融合发展历程。涪陵小田溪巴文化贵族墓、九龙坡冬笋坝船棺葬、云阳李家坝遗址等东周墓地的出土文物，见证了巴国悠久灿烂的历史。三峡地区夏商周时期考古展现了巴文化的发展脉络和独特气质，巴文化与荆楚文化、中原文化在这里相遇相融、相互促进，是中华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绵延不断等特质的有力见证。
三是重庆考古增强了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信度。永川汉东城遗址横跨新石器时代至明清，忠县乌杨墓地再现了蜀汉和两晋时期严颜、文立世家大族湮没的历史，忠县皇华城、合川钓鱼城等宋元（蒙）山城遗址群揭示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发展之路，潼南千佛岩、江津石佛寺等遗址丰富了唐宋石窟艺术宝库，涂山窑系瓷窑遗址展现了宋元时期商品贸易的繁荣，江北明玉珍睿陵、渝北蹇氏家族墓、巴南李文进墓等名人墓葬，见证了重庆的鼎盛人文和人才辈出。
四是重庆考古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内涵。通过多年的考古工作，发现了东亚地区考古发现最早的、规模化生产的盐业遗址群，对西南内陆的文明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出土了20余枚13世纪中叶的铁火雷，是世界上最早的成熟爆炸性火器，成为世界中古史冷热兵器并用时代的珍贵见证；由20多处遗址组成的重庆冶锌遗址群证明我国是世界古代两大炼锌技术体系之一的起源地。以上发现集中展现了巴渝先民在井盐生产、火器应用、金属冶炼等方面的卓越创新能力，展现了巴渝先民对中华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新华网记者】：请问三峡地区考古出土的文物修复进展情况怎么样？
【钟冰冰】：一是三峡考古出土文物的基本情况。我们通常所说的三峡考古出土文物保护，是指重庆三峡库区考古出土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馆藏文物，主要以1997年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启动以来，通过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为主。自1997年以来，三峡文物保护工程实施考古发掘项目994项，发掘面积142.74万平方米，出土文物18.3万件。
二是“十三五”以来，我市在三峡出土文物保护修复方面开展的主要工作。在基础建设方面，陆续建成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等文物保护基础设施，为三峡出土文物修复与保护提供了重要支撑，构建起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体系。其中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是首个国家文物保护装备产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三峡出土文物后续保护修复的主要场地，将辐射带动三峡库区乃至西南地区文物保护能力的全面升级。文物预防性保护方面，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建立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重庆区域中心，以加强对重庆地区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的统筹、研究以及指导工作。先后开展馆藏文物预防性保护项目11项，分别在重庆三峡库区设立了9个文物保存环境监测系统，通过对文物保存环境的改造升级，使得三峡出土文物的保存环境得到了根本的改善。在文物修复方面，累计抢救修复三峡出土文物13182件（套），年均修复文物2300余件（套）。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三峡文物科技保护基地
三是未来几年计划开展的工作。2021年，在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下，我市组织开展了《三峡库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专题调查》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重庆三峡库区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计划利用3年时间，完成1.2万件三峡出土文物的抢救性修复，排除三峡出土文物的险情，加强三峡出土文物保护利用研究，将科学研究贯穿于文物保护修复的整个过程中，加强文物病害研究，推出高质量展览，把《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项目作为研究、保护、展示有机结合的文物保护项目。2022年1月，三峡博物馆主持编制的《重庆三峡库区2022年度出土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获国家文物局批复通过，项目涉及三峡出土文物2412件（套），来自我市三峡库区9个区县。目前项目正紧锣密鼓地实施，计划明年年底完成。在未来几年，我们要实施好《重庆三峡库区出土文物修复三年行动计划》，排除三峡出土文物险情，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利用，为即将建设完成的三峡库区各个博物馆提供丰富的展品，推出一系列高质量展览。同时，我们还加强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重庆区域中心建设，持续推进文物预防性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三峡考古出土文物的保存环境监测和评估，大力提升和改善文物的保存环境，使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得以“延年益寿”。
【城乡统筹发展网记者】：我们知道石窟寺考古也是考古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请问近年来在考古研究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有什么特色和亮点？
【刘贤高】：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保护管理机构，大足石刻研究院一直高度重视石窟寺的考古研究工作。特别是近年来，我们有计划地系统推进考古研究工作，强化考古人才培养，推进重大考古项目实施，承担石窟专项调查任务，大足石刻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我们已经培养起一支梯队结构合理、专业素养较强的石窟寺考古专业人才队伍；圆满完成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大足石刻全集》、重庆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大足石刻总录》的结项和出版工作；承担完成了重庆市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等工作任务。黎方银院长在央视科教频道主讲大足石刻考古公开课，也生动地介绍和展示了大足石刻考古研究在近年来的重大进展和取得的科研成效。我想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大足石刻全集》的相关情况。
大足石刻全集
2005年，在我国前辈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大足石刻研究院和重庆出版社合作，历经14年艰辛探索，于2019年正式出版了《大足石刻全集》系列考古报告。这部报告具有四个特点：
一是规模宏大。这部报告为大8开本，共11卷19册，1万余页；版面文字达1200万字，收载测绘图、拓片及造像图版等约1万幅，重约150公斤。全面、客观地记录了大足石刻主要造像的现状和历史信息，为石窟类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范例，在我国石窟寺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二是中国首部。上世纪50年代，日本学者利用在侵华期间收集的云冈石窟考古调查资料，编写出版了16开本、16卷32册的《云冈石窟》考古报告。此后，中国虽然陆续有少量单本的石窟寺考古报告出版，但一直没有大型石窟寺系列考古报告面世。因此，这部报告是由我国学者编写的第一部大型石窟寺系列考古报告，填补了我国石窟寺编写出版大型石窟寺系列考古报告的空白，是竭力探索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石窟寺考古的力作。
三是科学系统。这部报告是在我国前辈考古学家的指导下，总结和借鉴我国长期积淀的考古学理论和方法，并结合大足石刻实际编写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石窟寺考古特色，开创了新时代我国石窟寺考古研究的新篇章。
四是科技赋能。考古测绘曾经是长期制约我国石窟寺考古工作全面开展的瓶颈，而这部报告的测绘图，全部是基于多基线近景摄影、三维数字扫描等现代测绘技术成果绘制而成，实现了石窟寺考古从手工测绘到数字测绘的质的飞跃，以及文物的全信息保护和永久保存。
【视界网记者】：科技赋予考古的能量越来越大，请简要介绍一下重庆科技考古的相关发现。
【白九江】:重庆科技考古在内涵上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科学技术在考古工作中的应用，另一个方面就是对古代科学技术的考古研究。经过考古工作者多年的努力，重庆的科技考古形成了自身鲜明的特色。
一是推动实验室考古工作。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建成了面积达3000平方米的实验楼，初步建成动物考古实验室、植物考古实验室、数字影像实验室、金属文物保护实验室等，建立了市文物保护科研基地。耗资1500余万元，配齐配好科技考古设备，特别是购置了11台科技考古大件，比如考古CT仪（全国第一台）、扫描电镜、高精度三维扫描仪、超景深显微镜等。
考古CT检测
二是创新考古勘探测绘。无人机在考古工作中广泛应用，多视角三维重建技术广泛运用于考古现场数字模型，GPS、RTK、三维扫描等全面引入文物定点定位、考古发掘、遗址测绘工作中，极大地提高了重庆考古工作的超视距、数字化能力。融合三维数字扫描和超景深摄影技术，对考古发现的一些人类行为痕迹进行微痕考古研究，实现在微观、立体、动态、三维状态中研究古人类行为痕迹的突破性进展。
三是强化理化检测分析。获得重庆地区160余个考古年代数据，初步建立了重庆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至明清时期上百万年的物质文化年代序列标尺。对考古出土标本进行成分分析与组织检测，深化了重庆古代物质文化工艺的研究。合作对丰都玉溪遗址等开展地球化学指标的分析研究，在复原长江上游古环境、古气候方面取得重要成效，特别是三峡地区数千年周期性洪水研究有重要突破，深化了水文考古的科学内涵。
四是重视人类骨骼研究。在国内率先开展分子生物技术在考古学领域的应用实践，合作开展大溪遗址等墓葬人骨的DNA检测，在涪陵小田溪墓群成功提取古巴人DNA，为重庆地区古代人群的族属和人群关系研究打开了新视角。此外，还在巫山大水田等遗址深入开展出土古代人骨年龄、性别鉴定，开展体质人类学测量分析，创新古人类骨骼病理研究。
五是广泛开展动植物考古。聚焦重要考古项目实施浮选筛选、植硅体和孢粉分析，在生业考古方面开展了30余项工作，在自然环境与人类文化的关系、动植物考古、农业研究等方面取得多项重要突破，特别是小哺乳动物研究上独树一帜，初步重建了巴渝地区古代生业发展历史。
六是取得一批古代科技考古的重大成果。中坝、中井坝遗址通过对遗迹表面钙化物、陶器残片液态包裹体等检测，确认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东亚最早、延续时间最长的井盐制盐历史。通过对白帝城、钓鱼城等宋元（蒙）山城遗址铁火雷的制作工艺、黑火药成分等的分析研究，确认了现存世界最早火器的重大考古发现。通过对十余处炼锌遗址考古发掘采集的70余件样品，采用金相显微学等进行检测分析，基本厘清了炼锌遗址的时代、矿源、成分、炉温、工艺流程等重大问题，确认了世界最早的下火上凝式单质锌冶炼技术。
【重庆之声记者】：请专家介绍一下大溪文化和大水田遗址考古的相关情况。
【白九江】：在距今6300年至5300年期间，重庆地区东部的巫山、酉阳等地分布着一种考古文化，就是大溪文化，大溪文化是以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考古发现命名的一种考古学文化，在重庆地区目前已发现6处经确认的大溪文化遗址。大水田遗址是其中之一，该遗址在后续三峡文物抢救保护当中发现的。目前，大溪遗址、大水田遗址考古发现的相关情况主要如下：
巫溪大水田遗址发掘全景
大溪遗址和大水田遗址发现了约600多座史前墓葬，发现了大批祭祀坑、动物坑、鱼坑等一些反映史前人类精神活动和意识形态的遗迹遗物。我们在过程中做了一些科技考古研究，比如说对发现的史前人骨开展了骨骼病理研究，对当时人类常见骨骼上所表现出来的病例以及人类食物的构成有新的发现。发现了一些史前艺术的雕塑，比如说人面像、穿山甲、野猪等动物造像，也发现了一些非常精致的装饰品，在考古工作中我们也发现了大溪遗址和大溪文化的生业经济，以旱作的粟和黍为主，但是也有少量的水稻。
此外，在过程当中我们对大溪文化典型的墓葬演变序列有了清晰的认识，这是过去没有辨别出来的，我们发现了从仰身直肢葬到屈肢葬，再到跪屈葬这样一个演变过程。同时，也厘清了当时重庆最东部的大溪文化与重庆西部本土文化玉溪上层文化的进退关系。因为这些重要的发现，大溪遗址还荣获了我国“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大水田遗址也进入了当年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名单，主要的收获就是这样。
【重庆日报记者】：请简要介绍一下重庆境内的宋元（蒙）山城遗址的考古工作情况。
【袁东山】：宋元（蒙）战争山城是南宋末期战争双方在四川地区修建的系列军政合一的山地城池，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关键节点和重要见证。自上世纪90年代三峡考古以来，已逐渐成为重庆历史时期城址考古和大遗址考古的重要方向。
新时代以来，我们一方面持续推进重庆城、钓鱼城及白帝城等既往重点城址考古；另一方面，从单个城址向山城体系扩展，相继开展万州天生城、云阳磐石城、涪陵龟陵城、忠县皇华城、渝北多功城、南川龙崖城及梁平赤牛城的调查勘探发掘。其中，渝中区老鼓楼衙署遗址、合川钓鱼城范家堰衙署遗址获评2012年度、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重庆城（太平门）、钓鱼城（范家堰）、白帝城、皇华城、龟陵城获评重庆市“十二五”“十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其中有五个亮点：
一是山城布局结构与防御特征情况基本廓清。通过系列专项调查，基本廓清各城址城圈、城门以及城内情况。山城营造规划与山形水势的融合形式日渐清晰，因地制宜、依山就势形成了包山为固的“台城”和“围城”，以及独具特色的“一字城”和“子城”。整体上呈现主动构建多重防御体系、尽量扩大防御纵深的趋势特征。
二是城址沿革变迁与文化延续认识逐步深入。其实这是讲沿革，就是讲时代，钓鱼城、多功城和天生城的城墙解剖发现数次修筑迹象，皇华城遗址区发现三期宋元建筑叠压关系，这些发现为探讨各城址乃至山城体系的营建、使用和废弃过程提供了重要线索。太平门、老鼓楼遗址和白帝城瞿塘卫的发现，显示了明清以降官方组织的大规模修补城门城墙、营建衙署卫所活动。磐石城、天生城和多功城发现了一批新石器至商周时期遗存，为探讨重庆特别是峡江地区早期人地关系提供了新的线索。
三是多处城址重要发现亮点纷呈。清理揭露了一批保存较好、形制罕见的遗迹现象，部分发现可填补西南地区历史时期考古乃至中国宋元城址考古的相关空白，个别发现还对世界中古史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如钓鱼城范家堰遗址，是目前国内经大规模考古发掘、保存较为完整的宋代衙署。老鼓楼高台建筑，通面阔70.92米、进深27.80米，体量规模可能是目前南宋已发现高台建筑中最大的一座。皇华城一号城门，是排叉柱城门向卷拱类城门形制演变阶段的珍贵例证。白帝城、钓鱼城和皇华城出土的铁雷，为目前我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火药实物及最完整的铁火炮（震天雷）实物，是世界中古史上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开创阶段的重要见证。
白帝城遗址樊家台兵器埋藏坑出土南宋器物组合
四是山城考古方法技术不断提高。以钓鱼城范家堰遗址考古发掘获“2016—2017年度田野考古三等奖”为代表，逐渐摸索出一套川渝山城城市考古的方法技术。从现代科技上，比如历史卫星照片的研读、三维正射影像和高程模型所反映的城址信息。另外，通过考古勘探我们自己创造了一套方法，特别适用山城体系的考古措施。
五是考古一体化保护初见成效。以“白帝城大遗址保护总体规划”获首届“考古资产保护金尊奖”为代表，逐渐明确并树立“考古一体化保护”理念，坚持“考古先行、全程参与”原则，考古工作主动融入地方政府保护规划修编、遗址公园建设和文旅融合策划项目。目前，相关山城正在策划研究打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联合申报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并积极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在实践中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
【人民网重庆发布记者】：在“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项目实施以来，我市在哪些领域取得了哪些突破？
【方刚】：“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作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的重大项目，旨在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川渝地区文明演进及其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从2021年该项目启动以来，我市考古工作者以探寻巴文化形成发展、融入华夏文化进程、文明演进为主要研究方向，取得三个方面的重要收获。
一是早期巴文化考古取得重要突破。重庆地区在商代中晚期也就是相当于成都平原三星堆文化过渡到十二桥文化的阶段开始发展出自己的本土文化——石地坝文化，石地坝文化具有强烈巴文化特征，以圜底器和尖底器为基本组合。近两年来，考古工作者在江津梧桐土遗址、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均取得了重要突破。根据已取得的标本测年数据，江津梧桐土遗址为公元前1422—1199年，涪陵小田溪墓群C区为公元前1323—1124年，二者在时间上紧密衔接。文化面貌都属于石地坝文化早期，对于探讨巴蜀分立，也就是从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文化/石地坝文化转变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从聚落形态看，在梧桐土遗址发现一批早期巴文化的窑址、居址、作坊址、石器加工点等，表明该遗址已经形成陶器生产、石器制作、生活取食等完整的生产生活链条。在地层里采集到粟、黍、水稻、小麦等植物种子遗存，体现出以旱作为主、兼有水稻种植的农业面貌。值得重视的是梧桐土遗址展现出与普通聚落不同的文物，出土了与陕西城固洋县铜器群的铜钺形态近似的铜钺石范，首次发现了可能用于祭祀行为的石璋等，都表明梧桐土遗址存在专业化的生产分区，可能是当时早期巴文化的中心聚落之一。同时，我们在涪陵小田溪也清理了早期石地坝文化的重要遗迹。
江津梧桐土遗址发掘区南部
二是晚期巴文化考古再创佳绩。战国至西汉中期是巴蜀文化迈入华夏化进程的最后高峰。2021年的九龙坡冬笋坝遗址发现战国晚期船棺葬4座、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土坑墓32座，为研究晚期巴文化及其融入汉文化的历史进程提供了考古实证。冬笋坝的考古成果证实渝西地区的晚期巴文化与同时期的三峡地区存在明显区别，结合文献推测，前者可能与以板楯蛮为主的族群关系较大，后者与以廪君蛮为主的族群有明显联系。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团队开展了多项科技考古工作，首次发现重庆地区先秦的竹编织制品—“竹笥”，首次通过科学检测确定了陶釜的红色颜料主要成分为朱砂，首次获得了古代巴人DNA样本，为开展后续人群分析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是巴文化考古成果研究提质加速。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加快了考古成果的转化速率，重点开展涪陵小田溪、九龙坡冬笋坝等巴文化重要遗址考古资料整理，相关考古报告将相继面世。完成“巴文化考古学综合研究”课题，重点围绕巴文化早期遗存、巴文化青铜器、巴蜀符号、巴族支系、巴文化的消亡等内容，力图厘清巴文化的源与流、迁徙的历史进程。上述工作将有力深化对晚期巴文化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丧葬习俗等多方面的认识，再次证明巴文明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单元。
本文根据重庆考古成果新闻发布会录音整理。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