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性传染病，古称之为“疠疫”、“疠疾”，后统称为“瘟疫”，是一种不受种族、地域、国家、时代所限制的社会现象，是人类与自然界诸多斗争之一。我国是文明发达的古国之一，古人很早就有与疾病斗争的经验，除了医药学的发展外，国家采取主动干预，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有组织地与爆发性的传染病进行斗争也是我国古代战胜流行性疾病的重要方式。

一、我国历代疫病流行综述

在文明的早期，医学与巫术往往混合在一起。最早如殷墟的甲骨文上，已有许多关于疾病的卜辞。到周代的《诗经》《尚书》《周易》等，有了更多对疾病的记载。

在有确切年份记载的春秋至清代之间（公元前770-公元1911年）的2881年，我国涉及疫灾之年共有669年，平均疫灾频度25.0%，即平均每4年就有1年发生疫灾。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共有大小疫病流行年份20余年，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40多年。在明朝统治的276年里，疫病流行年份猛增至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爆发。清代更是高达134次，平均每年2年就会发生1次。

3000年来中国疫灾频度的朝代变化

回顾我国至少3000年的疫情史，疫灾频发有两个明显的阶段：第一高峰期是魏晋南北朝，第二高峰是南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两代。魏晋南北朝高峰的形成，既与极端气候事件频发有关，也有战乱连绵、人口大规模迁移的推波助澜；南宋以后高峰期的形成，与魏晋南北朝的气候灾害、民族冲突等诱因近似，也有因大型集贸城市的发展，人口密度激增，人员流动增大，致疫病种类增多，对疫灾频发“火上浇油”。尽管古代的科学技术没有如现代医学一般发现致病细菌或病毒，但对于如瘟疫这种高传染性的疫病，古人在防止疫病方面从实践中积累了经验，形成了一套规范的隔离治疗机制。

二、隔离防治流变

中国隔离治疗的历史非常悠久。《素问·刺法论》中岐伯回答黄帝所提及“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明确了后世扶正祛邪的防疫原则：即养内避外，至少从侧面反映出我国古代很早就懂得需要远离患者以切断传染的道理。  

（一）自发行为

早期的人们并不知晓瘟疫致死的原因，除了求神问卜寻求一些心理慰藉之外，出于本能、有意识地避开患病者，甚至远走他乡，以确保自身健康，免惹灾病。这种隔离更像是避祸避乱之举，是一种自我保护式的逃避，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和易煽动性，也难以回避病患潜在传播扩大化的可能。同时，由于迷信思想的影响，以及宗教普世救世的宣传，使宗教发挥了部分集中管理的作用。如南北朝时期，因佛教的兴盛，寺庙开始承担接济传染病人的责任，梁天保七年(公元568年) ，北天竺沙门那连提黎耶舍于河南汲郡西山寺置病坊，以“收养疠疾，男女别坊，四时供承，务令周给”，后来全国效仿，有些寺庙在疫情发生时几乎成了临时传染病医院。  

（二）政府干预

尽管秦代“疠者有罪，定杀”过于严苛，但云梦秦简《封诊式》《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的相关记载说明早在秦代，对麻风病的诊断有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疠所”居住。汉承秦制，政府有组织的将感染人员统一安置到了“舍空邸第”、“庵庐”中，反映出秦汉时期，政府开始主导隔离治疫的规范实施。西晋时期曾因疫情严重，朝廷甚至规定疫者家属不入朝，对病人及其家属进行有意识的隔离。南北朝之后，集中隔离收治已经成为了官府应对疫情的重要手段，如南齐“六疾馆”、北魏“别坊”、唐朝“疠人坊”、“ 悲田养病坊”、宋朝“安乐坊”、“安济坊”、“保寿粹和馆”、“福田院”以及元明两代各州府县大多设立惠民药局，明清时期“养济院”、“避痘处”都是在公共疫情出现后，把疫病患者集中起来隔离治疗的场所。

回顾我国隔离治疗史的发展，经历了从早期消极避疫到秦汉隔离场所建立后的自觉隔离，从西晋时期的居家隔离，到宋元时期众多专门医院的设置，以及明清以来系统化、专业化到近代与国际同步的机制建立的过程。此次为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所新建的“火神山”、“雷神山”以及多所方舱医院，正是对湖北地区，特别是武汉感染者集中隔离治疗的必要手段。

三、隔离作用根本要义

现代医学的发展，将流行病学上升到可以预防、控制其传播扩散的现代科学。针对类似链式反应感染趋势，构建流行病模型，可以对健康者、感染者、潜伏者和康复者相互间的趋势走向进行数学预测，为决策者提供相对准确的预知参考。

隔离就发挥了两个较为明显的作用：

 

集中收治：可以将已感染者的影响范围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之中，利于采取医疗手段的集中解决，减少感染源；

减少扩散：控制新感染者的增加量，将全局性的重大灾害限制在很小范围内，既利于对于已感染者的医疗手段集中，也利于避免对易感染者的造成心理恐慌。

限制疫病最大范围的蔓延是最大的治理。所以，目前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的医疗，一方面，在加快疫苗药剂研发的同时，另一方面，则对个人公共卫生提出了十分具体的隔离要求：少外出、戴口罩，其核心就是要尽最大的可能避免交叉感染和二代感染的发生，是隔离措施作用于每个个体上的反映。

正如2月24日晚，世卫组织总干事高级顾问布鲁斯·艾尔沃德解读中国疫情防控措施效果曲线时表示：全政府、全社会采用这样经典、传统、看似老套的方式，有效避免了疫情进一步扩大。“在流行病学方面，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曲线，必然是由于干预措施。”

 

防控措施效果曲线

综上所述，此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的防治方面，不仅仅需要中国的一线医护人员及科学家们发挥作用，更需要每一个易感个体从改善个人公共卫生预防习惯做起，真正把疫病的传播扼杀于无形之中。

 

参考文献

1.向滈：《阮郎归·隔篱疏影照横塘》，《全宋词》.中华书局.1997.

2.龚胜生:《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地理学报》，2003.58(6):870-878

3.《面对疫情，祖先这样做——浅谈中国古代政府应对疫病的防控措施 》，《亚洲考古》，2020-1-29.

4.王文远、杨进：《古代中医防疫思想与方法概述》，《吉林中医药》，2011.3(31):197.

5.邓铁涛：《中国防疫史》，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6:13.

6.房玄龄：《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百日不得入宫”，北京：中华书局，1977.

7.杨银权：《被忽视的传统：中国古代隔离治疫发展述论》，《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08：79.

文稿：叶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