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门不会孤悬于城池之外，南宋重庆城池的西线范围直接决定了镇西门所位于的可能区域，而关于当时城池西线的具体分布，目前还存在不小的争论。以《重庆通史》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彭大雅扩筑城池是出于蒙元大兵压境形势下的防御需要，其西线由李严旧城的今大梁子、较场口附近已扩展至临江门、通远门一带，将城外西部制高点即今自来水厂（打枪坝）区域纳入了城内，初步奠定了明清重庆城池的基础。[112]孙华明确指出：“明清重修后的重庆城，一依南宋城之旧，只是城门有所增加。换句话说，明清时期的重庆城的范围，也就是南宋末期重庆城的范围，只是重庆府署的方位在清代有所变化而已。”[113]蓝勇、彭学斌撰文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南宋至明初重庆城池的范围并未到达人们想象的今通远门、打枪坝一带，其西线大概在今临江门—校场坝—南纪门一线，明中叶后城墙才逐步扩展到清代所看到的范围，而通远门的位置前后应该有移动。[114]两方持论有一个共同前提，即明初戴鼎是在宋城基础上“因旧址砌石城”，也就是说戴鼎所筑城池的范围与宋城的范围大小相当，只是蓝、彭文考证戴鼎所筑城池的周长较后来要小一千多米，以此推断宋城的西线并未到达清代的范围。

相较于《重庆通史》等平铺直叙的陈述方式，蓝、彭文对所持观点有比较详细的论证过程，举出的主要论据即明清方志中城周数据的差异也是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发现的关于南宋金汤门的记载，对后者的观点形成了直接冲击。明清金汤门位于城池西线通远门与南纪门之间的坡缘上，在今仁爱堂外侧、雷家坡上方，比这两门更靠西。元《绍庆志》记淳祜五年“续于金汤门内，委帐前张都统平筑地基，创修厫舍四十八橺”[115]，从平筑地基这个举动来看，南宋金汤门的位置应该与明清一样，同在这片坡缘上。重庆旧城通远门—打枪坝—金汤门一线是连绵依附在西部高地的崖壁上，完全受制于地形，外郭的走向具有稳定的空间结构，如果城池西线已经扩展到了金汤门（且在门内建有粮仓），也就等于扩展到了重庆旧城的最西端。可以说，关于南宋金汤门的记载直接证明了当时城池的西线已经到达清代的范围，即通远门—打枪坝—金汤门区域已完全纳入城围。

其实就像很多文献谈到的那样，彭大雅扩筑城池是出于军事防御的需要，如果将近在咫尺的西部高地暴露在外，等于拱手让与敌方一个攻城制高点，确实不合情理。以嘉定间潼川府为防御红巾军的筑城为例，叶适《潼川府修城记》云：

潼川城之前没有将紧邻的牛头山纳入，一度被占据者“攻城几破”，嘉定间这次扩城则纠正了以往将高地“委于敌而外求险”的谬误，“跨巅连趾”以达到“通合为一”城防效果。而这种出于军事防御的考虑，将近城山体纳入城围或直接靠山为城的情况非常普遍，如南宋静江府城、明南京城、清遵义旧城等。如果彭大雅扩筑城池只是在上半城的平旷之地较李严旧址无关紧要地稍稍外推了一点，何以值得彭氏力排众议“披荆棘，冒矢石”，又何以凭险支撑四十年成为“蜀之根柢”？在明清众多针对重庆的战事中，攻守双方无不以通远门一带为争夺焦点，重庆数次被攻入也都是以通远门为突破口，清军占领重庆后巩固城防的第一件事就是补筑通远门段城墙，如果后世皆能洞察到西部高地的军事地理，彭大雅又何以在面对强大的蒙元军队时主动放弃西部高地的防御优势，甘居被动呢？这是难以让人理解的。况且利用西部高地的崖壁筑城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比在平地垒砌城墙要经济得多，无论从防御效果还是修筑成本来说都是更合理的选择。

不过蓝、彭文提出的城周数据的差异问题仍然需要研究，一个完整的史学论证不能回避有可能影响到结论的反证，无论认为史料本身有误还是以往的解读存在偏差，都应当尽可能作出合理的解释。我们还是顺着蓝、彭文的论证逻辑来展开讨论，先看下各时期方志记载的城周数据。

正德《四川志·重庆府》载：“石城。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洪武初，指挥戴鼎重修，高一丈八尺，周围二千一百三十六丈。”[117]

雍正《四川通志·城池》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十八丈，环江为池……明末圯。国朝康熙二年，总督李国英补筑完固。”[118]

乾隆《巴县志·城池》载：“明洪武初，指挥使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环江为池……明崇祯甲申夏六月，张献忠攻通远门，城陷。顺治三年，总督李国英驻节重庆。康熙二年，补筑。”[119]

嘉庆《四川通志·城池》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二百十八丈……明末张献忠攻通远门，城圮。”[120]

道光《重庆府志·城池》载：“明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修砌石城，高十丈，周十二里六分，计二千六百六十六丈，环江为池……明末甲申六月，张献忠自通远门攻城，城圮。”[121]

同治《巴县志·城图》载：“洪武初，指挥戴鼎因旧址砌石城，高十丈，周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环江为池……崇祯甲申夏六月，张献忠攻通远门，城陷。皇清康熙三年，补筑之。”[122]

从明中叶的二千一百三十六丈（7000米）、清前期的二千二百十八丈（7252）到后来稳定的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8720米）[123]，蓝、彭文认为这绝非文献记载的笔误或测量产生的误差，应是不同时期实际城周差异的反映，其中戴鼎所筑城和宋城的范围不会超过正德《四川志》中的数据，其西线城墙大概在临江门—校场坝—南纪门一线，最初的通远门可能就在此线上。对于城周的扩展进程，蓝、彭文根据正德《四川志》中未见五福宫的记载，而嘉靖、万历两版《四川总志》和明末《蜀中广记》皆记有五福宫这个城内西部高地的标志性建筑，推测在明中叶后西线城墙及通远门才扩展到后来的通远门一带；又据民国《巴县志》中康熙二年、乾隆二十五年、咸丰二年和九年、同治九年几次补修城墙的记载，认为入清后重庆城墙的长度和高度才逐渐稳定，达到后来所看到的状态。

蓝、彭文所推测的明中叶后的筑城活动，在笔者近来查到的曹汴《重庆府城垣记》中可以得到证实。不过通篇看下来，该记反映的只是隆庆间在戴鼎旧址基础上的一次修复工程，并没有出现扩城的内容。曹汴《重庆府城垣记》中关于城池修复的部分写到：

稍后，万历平播之役的主帅李化龙在布置重庆城防时谈到：“该府城池虽称天险，查阅形势，西南通远、南纪等门甚为卑矮，且路达省会，亟应设险隄备”，“即将府城守垛之人，不拘士宦、生员、吏承、有力之家，各出壮丁，备锋利器械、弓弩、砖石，日夜在于城上垛口加紧隄防”，“至于通远（门）一带紧地，多用武官军兵严加守御”。[125]这次只是加强城防武备，未涉及筑城，其中对于通远门一带的紧要区域需要严加防御的强调，说明隆庆间修复的戴鼎旧址已经到达了西部高地。

今存残本万历《重庆府志》恰好缺失卷八“城郭”部分，使我们无法看到明后期重庆城池的具体数据，不过《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重庆府城池考”引《府志》记有如下内容：

其实不管《集成》所引重庆城池的数据是否万历府志原文或根据清初情况有所修订，其中“二千一百二十六丈”这个城周长度与正德《四川志》所记相当，如果反映的是康熙二年补筑后的状态，按照蓝、彭文的推理逻辑，我们是否应该认为到了清初重庆城池的西线仍然没到达通远门一带呢？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这个数据是明后期重庆城池的周长，我们也很难想象明末张献忠所攻陷的通远门不在今天所看到的位置。即便搁置这则史料，以雍正《四川通志》所记“二千二百十八丈”来判断明末清初的城池范围，这仅比明中叶长两三百米的城墙长度该怎么复原呢？是在临江门—校场坝—南纪门原西线的基础上，只将西北临江门段城墙延伸到通远门，再将原西线上的“通远门”移到后来的位置，西线其他段落保持不变？实在难以设想。

应该看到，仅以方志中的城墙数据来判断各时期的城池范围，史实上存在难以自圆之处，结论无法令人信服。但各时期城墙数据的差异问题仍然存在，如果不认为这是严重的史料笔误或测量误差，就必须从其他角度作出合理的解释。在笔者看来，各时期城墙数据的差异情况或许蕴含着重庆城池外郭形态的演化信息。我们注意到上文所列各时期的城周长度中，除了普遍用于工程计算的丈量数据，还有一种是以道里来计算的数据。其中丈量数据从最初的二千一百三十六丈（7000米）逐步增加到后来的二千六百六十六丈七尺（8720米），而“十二里六分（7257米）”这个道里数据却一直是恒定的。这里不必过于计较测量和换算存在的一定误差（肯定会有），重点在于两种数据变与不变之间所透露的外郭形态的演化趋势。在《集成》所引《府志》“外高二十丈，内腰墙高六尺，周围一十二里六分，腰墙二千一百二十六丈”几句中，两种高度和两种周长的数据分别对应的是外郭和腰墙，这提示我们方志中恒定的道里数据和变动的丈量数据很可能对应的是重庆城池的外郭和墙垣两个对象，而这两者的地理实体有时并不完全等同。

我们知道重庆素有“山城”之称，“其城据岷涪之合，后依重峦叠嶂，而左右皆绝壁悬崖”，[127]外郭基本依附在山体崖壁上，正德《四川志》云：“因山为城，低者垒高，曲者补直”[128]，《读史方舆纪要》引《城邑考》曰：“今郡城堑岩为垒，环江为池”[129]，从遗存来看一些陡峭段落的人工墙垣的高度往往只占外郭整体的很小比例。其实古代很多山地城池的外郭并非完全都是人工墙垣，有时会直接利用陡峭的天然山体或稍事整治外壁以达到城防效果，像钓鱼城、神臂城、白帝城、天生城等的外郭都有一些直接利用天然山体的段落，在明清逐步完固之前的重庆城应该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将城池外郭完全等同于人工墙垣，那么对于方志中各时期城墙数据的差异问题、道里数据与丈量数据之间的恒变差异问题，就能得到合理解释了。

笔者认为，“十二里六分”这个道里数据应该是对应重庆城池的外郭周长，其受自然地形的控制，所以保持恒定；而逐步增长的丈量数据是对应外郭上部的人工墙垣，其随着“低者垒高，曲者补直”的段落和城门、瓮城、炮台、马面等越出外郭的段落逐渐增多而变化，到了后期以腰墙为准的丈量数据便超过了以外郭内线或顶部的周长为准的道里数据。在这个角度下，参考南宋以来的筑城活动和丈量数据的增长趋势，大致可以这样推测：直至明末清初，重庆城池比较陡峭的西北侧、西南侧外郭仍存在个别直接利用天然崖壁的段落，或者只在顶部设置了步道和哨台，或者稍稍包筑了外墙而没有砌筑腰墙和垛口，后来才逐步完善；明初戴鼎因宋城旧址所筑城池的外郭除了在高度和厚度方面，在人工墙垣所占外郭周长的比例上也要高于宋城，隆庆间修复加固后又有所增加；彭大雅所筑城的外郭周长与明清基本相当，其西线已到达通远门—打枪坝—金汤门高地，只是人工墙垣的长度占外郭周长的比例（及整体高度、厚度）要低于明清，直接利用天然崖壁的段落更多。只有将重庆城池的外郭和墙垣分解为两个对象，各时期丈量数据的差异、道里数据与丈量数据之间的恒变差异、文献中各次筑城活动的实施内容、重庆旧城的山形地势与军事地理几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才能趋于平衡。

关于南宋重庆城人工墙垣的材质，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渝中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根据朝天门、太平门、千斯门等处城墙遗址的挖掘和对其他段城墙的调查，判断主要是夯土甃石结构，其倾斜明显的石墙是用外立面呈纵长方形和近梯形或方形的砂岩条石错缝丁砌，石料规格和砌筑方式与明清城墙有一定区别。[130]蓝、彭文对此提出质疑，认为彭大雅所筑城是否为石城还不能确定，因为：（一）目前石料年代的科学测量还存在局限，而彭大雅所筑城的墙体到底是木栅、夯土、砖墙、石墙，也无明确记载，反而重庆在明初筑石城是有明确记载的。（二）从普遍情况来看，中国古代南方大量城市的城墙在唐宋时期多为夯土墙，至明代才包砌砖石，重庆周边的众多城市如合州、忠州、南川、江津、永川、荣昌、黔江、大足、垫江、铜梁等也都是在明代才筑石城，而唐宋时重庆的地位并不比周边城市更高。

笔者不具备专业的考古知识，这里仅从宋代所筑砖石城和川渝其他抗蒙山城的相关情况试作分析。据成一农对文献记载的统计，宋代地方城市共有206次筑城[131]，王茂华、姚建根进一步统计出363次筑城，另筑堡寨（含山水寨和山城）1711座。[132]城墙材质上，宋代（特别是南宋）所筑各级治所城池出现了由土墙向砖石墙演变的趋势。黄宽重统计的砖石城有广州、潭州、梧州、杭州、汀州、襄阳、蕲州、和州、衡州、洪州、庐州、福州、永州、六合、秀州、潮州、邕州、静江府、兴化军、泉州、安庆府、真州、江陵府、宁都县、宜州、潼川府、泸州。[133]王茂华、姚建根进一步统计出84座砖石城，其中前代遗留的15座、北宋23座、南宋46座，地域分布上河北2座、淮南11座、两浙9座、江东5座、江西11座、京西2座、荆湖9座、四川5座、福建8座；堡寨方面，总计北宋筑1272座、南宋筑395座，其中京东1座、京西1座、河北80座、河东121座、陕西631座、淮南54座、两浙78座、江东11座、江西48座、荆湖222座、四川301座、福建48座、广东19座、广西93座、不祥3座。[134]关于南宋四川抗蒙山城的数量，胡昭曦考得44座[135]，薛玉树进一步考得72座。[136]

斯波义信探讨了南宋时江南地区何以出现众多包砖城的原因，认为是华北的黄土质地较佳，夯土城墙相当坚实，而江南雨多，土质较松，易于坍坏，加上南宋社会较富裕，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大规模的烧砖筑城工作。[137]黄宽重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考虑两个因素，即宋金战争爆发以来火炮的使用和大批军队投入了造砖筑城的行列[138]，这是从战争背景作出的进一步总结。其实从上述研究不难归纳，在两宋筑城活动（包括堡寨）及其城墙材质的时空进程上，宋辽、宋夏、宋金、宋蒙战争及一些地区的内乱对此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在判断南宋重庆城墙的材质时，在用大多数地方城市普遍于明代后包砌砖石的“大数据”作为论据前，恐怕首先需要考虑的是宋蒙战争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四川其他抗蒙山城的城墙情况。

诚然，古代四川及全国大多普通城市是在明代后才开始包砌砖石，重庆在唐宋大部分时间内的地位也确实不高。但我们不应忽略，彭大雅是在战势危急的背景下以副司的身份入驻重庆，余玠开阃后重庆正式成为了南宋西线战区的军政中心，这是重庆历史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在目前川渝地区遗存的大量抗蒙山城中，不止四大戎司和路级治所的迁驻地，其他众多普通州郡如万州、梁平军、南平军、忠州、蓬州、长宁军等的迁驻地都是清一色的石城，甚至连多功城这样的“哨所”也是石城，那么作为抗蒙山城体系的指挥中心，重庆府仍然保持防御力较低的土城，在情理上是说不通的。需要注意的是，在众多州郡迁驻其他山城的情况下，重庆府因地势险要、两江环池，本身就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山城，并没有迁址。如果重庆府迁驻他处，在新址修筑石城，而原址保持土城旧貌，可能还说得通。但在没有迁址的情况下，以当时重庆府的地位，参见其他抗蒙山城的城墙情况，重庆府在城墙材质上没有理由不选择更加坚固的石墙。至于石料的来源，曹汴《重庆府城垣记》有“皆砌以江畔坚石，石皆尺余厚”语，从重庆城坐落的山地和滨江的自然资源来看，筑城石料唾手可得（这也是众多其他抗蒙山城的普遍情况），并不需要像江南地区和成都平原那样烧砖筑城。即便以宋蒙战争爆发前的筑城事例来看，在不迁址的情况下，四川的治所城池中也并非没有筑石墙的先例。如嘉定间潼川府为防御红巾军，除了将近郊的牛头山包裹进城内，“城尽甃巨石，创瓮城县门”。 [139]又如绍兴十五年补筑泸州城，“其东偏自南之北五百八十五丈，悉以石甃土，以避水患。”[140]因此，即便搁置重庆城墙的考古结论，从具体的历史背景和周边其他抗蒙山城的城墙情况来看，南宋重庆城的人工墙垣为石墙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土墙或其他防御力较低的材质。至于重庆城南宋石墙与明清的区别，除了考古总结的石料规格、砌筑方式和高度、厚度，笔者认为在人工墙垣所占外郭周长的比例上，南宋要低于明清。

综上所述，笔者赞同彭大雅所筑城池的范围与明清大致相当这个观点，但要注意南宋外郭在整体形态上与明清的一些区别。确定了城池的西线范围，在下半城西端已有城门的情况下，镇西门显然是位于上半城西端的城门。由于元代已存在通远门，其城门实体可以上推至南宋。从今通远门的位置来看，既位于上半城的西端，也位于整个重庆旧城的正西侧。明初重庆城门体系改变前曾发生过“犯通远、南纪二门”之军事，参见后来大量以通远门为突破口的战例，宋末至明初上半城西端出现紧邻的两座开门的可能性不大，故元军入城的镇西门应该就是通远门的前身。

《永乐大典》引元《绍庆志》“广积仓”条的完整内容如下：

引文主要记述了余玠开阃后扩建重庆粮仓的情况，空间上首要涉及南宋后期重庆的驻军地理和仓储地理的变化。

引文中的“帐前张都统”即张实，是余玠治蜀的军事助手。《宋史·余玠传》载：“任用都统张实治军旅，安抚王惟忠治财赋，监薄朱文炳接宾客。”[142]此时川陕前线的屯驻大军金戎司、沔戎司、兴戎司、利戎司分别移驻大获城、青居城、钓鱼城、云顶城，驻重庆的都统司应为四川制置司的直属部队。南宋中后期各地的屯驻大军日益颓废，编额不断削减，由大区制司、路分帅司、州府节制司直接组建的新军逐渐成为正规军的主力，而制置司、宣抚司的直属部队和一些兵力较多的地方新军往往设高级军职——都统制，构成独立的最高编制军事单位[143]。四川方面，嘉定十三年宣抚使安丙在部署四戎司对抗金军时，便另设新军为直属部队，由兴元府统制田胃任帐前都统制。[144]《宋史·兵志》记有四川大置司帐前飞捷军、制置使司帐前踏白军和四川制司帐前、信义两军[145]，应该是南宋后期制司直属部队的一些番号，具体年代和兵力不详。宝佑元年牟子才《论救蜀急著六事疏》称：“制司账下安西、保定、飞捷、先锋等（军），共一万四千余人”[146]，大致反映了余玠任内制司直属部队的番号和兵力。此时四川正规军总数不到五万人，四戎司兵力合计才一万六千多人[147]，重庆的驻军已成为南宋西线战区抗击蒙元的主力部队。另外，重庆还驻有一定数量的禁军（或还有厢军、义军[148]），引文中的“路（分）钤（辖）”和其他文献提到的“总管”[149]即禁军的将官。南宋的禁军不复北宋正规军的身份，降为厢军一类的杂役兵，但在局势危急时也常作为正规军的补充参与作战。总的来说，余玠开阃后重庆增加的驻军主要是制司的直属部队，其他兵种的人数也当有相应的增长。

制司迁驻重庆，籴入军粮“为数浩大”，自余玠始四川制置使总领四川财赋，还要负责四川其他军队的粮饷供给，所以在彭大雅所建“广积仓”的基础上增修了不少库房，以便收贮。扩建粮仓的空间行动，首先是在府治外原“广积仓”的左右空地上增修了一百七十四间厫舍（由总领所的仓库官管理），较原来的一百五十二间扩大了倍余，然后在金汤门内新修了四十八间厫舍，并在下半城南侧的都酒库后分修了五十三间厫舍，几处粮仓以方位分称为东仓（府治外）、南仓（都酒库后）、西仓（金汤门内）。

府治为全城中枢重地，是四川制置司、四川总领所、夔州路转运司、重庆府的治所（其他位于下半城的衙署应该也在府治附近），东仓的库容占“广积仓”的四分之三，除了供应本城的军队、官吏，可能还有转输调拨的备份（总领所之职）。出于安全和支取方便，宋代的州县正仓通常建在治所处，泛称州仓为都仓、县仓为省仓，有时也有取别名而实为正仓者。[150]元《重庆志》载：“广惠仓，旧府治谯楼外，向西，今为广积仓”，[151]可知重庆的“广积仓”是入元后的名称，原为广惠仓。宋代的广惠仓属全国性的赈济仓储[152]，功能与属财政体系的州县正仓有别，如南宋泸州的广惠仓“在州仓之右，凡厫二……创置为水旱之备。”[153]重庆的广惠仓建于嘉熙四年，从庞大的库容和后来余玠的扩建规模来看，其性质不像一般的义仓或常平仓。《太平寰宇记·渝州》载：“今州理在巴城北故仓城”[154]，北宋渝州的治所在上半城（可能在千斯门内），当时的正仓应该就在故仓城处。熙宁元年改渝州为恭州，淳熙十六年升重庆府，治所和正仓的位置并无变动。嘉熙初彭大雅将府治迁至下半城，势必要在治所附近修建新的正仓，此后广惠仓的功能应该是与正仓合流了，并具备了军用性质。制司迁驻后广惠仓为总领所直接支配，“金城汤池，非粟谷不守；饥馑军旅，非食不救”[155]，战争背景下重庆的广惠仓成为了南宋西线战区最重要的军储。

将南仓建在都酒库后，可能有便于作坊生产的考量。宋朝对酒类实行专卖，所设酿卖酒、曲和征收酒课的机构，在州郡一级称都酒务，县一级称酒务。[156]《宋会要辑稿·食货》记北宋渝州酒务有在城、璧山、江建、巴县四处[157]，其中“在城”一项即州属都酒务。南宋的“酒库”不仅指储藏酒的库房，也指官府的酿酒作坊和酒务机关，南宋重庆的都酒库应该是集办公、酿造、储藏为一体的场所。酒课是宋朝财政收入的大宗项目，在专卖收益中仅次于盐课而高于茶利，在四川则大大超过盐、茶税收，南宋四川的酒课通常要占到本地财税收入总数的五分之一以上，也占到四川整个军费开支的五分之一以上。[158]以《宋会要》记载的酒课数额来看，宋代四川酿酒业最发达的是人口众多、经济富庶的成都府路（酒课收入占四川全额一半以上），其次为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最末。[159]重庆本地的酒类消费并不高，但随着制司迁驻，在战时经济的拉动下，重庆的各类消费必然大幅增长（比如粮食及其他军需），酒类自然也不例外。酒课是解决军费的重要财源，随着形势的变化，本属财政体系的都酒库很可能已成为总领所直接支配的用于军队各种开支的赡军酒库[160]，为筹措军费计，当局势必要扶持重庆酒业的发展。宋代酿酒以稻谷为主要原料，官酒务所在地有仓场者，原料由州县仓调拨，供给不足时则置场籴买。[161]随着重庆酒类消费的增长，酿酒原料的消耗自然加大，在都酒库后分建便于支取的粮仓，可能是当局扶持重庆酒业的一项举措。引文没有说明都酒库的具体位置，仅透露其位于府治和金汤门的南侧。明代重庆卫、清代重庆镇皆驻金紫门内，这一带是重庆传统的军部驻地，明代几版四川志也称重庆卫在府治南侧。[162]在军需供应上，南宋的酒库除了用收益赡军，还有一个重要途径是将产酒犒支军卒饮用和疗养，即所谓“支酒付军前使用”。[163]如果南宋重庆的都酒库与制司直属部队的军部即都统司相邻，那么两者的位置很可能也在金紫门内，这样的话分建南仓估计也有就近支给军食的考量。[164]

在金汤门内修建西仓这个举动，需要联系重庆城西部高地的军事布防及其供给。上半城的地势整体高于下半城，无论西部高地还是嘉陵江一侧都是防御重点，日常巡守的兵力定有相当人次。在洪崖门战斗中被俘的何统制是一军之长，开镇西门引元军入城的赵安是制司帐下最高军事长官都统制，负责修建金汤门粮仓的张实也是都统制，可见当局对上半城的布防是相当重视的。军营对于安顿军队及其家属非常重要，宋代屯军城池一般设有固定军营。[165]文献没有记载制司帐下各军在重庆城内安置军营的区域，除了都统司驻地，上半城需要加强巡守的紧要区域想必也布置了一些营地，并辟有操练场地。军食分月粮和日食，月粮是每月发放的军俸，日食即士兵日常差出的口粮。为支军食便，一些屯军城池的粮仓在选址上往往会照顾城内的营地和较场，如南宋泸州的常平仓“有门通较场，以便月支诸军廪给。”[166]彭大雅将府治迁至下半城后，原正仓如果没废弃的话，有可能被利用为嘉陵江一侧的支军仓点。而西部高地是城防的重中之重，考虑到周围的驻军与可供操练的平旷场地（如较场口），在附近增加一个仓点也在情理之中。从目前确知的仓储地理来看，下半城的中部和南部已有了两个仓点，金汤门内这个仓点的支给区域显然是上半城西部。

不过，将支给西部高地的粮仓建在金汤门内这个具体位置的考量，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其中或许蕴含着揭示金汤门功能的线索。金汤门位于西部高地的南侧边缘而非中心，距西部便于扎营和操练的场地还有一定距离，且内外地势皆陡，需要平筑地基才能起仓，从区位和地势来看并不是一个较好的仓点。对于粮食储藏的环境条件，宋令有言：“诸仓窖皆于城内高燥处置之，于仓侧开渠泄水”[167]，以防潮杜腐。金汤门内的坡地虽然高于下半城，但比今西部的打枪坝、通远门、领事巷等区域要低，地势高燥显然也不是在此设仓的绝对理由。同样，如果是出于安全，整个西部高地都是易守难攻之地，金汤门并没有特别突出之处，一旦从上半城其他部位攻入，任何仓储都不能幸免。如果说金汤门较西部其他点有什么设置粮仓的地理优势，那就是距离西南侧的长江比较近，补给交通上有便利之处，这需要引入另外两个要素即重庆城西南外侧的一字城和水运码头来继续分析。

不过南纪门外向为交通要道和附郭聚居区，随着明清南纪厢街区的发展、民国南区路的修建和雷家坡棚户区的蔓延，已不可能看到完整的一字城墙体。目前西南一字城的遗迹已被工地填占，从公布的考古信息和之前笔者的实地考察来看，这段西北—东南走向的宋代城墙位于南纪门外原一字街的东侧，与西南外郭成平行状，其是否为由金汤门附近延伸下来的一字城的附属设施或其他类型的防御设施，还有待确定。事实上，清代地图、清代游记、民国地图及考古发掘提供的地理信息非常零碎，且互有出入，据此还不能复原西南一字城的完整形制。但不管西南一字城的具体形制如何（与西南外郭呈垂直、平行或包围），从西南外侧的地理形势来看，当不出于附郭防御设施的性质。

宋元之际出现的一字城是南宋为克制蒙元军队的攻击力而创造的一种特殊的城防设施。在川渝地区的南宋山城遗址中，钓鱼城、神臂城、白帝城等沿江山城都发现了规模可观的一字城遗迹，其形制是由崖壁上的外郭直抵江岸，呈“一”字形垂直分布于山城与江岸之间。孙华研究认为，在码头临敌一侧或两侧的山城与江河之间修筑一字城，主要是为了加强码头侧方的防御，在山城与码头之间保持一段机动空间，以维持水军与外界的通联和接纳援助。[169]袁东山、蔡亚林根据钓鱼城的发掘经验，认为钓鱼城的南一字城具有明显的纵向防御和补给通道的功能，在坚壁清野、扩大战略纵深、保护水军码头、加强与周围军事据点的联络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70]以此参见，重庆西南一字城的防御方向就是城池的西南外侧，即薰风门外的西路来向和西南码头。如果重庆西南一字城是垂直型或其中一部分是垂直分布，利用金汤门段崖壁与江岸间的落差，垂直的一字城可以对西南外侧形成直接俯冲，利于西部高地的驻军迅速地出击和回收，以加强西部高地与薰风门、西南码头之间的军事联动，在某些时候也可以作为西部高地的补给通道；如果西南一字城不存在垂直部分，仍然可以为金汤门、薰风门与西南码头的联系通道提供安全保障。从西南外侧的交通形势和西南一字城的防御功能来看，西南码头很可能是当时重庆城在长江一侧的重要口岸。

为进一步挖掘金汤门粮仓、西南码头、西南一字城的空间关系，我们还需要分析重庆置司后军粮补给的地理格局[171]，以考察补给运输的对接情况。宋代重庆所在的夔州路是川峡四路中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最少的地区，宋人评价其产出云：“䕫路最为荒瘠，号为刀耕火种之地。虽遇丰岁，民间犹不免食草木根实，又非潼川府路之比”，“内梁山军、广安军虽颇丰熟，又不通水路，止可瞻给本军。”[172]据元丰初的一份田赋统计，夔州路的两税现催额仅为川峡四路的百分之六，远远低于其他三路。[173]绍兴十年为支付川陕前线军粮，四川都转运司就籴成都路十六万石、潼川府路十一万石、夔州路三万石赴利州交纳。[174]虽然此数并非南宋四川腹地供应前线军粮的最高岁额，但从夔州路所占的比例也可参见其产出的瘠薄。淳祐三年余玠赴蜀就任，道过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孟珙处，“珙以重庆积粟少，饷屯田米十万石。”[175]孟珙曾于嘉熙四年任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淳祐元年又以京湖安抚制置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屯田大使[176]，于荆湖地区“调夫筑堰，募农给种，首秭归，尾汉口，为屯二十，为庄百七十，为顷十八万八千二百八十”[177]，以支夔路军需（此时重庆已置副司）。余玠开阃后重庆成为四川抗战的军事总部，川东地区的产出显然无法供应骤增的驻军，仰给荆湖也非长久之计。淳祐四年正月余玠兼任四川屯田使[178]，“又属嘉定俞兴开屯田于成都，蜀以富实”[179]，使惨遭战争破坏的川西平原恢复生产，并通过劝课农耕、复苏商业、整顿川引等措施，形成“蜀即富实，乃罢荆湖之饷”[180]的丰裕局面。

李曾伯在一份上奏中谈到，余玠任内蜀饷之半来自秋籴，平常年份催粮约六七十万石，淳祐十二年元敷八十二万一千石，因秋旱及蒙军提前入犯，实催五十一万一千余石。[181]平常年份在秋籴之外还有和籴，合算应超过六七十万石。南宋前期川陕前线的驻军人数一直保持在十万上下，每年消耗军粮一百五十万石左右。[182]余玠任内全川正规军的人数已降至五万以下，比之七十五万石，籴入之数加上屯田所收是完全可以自给的（罢荆湖之饷即其体现）。此时制司直属部队约一万四千余人，加上驻重庆的其他兵种，以全川三分之一份额计，重庆年耗军粮大概在二十五万石左右。如果孟珙所支十万石是重庆置副司时期一般年份的缺额，在余玠正式开阃并成倍扩建粮仓后，重庆每年需从他路补给军粮的数额应该还要大于此数。

阳枋《上宣谕余樵隐书》称重庆“控两江之汇，漕三川之粟，诚为便利。”[183]关于重庆置司后的主要补给区，史无明言，从一些相似的事例来看，在川东地区供应不支而又不求助于荆湖的情况下，重庆所耗军粮中有相当部分应该来自上游成都府路、潼川府路辖下的川西、川南地区。

川西平原拥有巴蜀最肥沃的耕地，无论是宋朝经营时期还是宝祐五年元军占据成都后，这里都是供应当局军食的后勤基地。元军在最后攻取泸州、重庆期间，西川枢密院副使李德辉“留成都给军食”[184]，成都总管张庭瑞负责“舟楫兵杖粮储”[185]，将领张万家奴“以所部转饷成都及下流诸屯。”[186]平定全川后，至元二十二年“分四川镇守军万人屯田成都”[187]，二十三年在成都正式设置四川行省。[188]鉴于重庆的战略地位，元廷曾在至元二十五年五月迁四川行省治重庆，复迁四川南道宣慰司于成都。[189]但不到两年又将省治迁回成都，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成都之民苦于供给”[190]，可见川东地区的产出远远无法满足行省政军的粮饷供给。此后重庆仍驻有行省的分治机构四川南道宣慰司和五路守镇万户府的军队，需从成都转漕粮饷的局面并未改变。大德二年又徒重庆宣慰司都元帅府于成都[191]，延祐五年置重庆路屯田，“物色江津、巴县闲田七百八十顷，摘军千二百人垦之，岁得粟万一千七百石，减成都岁漕如数。”[192]元人在对比今昔重庆粮仓的库容时感叹：“今诸厫所储，常有余积，亦可见规模之广矣”[193]，可见宋末重庆城的常规储备还要多于元代，所以才会修建如此规模的粮仓。参见余玠任内在成都大兴屯田，籍此转漕重庆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川西，川南也是重要的补给区。熙宁、元丰年间，为加强对泸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控制和开发，宋廷在泸州相继设置了泸南沿边安抚司和梓、夔路兵马钤辖司，“帅边面千里，屯兵万计，张官布吏，十倍于前”，梓州路政治军事重心南移，供应上“岁移嘉、眉米三万斛以实之。”[194]通过宋廷的进一步经营，泸南地区的农业迅速发展，泸州也成为了川南区域性的经济中心。[195]南宋前期川陕前线屯兵十万，“利（州）路素号硗瘠，粮不足以给，则旁取他路”，上下川南“凡嘉、眉、泸、叙之米，沿蜀外水至重庆，内水至合（州）寓于仓，又自合泝西汉水至利、阆州。”[196]乾道五年四川制置使晁公武充赈籴，“差官往泸、叙、嘉、眉等州，乘时收籴米斛，约可得六万余石，津运前来府仓，别敖收贮。”[197]乾道六年以潼川府路帅司治泸州，每岁籴买当地民米二万石供军，又以二十万缗市当地民田，岁取租代民输。[198]沿岷江—长江分布的川南诸郡中，泸州距重庆最近，运输上有地理之便，应该是重庆优先考虑的一个补给区（特别是川西平原被元军占据后）。有史料提到，景定二年泸州帅臣刘整叛变之际，四川制置使差官“籴麦于泸”，此时刘整“已蓄异志”，以“增价争籴”的方式进行阻挠，最终杀害了这次籴粮的负责人。[199]在泸县牛滩镇宋墓出土的“张氏族谱”中也记有墓主后人“复蒙四川制帅彭（大雅）公委籴军饷”有功而进阶之事[200]，其措籴区域应该就是当事人的籍地泸州。

我们注意到，宋元之际重庆出现的两次粮荒都与长江上游被元军控制有关。第一次是德佑元年（至元十三年），西川行院在相继攻取嘉定、敍州、泸州后，合东川行院对重庆发起围攻，造成重庆“自秋徂冬，援绝粮尽”[201]，后因两川行院的派系矛盾和张珏的救援才溃围，泸州随即被宋军收复。第二次是景炎三年（至元十五年），元军在占领泸州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重庆西郊的浮图关、南岸的渡口，侵及西南外侧的江滩扶桑坝（截断上游航运），张珏为打通西路交通出战扶桑坝，被元军的后援部队击退，最后都统赵安以“城中粮尽”[202]开镇西门降。自重庆置司后，蒙元军队多次袭扰或围困重庆，为隔绝重庆与荆湖援军和北路戎司的军事联系，曾封锁过重庆长江下游和嘉陵江的航道，但并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真正对重庆造成严重威胁的，是后来元军逐步控制了长江上游最重要几处的生产区（成都府、眉州、嘉定府、叙州、泸州等），使重庆的后勤无以为继。

经上分析，重庆置司后的军粮补给有很大一部分应该来自川西、川南地区。余玠任内成都尚在控制之中，虽然文献没有明确记载当时重庆补给军粮的具体州郡及所占份额，但不管来自川西还是川南，都是从长江上游转漕重庆。西南码头是重庆城区在长江上游的第一个补给口岸，下半城的南仓和金汤门内的西仓距此很近，府治外的东仓也是西向开门[203]，漕粮抵达西南码头后由薰风门、金汤门转运诸仓是比较顺便的，也利于统一调度。当然，东仓的补给也可能以就近的太平门码头为主，但并不妨碍西南码头与薰风门、金汤门的交通联系。如果我们对重庆置司后的补给地理的分析还算合理的话，可以看到金汤门粮仓、西南一字城、西南码头在空间分布与职能协作上存在显著关联。具体而言：西南码头是接纳上游漕运的重要口岸（至少是之一），西南一字城（不管是垂直型、平行型或其他类型）的防御功能为西南码头的运行和补给交通提供了保障，将支给西部驻军的粮仓设在金汤门内，很可能是考虑到了补给交通的便利（距西南码头近）；金汤门粮仓的选址也反证了西南码头是一个重要的补给口岸，并增加了作为防御设施的西南一字城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从补给交通的角度来看，南宋金汤门是开门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闭门，至少也是一个具备临时交通功能（选择性出击和补给）的突门或暗门。

需要注意的是，在金汤门内设置粮仓的时间要晚于金汤门的开辟，也就是说彭大雅开辟金汤门不一定是为了后来的补给需求。虽然通过余玠添置粮仓的选址可以判断金汤门是开门，但还不能解释彭大雅最初开辟金汤门的原因，这里再试作一点分析。回到前面洪崖门部分谈到的话题，在“城门贵多不贵少，贵开不贵闭”的防御理念下，为加强城门间的军事呼应，避免各个城门因间隔太远而成孤立之势，彭大雅扩城时很可能出于军事考量开辟了一些城门，判断金汤门最初的功能需要从这个角度入手。从军事地理来看，金汤门位于薰风门的西北上方，地势要高出薰风门及江岸不少，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眺望西、南陆路和长江上游的情况，无论攻方从西路、南岸还是上游进犯，这里都是观察动态的一个非常好的哨点；在防御协作上，金汤门一是具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二是正对西路攻方的侧翼（与薰风门形成夹角），可以大大减少西南外侧的防御压力。事实上从元军围攻重庆的细节可以看到，即便在占领了佛图关和南岸的情况下，元军仍然没有对重庆府署所在的下半城的正门（薰风门）发起总攻，甚至在张珏从扶桑坝败退后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坚持采取围困战术，其中从西南外侧攻城的难度可能也是元军出此策略的因素之一。

另外，金汤门的开辟可能还有便于汲水的考量。为满足驻军城池的用水，在城内军营的临江一侧开辟汲水门是很常见的操作。如南宋泸州的西北汲水门“在骑射营后”，“绍圣元年，以营无井泉，于营后开门取水，应付人马。”[204]以重庆城西部高地的军事地位，无论彭大雅置副司时期还是余玠正式开阃后，这里都应该是驻守重地，如果此区域原有的井泉无法供应骤增的军营人马，也就存在为便于汲水而开辟金汤门的可能。总的来看，彭大雅扩城时于西南崖壁上新辟金汤门，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对薰风门和西南外侧的军事协防，兼顾西部驻军汲水的便利，后来余玠为西部驻军选择仓点，考虑到补给交通的便利和补给通道的保障，将西仓设在了金汤门内，从而在金汤门的军事功能的基础上又突出了补给功能。 

“朝天”取义“朝觐天子”，以此命名城门在古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据笔者粗略检索，除了重庆，杭州、泉州、台州、长汀、赣州、漳州、建瓯、宁化、太原、泸州、忠州、简阳、广安、都江堰、安顺、肇庆、广州、雷州、连州、吴川、合浦、蓬莱、安陆、金华、赤城、南城、凤庆、信丰、环县、邵阳等众多城市在历史上都曾以“朝天”命名过城门，时代历唐、五代、宋、元、明、清不等。

对于“朝天”这个门号，陈东《少阳集》云：“天下州郡城门之向帝都者，素号朝天门”[205]；徐渭《镇海楼记》言临安的朝天门“相传为吴越钱氏所建，用以朝望汴京，表臣服之意”[206]；《江阳谱》称南宋泸州的朝天门“出是门即趋旧京之道，故名。”[207]因此，除了效忠臣服的政治意义，以地理视角考察，命名“朝天”的城门往往可以反映某时期该城门位居城市的方位、朝向和该城市联系都城的交通地理，溯源重庆朝天门的得名需要从这几个因素入手。

此前，重庆朝天门得名于明初朝向长江下游的南京是流传最广的说法，显然此说是站不住脚的。需要着重分析的是南宋得名说，即有观点认为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同样位于长江下游，重庆与下游地区的交通联系势必以半岛东端的朝天门为门户，而历史上只有明初和南宋的中原王朝在南方建都，从朝天门的朝向和重庆联系临安的交通地理来看，在排除明初得名的情况下，朝天门得名于南宋是唯一的可能。 

在笔者看来，南宋得名说的确立需要两点前提，即历史上重庆朝天门的朝向和交通只能正东指向长江下游的南方都城，而这两点都无法成立。首先，朝天门居于渝中半岛的准确方位应该是东北端（更靠北），这从地理坐标上可以明显辨识，历来人们对此也有明确认知。如王士祯《蜀道驿程记》言嘉陵江“至渝州东北朝天门与岷江会”[208]；张大酥《巴蜀旅程谈》云：“朝天门在重庆东北，自船登岸者多由此门出入。”[209]实际上，长江在朝天门附近是呈正北流向，对下游溉澜溪、寸滩、黑石子等津渡的方位，乾隆《巴县志·津梁》皆称为“县北”[210]，历史上朝天门嘉陵江的对岸也有北府城、江北城等带有明确方位指向的地名。至于渝中半岛的正东位，从乾隆志中巴县署“依山东向”、涂山“县东一里”等记载和地理坐标来看，东水门所在方位更符合。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早期的朝天门就一定是朝向正东。既然朝天门位于半岛的东北端，朝向可东可北，也就不能排除其朝向北方都城的可能性。

从历史上中原王朝在北方建都的区位来看，对应重庆的方向正是东北位。如《元和郡县志·渝州》记：“东北至上都二千八百一十里，东北至东都三千六百七十里。”[211]又《太平寰宇记·渝州》记：“东北至东京四千九十里，东北至西京三千六百七十里，东北溯流取合州路至长安二千八百一十里。”[212]可以看到，无论唐代的西安、洛阳还是北宋的开封，在时人的地理认识中都是位于重庆的东北向，对应这个方向的城门自然就是半岛东北端的朝天门。而元明清的北京也位于重庆的东北向，在众多古旧地图和老照片中，清代“朝天门”三个字是刻在完全正北向的瓮门上，乾隆《巴县志》即有“拱极朝天，北望京华”[213]之语。

同时，在交通上控扼两江的朝天门不止是重庆联系长江中下游的东大门，还是重庆取嘉陵江联系北方地区的北大门。如唐宋时期重庆联系关中即“东北溯流取合州路”[214]，元明时期重庆至陕西间的嘉陵江航道上设有系统的水驿站（明代称此道为“北水路”）[215]，重庆早期的北向陆路也是取道嘉陵江北岸。因此，无论从朝天门的方位、朝向还是重庆与早期北方都城的交通地理来看，朝天门并不一定是南宋时以朝向临安而得名。虽然宋代四川的其他城市已有“朝天”门号（如泸州、简州、皇华城、永康军），但并不能作为重庆当时也存在“朝天”门号的实证。退一步说，即便南宋重庆已有“朝天”门号，也可能是得名于建都北方的北宋或唐代，南宋得名并不是唯一的可能。

为了考察更全面，再增加一个论题：在南宋彭大雅筑城前，半岛东北端是否存在城门？如果这个区域的城门是彭大雅新筑，就不存在朝天门得名于北宋或唐代的可能了。众所周知，重庆早期的筑城材料非常稀少，南宋之前涉及城门的信息仅见蜀汉大城“造苍龙、白虎两门”的记载，此间是否存在其他筑城活动，不得而知。对于蜀汉大城的范围，学者们根据半岛的汉墓分布和“周回十六里”的记载作过复原，其西线或不易精准，但东线应抵至两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这是半岛的地形条件和控制两江航运的交通需求所决定的。从城池的出入交通来看，在只开两门的情况下，一东一西是最合理的布局，可以联冠两江水路和半岛西侧的陆路。因此，不管西门位居何处，东门应该是位于两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以南向为正，按“左青龙、右白虎”的惯例，蜀汉时期的青龙门或许就是朝天门最早可以追溯的有文献可征的城门实体。[216]如果这个推论合理的话，不管蜀汉至南宋间是否还有其他筑城活动，朝天门所在的区域应该一直存在城门，即便具体位置有过调整，也是在微观层面上，不会出于两江交汇处的三角地带。

退一步，蜀汉二门只有名号而无方位的具体记载，不足定论，而由元代上推至南宋的朝天门实体至少在方位上是与明清一致的，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南宋得名更具可能性呢？正如前面所论，重庆朝天门在南宋是否已得名也无直接记载，历史上其朝向和交通也不一定指向南方都城，即便排除北宋和唐代，也无法否定元代得名的可能性。同时，结合后来镇西门、薰风门的改名，判断元明清的朝天门是入元后才改称的门号也并无背景上的违和。比如，镇西门是一个军事对抗味很浓的门号（在其他的抗蒙山城中也有此门号），元人有可能是出于大一统的背景将其改为取义“通达高远”的通远门。与此类似，在同一背景下将半岛东北端正对元大都的城门改称朝天门以表对新朝君主的臣服，也不失为一种符合情理的可能性。

作为地域系统的城市，其构成要素的空间角色并不是孤立自明的，需要在与关联要素的多重互动中才能够被界定，也就是说，是多重空间关系的“叠加”造就了系统中各要素的空间形态及其意义。在古代城市形态的复原研究中，除了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这样的直接材料，一些关联要素相互间具有一定普遍意义的空间关系，往往可以成为重要的考察视角和论证依据，其价值有时并不让与材料本身，特别是在材料不详或抵牾的情况下。而在已知要素的空间基础上，通过挖掘其与关联要素潜在的空间关系，有时也能取得以少窥多、举一反三的效果，助于揭示城市形态的更多面貌。

以本文将城门作为切入点的复原研究为例。作为古代城市出入交通的地理节点，城门与众多要素存在多重的空间关系，城门的数量、位置、体量、开向、功能等，往往联系着城墙范围、街巷分布、对外交通和一些功能建筑如衙署、军营、粮仓等的布局，各城门之间因交通分流和军事协作也存在相互影响，像重庆这样的滨江城市，城门还紧密联系着出行的码头。所有这一切，都应当是我们在材料基础上进一步挖掘的对象，揭示的空间关系越立体，复原的精度也就越高，引申的关联要素的空间面貌也就越丰富。比如薰风门的定位，正是通过城门与府署的朝向、主大街的走向、对外交通等多重空间关系的分析，我们才作出了更合理的判断。其中主大街的形态并无直接显示，但综合府署与城门的交通联系、下半城的地形条件和明清街道的形态，也得到了合理的引申，并进一步揭示出府署、主大街、城门之间潜在的轴线关系，丰富了我们对彼时城市形态的整体认识。又如金汤门一节，围绕粮仓选址的考量，结合西南外侧的军事地理、交通格局和重庆置司后的补给来源，我们对金汤门的功能做出了各种可能性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相应的观点，过程中也不断挖掘出一些关联要素可能存在的空间面貌，较之完全机械地以“一分史料说一分话”而止步于直接证据，这种探索性的努力显然更具积极意义。进一步引申，在复原七座城门的空间基础上，联系各门的路网其实也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推测，如东北端“朝天门”联系正西端镇西门的位于上半城的干道及千厮门、洪崖门与之衔接的支道在当时应该就存在了，镇西门、金汤门、薰风门之间的联系道路或许就是后来山城巷路网的雏形。

宋末重庆城可以复原的要素当然不止本文考证的城门及其关联者，本文的目的也并非完整复原彼时的城市形态（实际上也不可能），毋宁是以材料相对丰富且关联要素较多的城门作为切入点，在对一些纠缠的史实问题做出新解的同时，另辟蹊径地探索复原研究的方法论。笔者自知，本文各节的论证过程并非没有值得商榷的余地，一些结论和引申的论点也尚未达到成为定论的程度。在尽量掌握相关材料的基础上，本文始终努力坚持的是不断切换多重空间关系的考察视角，不放弃对各种合理的可能性的挖掘和评价，以此将研究向有益的方向推进。这既是方法，也是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