邛崃十方堂窑位于成都平原西面的邛崃市南河左岸，是中国西部著名的民间瓷窑，自东晋即仿袭越窑制瓷工艺以烧青瓷为主，发展于隋，兴盛于唐、五代，衰于两宋，具有900年左右的历史。
十方堂窑从南朝开始使用白色化妆土美化瓷器，在青釉中加入富含五氧化二磷（P2O5）的草木灰，使青釉呈乳浊状的青绿釉；到隋又全国领先创烧了多色高温釉下彩绘，其彩绘纹融汇移植中亚、西亚及南亚各地崇尚光明的联珠纹；到唐五代彩绘瓷发展到极致，并为长沙窑承传与发扬。
图1 隋 六齿支垫
图2 隋 圆孔六齿支照
图3 隋—唐 垫圈
邛窑自东晋始出现仿袭越窑以圆形锯齿支圈为碗盘的垫烧工具，到南朝仍然如是，锯齿支点较密大，多至九到十余个不等，窑工们为改进使器内外支点少而小，既美观又便于洗涤，至隋便改为固定六至七个支齿（图1－3），到唐代又进一步改为五个支齿。与此同时，其支圈圈面圈壁修薄（图4-5），这种支圈是唐代开创。笔者从十方堂采集之残匣钵，刻有楷书铭文：“贞元六年润”（公元790年）字样，以此为据至迟于中唐以前已开始使用匣钵装烧，并一直延续到宋代。
图4 唐 五齿支垫
图5 唐—宋 五齿支垫
并非如越窑一匣一器，邛窑以一匣数件或十来件叠装。在晚唐到五代，唯邛崃十方堂窑，不仅大量采用五齿支圈，还另僻蹊径，创造一种独具特色与众不同的三角形支架尖齿三枚为垫烧工具。这种支烧垫具，可能是受到北方邢窑及定窑的三叉形垫具的启迪，将其改创，把原扁宽的支垫与三小圆支钉，改为细条支架与似针尖细小的支钉。这类三角形支架垫烧具主要出在晚唐至宋的考古地层（《邛窑古陶瓷简论》222、229页）。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大小不等的三角形支架尖齿垫具，作工特精细，并于支垫上施一层褐红色或黑色釉。这种上釉的支垫，应是所称的“包釉支烧”(图6)，以往垫具皆素胎不作任何装饰, 这是邛窑十方堂独具特色的创新窑具。从发掘出土的器物看，使用这种三角形支钉垫具的碗盘杯盏，主要是在造型别致的仿金銀器的印花纹或单色釉及低温高温三彩釉的盏碗盘盒上（图7－14）。
图6 五代 各形三角支钉垫具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图7 五代 绿釉五出莲瓣印莲蓬 莲花纹盏（内底有三支钉痕）
胡维忠藏
图8 五代 绿釉五出莲瓣印莲蓬莲花纹盏（内底有三支钉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9 五代 绿釉印莲瓣纹开光龙纹盒（盖内有三支钉痕）
李铁锤先生藏
图10 五代 绿釉四莲瓣印摩羯鱼纹盏（内底有三支钉痕）
胡维忠先生藏
图11 五代 绿釉盘（内底有三支钉痕）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图12 五代 黄釉褐绿五出莲瓣花口盘（内底有三支钉痕）
邛崃文管所藏
图13 五代 黄釉绿覆轮五出莲花口盘（内底有三支钉痕）
胡维忠先生藏
图14 五代 黄釉五出莲花口盘 （内底有三支钉痕）
胡维忠先生藏
这类支烧的器物多为晚唐五代之风格。尤印花纹构图精美，讲求对称和谐。如一印花盘之印模，构图为五瓣仰莲纹，中心的花蕊疏密有致，莲子粒粒清晰有序，全图展现一幅写实的莲蓬初结子花尤在的莲纹图。让人惊喜的是在其背面有阴刻楷书“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字样。（图15）乾德六年（公元924年）是前蜀王衍和北宋都使用过的年号，但北宋年号仅有乾德五年，只有王衍才有乾德六年，以此为证，说明至迟于五代时邛窑已为皇室烧造贡品了。同时可证这种作工精细，采用施釉的三角形支架支钉装烧的盏盘碗盒，当是为皇家特制的贡器。关于官样的杨全，直到后蜀孟昶广政元年（公元938年）还在制样，可证杨全是一个精于绘画的瓷艺大师。关于这些精丽细腻的写实画图，主要是邛窑艺师们的艺术创作之灵性，同时也许与当时名画师刁光胤、黄荃的写实花乌的画风极有关系，或是与其画风的暗合。
遗憾的是这种三角形支架垫烧工具，邛窑没延续至南宋，主要仅于晚唐五代，原因何在？笔者推测：一是制作工序较多，费时费工，成本较高，晚唐五代是为皇家生产，可不计支付盈亏。二是宋时，陶瓷供给皇家，不再是由皇家“制样须索“，而宋时皇家需要用瓷量增大，便自立窑场，专为皇家生产，名为“官窑“。所谓“官窑”，是专为皇家生产，不作商品产销。官窑产品是不计成本，只求帝王官僚们喜欢，其要求是既美观又实用。官窑为达到这一标准，宋时五大名窑的“汝官窑”，便将邛崃十方堂窑的包釉三角形支架支钉垫烧法吸引过去。三是，两宋时是我国瓷器生产进入百花齐放，百家争艳的繁荣时期，邛窑之造型、釉色、纹饰、装烧工艺，诸多技艺曾遥遥领先，影响南北瓷窑，但终因先天不足，胎土杂质太多，远不及五大名窑，汝、定、官、哥、钧质优形美，有广阔的畅销市场。邛窑销售市场有限，根本无力使用费时费工的包釉三角形支架的垫烧窑具，因而停用失传。
图15 五代 五出莲蓬印模背刻楷书：“乾德六年二月上旬造官样杨全记用”铭文
邛崃文管所藏
此外值得探讨的是关于汝官窑的芝麻支钉痕，在《汝窑新发现》中提到：“用细小支钉支烧是汝窑器的杰作，但包釉支钉工艺并不始自汝窑器。汝州地区在汝窑烧造以前，已有包釉支烧工艺······这种包釉支烧工艺，耀州窑在五代时期已经盛行，······从其渊源言，汝窑的支烧应源自耀州窑。”“其天青釉只是从原来的耀州青瓷系统的制品，控制更严格的还原气氛而形成的。”并举示耀州窑五代五出莲瓣青釉碗为证，还以汝窑天青釉也是源于耀州窑。笔者粗视其碗，却认为亦是如邛窑五代三支钉痕相似，即动摇了受邛窑支烧的推测，并也认为是受耀州窑五代包釉支钉垫窑具的影响，但再一细读，发现碗之圈足宽厚，足墙端直是无釉的涩底，而邛窑与汝官窑的碗盘盏足墙体簿圆曲而外撇，底皆是裹足釉（图16、17），尤邛窑无一例三芝麻支钉痕的碗盘盏为无釉的涩足，因此汝官窑之裹足釉与支烧工艺是源于邛窑无可质疑。同时由于汝官窑之装烧在吸纳邛窑的基础上，又有新的改进，其一，汝窑支钉痕仅于器之外底，内底光洁平整，邛窑内外皆见支钉痕，可见邛窑是多件叠烧，汝窑为单件装烧，使器物更美观实用，其二，为使器物更平稳不仅三支钉，还扩至5至7齿不等的支垫。由此可知汝窑是承传中有创新。并为南宋官窑、金钧窑、元的哥窑，与域外的朝鲜高丽青瓷所承传（图18-22）。关于釉色该文未提供实物，但邛窑于五代层出的天青釉碗盘，不仅有零星的，甚而还有成叠累于匣钵的五出碗盘器物。
图16 五代 耀州窑青釉支钉支烧碗
图 17 宋 汝窑青灰釉支钉支烧洗
图18 清 凉寺汝窑出土成熟期瓷洗
图19 清 凉寺汝窑出土成熟期瓷碗
图20 世纪末至12世纪初 高丽窑青瓷碗残片
图21 宋 郊坛下官窑支钉支烧残片
图22 元 哥窑盘支钉烧器
综前所述，邛窑晚唐五代创造的三角形支架装烧垫具，是在吸融北方邢窑或定窑的三叉形垫具而创新。虽未在邛窑中继续沿用，又未为四川各窑系中得以承传，但它总把这较为先进的垫烧工具，传送与北宋“汝官窑”。 从记载为据，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罗希成《唐邛窑奇品》云：“其釉色有如钧窑者，有如汝窑者······亦可谓代之钧汝诸窑之釉色，均胎息邛窑而来”。 又据《蜀故别录》于釉色上提出“邛窑影响宋瓷甚巨，钧汝诸瓷，可为例证，论者不知”， 皆说邛窑之釉，实开钧汝之先河（《风土杂志》卷二）。再结合近半个世纪已来的田野考古发掘，出土大量五代的包釉支烧工艺品为铁证，汝官窑的裹足釉与支烧工艺，并非“源自耀州窑”， 而应仍是邛窑的直接影响，并为汝官窑所承传创新发展。
作者：董小陈 李玉彬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
重庆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