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九江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今年是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成立二十周年、更名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八周年之际。回瞰来时路，展望未来时，总结既往经验，描绘未来愿景，是走稳、走实、走深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必然要求，也是我院发展改革实践的客观需要。

一、重庆考古回顾

重庆考古具有起步早的特点。与中国考古工作走过的路一样，重庆考古是在外国探险者、博物学者介入下推动起步的，是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性的必然产物。从1876年美国人在重庆附近首次采集到石器，到1913年华西大学叶长青在三峡开展考古调查；从1921-1926年葛兰阶挖掘万州盐井沟化石，再到1925年纳尔逊在万县和宜昌之间采集2万余件标本，以及安特生在1920年代后期路过重庆和三峡所做的考察（其拍摄的老鼓楼照片成为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老鼓楼遗址唯一的民国影像佐证），这些在重庆以及同期在全国其他地方开展的考古调查和少量发掘工作，是重庆乃至全国考古的萌芽时代。尽管这些外国学者在中国的考古工作并不十分专业，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人发现自己、认识自己的意识自觉，激发了中国人用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科理论研究历史文化、传统社会的热情。

重庆考古具有起点高的特点。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随着我国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大众科学意识的增强，一批留学生的回归，中国的文物考古工作逐渐转为以中国人自身为主的阶段。重庆的情况也不例外，尤其是抗战以来，重庆逐渐成为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学者聚焦的高地。在考古方面，以郭沫若、常任侠、卫聚贤等历史、考古学者为代表，在重庆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发掘，在渝中、江北、沙坪坝等地清理了一批汉墓，为重庆考古发掘开了生气，是重庆考古的幼苗时代。在文物考古研究方面，以卫聚贤为首的一批学者，着重研究了成都及重庆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和汉代文物，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开创了四川盆地上古文化、地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在文物展示方面，卢作孚先生在北碚建立的峡区博物馆是重庆最早的博物馆，也是重庆本地人创建的第一家博物馆；此外，随着故宫博物院南迁部分文物和专家到达重庆，围绕故宫南迁文物和重庆出土汉代文物也开展了一些展览，促进了重庆文物博物馆事业的起步和发展。

重庆考古具有视野宽的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重庆设立了西南军政委员会，并于1951年筹设西南博物院。1951-1955年，著名学者徐中舒先生、冯汉骥先生领导西南博物院开展了大量的文物考古工作。以考古为例，足迹遍及云贵川康渝地区。1950-1953年，重点开展了成渝铁路、宝成铁路、天成铁路沿线的考古调查和抢救发掘；1954、1955年，在广元昭化宝轮院、重庆巴县冬笋坝发掘大量战国至西汉初的船棺葬、土坑墓葬，在成都羊子山出土巨幅车马出行画像石，在云南昭通、鲁甸等地汉墓出土鎏金车马饰和陶俑等珍贵文物。西南博物院时期，重庆文物考古放眼川、康、滇、黔、渝，一大批历史、考古知名学者活跃在重庆，是重庆文物考古的高光时刻，也为川渝地区培育了一批文物考古后备人才。

1955年6月1日，西南博物院改名为重庆市博物馆，馆址移设神仙洞街207号（原中共重庆市委会办公大楼、今渝中区枇杷山正街72号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此后至1996年，重庆考古步入了平稳发展的轨道。在此期间，现重庆地区（含原万县、涪陵、黔江地区）的考古工作主要是在四川省文物考古机构指导、参与下，和重庆市博物馆等地方考古机构共同开展的。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和古人类研究所等也在重庆开展了少量调查、发掘工作。这一时期开展了多次三峡考古调查，重要考古发现有巫山龙骨坡遗址、铜梁张二塘旧石器遗址、丰都高家镇遗址、巫山大溪遗址、忠县泔井沟遗址群、涪陵小田溪墓地、渝中临江支路西汉墓、开县红花村崖墓、忠县涂井蜀汉崖墓、万州唐冉仁才墓、江北明玉珍睿陵等，地域遍及今渝东北、渝东南和主城、渝西地区。此外，长江水利委员会、重庆市博物馆开展的水文考古具有重要影响和学术价值。这一阶段的许多考古发现具有突破性，初步展现了重庆古代文化序列的关键节点，对下一阶段考古工作深化发展具有指向作用。这一阶段，重庆本地的考古工作者主要在原重庆市范围内开展考古工作，本地的学者则结合历史文献做了较多文物和考古研究，代表性学者有邓少琴、董其祥等。

涪陵小田溪墓群出土的部分玉器

重庆考古具有层级高的特点。1997年重庆直辖，由于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启动，重庆考古迎来了大动员、大抢救、大发展时期。三峡文物保护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重庆、湖北两省市分别负责组织开展文物抢救工程，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先生领衔编制了三峡文物保护规划，王川平、刘豫川等具体组织了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实施阶段，俞伟超、张忠培、徐光冀先生等又作为检查、监理、验收首席专家参与了全程工作。三峡文物保护实施了“规划制”“合同制”“监理制”“协作制”“验收制”等一系列文物领域的创新制度，是一场全国主要文物保护机构都参与的、举世瞩目的重大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工程。三峡文物保护将重庆考古上升到了国家层面，三峡文物调查、高家镇旧石器遗址、中坝遗址、李家坝遗址考古先后获得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称号，三峡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文化序列基本确立，一批重要遗址、墓地得以整体揭露，出土文物14.3万件（套），标本数十万件，促进了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和库区10余家区县博物馆的建设，掀起了三峡历史文化研究的高潮，揭示了三峡在中国古代历史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借三峡考古的机遇，重庆考古专业力量从重庆市博物馆古代史部（考古队）逐渐分离出来，第一次建立了正式的专业考古机构——重庆市文物考古所，使重庆文物考古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遇，并在三峡文物保护中当好了主人翁，发挥了主力军作用。

2008年以来，三峡文物保护从抢救过渡到完善阶段。重庆也逐步从以三峡考古为主转变为基本建设考古、后续三峡考古、主动考古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时代。这一时期，考古工作更加注重科技手段的应用，植物考古、动物考古成为常态分析手段，环境考古、微痕分析等视情况均有所开展，科技检测、航测技术、数字技术等频繁应用。考古工作范围在全市较为均衡地开展，渝西长江流域、嘉陵江流域、乌江流域的文化序列初步建立。重要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史前考古、巴文化考古不断拓展，宋元（蒙）战争山城考古向纵深发展，以盐业、冶锌、冶铁、瓷业为代表的手工业考古成果丰硕，宗教与石窟寺考古开创新局，汉、宋、明墓葬考古精彩不断，考古简报和报告加速刊布，重庆考古的特色和品牌逐渐显现。这一时期的考古工作，绝大多数是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开展的，我院作为后续三峡考古的业务组织者，也引进了少量市内外高校考古力量参与。此期，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获得了旧石器考古主动发掘牌照，其工作主要体现在巫山玉米洞、九龙坡玉龙公园旧石器遗址的发掘成果上。重庆师范大学则开设了文物与博物馆专业，通过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合作，开展了一些考古发掘工作，并在三峡考古研究上取得较多成果。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检查玉溪坪遗址的考古发掘

二、重庆文物保护回顾

1940年，梁思成、刘敦桢、陈明达等中国营造学社成员考察大足北山、宝顶山及报恩寺等，大足石刻正式进入学术界的视野。1945年杨家骆、顾颉刚、马衡、傅振轮等15人组织大足石刻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逐渐得到各界重视。1952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部拨专款修建大足北山佛湾石刻保护长廊，并培修部分石刻造像。此后，围绕大足石刻、潼南大佛寺、涞滩二佛寺等开展了系列保护工程，特别是宝顶千手观音造像修缮工程、北山佛湾治水工程等影响大、成果多。

建筑遗产保护方面，2003年至2005年，完成了湖广会馆的修缮工程，这是重庆投入最大、规模最大的古建筑修缮工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近年来，重庆市又逐步开展了潼南独柏寺、渝中东华观、梁平双桂堂等古建筑的修缮，修缮质量得到很大提高。革命文物保护开展较早、较多。早在1955年，重庆就启动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大楼的修缮，1963年开展了白公馆、渣滓洞等的修缮，此后，开展了数十项革命文物保护工程。以2007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为契机，重庆将抗战文物的普查作为“三普”前期试点，对抗战文物全面挂牌保护，提升了一批抗战文物保护级别，实施了一批抗战文物保护工程，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走在了全国抗战文物保护的前列。

1954年，由重庆市文化局、重庆市住建局、重庆市建工局联合发出《关于加强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出土文物的通知》，但基本建设文物保护实际上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得到足够重视。上世纪90年代初，成渝高速公路首次在工程建设开工前开展了文物保护，基本建设文物保护逐渐走上法制化、正规化渠道。随后启动的三峡工程地面文物保护，重庆开展了白鹤梁、张恒侯庙、石宝寨3个重点文物保护工程，形成了丰都小官山、夔州古城、云阳三峡文物园、巫山江东嘴、忠县白公祠、巫山大昌古镇6个集中迁建保护区以及若干规模较小的迁建区和单体迁移保护文物。2005年至2009年，重庆开建了乌江彭水电站建设工程，该工程涉及以龚滩古镇为代表的大量地面文物，建设方投入巨资实施异地迁移工程，形成了新龚滩和万足茶林坪两个古建筑群。

在彭水电站建设工程中，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就已经深入开展了地面文物调查，编制了保护规划，为龚滩古镇等文物异地搬迁做了大量前期工作。2008年，我院组建了文物队（2012年改名建筑遗产研究所），开始正式拓展地面文物保护工作，并首先完成了主城区旧城改造文物调查和保护规划编制。其后，我院实施了重庆抗战文物调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规划编制等，参与了全市革命文物保护规划编制、乡村遗产调查等工作，全面划定国保、市保“两线”，开展了潼南独柏寺、南岸法国水师兵营旧址等数十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勘察设计。在开展白帝城大遗址、天生城遗址保护利用设计基础上，2019年，我院又成立大遗址保护研究中心，进一步推进以宋元（蒙）山城遗址群为代表的遗址规划、保护方案设计，推动重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助推文旅融合工作。

可移动文物保护方面，1930年，卢作孚在北碚东岳庙创建“峡区博物馆”，重庆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管、展示进入历史新阶段，但还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保护。1937年5月，首批故宫南迁文物运抵重庆，重庆成为故宫文物的最终的主要落脚地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的博物馆逐渐开展了一些馆藏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培养了一批书画、档案、金属文物等修复保护专业技术人员。上世纪80年代，重庆市博物馆修复人员创新使用玻璃钢修复青铜文物，较早使用硅橡胶对文物翻模。在文物保管环境上，重庆市博物馆开展的库房杀虫工作也颇有成效。

三峡文物保护工作启动后，考古修复成为重庆修复保护的重要任务。张光敏、王海阔等从室内修复转战三峡考古工地，以考古修复的方式，修复了上万件出土文物和标本，并有意识地培养了一批陶瓷器、金属器修复技术工人。2000年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成立后，先后开展了四期师承制修复保护培训，该院（所）修复保护能力和队伍建设得到极大提高，成为重庆地区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主力队伍。

2010年后，随着区县博物馆建设高潮的到来，区县文管所馆藏文物在重庆可移动文物修复保护中重要性日益增加，重庆市文化遗产院开展了大量区县金属文物、陶瓷文物、皮影文物的修复，并将业务工作延伸到湖北、湖南、四川等省。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点开展了区县书画、陶瓷文物等的修复，共同支援了区县博物馆建设。

2015年，重庆市文物局授予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四家单位“考古发掘现场及出土文物保护”等四个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科研基地。此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在馆藏有害生物防治、预防性保护方面重点发力，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从出土文物保护、科技保护修复方面重点发力，红岩联线、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分别在纸质文物、石质文物保护方面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

第一，总体来看，重庆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较全国先进地区存在一定滞后现象。这种滞后，主要体现在考古和保护理论水平的滞后、现代科学技术运用的滞后、文物保护意识和研究水平的落后三个方面。例如，在理论研究上，重庆文物保护和考古存在创新不足、消化不够、跟跑吃力的现象；在现代科学技术运用上，注重常用技术和实用科技，不注重探索和利用前沿技术；在实践操作上，部分存在勘察设计不到位，修缮、修复质量不高，过度修缮等问题。

第二，重庆文物考古和文物保护存在主体性不强的现象。重庆考古的萌芽和起步与外国学者、外地入渝学者的介入和带动有关，本地学者多起辅助和跟进作用。新中国成立后至1992年，重庆本地的学者虽然成长起来，但数量不多，支撑作用发挥不够。三峡文物保护时期，受本地专业机构组建较晚的影响，重庆考古人、文保人虽然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但约三分之二的业务工作仍然是在全国各地专业机构和专家的支援下开展的，许多重大项目也是在他们的主持下实施的。近年来，重庆石窟寺保护掀起高潮，许多领域走在全国前列，但毋庸讳言，关键技术、重大项目等方面仍然依赖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国家队，依靠广州白云、中铁文保等社会文物保护机构。

第四，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人才队伍建设薄弱。考古和文物保护是一项厚积薄发的事业，人才积淀和业务传承十分重要。上世纪五十年代西南博物院改为重庆市博物馆后，重庆考古和文保人才断档十分严重，仅有的部分人员整体上也存在专业化不够、影响力不足的问题。上世纪八十年代后，这一情况有较大改善，但专业工作者数量仍然严重不足，间接影响了后来三峡文物保护主力军、骨干员作用的充分发挥。进入21世纪后，随着重庆市文物考古所的挂牌，以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红岩联线、大足石刻研究院等进一步加强馆藏文物保护和石质文物保护，重庆大学逐步加强了建筑遗产保护研究，一批文物保护社会企业的相继成立，重庆考古与文保人才的建设开始迈上新台阶，但结构调整和能力建设依然任重道远。

根据国家文物局委托专业机构评估，在全国具有考古团体领队资质的专业考古机构中（不含高校），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综合实力排第11名。从这个评估结果看，应当说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初步具备了在重庆挑大梁、担重担、攻难关的基础。今年是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原重庆市文物考古所）成立二十周年，我院的相关工作虽不能代表重庆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水平，但有责任和义务发挥领头羊的作用，继往开来，推进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事业全面发展、更上层楼、迈向新时代。

考古和文保是人民的事业。进一步推进相关工作，除了政府重视、社会参与、优化机制、长远规划、加强保障、建设队伍、深化合作、增进交流等常规方面外，我认为关键还应当在业务领域把准航向，创新发展，具体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是要突出保护意识。保护是文物工作的根本，是我们从事文物工作的立足点。文物人的保护意识当然是最强烈的，但还需要继续向建设业主、施工单位和文物所有、使用、管理人（单位）以及广大社会加强宣传，增强整个社会保护优秀文化遗产的意识，为文物保护创造良好的外在环境。近年来，社会保护文物的意识日益高涨，但重庆相比全国先进地区仍然存在一些差距，特别是考古前置在房地产、一般中小型建设工程中还未覆盖，尚未达到应保尽保的客观要求。作为文保人，我们也要进一步提升保护意识，让自己时时刻刻站在文物保护的前沿领域。当前，文物保护正从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保护与预防性保护并重、从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的整体性保护转变，这对我们的研究、勘察、设计、施工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对我们工作的深度和质量有了一系列新要求，这就必须拓展我们的保护范围、保护方式、保护前瞻性。要树立考古也是文物保护组成部分的意识，在发掘中保护、保护中发掘，树立“保护性考古”意识，既要加强现场出土文物保护、实验室考古的能力建设，也要加强揭露遗迹的现场保护，更要着眼遗址长期保护、有效展示、合理利用，更好地发挥科研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可移动文物保护既要做好传统修复的继承、发展和创新，更要做好科技保护，加强病害研究，突出科技检测，用现代材料、方法做好广物保护，同时兼顾预防性保护。

二是要强化科学研究。考古和保护工作的物质对象包罗万象，面对的历史文化跨越数千上万年，考量的工艺技术纷繁复杂，毫不夸张地说，几乎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文物。因此，要搞好考古和保护工作，熟悉是前提，研究是基础。科学研究需要思想、理论和方法，但更重要的是树立研究意识、课题意识。科学研究是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实践检验、寻找规律的过程，是一切工作深化、升化的前提，也是建立普遍理论、创新突破的必然要求。我们的专业工作者除了要有匠人精神，更要有学术意识,。一项工作干得好不好，有没有创新、创造，或者对将来的、其他的类似工作有没有启发、带动作用，研究必不可少。从重庆考古来说，资料整理虽然已经取得很大进步，但欠帐、积帐很大，需要花大力气解决；在研究地方考古文化序列，强化巴文化、历史时朝墓葬、宋元（蒙）山城、手工业遗产等特色考古、优势考古外，还应紧跟时代，转变考古研究范式和研究方向，大力推进实验室考古、科技考古、数字考古，进一步将考古研究从历史文化拓展到古代社会等领域。我院的地面文物研究基础还比较薄弱，学术范围不够浓厚，下一步要树立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除继续单项文物的研究外，要注重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提升社会的保护理念和保护意识；总结研究勘察、设计、规划中的技术、方法、理论、政策问题，推进保护工程向“研究性保护”发展，要主动加强对各时代、各类型文物的研宄，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结起来，讲好文物历史，传承城市文脉，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活化转化。可移动文物修复保护要更加注重“科技保护”，加强新方法、新材料、新技术研究，将科技考古、科技修复、科技保护三者协调起来，打通文物保护内部的科技藩篱，促进文物与科技深度融合。

考古CT检测仪

三是要抓好人才队伍建设。人才是干事创业的基础，人才兴、则事业兴。重庆文物考古和保护人才总体偏弱，特别是考古和修复保护队伍，由于受事业编制限制和待遇困扰，相较于其他考古大省、强省，人才数量、质量都存在一定差距。下一步，应采取多种形式的用人、引人方式，补齐人才队伍建设短板。从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来说，既要坚持量质并举，也要也要注重内部挖潜。事业单位的人才建设、要符合事业单位管理的要求，重点在“培根铸魂”上下功夫。所谓的根，就是文物人要有文物胸怀、情怀，要有文物热情、热心，要有一颗文物事业心，这样才能长期坚持、坚守文物工作，才有可能做出大成就，干出突出的成绩。所谓的魂，就是文物人要有文化思想、历史思维、文物见识，这样的人做出来的工作才有深度、有质量。我们将尽量创造条件，建立平台，使我院的考古人、文保人尽快脱颖而出，成长为各自领域的能工巧匠和专家学者。

四是要推动协调发展。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文物考古和保护工作，理应适应时代要求，理顺基本建没考古机制，做好公众考古，规范考古单位出土文物保管、移交、利用，探索适合考古文保单位情况的文物创意、文物旅游融合路子。当前，基本建设考古既面临“前置”机遇，也面临“放管服”改革挑战，未来必然有市场化冲击的隐忧，我们要未雨绸缪，思考省、市级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的发展方向、未来走向，及早做好应对，加快改革转型。公众考古既是面向社会公众的文保政策、知识的宣传和阐释，也是专业性信息向普及性、通俗性信息转化的过程，是文物考古知识的一种再生产、再转化，因此，我院应当高度重视，重点强化《重庆考古》等新媒体平台，建设专业与大众沟通的桥梁。考古和保护单位普遍不太重视文物标本的科学保管和管理，我院在这方面已经走在全国前列，下一步要结合虚拟考古体验馆、标本展示馆和考古书院等的建设，争取早日加挂重庆考古博物馆牌子，创造条件让文物活起来、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