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入围第一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2013年正式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作为目前重庆唯一一处列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古代遗址，重庆钓鱼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有何进展?1月21日，在正在举办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学术科研周上，副院长袁东山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介绍了最新情况。

▲钓鱼城考古遗址。受访者供图

钓鱼城宋元山城考古工作已经位居全国前列

“首先就2021年的工作来看，钓鱼城考古工作取得了不少新收获。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钓鱼城考古工作在整个宋元山城防御体系研究的细节上和宏观把控上，已经走在了全国考古的前列。”

袁东山表示，钓鱼城考古已经开展了约20年，作为宋元战争中一座州府级山城，它本身级别并不高，但在整个山城防御体系考古领域里，钓鱼城“宏观构架最清晰，微观证据最扎实”，“我们在既往的工作基础上对钓鱼城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知，宏观上也逐渐转向对城内重点功能区、内部交通道路的寻找，以及对关键节点的重点解剖，2021年也取得了很重要的进展。”

▲钓鱼城遗址出土文物。受访者供图

重要进展主要来自对三个重要区域的发掘——

“首先是既往衙署，我们知道范家堰可能为行政衙署所在，而去年在它旁边又找到一处更大的院落，或为军事衙署。这让大天池-范家堰一带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同时，发现另一组被称为‘大草房’的建筑，考古材料表明为宗教寺院，更可能兼具了城内医药加工、生产、管理职能。这些成果细化、实化了对钓鱼城的空间认知，也深化了宋元政治及营城制度的进一步理解。

“第二，作为衙署的范家堰和大天池两处院落，谁是军事衙署，谁是政治衙署，其属性尚待确定，我们又在城内的‘皇宫’区域找到了两万多平方的大型院落，曾有传说钓鱼城派出过三四百人去东南沿海寻找南宋覆灭后逃亡的幼帝，若属实，那么钓鱼城就不止两个衙署，还有‘皇宫’，加上2011年发掘的前敌指挥中心——九口锅遗址，也是一个衙署。那么我们对钓鱼城政治、军事功能性质的院落认识就更深更细了。

▲钓鱼城遗址出土文物。受访者供图

“第三，围绕新发现的院落还找到一个内城城门，并在大天池院落找到衙署院落内的一道券门。至此，不光是宋元空间的细化与落实，甚至对钓鱼城的行政管理、作战体系、建筑规制、儒匠结合的营城制度等都有了新的发现。综合来看，钓鱼城考古上了一个台阶，而精细化、微观化发展也是今后的方向，我相信以小见大、挖更多小切口、控制更大空间，一定会获得更多的钓鱼城36年战争的细节支撑。”

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亟需推进三大工作

中国大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制度形成于2005年，“十一五”以来，全国有重要大遗址150处。截至目前，大遗址保护利用方面。全国共有36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67家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钓鱼城遗址于2013年入选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并于2019年进入正式建设阶段。作为重庆的唯一，它的建设进展一直备受关注。

▲钓鱼城考古遗址。受访者供图

对于这个问题，袁东山坦言，“大遗址保护利用一直是中国百年考古的初心和使命，是国家文物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但大遗址和考古遗址公园还是两回事，大遗址是国家文物保护对象的身份认定，‘十一五’以后，每个五年计划都有微观的调整，但总数都是150处。考古遗址公园则是大遗址展示利用的手段。无论是国家重要大遗址还是国家考古遗址公园，重庆仅有钓鱼城一家，其建设肯定会有示范效果，而去年范家堰的发掘工作也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努力。”

▲钓鱼城遗址出土文物。受访者供图

他表示，钓鱼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也不能大而化之，只能老老实实在钓鱼城那些被山林土壤掩埋下的宋元废墟中寻找证据，“作为考古工作者，我们只能完成寻找、发现和证明等这些前端工作，具体如何保护还涉及价值的认知、取舍，最后达成平衡。”

落实到细节，袁东山认为目前有三项工作亟需推进，“首先要建设考古遗址博物馆，这是国家对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相关政策的规定;第二，要修编钓鱼城文物保护规划;第三，要做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规划和方案，并与国土空间规划的修详规对接。这里就涉及立场、认知和协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