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拾穗集；民间团体的七年行走》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王维以一首《 汉江临眺》，将襄阳古城的地缘风貌、江山美景呈现殆尽。古老的襄阳，守候在中国历史深处；安谧的汉水．静流过中国文化的腹地。

　　然而在现代，古城却面临着一场生死涅槃。首当其冲是时间的侵蚀，时间的风雨可以风化秦砖汉瓦，也可以让人们的记忆漫漶不清；现代商业的嚷嚷叫卖，也使遍地风流的文化古城，逐步淡出人们的视野。尤为揪心的是城市的拆建，一掩幢现代楼宇在崛起，一座座古屋旧舍在消失，追求现代与保留传统的难题，成了襄阳（也是中国大多数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间题、当然，这个现代性难题并不仅仅拘囿于城建之中，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也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时代迫切需要一些既有勇于容纳世界，又善于守护传统的文化担当者。我想，活跃在汉水之滨、襄阳城中的一群“拾穗者”应该就属于这样的“文化义士”！他们走遍古城的每一个角落，从城市的一个个书页里．拾取点点滴滴的印记，用相机、用心灵编织成厚厚的读本；他们踏遍荆楚大地，寻觅三国踪迹，考镜源流，继往开来，所留下的其实是现代人对历史的敬畏；他们．在“荆山山脉的褶皱深处，在断垣残壁中间，在乡野田垄之上．寻找那些原初的记忆”；他们考察“文化汉水”的“流年”，试图从秦岭雪、巴山雨中解析出楚地文化的深厚渊源；他们探访民间文艺的奥秘，从乡音民俗中了解襄阳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他们还把这片热土上的一个个璀璨古镇作为研讨个案，在那里进行历史和现实的碰撞与对话……这就是“拾穗者”——一个民间文化团体的“七年行走”所凝结的成果。《拾穗集》厚重大气，洋洋五十余万言，内容涵盖古城襄阳的城市沿革、古地荆襄的人文掌故以及楚地的民风乡俗，堪称襄、汉文化的“百科全书”。

　　客观地讲，这一“特别的人群”，并不是十分专业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之间受教有差异，职业有不同，年龄也参差不齐，但这支由公务员、教师、编辑记者、工程师、银行职员和自由职业者等组成的庞杂队伍，“为了一个共同的日标，走到一起来”。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回到田野，守望故乡”。他们通过网络组成了一个共同的家园——“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这个群体既不同于象牙塔里的各种沙龙，又与时下追新求异的“驴友”迥然有异，他们担负着“拣拾散落在荆襄大地、汉水流域的文化遗珠”的历史重任，用他们“艰难而快乐的文化行走，采访、记录、测量、田野调查，摄影、摄像、素描、多重记录，发现、考证、研究、撰写成果”，?这些成果，打上了鲜明的地域文化烙印。

　　首先是对襄阳古城名物的考镜辨疑。古城襄阳是一部大书，它的内涵如此丰厚，随便打开一页都可以嗅到浓浓的文化味道。古隆中、水镜庄、庞公祠等显赫名迹自不待言，散落于各种器物之上的碑文铭刻更承载着古城的秘密。《拾穗集》的最大亮点就是对于这些碑铭的重新考索。李俊勇《岘山摩崖“程九万诗并记”解读》就是一个显例。通过对“程九万诗并记”的扎实考辨和严谨论证，论者发出了“正史居然对这次战役基本无载，一个堪称民族英雄的将领淹没在历史的烟云”的浩叹。类似的文章还有《习家池发现〈习池四贤祠记〉碑》 《解读“峙若拟观”》《“荆州古治”背后的历史地理》等。这些“解读”都是史料所没有的新发现新识见，既见学术功力，又透出思想魅力；既承载深厚内容，又出之于平易近人作风。表面看来，这类文章似乎是一些赏弄古玩的悠闲之作，但在探访古迹、玩索名物的背后，往往暗含着承接传统的“微言大义”。鉴古是为了开新，他们的着眼点是在当今。未来固然需要放眼，但历史更不能忘记。这一点对于当下襄阳人来说尤为重要，因此这些文章是带有重建文明的强烈使命感的。

　　其次是对汉水流域人文景观的探奇与发微。华夏历史到底与他们的母亲河汉水有多少关联，这是笼罩在这群人心中的一个难解之谜。我们看到，他们行走的足迹遍布汉水流域的每一个角落。莽莽荆山尽头、悠悠汉水源头，人迹罕至的古山寨、熙熙攘攘的商业街……需要特别一提的是，他们对于散落在荆山褶皱里的古山寨的探索。秦王寨、雷公寨、卢家寨、野猫寨、黄林寨等等，这些古寨花去了他们整整四年光阴，踏访了不同地段、不同形式的数十个山寨，拍摄万余张图片，做了数万字的采访笔记，《南漳古山寨》《南漳古山寨探源》《保安赛：从嘉庆到同治》《南召楚长城与南漳古山寨》等就是在这种考察背景之下产生的。他们把踏访过的古山寨，源源不断地通过媒体传播出去。在此过程中，他们捕捉到了中国造纸术的摇篮之一——漳何源头的“陈家造纸坊”，这些古老的造纸作坊，深藏在荆山深处，依旧保留着传统工艺，被有关专家誉为中国造纸术的“活化石”。他们独立制作的DV纪录片《漳源纸事》获得第29 届东京录影节优秀作品奖。

　　再次是对襄地习俗的深人挖掘与重新发现。尽管他们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民俗学或人类学工作者，他们所采集的材料以及对于材料的分析甄别，距离真正的科学研究还有不小的差距，但是其高度的文化担当意识和严肃的探研精神是值得敬重的。其中有些文章还颇具科学价值，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是记录探索楚人“巫音”和“端公舞”的《穿越黑暗的歌与舞》，一是《襄阳腔与京剧“乱弹”》。前者用诗一般的文字记录描述了一种楚国远祖流传下来的祭祀乡俗，后者用科学的态度探究了襄阳地方戏与京剧的渊源。在前一篇文章里，作者用自己的眼睛见证了一幕原始舞蹈的每一个环节．记录了《山海经》的现代通俗版本：“孝家一副好棺材，说起棺木有根古。昆仑山上一棵树，此树名叫民生木。左边枝头凤做窝，右边枝头老龙洞。只有盘古神通大，手执一把开山斧。先天元年砍一斧，先天二年砍半边，先天三年才砍倒，先天四年落凡间。鲁班先师一句话，先造死，后造生，生生死死根连根，万古千秋到如今。”这段“端公舞”唱词内容丰富，既含有大量原始神话、历史传说的因子，又不乏现代人的理解想象因素，对这一歌、舞的记载描述本身就具有不小的人类学和民俗学价值。后一篇文章则是一篇颇具开新精神的学术随笔，它以详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为京剧的来源找到了一种新的说法，不论对于襄阳地方戏“襄阳腔”的研究，还是对于京剧的来历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

　　一群有着自觉文化意识的“文化草根”，数年如一日地在襄、汉大地上行走。他们深情地行吟，细致地观察，忠实地记录，从而凝结成了一部集成之作《拾穗集》。他们不是游子，而是生活在自己母亲般温暖的故土之上的一群“拾德者”。他们忧心历史的孑遗．拾取历史的光荣，试图在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未来之间建立起沟通的桥梁，是一群有着庄严使命感的建设者。我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所做的工作，意义其实是超越地城界限的，其价值远远不止于对古城襄阳的迫怀和对汉水区域文化的建设。的确，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之下，汹涌的现代大潮，不断冲刷着一些古老民族的历史记忆，不断淹没着一些古老文化区域的“地方性知识”，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们怀着失语的焦虑在进行着文化抗争，同时也在进行着身份重建。广袤的中国当然属于这种文化重建的主战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当今中国正进行一场两千年未有之深刻变局，当今中国文化也面临着一次新的抉择与更新。在这个历史关口，拾穗者工作群用他们的“行为艺术”为人们指明了一个方向，他们宣告“用微弱的力量放大了自觉自愿的民间文化活动的价值，以笨拙但很执著的行动显影了一种常人视若不见的物态遗存的文化价值”。当然，他们也认识到，“拾穗的道路还很漫长，而且前方的路可能布满荆棘，但必然充满神秘、充满魅力。一路风尘一路景．万般沉重万般轻。生活不是眼前的苟且，生活有‘诗’和‘远方’”。为了心中神圣的“诗”和“远方”，他们将继续前行，正如其组织者之一李俊勇所说，“我们且行且思，且忧且乐，永不停步，没有终点。”不过，这里我还要加上两句，第一，他们行吟的空间并不单单局限在襄、汉之地，整个中华大地都是他们“行走”与“拾取”的母体；第二，“拾穗者”的行走将并不孤单，“我们”、还有“他们”都将行动起来，一起加人“你们”行走者的行列。如果我们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中国文化的伟大新生将指日可待！
   
　　（《拾穗集；民间团体的七年行走》，拾穗者民间文化工作群编著，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11。定价：58 元）
　　
　　载《中国文物报》20120406-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