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是中国西部发展的推进器，是中国经济社会战略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11年3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5月30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复《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1]2016年3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4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复《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2020年1月3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会议强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突出中心城市带动作用，强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牢固树立一体化发展理念，做到统一谋划、一体部署、相互协作、共同实施，唱好“双城记”。[3]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要求成渝地区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从2011年到2024年，中央对“经济圈”重视度越来越提升，战略发展思路越来越清晰，涉及面越来越广，发展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经济圈”成为新时代国家意志。

根据中央对“经济圈”的发展要求，结合成渝双城区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中央提出的系列工作的指导思想、理念和方法成为我们的基本准则。2019年11月30日，“互动与合作：成渝城市的历史与未来”工作座谈会在重庆广场宾馆召开。会议由中国城市史研究会、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成都市历史学会、成都市古都学会主办。来自四川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四川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市委党校、成都市社科院和西南大学、重庆大学、重庆师范大学、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图书馆等单位的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会议的主要目标就是要联合成渝历史文化专家，加强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成渝城市群历史文化研究，筑牢学术共同体，为成渝城市群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作出贡献。由此，开启了成渝双城历史文化研究和合作发展的新篇章。

 

一、推动成渝交流融合的两种力量

成都和重庆，同处于四川盆地。一个是平原灌溉文明，一个是山地江河文明。以布罗代尔“地理时间”“长时段”理论[4]观察，成渝两座城市不同文明特点因其生态环境底色显而易见，两者截然不同。是什么力量让两种文明相互交融，走在了一起。

一方面，自在、自由、行势逐利的力量推动着巴蜀地区的交流和融合。以重庆为中心的巴与以成都为中心的蜀接触交往早，广泛而又密切。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宝敦文化在三峡地区即有踪影，接触交流见端倪；夏商时期，三星堆文化在重庆库区成为重要文化类型；[5]春秋时期，蜀人建立了蜀国的开明王朝；巴文化船棺葬遗址及巴文化遗物在蜀地成都平原、芦山、荥经、峨眉、犍为等频频发现。[6]进入历史时期，金沙江、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渠江、乌江等汇流成的长江上游流域“交通干线”，船业的发展，区域经济的普遍联系和物资人流信息交流的加快，使巴蜀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在一种自在、自由、行势逐利的力量中进行。[7]

另一方面，行政建制，制度和统一管理的强力推进。西汉（前202年～公元8年 ）益州，三国蜀汉（221年～263年）等时期，成都重庆都有同一行政制度下的历史。至元代（1271-1368）建立四川省以来，成都和重庆都纳入同一行政单元保持下来，在政治行政管理的框架下，成渝的社会文化生活面貌得到进一步的整合、交融；明清“湖广填四川”的大量移民，广布于巴山蜀水之间，进一步推动了巴蜀两地的融合发展；民初至20年代的军阀战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首都迁渝，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转移至西部，人才荟萃，文化流布，影响极大；政治行政权力的加强，经济商业往来紧密，行政措施办法施行，人员、交通、经济、资源、物资等密切交流，重庆成都为代表的川东和川西的文化差异进一步填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巴蜀文化融合的文化格局。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政治权力加强，行政管理中心和社会经济文化吸附能力的重新确立，进一步整合了四川的板块。1981年，重庆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和命题。[8]重庆直辖以来，对巴渝文化进行了系列梳理和研究，开展了以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为代表的考古发掘和研究；[9]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与红岩精神研究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研究；[10]以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为抓手的重庆抗战历史研究；[11]深化了对巴渝文化的认识，提升了学术研究水平，丰富和深化了我们对巴蜀文化的认知。

自古以来，成渝地区、民族、社会和文化的自由自在的接触、交流、融合等频繁发生，以各种权利为诱导的行势逐利行为，激发了成渝地区的交融；西汉以来，特别是近800年来的行政制度的整合，社会各层面制度的“强制性”实施，成渝双城带着自身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融合步伐加快。如果说前者是自由的，逐利的，后者就是规定的，强制的。两种力量或自行其是，或交织发力，推动着成渝历史文化的进步，越到现代，这样的力量越来越显著。我们似乎看到“经济圈”朝着一体化方向发展和向周边扩充及其影响的趋势。这两种力量，今天仍然是推动“经济圈”历史文化研究和建设的主要力量。

 

二、经济圈学术洼地观察

以历史文化言，成渝“经济圈”是历史传统悠久，人杰地灵，民俗浓郁的广大地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历史宝贝和特色，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一般而言，“高地”与“洼地”相对存在，通过比较而产生。就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而言之，除重庆成都中心城市外，相对地说，其他地区大都既是经济发展的洼地，也是社会文化发展的洼地，学术研究的洼地。“经济圈”是一个结构系统，由不同方面和层次组成，可以看出不同层次的展现，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标准来衡量，不能一概而论。“洼地”也有不“洼”之处，有的市区有强项，也有支点，参差不齐，各有特色。有的区县，历史文化悠久，却明显存在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不协调的局面。总体与中心城市比较，各有差距。在“强化重庆和成都的中心城市带动作用，使成渝地区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助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带动、提升这些洼地的学术研究与建设水平，也是建设“经济圈”的应有之义。

（一）经济圈及其学术研究特点

成渝双城经济圈，包括重庆市的万州、涪陵、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万盛、渝北、巴南、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双桥、綦江、潼南、铜梁、大足、荣昌、璧山、梁平、丰都、垫江、忠县、开县、云阳、石柱31个区县，四川省的成都、德阳、绵阳、眉山、资阳、遂宁、乐山、雅安、自贡、泸州、内江、南充、宜宾、达州、广安15个市，区域面积20.6万平方公里。[12]为了大力推进“经济圈”建设，重庆市委五届八次全会决定，建设重庆主城都市区，范围由原来的主城9区即渝中、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北、巴南为中心城区，渝西地区12个区即涪陵、长寿、江津、合川、永川、南川、綦江、大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为主城新区，这一范围还包含两江新区、重庆高新区、万盛经开区三个功能区。主城都市区面积、常住人口、经济总量分别达到2.87万平方公里、2027万人和1.8万亿元。[13]重庆扩大了主城区面积，政策上搭建了与成都相向发展的平台，行政资源向重庆西部倾斜。继而提出全市域融入，全方位推进。2020年4月28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同意关于设立成都东部新区的批复。[14]成都东部新区，规划面积729平方公里，空间范围包括简阳市所辖的13个镇（街道）所属行政区域。近几年，重庆、四川先后出台有关政策文件，突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总牵引和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作用。成渝相向而行，都在往对方靠拢，填补不均衡发展中的经济洼地，用行政、经济和市场的手段，推进经济圈的发展和建设。

“经济圈”每个市区县文化特色鲜明，学术研究各有特色。如重庆的万州、涪陵、永川、合川，四川省的绵阳、自贡、乐山、泸州、内江、宜宾、南充、达州等，都有高校支撑，他们注重区域史研究，做出了不少成绩；有些地区优秀传统文化特色显著，其研究独树一帜。仅举数例：万州三峡文化研究、涪陵程颐易学及水文石刻研究、渝中母城文化研究、大渡口工业遗产研究、沙坪坝沙磁文化研究、南岸开埠文化研究、北碚卢作孚与乡村建设研究、巴南巴县研究、江津几江文化研究、合川三江文化研究、綦江僚学和红军研究、潼南杨闇公研究、大足石刻研究、荣昌移民研究、丰都鬼神文化研究、开县刘伯承研究、石柱的秦良玉研究等，四川省绵阳三线和军工研究、眉山三苏研究、乐山大佛研究、雅安古代文物和西康文化研究、自贡盐业研究、泸州酒业和泸顺起义研究、内江沱江研究、南充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和抗战研究、宜宾僰文化、酒文化和阳翰笙（1902-1993）研究、达州革命历史研究、广安邓小平（1904-1997）研究等，或赖于本地高校的研究力量，或依靠博物馆平台，或集中于地方志党史文物部门。这些单位成为推进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

在这些高校和专业部门中，历史文化研究水平高低不一，有些地方有研究队伍和研究平台，如重庆大足石刻，自贡盐业；有些地方联合中心城市专家参与，如成都洛带客家文化，潼南革命文化，丰都鬼神文化；有些地方资源丰富但研究与建设亟待提升，如安岳佛教造像研究与保护，涪陵程颐文化、荣昌移民文化等。不少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由于史料收集欠缺，专业人员不多，领导重视不够，投入资金太少等等原因。出现显而易见的学术洼地。

（二）学术研究的支撑和抓手

区县学术研究有几种组织形式。一是以地方高校学术力量为基本“桩点”，组织力量推进。一是以本地特色单位为平台，专注于本地历史。一是本土研究缺乏，政府与学界合作，解决政府“急难险重”问题。

地区高校助推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如重庆万州的三峡学院，涪陵的长江师范学院，永川的重庆文理学院，四川绵阳的绵阳师范学院，南充的西华师范大学，内江的内江师范学院等，这些学校历史悠久，有着自己的研究传统，有比较雄厚的师资。特别是近年新晋的博士增多，极大地壮大和提升了研究力量。他们根据本土的文化资源，组织研究力量，凝聚学科方向，做了不少工作。如长江师范学院设有乌江流域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中心，重庆民族研究院、巴渝文化研究中心、西南土司文化研究中心等；绵阳师范学院设有民间文化研究中心，李白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县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等；西华大学设有地方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李冰研究中心、蜀学研究中心、南方丝绸之路民间音乐舞蹈文化研究中心等；内江师范学院设有沱江流域高质量发展研究中心，教育部优秀传统文化峨眉武术传承基地、四川张大千研究中心等（内江是杰出新闻记者范长江（1909-1970）、著名画家张大千（1899-1983）的家乡）。本地高校获资助的各级各类科研课题，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出版专（编、译）著，主持省部级及以上科研项目，在省级社科以上奖项等都有斩获，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这些平台建设有些是与成渝中心城市或者北京上海等地高校和科研单位合作建设，有些是依靠本校力量，在研究计划、项目实施和人才培养上，都有具体的措施和办法。这些高校的研究力量对于提升本土历史文化研究水平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仅次于成渝双城的学术研究方阵。

本地区特色单位平台专注于本地历史。有些市区历史文化特别厚重，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已经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力量。如重庆大足石刻，自贡盐业历史等。

大足石刻历史悠久，内涵丰富，代表了9—13世纪世界石窟艺术的高水平，是著名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了更好地研究保护大足石刻，1952年成立的县文物保管所，系当时四川省仅有的4个文管所之一。1984年四川省编委批准建立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1999年更名为重庆市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2011年，更名为大足石刻研究院。2016年，设立大足石刻博物馆，与大足石刻研究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体制。2019年12月18日，重庆市委编委下发了《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馆）机构编制方案》，将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馆）由重庆市大足区人民政府直属正处级事业单位，调整为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市文物局）直属副厅级事业单位，委托大足区管理，核定事业编制165名，内设18个正处级机构。2020年5月12日，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石刻博物馆）举行升格揭牌仪式，正式运行。提出1.建设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2.创建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3.将大足石刻研究院逐步建设成为世界有名研究院等三大目标。

大足石刻学术研究以建设“大足学”学科体系为牵引，以大足石刻研究为中心，涵盖整个巴蜀石窟。据不完全统计，重庆和四川的佛教石窟有38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造像几十万尊。以“大足学”学科建设为依托，把大足石刻的研究、保护、管理方法扩展和影响到四川盆地的佛教石窟研究，取得了较好成绩。研究方面：自新世纪以来，其研究得到空前发展，出版各类著作8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820余篇。在综合性研究、造像性质、思想与宗派等研究、造像内容、源流与作风研究、道教造像研究、造像碑铭研究都有不俗表现，可谓硕果累累。[15]文物保护方面：大足石刻的治理水患、加固石质、防止石刻文物风化等成绩最大，大足宝顶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大足石刻宝顶山卧佛、小佛湾造像保护修缮工程有其代表性。2019年9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 《大足石刻全集》，是对大型石窟群进行全面编纂的一部考古报告集，成为大足石刻研究的里程碑。

改革开放以来，大足石刻研究队伍不断壮大和提升，蓄势待发，博士、研究馆员等高水平研究人员聚集，本单位研究人员水平不断提高，人才济济；同时，有不少研究项目以合作方式进行。有重庆与大足的合作，有四川与大足的合作，也有北京与大足的合作，体现了以我为主，不断学习、协作科研的大足研究特点。

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专业博物馆之一，始建于1959年3月，以清代建筑西秦会馆为馆址，于1959年10月正式对外开放。该馆拥有“西秦会馆”“吉成井盐作坊遗址”两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王爷庙”1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并在历史文化名镇富顺狮市镇设有狮市分馆，以收藏、研究和陈列中国井盐历史文物为基本功能，收藏有珍贵文物3879件（套），是中国唯一的盐业史博物馆。2017年5月18日被正式评定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该馆主办历史学类核心刊物《盐业史研究》，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自2014年以来连续3次入围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目录，2017年荣获“第三届四川省社会科学学术期刊特色期刊奖”。这标志着《盐业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也显示出盐业史学研究在历史学界的学术地位。2018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发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AMI综合评价报告》《盐业史研究》首次入选《中国人文社科核心期刊（扩展版）》。《盐业史研究》作为首届四川省社科一级期刊、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创刊40余年来为海内外专家学者搭建起了盐业历史文化研究成果展示、交流和传播的平台，逐步探索并走出了一条兼具中国气派和行业特色的办刊之路，盐业研究走在了全国的前列。[16]

在研究方面，先后有百余篇论文在《文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四川大学学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等核心刊物上发表。在经常推出展览和普及读物的同时，加强协同创新，特别是重大项目，联合有关高校、科研单位共同承担项目。如拟编纂的《中国盐文化基本文献》，就是由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发起，并邀请广州大学、云南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河南盐务管理局、贵州民族大学、《运城学院学报》、自贡市档案馆、西华师范大学等高校和科研单位，从中国盐业基本文献整理的分类（官书、档案、民间文献等）到如何组建团队、筹措经费、持续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度讨论，为整理和研究做好前期准备，开启联合全国专家学者大规模整理出版中国盐文化基本文献的工作。[17]

大足石刻博物馆与自贡盐业博物馆是“经济圈”中内涵特色鲜明，建馆历史悠久，业务水平较高，研究力量较强的单位，是经济圈历史文化研究的重要支撑，比较有代表性。这样的单位在推进学术研究和进步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主动联合市区外的力量，集合优势学术队伍，组织协调，或智力支持，或实际出手承担攻关，统一学术标准，提升技术要求，通过合力，达到较高学术成果要求，迅速提升本项目水平。通过一个项目，一个课题，一个活动，在具体的过程中，帮助和影响市区的学术体系建设、学术发展理念、学术范式、学术话语等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结果很重要，过程更重要，在过程中学习和实践，强化过程的训练作用，才能更好地培养参与者良好的学术意识。

目前，重庆市荣昌区已和四川泸州、内江共建成渝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与永川和泸州、内江建设“荣永泸内”国家高新区产业联盟等，共同推动实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产业发展链条互补、社会事业共建共享、产业协作抱团发展。这一地区，恰恰也是“经济圈”的地理中心区，成渝地区结合部，历史文化颇具特色，文化研究与建设亟需带动和提升的地区。

（三）成渝学界合作的成功案例

提升和推进本土学术洼地的研究水平和文化建设，政府与学界合作也是一个重要途径。2015年，丰都县政府与成渝学界合作，共同推进重庆丰都“鬼神文化”研究，进行了一次成功尝试。

“鬼神文化”是世界性文化现象，丰都“鬼城”在中国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甚至有的学者称之为“天下第一，世界唯一”。这既是极其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困扰丰都发展的一道难题。在如何研究和推广这笔宝贵的历史文化资源，更好地发展旅游，丰都走过一段极其不平坦的弯路。

2006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出了批评丰都鬼城的《鬼文化还是鬼把戏》的节目，对丰都大打“鬼文化”牌推广旅游，存在大量封建迷信活动的情况提出了严厉的批评。2010年4月28日，重庆日报以《走向没落的千年“鬼城”》为题，以整版篇幅，对丰都“鬼城”文化再次提出质疑和批评。2014年10月12日，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播出《鬼城里的鬼把戏》新闻节目，对丰都鬼城旅游中的种种乱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些报道，严肃地提出了丰都文化和旅游中存在的问题。客观上严重地损害了丰都的形象。“鬼城文化”出现的负面现象严重地困扰着丰都，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

2015年1月，应丰都县委、县政府邀请，由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重庆市中华传统文化研究会、重庆市历史学会、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五家学术机构与丰都县委、县政府共同发起，开展“多学科视野下的鬼神文化”课题研究。是一次行政与学术优势互补的有益尝试。  

成渝学者共襄盛举，以学术研究破题。重庆丰都的鬼城文化研究与民间文化研究，集中了近20余位成渝两地学者，还有北京、上海、武汉、香港等地的专家参与，采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组成不同专业组，提出了研究要点：“强调国际视野，整合运用多学科理论、知识和手段（包括宗教学、儒学、历史学、民俗学、哲学、考古、神话学、建筑学、艺术学、美学），开展综合研究。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结合，促使学术成果落地生根，为丰都发展旅游产业，进而为申报世界非遗（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学术条件。”[18]课题组对“丰都鬼神文化”进行严肃科学的研究，正本清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十个方面开展研究，包括“中外鬼神文化的特征、本质及其比较研究”“丰都鬼城冥都的历史源流及形成过程研究”“融儒、释、道为一体的丰都鬼城文化内涵研究”“丰都鬼城文化的核心价值及时代意义研究”“丰都鬼城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影响与作用研究”“丰都庙会的历史与现状研究”“平都山寺庙及平都山楹联文化研究”“平都山寺庙文物考古研究”“丰都鬼城文化文献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研究”和“丰都鬼城旅游与文化产业开发的思考和对策建议”等，[19]经过近两年的研究，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逐渐完成，举办了学术研讨会，出版了学术会议论文集，共收录论文近40篇，66万余字。奠定了丰都鬼神文化研究的重要学术基础，对以正确的历史观宣传推广丰都鬼神文化确立了方向，在政策、文化推广上提供了学术准则，规范了宣传口径，带动和提升了丰都同志研究本土文化的热情和学术水平。为成渝学者共同推进区县学术研究树立了“标杆”。

这是一个成渝学者共同帮扶区县文化发展的成功案例。给我们带来了几点思考和启示，一是承担比较棘手的指导社会文化宣传推广项目，需要在政治和思想上把好关。鬼神文化研究，在相当人群当中，有谈“鬼”色变的思想，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要想得到理解和支持，实为不易。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大家认为，丰都鬼神文化，以民间和通俗的方式，以生死大义角度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其特殊性，具有浓厚的民间信仰特色，符合中央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要求，学者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学术研究。二是政府支持。有中央的指导思想，有本土经济和社会文化发展的需要，成为政府的任务；三是组织得当，资金筹措到位，遇事协商，信息对称，调动了各项目组积极性；四是社会文化“疑难杂症”，要用学术方法解决。辨析研讨，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价值观；五是成渝学者联手，共同参与，遵循同一学术传统，秉承同一学术理念，采取历史学研究范式；六是带动本地学者和有关同志积极参与，与专家们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专家们的影响和要求下，明确了学术理念，熟悉了研究范式，撰写研究文章，共同提高，促进了研究水平的进步。

推动本土文化发展，当地政府是第一责任人。地方政府推动本土文化发展是“刚需”，对于本土历史文化建设有考核指标，需要主动作为。限于本地各种条件，学术研究力不从心等，地方政府需要学界、专业团体和学者的支持。通过项目，为地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注入活力和动力，提升历史认识，正确回答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助力提升地方学术研究水平。

成渝双城高校和有关科研单位、地区高校和富有特色的业务单位、一般区县地方志党史博物馆文物单位等，四个方面，三个层次，各有短长，共同构成了“经济圈”的历史文化学术系统。这个学术系统上下联系，相互影响、相互扶持，相互借力，相互弥补。每一阶段的学术系统状态，共同推动、影响和制约着“经济圈”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的发展。

 

三、经济圈学术共同体建设

在“经济圈”这个历史文化学术系统里，倡导遵循自身学术传统，学习先贤治学经验，广泛收集材料，编年系之，梳理考证，条贯缕析，让材料适得其所，坐实征信，求真析谬，得其头绪；加强田野调查，注重鲜活生动的历史材料的采集，推动地方历史的重建；在大数据背景下，注意互联网、数据库和人工智能的使用，迎接数字人文时代的到来等。通过这些倡导，我们应避免随意剪裁材料，自说自话。越是系统化，可能就越偏离真实的历史，从而暴露出仅述说个人心中历史的弊端。倡导历史研究从经典走向大众，从粗放走向精细，求真析谬。贯通无碍，形成学术共识。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具有共同理念、共同价值、共同规范的社会学术群体，即“成渝双城经济圈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

我们可否以“成渝双城经济圈历史文化论坛”的成渝同仁为基本队伍，广泛吸纳“经济圈”内外学者，专注于“经济圈”地方历史文化研究，通过思想交流，学术切磋，采取共同研究范式，追求相同或相近的文化价值，为共同推进“经济圈”历史文化研究事业或为了解决某一大家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展开研究。即使个人研究，也继承共同的学术传统、遵循共同研究范式，以彰显有特色的“经济圈”学术共同体。

上山千条路，共揽一明月。历史文化研究，可以有多种学术研究方法或不同范式。但是，作为拟建立的“经济圈”学术共同体，还是需要共同遵循基本的研究范式。试以三个方面论及。

（一）用编年方式全面收集和鉴别史料

国有兴亡，事有头尾，人有始终，物有源委。人类社会总是呈现一种生命的历程，历史的基本逻辑就是时间，体现在史学上就是编年。把每一个材料放在具体时空范围内，方知材料的历史方位，内容前后承绪，思想本末演变，影响先后流布，清晰历史传承；史学最讲全面收集史料，按照编年系之，比较鉴别、考证异同，求真析谬，条贯无碍，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编年、博采、考异是史学研习者的基础工作。传统史学的“长编考异法”即为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最得学人青睐。在学术共同体里强调“长编考异”，也是对浮躁学风的一个反动。

长编考异是史学先贤特别推崇的方法。陈寅恪（1890-1969）、蒙文通（1894-1968）等对《资治通鉴》《通鉴考异》的长编考异之法推崇备至。蒙文通所著《中国史学史》，赞赏司马光（1019-1086）《资治通鉴》的“长编之法，今昔所推。所以搜罗放佚，考正异同，其事之巨且伟也”。[20]长编与考异的特点一是博采，二是比较考证。据张熙侯（1895-1968）研究，《资治通鉴》博采宏富，收录文献涉及“正史：二十五种。编年：二十九种，又谱录八种。别史：五十四种。杂史：六十七种。霸史：三十五种。传记：十八种，又碑碣七种。奏议：八种，又别集十六种。地理：十种。小说：十五种。诸子：九种。总十类书，三百零—种。《四库提要》引《纬略》，谓《通鉴》采正史之外， 其用杂史诸书，凡三百二十二家。”[21]这种搜集资料竭泽而渔的方法，陈垣（1880-1971）在研治明清之际滇黔佛教史事中用过。陈垣的体会是：“史料愈近愈繁。凡道光以来一切档案、碑传、文集、笔记、报章、杂志，皆为史料。如此搜集，颇不容易。窃意宜分类研究，收缩范围，按外交、政治、教育、学术、文学、美术、宗教思想、社会经济、商工业等。”[22]，这种方法显然继承了长编考异的方法。

傅斯年（1896-1950）也非常推崇《通鉴考异》，他说：“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是《通鉴考异》。这里边可以看出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到十七八世纪，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23]同时，傅斯年对比较研究也有深刻体会：“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24]比较中求先后，比较中求真谬，比较中得系统。

后来，杨树达（1885-1956）将其方法用于儒学经典的研究，陈寅恪极力赞赏：

先生治经之法，殆与宋贤治史之法冥会，而与天竺诂经之法，形似而实不同也。夫圣人之言，必有为而发，若不取事实以证之，则成无的之矢矣。圣言简奥，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语以参之，则为不解之谜矣。既广搜群籍，以参证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滞者，若不考订解释，折衷一是，则圣人之言行，终不可明矣。今先生汇集古籍中事实语言之于论语有关者，并间下己意，考订是非，解释疑滞，此司马君实李仁甫长编考异之法，乃自来诂释论语者所未有，诚可为治经者辟一新途径，树一新楷模也。[25]

《资治通鉴》《通鉴考异》的长编考异法有其源流，可以在晋代佛教整理文献时找到头绪。汉晋之际，佛学入汉，佛经译著增多，同一佛经有多种译本现象。释家采用“合本子注”方法，即同书而不同版本的校勘考证，对于文献的整理发挥了重要作用。所谓“合本子注”，即梳理、比较、校勘佛经不同译本后而合成一个版本。（西晋）支愍（敏）度[26]《合维摩诘经序》记录了这种整理方法：

此三贤者（支恭明、法护、叔兰），并博综稽古，研机极玄，殊方异音，兼通开解，先后译传，别为三经，同本、人殊、出异。或辞句出入，先后不同，或有无离合，多少各异，或方言训古，字乖趣同，或其文胡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若此之比，其途非一。若其偏执一经，则失兼通之功。广披其三，则文烦难究。余是以合两令相附。以明所出为本，以兰所出为子，分章断句，使事类相从。令寻之者瞻上视下，读彼案此，足以释乖迂之劳，易则易知矣。若能参考校异，极数通变，则万流同归，百虑一致，庶可以辟大通于未寤，阖同异于均致。若其配不相畴，傥失其类者，俟后明哲君子，刊之从正。[27]

宋代史家承袭“合本子注”遗意，陈寅恪对采用长编考异方法编纂的宋史著作高度评价：

裴世期之注三国志，深受当时内典合本子注之薰习。此盖吾国学术史之一大事，而后代评史者，局于所见，不知古今学术系统之有别流，著述体裁之有变例，以喜聚异同，坐长烦芜为言，其实非也。赵宋史家著述，如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能得昔人合本子注之遗意。诚乙部之杰作，岂庸妄子之书，矜诩笔削，自比夏五郭公断烂朝报者所可企及乎？[28]

巴蜀史学传统中，刘咸炘（1896-1932）、蒙文通对宋史评价也很高。刘与蒙私交最笃，过从甚密，研究学问。蒙曾敦促刘重修宋史。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载：

戊辰三月二日，余至成都大学，晤友人盐亭蒙文通，商课事。文通忽谓余曰：学林中有一事，须君为之。君文出笔如史，又熟史学，宜以重修宋史为任。余谢不敏，然心为之怦怦。越数日，晤宜宾唐迪风，复以促余。余念兹事太大，未易着手，余于宋事实不甚熟，弟子中亦尚未有能助我者，无已，则先以宋事诸大端多拈题目，与诸弟子合力辑论，如吾旧作《北宋政变考》《南宋学风考》之例，将来有数十篇，便足为史篇之底稿，如其能备规模，则谓之宋史略，如不能备，则谓之宋史别裁。[29] 

巴蜀史学研究，英才辈出。徐中舒、冯汉骥（1899-1977）、邓少琴（1897-1990）、谬钺（1904-1995）、隗瀛涛（1930-2007）、董其祥（1924-1991）、徐文彬（1920-2017）等一大批学者，继承前贤优秀学术传统，倡导扎实的史料功夫，广开风气，创立新学科，对巴蜀地区有深刻影响。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现在已经蔚为大观。

研究历史，要吃透史料。按照长编考异的方法，全面收集史料，认真考证比较，在此基础研究上再发议论。现行史学理论繁多，各种学说盛行一时，每一理论，都有其理论闪光处、振奋点和吸引力。特别是域外理论，如何与中国历史研究结合，这是一个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余英时（1930-2021）的意见值得深思：

我可以负责地说一句：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如果治中国史者先有外国框框，则势必不能细心体会中国史籍的‘本意’，而是把他当报纸一样的翻检，从字面上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你们千万不要误信有些浅人的话，以为‘本意’是找不到的，理由在此无法详说）。[30]

关于长编考异之法，先贤倡导，继承有绪，卓为大观。恐有研究不致，故引先贤高论明晰之。关于长编考异研究，桑兵有详细申说，可参见。[31]

（二）田野调查与地方历史重建

苏格拉底主张，哲学不仅要研究世界这个“大宇宙”，还要研究人自身这个“小宇宙”；哲学家不仅要仰望星空，还要关注市井生活。“认识你自己”成为苏格拉底的哲学名言。[32]1918年，刘半农（1891-1934）、顾颉刚（1893-1980）收集歌谣、民歌、方言、谜语、谚语、唱本、风俗、宗教等资料、开始关注民俗文化。20世纪四十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亨利·列斐伏尔以哲学关注人自身和人的日常生活，提出了他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33]1956年，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出版的《农民社会与文化》中提出“大传统小传统”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台湾李亦园将大小传统的概念运用于中国文化研究，对应中国的雅文化和俗文化。可以说，关注基层的文化逐渐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趋势。“经济圈”广大地区，承载其历史文化发展，是其孕育发生之地，对其进行研究，是一门接地气的学问，需要常常行走在巴蜀大地上，深入开展田野调查，采集、走访、寻找基层材料，结合历史文献，书写人民大众的历史。传统历史研究，关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注重政治军事外交等经国大事，形成了一套认识历史的方法。后起的区域史研究（地方史研究），开始也是借鉴传统历史研究的认识方法，关注本区域的政治、制度、军事等重大事件和地方著名人物。改革开放以来，研究视觉逐渐下移，开始注意历史研究与实际生活密切关系，关注焦点和研究对象在慢慢发生变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区域的地理、人文、风物、民俗对于本土历史文化有根本的制约作用，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普通民众的历史。学者既要坐拥书斋，又要走出书斋，着手田野调查。从书本故纸走到田野的鲜活史事中去，从书籍文献走向生活历史，从传统的经典国家历史研究扩展到基层的大众历史研究，从原来对大城市、传统学科的研究扩展到中小城市、镇乡村的历史研究。[34]通过田野调查、口述采访记录，广泛搜集社会各个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诸如民间传说、歌谣、谜语、谚语、神话、童话、故事，以及被传统学术研究弃之不顾的档案、戏本、民俗物品等材料，重视和充分利用好“巴县档案”[35]“南部档案”[36]等著名历史档案，包括历史照片、视频等影像材料。拓宽搜集材料和研究层次的路径与范围。书写出成渝地区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饮食史、服装史、出行史、居住史、家庭史、婚姻史、情感史、诉讼史等等，与普通民众紧密相关的，有温度的，林林总总的历史。[37]

以区县历史文化为学术系统结点，建立起“经济圈”历史文化谱系。整理文献要实，建立起“十”字结构的编年历史。按照“十”字交叉的“靶点”坐标集中汇集，纵向轴为时间与横向轴诸事相结合，随着纵向时间轴的变化，横向轴的移动对应，时间节点与事项结合，瞄准历史靶点，串联起材料方位清晰、历史逻辑严密的文献系统来。田野调查要勤。结合本地区历史研究的田野调查，走访查寻，记录口述，参照多种载体史料，包括非物质文化等，将文献与田野调查结合，让历史“活态”地回到具体历史现场。建立起从上到下的文献系统，从下到上的鲜活历史认知。主张普遍联系、从因果研究到关系研究，把基层研究、个案研究置于区域社会的历史结构中。从个别到一般，以深刻认识历史。

我们要“从雅到俗”“从经典到大众”，拓展研究的范围，深入民间，以基层视觉，编纂具有“烟火气”的历史，书写普通民众的历史，开辟历史研究的新境界。

（三）数字化与史学研究

互联网数据平台建设、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通用大模型的出现，特别是2025年初震撼大众的DeepSeek的登场，给历史研究带来重要启示，极大地推动了史学研究。过去，受制于不发达地区，偏僻乡村的文化建设落后，图书文献缺乏，信息闭塞，观念保守，理念缺失，获取纸质文献信息十分困难，严重地制约着研究的推进。经过近十余年建设，随着互联网技术（包括与之相关的计算机联网、移动通信技术网络技术和卫星互联网技术）与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地理信息系统等技术的结合，纸质文献的出版与数字文献建设并驾齐驱，数据库建设、通用大模型、个人知识库等的发展，以互联网、基本历史文献大数据、众多专门数据库（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在线展览、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文化遗产保护平台等）和通用大模型结合的数字人文格局基本形成。高校和科研单位建设的数字图书馆，购买专门数据库，链接大型免费数据库等与人工智能的结合等方式，提供免费上网查询资料的机构越来越多。获取历史文献电子数据越来越方便，正在迅速地填补地区与地区间的“文献鸿沟”和“数字鸿沟”。

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海量数据库。通过互联网，查找综合和专门的网站，可以解决历史研究的不少问题。如查找人物、寻找文献、爬梳信息等，非常方便。有人曾豪言：利用互联网资料，可以制造原子弹！美国陆军曾在一个名为“伊拉克自由行动文件网”的专业互联网网站上公布了一些文件，特别是关于核武器研制的情况，而且对核武器制造过程的描述详细得令人吃惊。[38]在互联网上，平台提供的图书文献信息也很多，通过博客、微博、QQ、微信app等，在获取文献上提供了更大的方便。

由国家或科研单位编制的大型数据库和专业数据库越来越多，其中，古籍中比较著名的如中华经典古籍库收录了中华书局及其他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的整理本古籍图书，提供便捷的阅读、查询、文献征引等服务。推出了镜像版、网络版、微信版三个版本非常方便。以中华书局等出版社推出的“籍合网”整合了多种古籍类数字产品。其资源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图书为核心，同时涵盖多家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成果。截至2019年，上线资源2600余种，累计约12.5亿字，包括《中华文史学术论著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华善本古籍数据库》《中华文史工具书数据库》《西南联大专题数据库》《中华石刻数据库》等。已经成为专业领域内权威的古籍数据库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建设的“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自2017年下半年上线以来，“数据平台”可供全网免费阅览、下载的晚清民国时期报纸已有830种，期刊突破2,300种，图书23,000余册，图像数据总量已超过1,500万页。同时，“数据平台”正在建设以研究专题为核心的用户导向的（researcher-oriented）“研究型”数据库。正在开发并初具规模的是“红色文献”专题版块。该专题集中展示了从1919年到1949年有关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献资料。[39]再如“亚洲历史资料中心”将近现代日本内阁、外务省、陆军、海军的公文书以及其他记录当中选出与亚洲近邻各国之间的关系相关的资料进行数字化，构成图像数据库。通过这个网站接受公开查询。到2002年，已藏有16万件230万图像的资料，以后逐年增加。截至2011年4月，该中心所开放的资料约达162万份，[40]资料免费使用，提供的文件可以下载和打印。值得注意的是，“中心”现仅公开关于日本与亚洲部分的、特别集中于明治政府成立前后到二战结束为止的史料，是研究日本近现代史、中日战争史乃至中日关系史的数据宝库。[41] 

还有“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简称CBDB）。这个数据库是关系型资料库，免费开放。截至2020年5月为止，本数据库共收录约470,000人的传记资料，这些人物主要出自七世纪至十九世纪，[42]提取人物及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影响甚巨。这些数据库在史学研究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读秀”和“人物传记”已经从字词检索向关系搜索过渡，是一个很好的发展趋势。

这里要特别提到“读秀学术搜索”。该数据库以超星数字图书馆260 多万种中文图书为基础，每年新增十几万种新书，图书收录量占新中国成立后中文总图书量的95% 以上。所涵盖的学术信息资源包括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标准、专利、视频等各种出版类型，[43]是一个海量全文数据及元数据组成的超大型数据库。在检索方面，读秀学术搜索系统集成业界领先搜索引擎内核，突破一般检索模式，实现全文检索、图书、期刊、报纸、学位论文、会议论文、专利、标准、视频九个主频道的垂直检索，并提供人物、网页、工具书解释、词条、新闻、图片、地图等多个相关检索，当读者执行任何一种方式的垂直检索时，与之相关的其他频道的检索结果在网页右侧为用户一一呈现，使用户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最深入、最准确、最全面的文献信息。读秀系统基于内容的检索和知识点式的管理，成为研究型用户全新的知识查找工具。[44]

随着AI技术、5G技术和云服务的大规模发展，书籍、档案等文献大规模电子化、数据化，学术研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好，数据库文献揭示深度越来越细，“我们正在朝着从数字化向数据化方向的发展，前者提供字词检索，而后者则是结构化、关联性，可自动进行知识再生。如果说都可用数据库来指称，那么前者是非关系型数据库，后者是关系型数据库，或者，前者叫大数据，后者叫大知识”。[45]我们要获得数字学术资源，最便捷的方式就是登录省级公共图书馆和高校的网站，他们一般都开辟有远程查询系统，重庆图书馆就鼓励读者登录“重庆数字图书馆”，该馆有查询论文的“知网”“万方”“维普”和“超星电子图书”等本地数据库和链接有关数据库，可以“零距离”地接触到查找的文献，极大地方便了研究。不管我们身居何处，通过网络，我们获取文献信息变得更加容易，信息的极大丰富和易得，使历史文化的研究门槛降低，史学三才的研究素质变得更加珍贵。

2025年春节期间，通用大模型DeepSeek的隆重登场，甚至在使用非常普及的“微信”上都推出了DeepSeek，给全国人民进行了一次迅速地AI科普。随后，人们对DeepSeek、豆包、腾讯元宝、通义千问等有了崭新的认识。随即，通过大模型的本地个人部署、建立个人知识库等，也提上了工作日程。经过笔者实践尝试，通用大模型对历史研究等撰写工作的确有很大的推动和帮助。

但切要注意：一是使用大模型时，要坚持批判精神，对其提供的信息要认真研判，与通过传统方式收集的资料进行对比，以确定正误；大模型中提到的信息，要结合专业知识进行深入的解读和甄别，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自己的思考进行优化；对大模型撰写的材料进行筛选和整合，对大模型提供的信息进行批判性思考和分析，不盲目依赖大模型。二是多用几个通用大模型，比较分析撰写结果，互补某个大模型的局限性。三是将模型提供的结果与历史资料、其他研究成果进行交叉验证，保证模型研究结果的正确性。有专家认为：通用大模型存在“一本正经讲‘假话’”的现象。此为使用通用大模型初学者所警示！

推动巴蜀文化交融发展的两种传统力量至今仍然风头正劲。2020年10月16日，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46]强调“要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西部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为“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赋予新的“两大定位”，要求成渝地区更好发挥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作用，不断提升发展能级，共同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成为重庆市委的“一号工程”和重庆市工作总抓手总牵引，标志着成渝双城经济圈进入积厚成势，整体跃升新阶段，行政推动的力量越来越显著，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47]

经济越发展，行政和经济的力量越大，文化的力量更显重要和急迫。“经济圈”学术系统由三个不同层次组成，存在着明显的学术差异和独有特点。要充分调动学术系统的积极性，发挥其功能，提升其研究水平，使学术洼地变成学术高地，或抱团发展，与经济发展相适应，形成区域学术研究板块；或结队合力，某一课题，专家领衔，集合有关专业人员，不同地区的人员以课题为牵引，遵循学术规范和共同范式，分工合作，合力推动学术研究；或以本土研究为主，外援为辅；或以外援为主，本土提供帮助；或以学术团体领衔，组织专家，协调力量，以圆满完成课题任务，努力提升研究水平。“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用不同方法促进历史文化研究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提升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局面正在朝我们走来。

在“经济圈”这个庞大的时空范围内，建设历史文化研究学术共同体，既有巴蜀文化学术悠久传统，又有紧密的学界人脉联系；既有学术发展的现实需要，又有共同学术意趣追求；既有学术深厚积累，又有共同学术任务。同理同心，势在必行。除了需要达成思想共识，顶层设计，决心和耐心外，需要在资料整理、研究方法、理论阐释等具体学术实践方面进行范式建构。学术共同体内涵丰富，仅是上述三个方面的建设是远远不够的。但是，这三个方面具有基础性、地域性、时代性，在搭建“经济圈”学术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充分考量。

注释：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的通知，发改地区〔2011〕1124号。

[2] 国务院关于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的批复，国函〔2016〕68号

[3]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2020年1月3日，https://www.cac.gov.cn/2020-01/03/c_1579587800977747.htm，2024年5月8日。

[4]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12月版。第4页。并参见本书第一部分：环境的作用。

[5]邹后曦、范鹏、代玉彪：《三峡重庆库区考古与研究综述》，重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论文，2018年12月。

[6] 参见林向：《巴蜀考古论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版。第39-59页。

[7] 抗战时期，徐中舒(1898 -1991)、董作宾(1895-1963)、顾颉刚(1893-1980)、童书业(1908-1968)、郑德坤(1907-2001)、卫聚贤（1899-1989）等对巴蜀文化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巴蜀文化”的概念和命题，1942年《说文月刊》还推出巴蜀文化专号等。逐渐，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和认识越来越丰富。受到学界关注。近期，何一民等对“巴蜀文化”的学术演进和区域文化史研究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新的观点（见何一民、杨丽华：《“巴蜀文化”学术概念的提出与区域文化史研究系统的再造》，《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5期。）

[8] 董其祥：《重庆地理沿革简志》，邓少琴等编著：《重庆简史和沿革》（重庆地方史资料丛刊），1981年6月版，第21页。

[9] 参见邹后曦、范鹏、代玉彪：《三峡重庆库区考古与研究综述》，重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论文，2018年12月。

[10] 重庆一直重视革命文化研究。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重庆组织推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10卷（《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图集》）。是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和时代精神最全面最系统的总结

[11] 黄晓东：《便将万管玲珑笔　新绘全民抗战篇—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回顾与展望》，《红岩春秋》2010年第5期，第11-17页。

[12]《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附：成渝经济区区域范围

[13] 吴刚：《主城区为什么扩围，扩围后怎么建———市发展改革委主任董建国解读主城都市区》，《重庆日报》2020年5月11日，第3版。

[14] 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同意设立成都东部新区的批复，川府函〔2020〕84号

[15] 米德昉：《大足石刻研究回顾（1945-2016）》，重庆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研讨会论文，重庆，2018年12月。

[16]《盐业史研究》再次入选CSSCI扩展版来源期刊，2019年3月26日，http://www.zgshm.cn/content.jsp?id=297e0fc269c30c770169dbc0e51e0002&classid=5d7c6d5506e44fa28f5659754a347905，2020年10月7日。

[17]“中国盐文化基本文献整理”专题研讨会成功举办，2018年11月23日，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

http://www.zgshm.cn/content.jsp?id=297e0fc266138f5f01673f68ff30006a&classid=3afadb341a734019b4cc5c6498fef2b6，2020年10月7日。

[18] 周勇：《正本清源 重塑丰都——对破解“丰都之困”的思考》，丰都县文化委员会、丰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9页。

[19] 周勇：《正本清源 重塑丰都——对破解“丰都之困”的思考》，丰都县文化委员会、丰都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编：《多学科视野下的丰都鬼神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17年11月版。第1页。

[20] 蒙文通：《中国史学史·孙甫与司马光》，《蒙文通全集·史学甄微·第三章》第2卷，成都：巴蜀书社，2015年，第405页。

[21] 张熙侯：《通鉴学》，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3页。

[22] 陈智超：《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23]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7年版。

[24]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版。.

[25] 陈寅恪：《杨树达论语疏证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2— 263 页。.

[26] 陈寅恪：《支愍度学说考》，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159页。

[27] （西晋）支敏度：《合维摩诘经序第十三》，（梁）释僧祐撰：《出三藏记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10-311页。

[28] 陈寅恪：《陈述辽史补注序》，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15年版，第264 页。

[29] 刘咸炘：《重修宋史述意》，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下）》，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 591— 592 页。

[30] 余英时：《论士衡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59页。

[31] 桑兵：《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武汉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

[32] 冯俊：关于《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评语。见（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叶齐茂、倪晓晖译：《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版。

[33] （法）亨利·列斐伏尔著，叶齐茂、倪晓晖译：《日常生活批判》第一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6月版。

[34] 20世纪90年代，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文物保护工作如火如荼进行。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员蒋宏耀、张立敏夫妇对位于重庆云阳故陵镇进行了田野调查，结合历史文献、实地考察和当地传说，撰写成书，为地球物理和化学勘探、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民俗学的联合工作，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参见蒋宏耀、张立敏：《故陵访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

[35] 巴县档案是我国现在时间跨度最长数量最多保存较为完整的一部清代县级地方政权档案，它真实全面地记录了清代巴县(重庆) 地区从乾隆以来直到清朝覆灭近两个世纪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与社会活动的全貌,为清代重庆、四川乃至西南地区的历史研究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也为清代由盛而衰最终走向灭亡提供了县级地方政权的典型个案。巴县档案共计112842卷，上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下迄宣统三年(1911年)，比较全面记载了巴县的历史，也为研究重庆的城市发展史保存了大量的史料，而且省道府的普发文件和其他州县的来往文件对研究四川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被史学界誉为“一座内容极其丰富的文献宝库。”（参见：赵彦昌 苏亚云：巴县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中国档案研究，2018年6月，第97-121页。）

[36] 南部档案，全称为清代四川南部县衙档案，起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止于宣统三年（1911年）的256年间，共有18186卷，84010件，装1873盒，编制目录23本。现存档案卷数最多的是光绪朝，多达13033卷，其次是宣统朝，为3474卷，两朝卷数之和约为该档案总卷数的90％。七房中，户、礼、工三房的卷数之和为12873卷，约占总卷数的70％。其中，礼房档案相比较其他房而言更具特色，案卷数量最多，居７房之首，共4718卷，且内容丰富鲜活，文种齐全繁多，整理有序。（参见：赵彦昌 苏亚云：南部档案整理与研究述评，中国档案研究，2018年12月，第99-125页。）

[37] 成渝的地方史研究有深厚的传统，取得了不少成绩。如20世纪80年代的重庆城市史研究；新世纪的抗战大后方研究等。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如王笛的“茶馆”“袍哥”“麻将”等研究，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学术发展方向。

[38] 中国新闻网：美军在网上公布原子弹图纸IAEA担心核扩散抗议，2006年11月4日，http://news.china.com.cn/txt/2006-11/04/content_7315665.htm，2020年10月14日。

[39] 罗敏、姜涛：《“数据”与史学研究——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文献数据平台介绍》，《数字人文》2020年第2期，第116-126页。

[40] 段瑞聪：《日本有关中日战争研究之主要动向及其成果（2007－2012年）》，台北：《国史研究》第五期，第88页。

[41] 马晓娟：《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历史的重要资料源———日本“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简介》，《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第252页。

[42] 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https://projects.iq.harvard.edu/chinesecbdb，2020年10月14日。

[43] 马铭锦：《从读秀知识库看网络环境下信息服务的发展趋势》，《兰台世界》，2009年7月( 14)，第14页。

[44] 洪跃：《读秀学术搜索系统评述》，《新世纪图书馆》2010年第3期，第76页。

[45] 刘石、孙茂松：《关于建设“中国古典知识库”的思考》，《人民政协报》2020年8月24日，第9版。

[46]《人民日报》，2020年10月17日，第1 版。

[47] 严赋憬、李力可、田金文：《共同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五周年观察》，《新华每日电讯》2025年1月9日第4版。

 

文稿：黄晓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