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岁月轮回,转眼即将迎来新的一年——蛇年。蛇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六,与十二地支中“巳”相对,因此蛇年又叫巳蛇。十二生肖在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寄托着人们对时间和生命的敬畏与热爱。生肖蛇被人们赋予灵活敏捷、神秘智慧的寓意。人们常把蛇雅称为“小龙”,以示尊崇。
2025年春晚的吉祥物形象为“巳升升”,其整体造型与细节特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寻找设计灵感,融合了多元素的文化特性,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源远流长。尤其是眉眼取自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蛇形器的“歧羽纹”与“臣字目”,与蛇年有了巧妙的呼应(图1)。
图1 “蛇”字的演变与巳升升(图片来源于网络)
一、蛇骨探源
蛇为脊索动物门、爬行纲、蛇目,共18科,380余属,3400余种。蛇的分布范围极广,除在南极洲、新西兰、爱尔兰等岛屿之外,世界各地均有分布。蛇由蜥蜴类演化而来,诞生于白垩纪时代(距今约1.45亿年),身躯细长,周身覆盖角质鳞,无肩带,四肢退化无足(图2,1)。蛇是爬行动物中进化最快的物种,大多蛇所在的科是在中新世(距今约2300万年—533万年)才开始大量发展起来的[1]。
目前在我国各个遗址中,蛇的骨骼发现较少,这是由于大多数蛇的骨骼整体形态偏小,很难被保存下来,且在发掘过程中如果不采取水洗浮选的方式很难将骨骼提取出来。在湖北清江鲢鱼山遗址(旧石器时代)发现两条蟒蛇椎骨[2];湖北郧西黄龙洞遗址(旧石器时代)发现蟒蛇椎骨1件和肋骨2件[3];陕西商洛紫荆遗址(距今7900年~4200年)发现一批蛇骨,经鉴定为游蛇科,但不能鉴定到具体种属[4]。重庆涪陵槽沟洞洞穴遗址[5](战国)发现白头蝰蛇右侧下齿骨,这是重庆地区首次发现蛇类骨骼。
图2 蛇类骨骼图片
1.蟒蛇骨骼(图片来源于网络) 2.蟒蛇骨骼(湖北长阳鲢鱼山遗址出土)
3.白头蝰蛇右侧下齿骨(重庆涪陵槽沟洞洞穴遗址出土)
二、蛇话故事
巴蛇食象
《山海经》里记载了各种光怪陆离的神物,其中关于蛇就有138种之多。有学者将蛇分为四类:怪蛇,怪神,怪物,手操两蛇、脚践两蛇、珥两蛇的神[6]。说明古人对蛇有着崇高的敬意。而蛇是巴人最早的图腾崇拜[7],《山海经·海内经》记载:“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又有朱卷之国,有黑蛇,青首,食象”。《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君子服之,无心腹之疾。”“巴蛇食象”的传说广为流传,对其解释也是众说纷纭,其中最为主流的说法便是以蛇为图腾巴人的部落打败了以象为图腾的另一个部落[8][9],也说明了巴人的骁勇善战。
伏羲女娲
伏羲女娲存在于中国的神话故事中。伏羲为我国“三皇”(燧人、伏羲、神农)之一,是远古时代创世的神;女娲被尊为女皇,广为流传的故事便是女娲造人和女娲补天。关于伏羲女娲身世的记载,《帝王世纪》(西晋·皇甫谧):“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燃人之世,有巨人迹出于雷泽,华胥以足以履之,有娠,生伏羲。长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女娲氏亦凤姓也,承庖牺制度,亦蛇身人首,一号女希,是为女皇。”根据以上记载得知,伏羲女娲的形象均为蛇首人身。
伏羲、女娲的组合形象在汉代墓葬中屡见不鲜,以画像石[10]、壁画墓[11]、帛画[12]等方式体现出来,通常呈现为人首蛇身的男女形象,呈对立式或交尾式形象出现,常伴随日月、规矩、仙草或西王母等其他神明的形象,部分元素因时代、地域等不同而有所差异,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生死观念、婚姻观念、君权观念等[13]。
从考古资料看,出土伏羲女娲形象的画像石主要分布在四川、山西、河南、山东以及重庆等地区。重庆地区以伏羲女娲形象为主题的雕刻大多以画像石棺的方式呈现,他们多以对立式和尾部相互缠绕的形象出现[14][15]。
对立形式:左侧为伏羲,手托举日轮,右侧为女娲,手托举月轮,如:璧山区小河坝墓群M2(图3,1)、江津区大路山砖室墓(图3,3、4);左侧为左手执嘉禾、右手托月的女娲;右侧右手执嘉禾左手托日的伏羲,如:璧山区棺山坡崖墓群(图3,2)。
图3 伏羲女娲画像石棺(一)
1. 璧山区小河坝墓群M2石棺及拓片 2. 璧山区棺山坡崖墓群M1画像石棺及拓片
3. 江津区大路山M1左棺后挡及拓片 4. 江津大路山M1右棺左侧帮及拓片
(1.2图片来源于《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 3.4图片由江津区博物馆供图)
缠绕形式:左侧为伏羲,手托举日轮,右侧为女娲,手托举月轮,如:璧山区小河坝墓群M1(图4,1)、璧山区蛮洞坡墓群M1(图4,2);左侧为女娲形象,左手执矩、右手托举月轮,右侧为伏羲右手执规、左手托举日轮的形象,如:江津区烟墩岗砖室墓M1(图4,3)。
图4 伏羲女娲画像石棺(二)
1. 璧山区小河坝墓群M1石棺及拓片 2. 璧山区蛮洞坡崖墓群M1石棺及拓片
3. 江津区烟墩岗砖室墓M1石棺及拓片
(1.2.3 图片来源于《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
四神玄武
玄武是中国古代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之一,分别代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关于玄武的记载,秦汉时期已经出现,其具体形象为“似龟而黑色,常负蛇而行,北方神兽。”西汉《淮南子·天文训》中有“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其神为辰星,其兽玄武”。其具体形象多为龟蛇合体,汉代以后常出现在瓦当、画像砖等各种建筑物附件上,同时也被道教视为神灵。[16]
图5 玄武图
1. 西汉·玄武纹瓦当(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藏)2. 璧山区小河坝墓群M2墓室画像石砖玄武图拓片及线图(左)(图片来源于《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 3. 明·鎏金铜玄武(湖北省博物馆藏)
三、蛇形文物
人类对蛇有着本能的畏惧,但又有着某种特殊的崇拜。崇蛇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作为上古先民的信仰之一,承载着多重文化意蕴,随着时代的发展经久不衰,并被赋予了更多的文化内涵,是先民动物崇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璀璨的瑰宝。
图6 蛇形文物
1.新石器·红陶贴塑蛇纹罐(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2. 西周·玉蛇(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3.战国·蛇纹青铜矛(云阳县博物馆藏) 4. 商·青铜蛇(三星堆博物馆藏)5. 西汉·蛇纲网状铜器(云南江川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6. 西汉·“滇王之印”金印(国家博物馆藏)7. 战国·琉璃釉盘蛇玲珑球(无锡市鸿山遗址博物馆藏) 8. 战国·堆塑蛇纹青瓷悬鼓座(南京博物院藏)9. 战国·蛇凤纹玉带钩(江苏无锡越国贵族墓出土)10. 唐-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法门寺博物馆藏)
四、蛇戏民间
《白蛇传》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故事之一,它融合了神话、传说和民间信仰,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广为流传版本的乃是明朝著名小说家冯梦龙所著的《警世通言·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他将下凡、借伞、施药、端午惊变、水漫金山等故事情节一一完整的体现出来,把白娘子从“妖魔”变成了拥有“人性”的角色,使得白蛇的形象为广大民众所接受。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对蛇的情感由恐惧敬畏逐渐转化为喜爱祈福,现如今我国许多地方仍保留和蛇有关的节日习俗。
在福建许多州、县建有蛇王宫庙,并于每年农历七月初七举办“蛇王节”。参加节日的人或将蛇握在手上或让蛇盘在肩上,或赤膊任大蛇缠在身上,参加迎蛇王菩萨活动,并簇拥着蛇王菩萨舆驾游行。游行结束后,选出一条最大蟒蛇,用花轿抬到闽江边放生,其余的送到蛇王庙前的闽江边放生,还会在蛇王庙演戏酬神。并在每年正月初六至廿一元宵前后举行游蛇灯的活动。以祈求蛇神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消灾祛难、保佑平安。
图7 蛇王节(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北的部分地区,在清明节这天,民间会做“蛇娃馍”。这是清明寒食节特有的“蛇盘盘”,让小朋友在蛇头上咬一口,寓意一整个夏天就不会见到蛇,平平安安。
少数民族对蛇也有着特殊的情感。土家族人认为蛇是祖先灵魂的化身,若有蛇偶然进入土家人的居所,土家人不但严禁触犯它,且还须用饭菜香纸祭祀,一直等到其离开居所为止。侗族人将视蛇为“地神”,认为蛇既可以降灾于人,又可以赐福于人,故而平常生活中严禁吃蛇。
五、蛇样多彩
蛇文化来源于中华文明先祖的图腾崇拜,显示了中华民族多彩的文化魅力。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人类在危险又充满未知的自然面前,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对大自然满怀敬畏。现如今,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认知不断进步,大家在接纳新鲜事物的同时,又保留了以前最为精华的文化内核,不仅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还将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使得中国文化愈加熠熠夺目。
注释:
[1] 袁靖:《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第171~172页。
[2] 陈全家、王善才、张典维:《清江流域古动物遗存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3] 武仙竹:《郧西人—黄龙洞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77~78页。
[4] 同1。
[5]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涪陵区博物馆:《重庆涪陵槽沟洞战国巴人洞穴居址调查简报》《江汉考古》, 2013年第3期,总第128期:第44~50页。
[6] 叶德均:《<山海经>中蛇底传说及其它》《文艺先锋》,1933年第2-3期:第14~16。
[7] 曾庄玲:《巴人图腾崇拜原型研究》《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24年第34卷第2期:第74~78页。
[8] 杨华:《释“巴蛇食象”》《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第98~104页。
[9] 白九江:《巴人寻根:巴人·巴国·巴文化》,重庆市出版社,2007年。
[10] 王洋:《汉画像石中伏羲女娲形象研究》,2014年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1] 王煜:《汉代伏羲、女娲图像研究》《考古》,2018年第3期:第104~115页。
[12] 邓辉、陈华丽:《魂归何处: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中的阴阳、神仙思想》《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41卷:第94~101页。
[13] 徐嘉寅:《汉画像中伏羲女娲主题图像的地域比较与意义分析》《美术教育研究》,2023年第10期:第41~45页。
[14]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重庆汉代画像考古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19年。
[15]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江津区文物管理所:《重庆市江津区大路山东汉至蜀汉砖室墓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9年第6期总第208期:第5~20页。
[16] 左攀:《汉唐之际玄武意象及功能考析》《国学(第十集)》,2022年6月:第229~242页。
文稿:李凤 叶秀英 崔明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