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17日，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2024年度业务科研汇报会在院三楼会议室举行。来自考古研究所、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石窟考古中心、文物修复研究所、建筑遗产研究所、公众考古中心的22名专业技术人员围绕考古中国专题成果、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科技考古与研究、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等主题进行了汇报。

 

报告会第一场以考古中国专题成果为主题，共有6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李能交

 

大遗址考古中心李能交作了题为《重庆市江北区王爷庙遗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重庆市江北区王爷庙遗址考古发掘是“先考古、后用地”政策有效实施的成功案例。为配合长江北岸（塔子山至金科太阳海岸）岸线生态综合修复工程建设，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24年7月—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遗址开展了考古发掘，获取了新石器时代、商周时期、汉至六朝、宋元及明清时期一系列遗迹和遗物，其中先秦时期文化遗存的发现主要是以卷沿罐、高领壶、尖底盏、尖底杯、小平底罐、绳纹罐为代表的陶器群遗存和以石斧、石锛、石凿、镞、网坠、砺石为代表的石器群遗存，对串联三峡地区与渝西地区长江干流及嘉陵江流域先秦文化有重要意义，填补了重庆主城片区先秦时期考古发现的空白，为研究长江上游地区先秦时期文化内涵增添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和研究案例，对促进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

王爷庙遗址出土先秦时期遗物（李能交 供图）

 

卢林明

 

考古研究所卢林明作了题为《江津梧桐土遗址2024年考古工作收获》的报告。梧桐土遗址是“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项目的重要子项目，是川东丘陵地区巴文化早期聚落遗址。遗址位于江津区油溪镇金刚社区，东临长江，西靠成渝铁路，地处长江北岸一级阶地上。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4年8月开始对江津梧桐土遗址开展第二次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了商周时期、汉代、明清时期和近现代四个时段的石堆、灰坑、灰沟和柱洞等遗迹，出土了一批石器、陶器、铜器、铁器、瓷器等遗物。

结合遗址2022年度的发掘成果，主要取得以下几方面收获与认识。第一，进一步确认了梧桐土遗址年代、性质和文化面貌；第二，进一步确认梧桐土遗址陶窑、石堆等手工业功能区的分区情况，掌握了零星的可能与铜器生产有关的线索；第三，认识到遗址陶窑、石堆等手工业功能区兴起和废弃与长江有着密切的关系。

梧桐土遗址石堆遗迹（卢林明 供图）

 

卢烈炎

 

考古研究所卢烈炎作了题为《蜀道·荔枝道考古调查与研究》的报告。2024年3月至今，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川陕渝相关文博单位实施了蜀道（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截至2024年12月底，已完成全部主线及部分支线的考古调查工作，发现了数量众多的道路本体及古桥、古城址、古村落、驿铺、题刻、古树名木等相关文物遗存。汇报从时代背景、荔枝道考古调查、工作成果、认识与收获四个方面，介绍了荔枝道考古专项调查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初步厘清了线路走向与历史沿革，发现了数量众多、类型丰富的沿线文物遗存，分析了影响古代山地道路选线的相关因素以及唐宋时期荔枝道沿线政区变迁的时代背景。

蜀道（荔枝道）之双桥村－九龙坪古道（卢烈炎 供图）

 

王洪领

 

考古研究所王洪领汇报的题目是《温山县城遗址2024年度考古工作收获》。温山县城是《考古中国：蜀道工作计划（2024-2028）》中蜀道（荔枝道）线路走向的重要节点。2024年2月至12月，为探寻温山县城遗址的具体位置，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仁和场、分州城、团山堡、严家场、张家湾等开展了相关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收获。此次考古工作，发现了一批唐宋时期的重要遗址，相关考古发现对研判温山县城的具体地望提供了重要资料，为探讨蜀道（荔枝道）走向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家湾遗址诸多重要考古发现，对研究重庆乃至西南地区唐宋城址考古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

仁和场遗址远景（王洪领 供图）

 

张春秀

 

石窟考古中心张春秀作了题为《北山景观的重建——大足北山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2024年8月至12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大足北山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开展了主动性考古发掘，清理遗迹13座，出土器物标本200余件。通过本次工作，基本厘清了北山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唐宋、明清龛前遗存埋藏过程的演变，搞清楚了明代龛前寺院的布局结构，为研究川渝地区龛前建筑的形制和发展演变提供了新的考古材料。清理了一处规模较大、保存较好的明代僧人墓葬区，包含了墓园、塔亭、墓塔、地宫、拜台等，加深了对僧人瘗埋方式的认识，对于认识川渝地区明代僧人墓葬结构、丧葬习俗、墓上建筑等具有重要价值。此次发掘较为系统、全面地揭露了观音坡的基本面貌，为重建北山历史景观提供了考古学依据，为下一步的保护、展示与利用提供了详实的实物支撑。

大足北山观音坡摩崖造像及寺庙建筑基址全景（张春秀 供图）

 

朱思奇

 

石窟考古中心朱思奇作了题为《合川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考古调查收获》的报告。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位于合川区龙凤镇龙多村，造像及题刻分布于龙多山山体崖壁上，分为东岩、西岩、北岩、南岩、田湾五个区域，窟龛不计附龛共有95个，计入附龛共有147个，题刻共72通。2023年11月—2024年4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所在区域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厘清了龙多山摩崖造像的分布范围、分布区域、窟龛数量、造像数量，核对了摩崖题刻的数量及内容，新发现了一批建筑遗址以及相关配套的生活设施的线索，新发现了两处明代墓群，并厘清了龙多山寨子寨门及寨墙的分布范围。龙多山摩崖造像及题刻延续时间长，始于晚唐时期，止于近现代，造像题材及题刻题材丰富，有助于构建川渝地区石窟寺发展序列，有助于促进人们对当地区域历史，乃至整个巴蜀地区历史的了解，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龙多山造像分布区域（朱思奇供图）

 

报告会第二场以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为主题，共有6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胡立敏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胡立敏作了题为《2024年钓鱼城遗址考古新发现》的报告。钓鱼城位于重庆市合川区东城半岛的钓鱼山上，因败亡蒙古大汗蒙哥（元宪宗）于城下，而被称为“上帝折鞭处”。2024年度考古发掘了加担土和古地道两个遗址点，清理揭露了宋代城门、城墙、高台和道路等一系列重要的城防设施，尤其是发现的多期叠压的城门和城墙，对于钓鱼城山城城防体系的营建与演变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为钓鱼城大遗址保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提供新的支撑。

钓鱼城遗址宋代城墙和城门（胡立敏 供图）

 

杨鹏强

考古研究所杨鹏强作了题为《战起东门——万州天生城遗址宋代城门的发现》的报告。为配合万州天生城遗址公园的建设，2024年对天生城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首次在天生城内城的东部，即现今中寨门附近的区域，发现了南宋时期的城门及其相关的墩台、道路、台阶和排水沟等附属建筑遗迹。该组遗迹的发现是天生城近年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对于了解南宋时期天生城的整体格局和功能布局及其发展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价值，为宋元山城考古和宋元战争相关历史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天生城遗址宋代内城城门位置示意图（杨鹏强 供图）

 

牟俊杰

 

考古研究所牟俊杰作了题为《荣昌清流宋墓群考古发掘收获》的报告。清流宋墓群位于荣昌区清流镇清流社区，是开展荣昌区清流镇绕镇公路S546改线段抢救性文物保护工作中发现的一处宋代大型石室墓群，共清理发掘了北宋中期至晚期的宋代大型石室墓葬4座，出土墓志3方。

清流宋墓群为目前重庆地区发现单体规模最大、墓葬数量最多、结构最为完整的北宋品官家族墓地，对于认识北宋时期川渝地区家族墓地的埋葬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次发掘出土的墓志，为研究北宋时期的选官任官制度、士族关系等提供了重要资料，也为探讨“唐宋变革”等历史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所发现的壁画是川渝地区宋代绘画艺术的珍品，为研究北宋中期的绘画艺术、绘画流派等画史问题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清流宋墓群1号墓藻井（牟俊杰 供图）

 

王丽华

 

考古研究所王丽华作了题为《重庆高新区刘家坡脚脚墓群考古工作收获》的报告。刘家坡脚脚墓群位于重庆市高新区白市驿镇九里村十九社，2024年3月至6月，为配合重庆高新区九里片区项目建设，对墓群进行了考古发掘，清理宋代、明代、清代墓葬25座，出土铜器、瓷器、铁器等遗物。

墓群整体依托地势逐层修建，其中明代墓葬朝向与形制大多一致，呈多排有序分布，有一定的布局规划，推测为家族墓地，体现了明代墓葬聚集而葬的特点。此次考古发现是重庆主城区宋明墓葬的又一次重要考古发现，为研究重庆地区宋明时期石室墓的墓葬形制及社会丧葬习俗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刘家坡脚脚墓群B发掘区全景（王丽华 供图）

 

唐勇

 

考古研究所唐勇作了题为《重庆酉阳钟灵山冉氏墓地初步研究》的报告。据《冉氏族谱》《酉阳直隶州总志》等文献记载，钟灵山墓地自十五世土司冉云至末代土司冉裕枢，共有土司及其夫人等12人葬于此，是酉阳冉氏土司及其家人墓葬分布最为集中的一处墓地。2024年清理墓葬13座，时代从明代中期延续至清代晚期。

羁縻之治和土司制度的本质乃因地形、文化的阻力，中央王朝在尚无法实施统一管理的边疆民族地区推行高度自治的政策以维护国家一统，故而边疆民族在文化上往往呈现出与华夏核心区同中有异的特点，这在酉阳冉氏土司钟灵山墓地中有着充分的体现。钟灵山墓地是重庆地区首次发现的大型土司家族墓地，填补了酉阳冉氏土司墓葬的空白；作为冉氏土司专属墓地，实行昭穆祔祖而葬制度，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传承与尊崇。

钟灵山冉氏墓地全景（唐勇 供图）

 

李萌葳

 

考古研究所李萌葳作了题为《西藏昌都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收获》的报告。西藏昌都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考古调查勘探项目是重庆市文旅委“十四五”期间重要的市外考古项目。2024年8-9月，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研究所、昌都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和局部解剖工作，调查面积5万余平方米，发现各类遗迹共68处，包括围墙、碉楼、夯土台、门址、护墙、建筑基址等，出土有陶质建筑材料、陶器、泥塑、铁器、动物骨骼及彩绘墙皮残块等。本次调查勘探工作基本探明了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的空间范围、文物类别和保存状况等基础信息，对遗址的功能分区、年代、性质及价值意义有了初步的认识。

 

迥·拉达堪布城堡遗址东外城城墙（李萌葳 供图）

 

报告会第三场以科技考古与研究为主题，共有5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宫鑫

 

文物修复研究所宫鑫作了题为《重庆巫山大溪文化出土陶器制作原料及烧成温度研究》的报告。通过对大溪遗址出土陶器的制陶原料岩相结构和烧成温度进行检测，结合陶器器型和用途进行分析，发现部分制陶原料分组与器型或烧制温度有明显相关性。其中G组的烧制温度相当稳定，并且存在于大溪遗址的各个文化时期，应当是有专门陶工负责生产；J组夹蚌陶的温度则全部低于会造成陶器破碎的温度。综合分析结果，大溪文化制陶工艺有相当的发展，出现了相对固定的原料使用组合及匹配的烧制温度。反映出大溪遗址陶工已经掌握了相当的陶器生产知识，开始按照陶器用途和需求，选择合适的原料进行生产并进行烧制，出现了生产专业化的迹象。但这一专业化生产方式并未广泛使用，总体可能处于生产专业化的起步阶段。

DX87粉末重烧红外测温谱图（600-700℃）（宫鑫 供图）

 

赵文华

 

文物修复研究所赵文华作了题为《重庆地区大溪文化出土绿松石的矿物学特征及产源研究初探》的报告。大溪遗址和大水田遗址是重庆地区两处典型的大溪文化遗址，是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长江流域重要的遗址。对大溪遗址和大水田遗址出土的19件绿松石进行矿物学特征分析，得出两个遗址出土绿松石的伴生物矿物包括石英、磁铁矿、重晶石等，少数绿松石还保留有黑色成矿母岩（碳硅质板岩）。结合矿物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分析结果，推测重庆大溪文化两处遗址出土绿松石的矿料来自鄂豫陕矿区南北矿带，这一结论为探讨大溪文化绿松石的使用功能及文化交流提供了数据支撑。

大溪、大水田遗址出土绿松石显微观察照（赵文华 供图）

 

顾来沅

 

文物修复研究所顾来沅作了题为《重庆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竹木漆器的脱水保护及科技分析》的报告。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共出土竹木漆器620余件，这些文物长期浸泡在地下水中，保存较为完整。考古现场通过环境条件控制、科学提取与合理保护，避免饱水竹木漆器因环境突变而引起开裂、起翘、变形、漆膜卷曲等不可逆转的损坏。为了长久稳定地保存，根据竹木漆器的结构特点，结合实验室各项分析检测数据，选择适宜的脱水保护方法是这批竹木漆器保护的关键步骤。此外，深度剖析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漆器的内部层次结构及工艺特征，不但可以为保护修复工作提供技术支撑，也可为进一步探讨重庆地区出土漆器的制作工艺及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等相关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漆器样品结构及超景深显微图（顾来沅 供图）

 

黄伟

 

考古研究所黄伟作了题为《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璧初步研究》的报告。关口一号墓棺室内出土有6枚彩绘木璧，纹饰、大小均一致。木璧正面以红彩为底，外圈以灰绿彩施一周椭圆形纹，其上以黑彩点缀斜线纹，内圈以黑彩勾勒六组鱼纹，以灰绿彩、褐彩填充，中心以灰绿彩、褐彩施两周弦纹，符合楚国漆木器传统色调搭配。结合近年来出土楚汉木璧的规格尺寸、出土数量和放置位置，随葬木璧可能具有装饰棺椁、指示下葬头向及象征财富贮藏等功能。关口一号墓出土木璧推测可能原本置于木棺四周挡板和侧板之上，木璧正面髹朱漆底，色彩鲜艳，造型生动，背面仅外圈以红彩施一周弦纹，应为随葬的装饰性用璧。

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彩绘木璧（黄伟 供图）

 

叶小青

 

考古研究所叶小青作了题为《魂气归天，形魄归地——试论关口一号墓丧葬的二元空间》的报告。关口M1利用墓室空间及随葬品对“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的魂魄二元论进行了充分展示。形魄归地涉及形魄的保存与“生存”，M1利用白膏泥、花椒、紫苏、玉琀等均是为了保持墓主的形魄（即尸体）能够不腐不朽，长久不息；将椁室营造成生前居室以及随葬的大量生活实用器、干果肉酱类食物及模型明器，亦是为了满足墓主在地下世界仍可继续生前美好生活的愿望。魂气归天则利用了有限的丧葬空间和随葬品来进行，M1即利用木璧将墓主灵魂引出，以车船出行作为墓主灵魂升天的载具，以椁室木板画营造天界的意象，完成了由灵魂引出到灵魂出行再到灵魂升天的这一程序。

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木船模型（叶小青 供图）

 

报告会第四场以文物保护与利用研究为主题，共有5位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了汇报。

牛英彬

 

石窟考古中心牛英彬作了题为《重庆窟（龛）前建筑遗存的类型与特性》的报告。近年来，江津石佛寺、合川二佛寺、潼南万佛岩、荣昌刘家庙、大足北山观音坡、江津朝源观、安岳毗卢寺等遗址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唐宋至明清时期的窟前建筑基址及寺院遗址的重要材料。这些遗址中的窟前建筑可以分为覆石型、崖前型、高台基型和窟前牌楼型四种类型，它们展现了对应性、叠垒性、空间性和组合性等特性。这些特性不仅反映了窟前建筑与崖壁建筑遗迹的相互关系，还揭示了多个时代建筑基址的层层叠垒，以及窟前建筑如何根据造像划分空间区域及其与造像的关系，对于了解宗教遗址的共时性和历时性关系至关重要。

荣昌刘家庙窟前建筑复原示意图（牛英彬 供图）

 

韩昭彦

 

建筑遗产研究所韩昭彦作了题为《重庆廊桥现状调查评估与保护研究》的报告。通过重庆廊桥的分布情况、廊桥桥跨的结构分类、重庆廊桥调查研究与评估工作以及廊桥保护面临的突出问题，介绍了重庆廊桥的总体情况。以开州区七里潭廊桥、黔江区柏荫桥为例，对廊桥结构安全状态进行评估后，制定专项保护修缮方案。当前，“木梁廊桥结构健康评估及预防性保护研究”课题已完成外业工作，正在进行数据研究、成果整理工作。廊桥本体材料易燃，存在火灾风险；加之洪水等自然灾害频发，环境风险因素大。为此应聚焦预防性保护，定期巡查，对廊桥结构性能评估做到动态管理，在此基础上设想搭建综合性廊桥预防性保护数字化平台。

酉阳龙凼沟廊桥全景照（韩昭彦 供图）

 

刘燃

 

建筑遗产研究所刘燃作了题为《浅析开州余家大院的营造思想与技法》的报告。余家大院位于开州区中和镇，于2019年公布为第三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大院整体坐西朝东，有别于传统民居大院沿进深方向扩展，余家大院南北两侧各两路院落平行于正房中轴线横向展开，两侧院落均为两进，设有天井、廊道，相互连通，平面呈“一正四路八天井”的布局。余家大院的朝向、用材、彩绘、歪门斜道及天井的设计与其周边地形环境、古代建筑风水学等息息相关。文物是不可再生性旅游资源，在强调文物活化利用的当下，其理想状态是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使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更好地结合，形成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循环，尽可能地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最优化。

开州区中和余家大院全景图（刘燃 供图）

 

白莹

 

大遗址考古和保护中心白莹作了题为《玉汝于成—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探索》的报告。三峡文物保护作为三峡移民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培育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属于长江文化公园的重要支撑项目，包含分布于湖北省、重庆市三峡库区内的53处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及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长江三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创建兼具必要性与可行性，对于开展后续考古研究、保护展示、环境整治等工作，提升遗址保护展示水平，促进人文与生态相融合，全面提升三峡考古成果的有效转化能力与传播影响力，构建新时代考古遗址保护利用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三峡考古遗址公园构成要素（白莹 供图）

 

董永嘉

 

公众考古中心董永嘉作了题为《考古机构科普展馆：互动装置的创新与应用》的报告。近年来，公众对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不仅考验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应对能力，更对其建设和完善提出了新的挑战与要求。从物理装置，到多媒体装置，再到数字化装置，考古机构科普展馆的互动装置应用形式花样繁多，更新换代频繁。以重庆考古虚拟展示体验馆为例，人工智能、传感器技术、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技术融合等技术已运用到展馆的互动装置中。科普性展馆设置互动装置具有重要作用和价值，设置合理的互动装置，能够突出“考古”特色，提高公众参与感，弥补缺少社教人力资源的弱势，让互动装置帮助展馆完成科普意图。

三维立体吸附式文物修复益智教具-新石器时代彩陶瓶（董永嘉 供图）

整理：马晓娇 杨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