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伏羲、女娲科学意义上的研究是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的，其时茅盾、常任侠、芮逸夫、闻一多、袁珂等均对伏羲女娲的神话起源地、两者之间关系等进行过探讨，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如《伏羲考》《中国神话研究初探》《苗族的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神话》及《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杨利慧等学者从古代文献与考古学、民族志资料出发，重新审视女娲神话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女娲伏羲的神格、传说起源地等），并运用民俗学的办法对这些基本问题给予说明。

对伏羲、女娲信仰的起源地，国内外学者提出了“南方说”与“北方说”；在伏羲、女娲的关系上，多数学者认为两者经历了从独立神到对偶神的演变。

利用文献学研究历史是学界通常采用的方法，但经由前人记载的史实，往往受限于记录者的方法、立场、信息面等因素，或多或少与真实情况产生偏差，于是以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古相结合，便成了当今学界较多采用的方法。就伏羲、女娲研究而言，散见于祖国南北的大量雕刻画像遗存，为我们结合史料完善伏羲、女娲形象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其中包括汉至隋唐的不少画像砖、墓室壁画和伏羲、女娲雕像。

（一）女娲形象探源

女娲形象最早出现在《楚辞·天问》和《山海经·大荒西经》中：

“女娲有体，孰制匠之。”[1]

“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粟广之野，横道而处。”[2]

“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3]

“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臂手，此女娲所以七十化也。”[4]

“往古之时，四极度，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5]

以上材料主要涉及两个命题，一是女娲像什么模样？二是，女娲曾为人类创立了什么样的丰功伟绩？

就第一个命题而言，在《楚辞》和《山海经》中，似没有对女娲体型、相貌进行明确描述。屈原问，是谁将女娲造成了这模样的？可惜他并没有具体描述自己所见女娲的模样，而《山海经》则讲的是她死后变成了什么，也未涉及她死前的模样；笔者所见女娲“人头蛇身”状貌的最早提出者是汉代人王逸，见载于其所注《山海经》。对该形象产生的原因，笔者暂且放到后面讨论。

对第二个命题女娲的功绩，在史料中描述较详，这大概是对古人长期传说不断完善的结果，且这些“补天治水、除害活民”的功绩在那个遥远的年代无论怎样看都是十分伟大的。相较之下，女娲长得如何并不重要，伟大事迹才是其故事得以流传的根本原因。

由上，我们注意到，在早期文献关于女娲的神话中，女娲主要是独立存在的，是女英雄的形象，如同治水的大禹一般，其作为某原始部落领袖的推理应是合逻辑的。她的丰功伟绩使之具有了永垂不朽的独立人格，即使在后期她与伏羲合为一体后仍然得到较好保持。他们虽然被视为对偶神、夫妻神，但是他们仅以下身相缠表示结合（若即若离），手执神器全然不同（法力不同），在构图中各占1/2画面（阴阳平衡，平分秋色）。

女娲由“补天治水、除害活民”英雄，向“人类始祖”角色的变化则是后来发生的。到汉代，便有了讲她抟土造人的故事：“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工作繁忙）。力不假供，乃引（牵、拉）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贫贱者，引恒人也。”[6]至唐代，又有了讲她与伏羲兄妹成婚的故事：“昔宇宙初开之时，只有女娲兄妹二人在昆仑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议以为夫妻，又自羞耻，兄即与其妹上昆仑山，咒曰‘天若遣我兄妹二人为夫妻，而烟悉合；若不，使烟散’于烟即合，其妹即来就兄。”[7]大意是宇宙刚形成的时候，天地之间只有女娲和伏羲兄妹生活在昆仑山，当时天下还没有生民，他们想结为夫妻繁衍人类，但又自觉羞耻，继而兄妹于昆仑山上，祈告天神曰：“如果天神有意让我兄妹二人结为夫妇，就让这些云烟聚合，如果不能，就让云烟四散吧”，之后云烟聚合，妹妹便跟随了哥哥。从女娲用泥土造人到她与伏羲成婚，前一传说的产生，还保留着原始社会先民不知生育原理，相信最初的人类与万物一样出自大地；而后者，则明显地放弃了远古的神话传说，按照后世人类对自身繁衍方式的认知进行诠释。女娲由早期的救世神身份，逐渐回归到了女性的角色与地位，这与上古社会女性地位“由盛而衰”变迁历程的惊人地相似绝非巧合。

（二）伏羲形象探源

学界对伏羲的原始社会男性首领形象基本没有异议，但他的异名则是“三皇五帝”里最多的，有伏羲、伏牺、疱牺、炮牺、伏戏、虑戏、虑羲、伏犧等等[8]。“伏羲”之称谓于古籍中最早出现在《庄子》，而在该书伏羲的称谓即有三种，其在古帝王中出现的顺序也不稳定，这似乎说明在庄子时代，尚未神话历史化[9]，神话基本保留了其原始相貌。关于伏羲有如下记载：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做结绳而网罟，以佃以鱼，盖取诸离。”[10]

“古者封泰山，禅梁夫者七十二家……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虑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11]

“自理国虑戏以来，未有不以轻重而能成其王者也。”[12]

“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13]

“伏牺制以俪皮嫁娶之礼。伏羲作琴。伏羲造琴瑟。伏羲臣芒氏作罗。芒作网。”[14]

上述史料亦未勾画出伏羲的形象，重在告诉我们他顺天应地造福民众的诸多事迹：一方面他发明生产工具、教先民以劳作；另一方面又教导先民知晓各种礼仪，因此后人称其为华夏“人文始祖”理所当然。有意思的是这位以云烟为媒兄妹结合的人类始祖，还替其后代制定了“以俪皮嫁娶之礼”，即两张鹿皮作为订婚之礼，这相比其兄妹成婚的浪漫云烟更符合现实中的人性。由上可见，在战国之前伏羲并未出现于典籍中，当然也不排除在此之前他的神话可能已经在民间流传。而从战国到秦汉，关于伏羲的记载已逐渐丰富，且日渐详实。但是在神话的原始阶段，伏羲与女娲应当是各有其渊源的，作为各自独立的神灵，他们并行不悖地在民间存在，即便在流传至今的话本、故事中将两者作为对偶神、夫妻神，但对其兄妹、夫妻关系的具体阐述仍少之又少。

伏羲、女娲为何在汉初以“对偶神”出现的原因，从本质上看，应该是神话传说进化的结果。神话本就跟随人的出现而萌芽、产生，是其集体智慧与成就的结晶，它们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地积淀与成熟，并在民间广泛流传。一方面被文字、被口头选择性地记录下来，成为了集体的记忆代代相传；另一方面它也会在传承中根据人们的新需要不断地完善。

在古代社会的漫长发展历程中，人类对神灵的需求总是不断更新。他们一边会不断创造各种与生活、与生产（如行业）相关的新神，同时也会有选择地赋予古老神灵以新的功能。而神灵的对偶化，则是不断进步的人类以自己为依据关照想象中神界的结果，于是一些原本各自独立的古老神灵，逐渐有了配偶，变成夫妻，该方面下有土地公公（上古时期的社神）与婆婆的相配，上有女娲与伏羲的结合。可以说，神灵的对偶化趋势，是中国古代神话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15]也许这种神灵“对偶化”的出现，还与汉代统治者“独尊儒术”的价值取向相关，让天堂的神祗与现实社会的生活模式一一对应，无疑有利于维护人间社会秩序的稳定。

至于为何将伏羲与女娲放置在一起，而不是和其他神灵结合？在笔者看来，伏羲和女娲均为始祖神类别，其中女娲更早出现，是曾经氏族社会女权的体现，女娲担负着创生万物、解救苍生等重任，在其身上有更多的原始自然神灵的力量。伏羲出现稍晚，应该是父系氏族社会男权的代表，他教会人们造八卦、制作工具、制定礼乐、结绳、捕鱼、打猎、嫁娶等。从女娲到伏羲，人类已经完成了原始社会形态的更替，并且进入到了阶级社会两者间的社会角色已经基本定位。由此，笔者认为他们得以结合的原因：一是作为最初的创世神，两者都拥有大抵相同级别与地位；二是作为古老神灵，他们均为男女两性的典型代表；三是需要以神灵的结合繁衍，为华夏民族源起确定合理的诠释；四是有利于意识形态规范，以正常的神祇序列应对人间社会生活稳定的需要。

概言之，女娲与伏羲均为华夏民族的最古老的神灵，可能产生于先民与蛇相关的图腾崇拜。两者最初是各自独立的神灵并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在能力方面，女娲担负着创生万物、解救苍生的重任；伏羲则在发明创造、完善礼仪方面成就卓著。随着社会的发展、性别地位的更替，到汉代，人们在神话中又将其归为了对偶神，用以解释华夏民族的起源、满足社会生活稳定的需要。

伏羲、女娲的形象确定，主要分要依靠前世所留下的图像资料，人首蛇身为其主要状貌。在涉及描写伏羲女娲外形的古籍中，以记述伏羲的更多。

对伏羲的面貌、体型有大同小异的各种说法，归纳起来大抵有以下几类：“庖牺氏蛇神，人面，牛首，虎鼻。”[16] “伏羲……龙身牛首……。”[17]又“蛇身人首”[18]等等。在不少古籍中，伏羲出生的传说均与龙蛇相关：“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牺。”[19]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班固注：“雷泽在西北。”又有“瓠河又左，经雷泽北，其泽薮在大城阳县，故城西北十余里，昔华胥履大迹处也。”[20]雷泽是古人观念中雷神的栖息之所。“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21]又“雷泽有神，龙身人首鼓其腹而熙。”[22]据此逻辑，华胥是因为踩上了雷神的足印而生了伏羲与女娲，伏羲当是雷神之子（其与雷神同形），他出生在雷泽附近的原始聚落里，这里的人们以人首蛇身的雷神为其崇拜的图腾。

接下来，讨论女娲人首蛇身形象。女娲人首蛇身最早的文字资料是东汉人王逸对《楚辞·天问》中“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的注解：“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又，西晋人郭璞对《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有神十人，名曰女娲之肠，化为神，处栗广之野，横道而处。” 注解为“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其腹化为此身。”事实上，如前所述在汉代以前女娲是没有具体形象的（至少在文字上没有留下其外形记录）。

接下来，让我们讨论两者为何最终定型为外形相同的“人首蛇身”。人首没有问题，其男女性别表现明显；问题的重点在于蛇身，笔者认为它是作为图腾而存在的。虽然图腾与图腾文明的概念常被分开论述，但两者往往又相互纠缠着出现。人类的图腾意识经历了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慢慢地集合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意义，然后向原始宗教的内涵发展。只有当人类社会形成并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有了相应的社会意识、相对合理的社会组织，宗教意识萌芽且艺术足以自由表现的时候，图腾才会成熟。恰如何星亮指出：“人类文明形成应该与现代人完全形成密切相关。旧石器时代晚期形成人类的文明体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从考古资料看，当时的人们已经具有鉴别和革新技术的能力，有艺术表达的能力，具有语言交流的能力，并具有内省意识和道德观念，也唯有如此，人类才能创造保障和平安定的有序社会，人类文明才有可能形成。”[23]

图腾崇拜是形成于氏族社会人类最古老的文明现象之一。它与氏族社会相辅相成，前者决定了图腾文化的产生和性质，后者则对氏族社会的组织、社会制度、宗教、成员等产生强大的作用力，促进氏族关系平衡和谐地发展延续。在那个人类认为“万物有灵”的时代，被作为崇拜对象的“图腾”既可以是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自然现象，也可以是飞禽走兽等生物和人们想象中的灵异。当然也就包括了蛇及由其延伸出的“龙”。

“图腾”是人类童年最重要的社会意识之一。原始人类的思维如同小孩，从儿童的心理学角度看，首先是产生自我意识使自己独立于周围自然事物，继而有了社会意识明白自己隶属于某一群体并遵守其组织规则。在原始人类的成长阶段，他们会因为意识到自身的弱小而主动优化其谋生方式，或抱团取暖或找寻庇佑。抱团取暖的群体（氏族）需要一个有别其他的标志，而寻求庇佑则往往会找到自然界里的强者。两种因素的叠加便是氏族的图腾（印第安语“它的亲属”）的产生，不同的族群拥有不同的图腾。氏族图腾在形成之后也可能发生变化，在战争或和平发展过程中，还会有图腾的消灭或融合。这种融合便体现在图腾状貌由简单向复杂、具体向抽象的发展，新的图腾在内涵上也更为丰富。

图腾崇拜是人类最原始的宗教信仰之一。图腾崇拜在相当程度上基于原始人群寻求神灵的庇佑，他们力图通过系列仪式（巫术）与其图腾建立某种秘密的关系，并由此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在该过程中原始宗教逐步形成。在当时是原始人类生产力的弱小和自然力的强大，使得万物有灵的泛神论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模式。图腾文化的出现自有其历史必然性，原始人对图腾的敬畏与崇拜，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社会意识形态，并使之团结于图腾周围，形成和谐有序社会组织结构，让种族得以在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下生存繁衍。

作为氏族首领的女娲与伏羲，在原始社会其形象的动物化本身便与图腾崇拜密切相关。而其人蛇合体、进而两人交尾形象的出现，更体现出文明时代人类自我认识的深化。首先，这时的图腾由被崇拜的动物与自然物，逐渐转化成了人蛇合体，这说明在创造者的心目中，人的地位在不断提高；进而，女娲伏羲交尾形象的出现，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在于：一是女娲、伏羲的形象相同意味着他们同出一源，这使“华胥履足”的传说有了形象的说明。二是因为两位始祖的结合才有了我们的今天，他们位列“三皇”理所当然；三是暗示人类的生殖原理亦如动物，他们通过结合繁衍后代；如此便化解了以神话学阐释华夏民族起源的难题，而他们保留蛇的尾巴，则是对千百年来图腾崇拜的尊重。从神话历史化角度，终于将伏羲与女娲作为对偶神放入一个体系之中。

女娲与伏羲形象的产生，是原始图腾崇拜发展的结果。图腾在形成之后，会随先民对自然与自我认知的不断深入而发生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其中诸如女娲伏羲人兽结合形象的出现，则是先民自我意识觉醒的证据。在这里，人的“面与身”即展现了先民认知的进步，尽管还带着神话时代的“蛇尾”。这一神话历史化所折射的人类认知进步在汉晋尤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