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埃联合申遗
2023年7月29日，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发布消息说，“7月23日，中埃联合申遗座谈会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召开。会上，重庆联合申遗工作代表团、埃及水下文物部相关专家就白鹤梁题刻与尼罗河标尺联合申遗进行了细致和广泛的讨论，并对联合申遗工作方法和路径进行深入的交流发言。”
早在此前的5月30日至6月3日，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李群率中国政府文物代表团访问埃及。在埃期间，李群分别会见了埃文化部部长齐拉尼、旅游和文物部部长伊萨、最高文物委员会秘书长沃兹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委员会成员、前总理沙拉夫等。李群表示，中方愿与埃方在水下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文物古迹保护修复、世界遗产申报管理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当时，有心的读者就在猜测中国和埃及会在哪些方面加强世界遗产的申报管理。如今，埃及开罗中国文化中心的这则新闻，坐实了中埃将在水文遗产上启动申遗前期工作。仅仅时隔不到两个月，重庆有关方面就访问了埃及，推动中埃联合申遗，行动之迅速，令人赞叹（图一）。
图一 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水下文物部专家（右）在开罗中国文化中心
其实，中埃联合申遗的风声早在一年多前就已传出。2022年1月5日的《重庆日报》发表了《绿色发展的重庆答卷》一文，该文就提到“重庆积极推动白鹤梁题刻与埃及联合申遗”[1]。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的《重庆文旅简报》2022年第1期更明确指出，要“会同北京大学启动白鹤梁题刻与埃及大象岛尼罗河水尺联合申遗前期论证”。2022年3月初，全国政协委员、时任重庆市文化旅游委党委书记刘旗，在全国两会上提交了《关于中国和埃及联合申报世界水文遗产的提案》。2022年9月，刘旗在与埃及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交流时表示，中国和埃及是世界上目前仍保存有水位观测实物遗存的水文遗产国家，位于重庆的中国白鹤梁题刻和埃及尼罗水尺石刻都位于世界大河上，都是古代水文设施遗存，分别代表了亚、非大陆两种不同农业文明与江河水资源之间的密切关系，两国通过联合申遗，有助于促进中埃双边关系发展，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埃及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对联合申遗的提议深表赞同，双方商定近期组织线上会议研究具体申遗工作。
由此可见，重庆对“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联合申遗早有规划，并非一时心血来潮。
二、联合申遗的挑战
但是，“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联合申遗也面临巨大的挑战。有关联合申遗的消息传出后，就有网络文章对此进行了评论，认为该项工作难度极高，现实操作意义不强。这是为什么呢？
“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具有跨国的特点。在《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以下简称《操作指南》）中，下述两类遗产可以多国分布。
第一种是跨境遗产。《操作指南》第134条将跨境遗产定义为“位于几个接壤的缔约国境内（跨境遗产）”的遗产。[2]这类遗产通常具有自然延伸到周边国家的情况，以线形文化遗产、文化线路类比较常见，如我国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就属于跨境文化线路，这一遗产目前已延伸到乌兹别克斯坦（2023年申遗项目）。从跨境遗产的概念看，“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应该不属于跨境遗产。
第二种是跨国系列遗产。《操作指南》第138条指出：“被提名的系列遗产可能a）位于一个缔约国境内（本国系列遗产）；b）位于不同缔约国境内，不必相连，同时须经过所有相关缔约国同意递交提名（跨国系列遗产）。”[3]显然，如果“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要联合申遗，最适合的类型就是跨国系列遗产。
但是，《操作指南》对系列遗产有明确界定。第137条指出：“系列遗产应包括几个相关组成部分，其属于ａ）同一历史文化群体；ｂ）具有某一地域特征的同一类型的遗产；ｃ）同一地质、地形构造，同一生物地理亚区，或同类生态系统。”其中，a)是针对文化遗产的；c)是针对自然遗产的；b)适用于文化和自然遗产。[4]显然，白鹤梁题刻、尼罗水尺虽然同属水文遗产这一大类，但两者所在的长江、尼罗河并不属于同一历史文化群体，也不具有某一地域特征（图二、图三）。
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鼓励跨国间的合作与协调，并指出系列遗产可位于不同缔约国境内，不必相连，但是“长江——尼罗河古水文设施遗产”联合申遗的共同基础仍然薄弱。如果不别出蹊径，申遗之路将十分艰难。
图二 康翁波神庙内的圆形竖井式尼罗水尺，始建于托勒密王朝（约公元前 367～公元前283年）时期，通过长长的涵洞连接尼罗河
图三 1973年峨眉电影制片场拍摄考古工作者在涪陵白鹤梁的工作场景
三、白鹤梁题刻与罗达岛尼罗水尺的价值
目前，白鹤梁题刻于2008年被列入中国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尼罗水尺中的开罗罗达岛尼罗水尺则早在2002年就被埃及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两项预备遗产名录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以下简称UNESCO）官网上均有介绍。
（一）白鹤梁题刻
白鹤梁题刻位于重庆市涪陵区城北的长江中，距乌江与长江交汇处约1千米，是一道与该段长江河道大致平行的天然石梁。原址现存文字题刻161则，石鱼11组16尾，其他图像1幅，可以辨识的文字约11,000字。在所有年代明确的题刻中，年代最早的是唐广德二年（公元764年）前的石鱼。自唐广德元年迄今，在白鹤梁题刻中涉及水文内容的题记共108段，72个年份的长江枯水信息[5]（图四）。
白鹤梁题刻是现存石刻数量最多、延续时间最长、相关信息最丰富、记录手段也比较科学的古代水文题刻，该石刻记录了至迟自唐代以来1200多年当地长江枯水水位变化的情况，为人们认识长江上游历史时期枯水的变化规律提供了可靠的数据，被誉为“世界第一水文站”“水下碑林”。[6] 白鹤梁同时为文人墨客提供了显露才华的场所，使得这里也成为当地一处文化胜地，成为一处民俗节庆的场所。[7] 因此，白鹤梁在某种程度也堪称是涪陵地方文化的象征。
登录在UNESCO网站上的白鹤梁题刻突出普遍价值主要符合《操作指南》标准（iii）、标准（iv）。
关于标准（iii）：白鹤梁是中国和全世界发现的最早的枯水水文碑刻，也是历史上连续性最长、记录数量最多的地方。三峡大坝的竣工结束了碑文记录的文化传统。白鹤梁古代水文石刻为消失的文化传统提供了一个非常特殊的见证。
关于标准（iv）：白鹤梁古代水文石刻记载了唐代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至本世纪初约1200年间72个年份的长江枯水资料。水下碑文多，历史悠久，水位记录真实详细，碑文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与长江及其环境完美融合，是水下景观的典范。
白鹤梁古代水文石刻的水下保护工程，开创了世界上水下文物保护和展览的新方式，也将成为特殊景观的杰出典范（图五）。
图四 白鹤梁题刻文字
图五 正在建设中的白鹤梁水下博物馆
（二）罗达岛尼罗水尺
埃及共发现有20多处尼罗水尺，主要集中在南部的阿斯旺地区和北部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带。目前列入UNESCO预备名单的是罗达岛尼罗水尺。
罗达岛尼罗水尺位于开罗老城附近罗达岛的南端。最早于公元715年（早期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建造，815年修复，但在850年毁于一场洪水。后由 Oussama Ibn Zayd at-Tannoughi（乌兹别克斯坦人,西方称之为天文学家 Alfraganus）设计修建（图六），在公元870年、1092年对其结构进行了修复。目前留存的建筑仍然是原始的，但木质的锥形屋顶(内部是穹顶)是现代仿制的。
图六 罗达岛尼罗水尺建筑前的设计者Alfraganus（798-865年）纪念雕像
罗达岛尼罗水尺包含了一个静水井，底部高程在尼罗河水位以下。有四十五步台阶通向静水井的底部。这个静水井由三个通道(每一个都在不同高程)向东连接到尼罗河，但现在从尼罗河端已经全部封堵了，尼罗水尺不再发挥功能。静水井的中心是一个大理石八角柱。柱子顶端被一根木质的横梁固定。柱子被分为十九肘尺(自肘至中指端，约相当于半米)，可以测量最高约为9.5米的水位（图七）。所测到的洪水对埃及的统治者阿拉伯哈里发和社会公众都很重要。在夏季，罗达岛尼罗水尺用来调节配水以及计算埃及对阿拉伯哈里发纳税进贡的数量。理想的水位是达到水位标尺的第16 肘尺（一说15 肘尺）的刻度,水量少于16 肘尺可能意味着干旱和饥荒，多了又可能带来灾难性的洪水。
图七 罗达岛尼罗水尺建筑内景
在UNESCO网站上，罗达岛尼罗水尺的突出普遍价值主要符合《操作指南》标准（i）、标准（iv）。
标准（i）：这座穆斯林建筑是穆斯林文化在埃及的最早表现之一，也是一项真正的技术壮举，建造者必须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标准（iv）：罗达岛尼罗水尺是一种建筑技术、建筑艺术的杰出典范，说明了埃及和穆斯林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保存完好，是埃及历史上与埃及尼罗河密切相关的漫长历史中的最后一个建筑。对于埃及人民来说，它寄托了尼罗河巨大的象征意义和情感价值。
（三）价值差异
白鹤梁题刻和罗达岛尼罗水尺的突出普遍价值既有相同的参照标准，也有不同的标准。在《操作指南》中，标准（i）指“作为人类天才的创造力的杰作”；标准（iii) 是“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或至少是杰出的见证”；标准（iv) 是“一种建造物、建筑的或技术的组合、或景观的杰出范例，展现人类历史上一个（或几个）重要阶段”。可见，白鹤梁题刻和罗达岛尼罗水尺的价值体系是有错位的。即使是双方共同参照的标准（iv），两者的价值表述也有很大不同。白鹤梁强调的是水下景观的典范和水下文物保护工程的范例，罗达岛尼罗水尺则强调它本身就是集技术、艺术于一体的一种建筑的杰出典范。
从具体层面比较，尚有下列差异：（1）白鹤梁题刻的依托对象是长江中的天然石梁，而尼罗水尺是人工设计的建筑；（2）白鹤梁题刻是通过镌刻石鱼为水位“零点”参照，再在旁边以平面文字形式记录水位，而尼罗水尺未设置“零点”水位，是通过刻画连续的、等距的、可测控的立体水位线，量度结果记录在档案里；（3）白鹤梁题刻是对历史上发生的极枯枯水情况的记录，而尼罗水尺主要是对尼罗河泛滥期每年高水位的记录；（4）白鹤梁题刻主要通过民间的（虽然大多是官员和文人）自发的形式记录枯水位，而尼罗水尺则是通过神庙神职人员记录泛滥水位高低并将其运用于官方征税依据；（5）白鹤梁题刻还展现有踏碛游览、文学创造、书法艺术等方面的价值，而尼罗水尺的功能则极为单一。
这些差异既体现了两者不同的技术体系和记录内容，同时，在将他们同视为水文遗产时，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价值整体内的互补性。
（四）构建整体价值
《操作指南》指出：“系列遗产作为一个整体（而不是其中个别部分）必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白鹤梁题刻与尼罗水尺间如何捏合为一个价值整体，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北京）、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水利史研究所合作编撰的《中国白鹤梁石刻-埃及尼罗尺石刻联合申遗可行性论证研究》从同质性、互补性两个方面对二者作了比较论证，初步阐明了各组成部分的相互联系和对遗产整体的突出普遍价值的贡献。
白鹤梁题刻与尼罗水尺之间缺少文化和社会上的相互联系，但在功能性上存在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大河水文变化表现出的重要关联性。尼罗河和长江分别为世界第一、第三大河，所处纬度相近，其水文记录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时大范围气候变化的情况。
学者们对白鹤梁题刻的研究表明，长江洪、枯水年份的出现，大约每10年为一周期。作为极枯水位标志的石鱼，它出现的年份应是枯水期的最后一年，而来年通常将进入洪水期，但极小可能出现特大洪水（图八）[8]。
Eltahir 和 Wang (1999)研究了尼罗河 (开罗段)自公元622年以来的历史水位，发现尼罗河的水位和已有的厄尔尼诺强度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些历史水文记录能被用作分析历史上的厄尔尼诺现象。使用此记录信息，他们重建了过去1300 年的厄尔尼诺现象，发现公元700年到1000年是一个厄尔尼诺非常活跃的时期，而1990年代的厄尔尼诺尽管已经相当活跃，但与之相比仍然显得比较温和（图九）[9]。
图八 白鹤梁题刻所见唐代至南宋枯水位历年变化图（引自《白鹤梁申遗报告》）
图九 公元622-1284年尼罗河洪、枯水位时间序列（引自《白鹤梁申遗报告》）
如果气候学者能够在白鹤梁题刻和尼罗水尺所记录的水文资料方面重建古代世界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规律，那么，两者之间的功能性联系便可以极大地加强。同时，这种水文信息的应用也是古代大河农业文明之间的一个重要特征。这是因为水位的变化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降雨量的增减，雨量充足程度和灾害程度则决定农业的丰歉。白鹤梁题刻以石鱼水标作为标志水位的基准点，“石鱼出水兆丰年”民谚是当地人预测来年作物丰盈的依据（图一〇）[10]。埃及尼罗水尺通过水位与水尺的刻度关系来测量水位，并以水位高低来预测农业的情况并决定税收的多少。
图一〇 白鹤梁石鱼水标。唐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以前，白鹤梁上刻有石鱼两尾，现存一尾有隶书“石鱼”二字。清康熙廿四年，涪州牧潇星拱命重刻双鲤石鱼来代替唐鱼，其下题有“重镌双鱼记”。唐鱼腹高程137.86米（吴淞基面），相当于涪陵地区现代水文站历年枯水位的平均值。
当然，白鹤梁题刻和尼罗水尺还有一个共同点，即现代水坝的建设导致传统水文观测功能的彻底丧失。白鹤梁由于1891年玄坛庙近代水文站而失去水文记录功能，但三峡工程的兴建进一步终止了人们在春天到石梁上游览记录的传统。尼罗水尺既有阿斯旺大坝库区被淹的水尺，也有水坝建成后下游水位不再泛滥而导致失去原有观测功能的水尺。因为工程建设保护文物也是这两个水利大坝被全世界讨论较多的，同时也是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或预备名录的一个正向加分因素。白鹤梁题刻利用“无压容器”建成了世界首座水下博物馆，[11]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首个非潜水可达的水下遗产”。在UNESCO的大力推动下，通过国际合作运动，人们搬迁了相当多的阿斯旺大坝受淹文物，其中，串联了十处遗址点的“从阿布辛贝尔到菲莱的努比亚纪念碑(Nubian Monuments from Abu Simbel to Philae)”后来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四、联合申遗的策略
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白鹤梁题刻和尼罗水尺的联合申遗虽然已经启动，但技术环节面临的困难依然很大。有专家坦言，两者各自独立申遗的难度甚至还要小于联合申遗。但是，中埃双方同意推动联合申遗工作，中方恐怕并不仅仅是为了增加一个名额以尽快促进白鹤梁题刻申遗成功，埃方也不是为了希望中方提供更多帮助。中埃两国都是文明古国，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两国通过联合申报世界遗产，加强文明交流互鉴，共同挖掘两国传统文化，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助力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化发展，恐怕才是双方“一拍即合”的深层逻辑。正如上文所描述的那样，通过联合申遗，两者的价值上升到了全球性和科学性问题上，彰显了更为强烈的影响力和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像白鹤梁这样的枯水题刻在重庆地区还有很多。例如江津莲花石、渝中朝天门灵石、丰都龙床石、云阳龙脊石等，但这些石刻均沉没于三峡水库水下，且不具有白鹤梁“石鱼水标”的科学性，故在申遗中仍应坚持以白鹤梁题刻为对象主体。埃及的尼罗水尺数量也很多，但阿斯旺地区的一些水尺随着菲莱（Philae）神庙、大象镇遗址（Ruins of town of Elephantine ）等已经成为了世界遗产（图一一、图一二）；另外的大多数水尺也均处于神庙内，单独剥离出来申遗的可能性不大，且其延续时间从公元前五千年的法老时代至托勒密王朝和罗马时期，白鹤梁题刻与其不具有对应性。双方共同申遗的策略还是以“长江白鹤梁-尼罗河罗达岛水文遗产”的名义为佳，理由如下：（1）两者均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2）两者均各自相对独立，不依附于更大的遗产而存在；（3）两者产生和延续的时间相当，罗达岛水尺是埃及最后一个尼罗水尺，从公元 715 年始建，至上世纪50年代功能丧失，白鹤梁不晚于公元764年已有水文活动，至19世纪末功能丧失，三峡工程兴建后又没入长江；（4）两者都记录了诸多世界级的珍贵水文资料，都以水文变化揭示出农业生产的周期性变化；（5）两者都是建筑式水文设施，罗达岛尼罗水尺是埃及唯一的将水尺设计在地面建筑内的水文设施，白鹤梁虽然是天然石梁，但加盖“无压容器”后，已经形成一个外在的保护罩体，且保护工程本身已经纳入申遗价值体系内；（6）两者都设立有专门的保护管理机构；（7）两者的前期研究成果最为充分，在申遗过程中，不会互相拖后腿，也不影响各自单独申遗。
图一一 大象岛上始建于第26王朝（公元前672～前525年）的努姆神庙内的方形竖井式尼罗水尺
图一二 大象岛上始建于托勒密王朝 （公元前323～前30年）的莎狄特神庙旁的梯道式尼罗水尺
气候变化问题是近年来世界舆论关注的热点。联合申遗的整体价值还是要着眼大河水文记录与全球气候变化的关系，这是解决两者作为系列遗产申报难题的关键。同时，还要强化遗产申报、管理的理论创新研究，避免两处遗产的过度分裂，建立两者间的关联性。纵观世界遗产政策评估，文化标准和自然标准多次进行了调整，1994年的奈良真实性问题会议极大修正了原真性评估标准，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文化景观增加了文化遗产的新概念和新类别。对于远隔重洋、地跨两个大洲的“长江白鹤梁-尼罗河罗达岛水文遗产”，由于不具有历史的、文化的相互联系，必须在理论上阐明类似系列遗产作为世界遗产的必要性。当前全球对水文遗产越发重视，本次两国联合申遗，或许能开创世界遗产保护新模式。
当然，在研究水文遗产与全球气候变化层面，不应仅局限于白鹤梁题刻和罗达岛尼罗水尺。白鹤梁题刻缺少洪水水文资料，而三峡和川江上有长达近2000年的洪水题刻，[12]将之与埃及的尼罗河水文资料对比，很可能会得到超出两处申遗点更多的认识。另外，像白鹤梁这类枯水题刻，将来还可以考虑加强与欧洲中部莱茵河、威悉河和易北河上的“饥饿石”的对比研究。“饥饿石”是15-19世纪欧洲对极端枯水的民间水文记录，这有助于扩大古代全球气候变化研究的样本。
说明：本文系笔者于 2023 年 11 月 22 日在重庆市涪陵区举办的“2023 白鹤梁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
附：联合国教科文官网关于“开罗罗达岛的尼罗水尺”介绍[13]
综述
埃及是尼罗河的礼物。因为尼罗河及其周期性的洪水，埃及才得以存在。周期性的洪水调节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田间劳作、宗教活动和民间节日。河水泛滥过后，曾被洪水淹没的河岸将被改造成耕地。在大型现代大坝建成之前，尼罗河两侧堤岸的平均宽度不低于100米（苏丹、努比亚境内），最宽可达1000米（埃及境内）。
当洪水水位超过或低于一定限度，亦或洪水抵达的时间很晚，对于尼罗河两岸的人们来说都是毁灭性的。尼罗河的水位总是在每年的6月10日左右开始不知不觉上涨，上涨的河水被称为“绿水”，因为其中充斥着来自赤道大湖的腐烂水草，其水质十分糟糕。7月中旬，猛烈的夏季风暴使埃塞俄比亚境内的洪水不断涌向尼罗河，尼罗河的水位开始出现明显的上升，洪水中携带的大量岩石在流动的过程中逐渐分解，这些涌入的水流也被称为 “红水”。[14] 水位的上涨一直持续到8月底才最终到达最高点，并要一直保持到10月7日以后水位才会逐渐下降。与所有的冲积河谷一样，尼罗河的河岸比从河床两侧延伸并沿着沙漠向山脉倾斜的平原还要高。因此，泛滥的河水会冲向低矮的阶地，并将之变成巨大的湖泊。由于这种洪水的循环，尼罗河调节了当地人民的生活并决定了当地历法（图一三）。
图一三 大象岛尼罗河风光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尼罗水尺有了以下定义：“它是一口用方形石头建造的井，其中有指示尼罗河是否泛滥的标记，因为井中水随着河水一同涨落。”这就是为什么井内壁的墙上有检查员检查的痕迹，他们把观察结果传递给其他人。事实上，从河水涨落的迹象中，人们就能提前得知下一次洪水将在何时到来。这一信息对农民以及政府调节公共收入的分配是有用的，因为洪水越大，随之带来的经济效益也越高。
历史背景
在阿拉伯人征服古埃及至少半个世纪后，古埃及的尼罗水尺仍在使用。阿拉伯名将阿慕尔·伊本·阿斯（Amr Ibn Ai As）统治埃及期间，主持修复了一些尼罗水尺，如阿斯旺、登德拉、特别是哈尔万（距离开罗25公里，位于尼罗河右岸城市孟菲斯附近）的尼罗水尺。一些历史学家由此将哈尔万的尼罗水尺的建造归功于他。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将其归功于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的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伊本·马尔万，认为哈尔万的尼罗水尺是他于公元699年建造的。该水尺完全修复或建造于公元699年，但在公元714年，也就是假定被建成的15年后，它已经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倭马亚王朝的第六任哈里发瓦利德·伊本·亚齐德，随即决定重新建造一座水尺，并命令埃及总督在福斯塔特附近监督建造。这项工作做得非常快，在刚接替瓦利德的新任哈里发苏莱曼的统治下，新井于公元715年完成。这就是罗达岛尼罗水尺，它被明智地建在了小岛的一角（图二）。这个建筑经历了以下几个过程。
图一四 正在维修中的罗达岛尼罗水尺
公元714-715年：初始建造工程由税务官员乌萨马·伊本·扎伊德·塔努吉监督。
公元814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蒙在其统治期间，对尼罗水尺进行了翻新。
公元847年及886年：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塔瓦基勒的领导下，又进行了两次伟大的修葺工程。最后一次工程由工程师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哈西比监督。来自伊拉克巴士拉的阿卜杜拉·拉达德作为指定官员负责管理，这项工作由他的家族成员延续继承，保持了几个世纪。
公元1092年：在法蒂玛王朝第八任哈里发穆斯塔西尔的统治下，罗达岛上进行了最后一次大型的修建工程，他在尼罗水尺附近增加了清真寺。
11世纪之后：塞尔柱王朝和马穆鲁克王朝先后统治埃及，除了马穆鲁克王朝的苏丹拜巴尔及盖贝特统治时期，罗达岛几乎没有进行任何重要的工程营造。一直到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在塞利姆一世、索莱曼大帝和塞利姆二世在位期间，修复工作才再次进行。记录下来的有进行修复工作的年份为公元1756年，以及法国远征埃及期间（公元1798年-公元1801年）。
公元1887年：埃及公共工程部修复了尼罗水尺，并于1925年增加了一个金字塔圆顶。最近的详尽工作使这座尼罗水尺恢复了往日的辉煌。在它存在的十三个世纪里，对这座建筑的持续关注证明了它在不同时期对政府的重要性。尼罗水尺内部有两个基本部分：3层的井和轴线上的刻度（大理石壁柱），二者相合即为测量洪水的仪器。井底部有三个开口，每一层楼分布一个开口，朝向不同的方向，每个开口都与一条涵洞相连，直通尼罗河（图一五）。井整体为一个深13、宽10米的方形深孔，想要挖掘出如此深井，需要清除出至少1300立方米的泥土和坚硬的粘土。井内建筑是在一个由粗壮树干制成的基础上搭建起的，这稳定了建筑，防止它陷入粘土中。在这个基础上，建筑第一层是圆形的石头地基，开口面向东南，有一个桶形拱顶，通过第一条涵洞实现与尼罗河的第一次连接；第二层是一个方形的楼层，比第一层大得多，这一层的开口向东，通过第二条涵洞连接到尼罗河；第三层的空间更大，依旧是通过涵洞与尼罗河相通。整个建筑采用切割精细的石头建造，靠近墙壁的楼梯围绕着圆形的底部和第二、第三层楼周围的圆形空间建造，在井中心的中轴线上升起一根大理石八角形柱子，柱子以肘和数字为刻度，以测量水位。
图一五 罗达岛尼罗水尺内的三个涵洞口
从以上的描述中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证明了尼罗水尺的特殊重要性:
（1）建筑工程师，作为埃及悠久而遥远的水力建筑系统的继承人（前面的描述让人想起公元前1世纪的斯特拉波），他们知道如何找到最合适的方案来解决施加在建筑结构墙壁的棘手压力问题——尼罗河河水运动造成的外部压力和井内水位上涨造成的内部压力。
（2）这座阿拉伯帝国时期的尼罗水尺，是埃及继开罗阿姆清真寺之后最古老的建筑。其上镌刻有金石文字，其中最古老的文字位于建筑北部和东部两侧的双楣板上，其中有在公元861年监督工程营造的人的名字——艾哈迈德 • 伊本 • 穆罕默德 • 哈西比（Ahmed In Mohamed al-Hassib）。这是现今发现的埃及在穆斯林时期修筑的尼罗水尺上第一个完整的铭文。
（3）建筑顶部楼层的四壁以及井内的钟形角柱的底部各带一座拥有两个尖拱的拱门，它们是埃及现存最古老的拱门。
（4）这座杰出的穆斯林建筑的建造反映了穆斯林文化最初在埃及的表现形式之一（图一六）， 这是一项真正的技术壮举，因为它必须在尼罗河水位最低到水位上涨及泛滥之间的六个月内极其迅速地建造。因此建造者必须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经验。
图一六 罗达岛尼罗水尺建筑穹顶
根据Leo Africanus的描述：在尼罗河中部，正对福斯塔特老城的地方，有一个被称为“阿尔米基亚斯”的小岛，岛上有着测量尼罗河水位的仪器。岛内人口稠密，有一个大清真寺，旁边有一座封闭的建筑，里面正是测量尼罗河水位的仪器——一口深井，这口深井中间有一根长十八肘的柱子，深井的底部是与河水相通的地下通道。当尼罗河水开始上涨时，水流过通道进入深井，使其水位开始上涨，一天或许涨两位数，或许涨三位数。专家需要每天都来读取柱子上显示的水位（图一七）。尼罗河的水位会持续上涨四十天，然后又会持续下降四十天。
图一七 雕刻有“肘”刻度的八边形中心石柱
在河水涨落的这段时间里，食品短缺，人们开始以他们想要的任何价格秘密出售食品，直到官方正式确定价格。这种情况每年发生一次，官员们必须根据农场所处的地形性质，区分水源充足的地区、水源不足的地区和洪水泛滥的地区。面包的价格是根据这一数据确定的。“事实上，如果柱子记录在15肘，那一年的收成是好的；在12至15肘之间，那这一年的收成是糟糕的；在10到12肘之间的时，小麦的价格是每千克10密夸克。”当水位超过18肘时，商店、精品店、房屋和田地都面临着被洪水吞噬的风险，孩子们会戴着黄色头巾，在街上奔跑以提醒人们。
罗达岛尼罗水尺是阿拉伯人在尼罗河上建造的最重要的建筑，使用时间最长，保存完美，记录了最完整的文献。一些旅行家、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及修复工作者对它进行了详细的描述。从公元1798年到1801年，法国探险队对它进行了详尽的科学研究（历史、建筑、功能、水位、经济影响等）。法国使团的一名成员在1800年写道，“这座建筑是哈里发在埃及建造的所有建筑中最重要的，不仅因为它有许多铭文和良好的保存状态，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与食品价格和国家收入的联系”。因此，罗达岛尼罗水尺是一种不论从建筑类型、抑或是建筑技术来看，都是十分杰出的建筑。它展示了埃及和穆斯林世界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它保存完好，是埃及最后一个尼罗水尺，它的历史与埃及历史息息相关。对于埃及人民来说，它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寄托了人们对尼罗河的情感（图一八）。
图一八 罗达岛尼罗水尺的早期测绘图
注：原文为英文稿，刊登于联合国教科文官网。本次翻译后，增加了注释，补充了插图，所有图片均为译者摄。
注释：
[1] 陈维灯：《绿色发展的重庆答卷》，《重庆日报》2022年1月5日第4、5版。
[2] [3] [4]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世界遗产中心编委会。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译。译校：解立。《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2021版，第29页。
[5] 黄秀陵：《涪陵白鹤梁唐代石鱼与周易文化》，《四川文物》2004年第2期，第61页。
[6] 孙华：《涪陵白鹤梁题刻若干问题辨析》，《四川文物》2016年第1期，第50页。
[7] 郝国胜：《白鹤梁水文题刻及其保护》，《中国历史文物》2003年第3期，第82页。
[8] 赵冰等：《白鹤梁题刻价值评估及保存现状》，《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4年第2期，第112页。
[9] Elfatih A.B. Eltahir, 1996. EI Nino and the natural variability in the flow of the Nile River.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1): pp132。
[10] 曾超：《浅议“石鱼出水兆丰年”》，《涪陵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第26页。
[11] 赵冰、李宏松、刘小虎等：《白鹤梁题刻保护相关附属工程设计》,《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2004年第2期，第129-130页。
[12] 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四川两千年洪灾史料汇编》，文物出版社，1993年。
[13] 详见https://whc.unesco.org/en/tentativelists/1826/。
[14] 在一年之中，尼罗河水的变化是很有规律的。每年2～5月的枯水期，河水清澈。6月以后，从白尼罗河带来许多腐烂的苇草，河水变成绿色，并散发出臭味来，这就是泛滥前的“绿水”。7月以后，青尼罗河水剧增，携带大量泥沙，把河水染成红褐色，称为“红水”。两条河流汇合后，常溢出河岸，泛滥成灾。11月以后水位下降，又恢复年初的平静和清澈。每当两种颜色不同的洪流相会时，会出现“青白分明”的景色。
图文：白九江 杨丽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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