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漆器光辉灿烂，源远流长。漆器与丝绸、瓷器、生铁和制钢技术等都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重要物化载体，称为最具“中国特色”的物质文明。

我国漆器文化的历史悠久，最早文字记载可见于《韩非子》一书中：“尧禅天下，虞舜受之，作为食器，山木而财之，削锯修之迹，流漆墨其上，输之于宫，以为食器，诸侯以为益侈，国之不服者十三。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鳗帛为茵，蒋席颇缘，筋酌有采，而蹲姐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三十三省……”[1]。

有关中国漆器的起源有多种说法，王世襄先生在《中国古代漆器》一书中，以生漆的物理化学特性为切入点，认为漆的利用最初是单纯的天然漆，用于生产工具的粘连、加固，然后才发展到漆制日用品、工艺品，使用有颜色的色漆，这其间曾经历漫长的岁月[2]。这一观点符合人们认识和利用自然事物的一般规律。生漆除了粘结和加固作用之外，还有优异的耐腐蚀性能，也可能同样是漆器起源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生漆液在不同的胎体上形成一层保护膜，如木胎、竹胎、金属胎、皮胎和夹纻胎等，以提高器物的耐腐、抗压、抗氧化等性能，扩大它们的用途，并起到美化器物外观的作用。

新石器时代为漆器的起源阶段，这个时期的漆器制作工艺简单，胎体厚重，主要以挖制和斫制为主，漆的颜色为本色和黑红色。如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的一件瓜棱形敛口圈足木碗[3]，就是将整块木料以石器斫制和挖制相结合的方式而制成，器表可能用砾石、砂等工具挫磨后髹朱色漆，经放射性14C年代测定，该碗为距今约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存[4]。

朱漆木碗（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

商周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漆器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器物的造型逐渐丰富，彩绘技巧更为细致、精湛，镶嵌材料不但加工细致，还出现了贴金箔等新工艺。如河南堰师二里头遗址陆续发掘出土了一批漆器残片，仅存朱色漆皮，能辨识的器物有敛口圆腹平底漆盒、漆豆、筒形器等[5]。

战国至秦汉时期，各种手工业蓬勃发展，漆器工业也兴盛起来。考古资料表明，漆器是战国和汉代墓葬中数量和品种最为丰富的陪葬品之一。秦汉漆器的生产和工艺达到了鼎盛，创造出大量造型优美、纹饰精致的漆器。漆器兼具美观与实用性，颇得人们的喜爱，尤其是深受特权阶级的青睐，将其视为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盐铁论》里记载：“夫一文杯得铜十杯……一杯椿棬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供[6]”，意思为一件彩绘的漆杯价值等同十件铜杯，制作一件漆器在当时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汉代出现了专门制作漆器的部门，形成了庞大的管理机构，管理髹漆业的官员多达4级以上。制漆器工序被确定下来，不同工人负责不同工序形成了类似流水作业模式的髹漆业[7]。

战国彩绘出行图夹纻胎漆奁（湖北荆门包山2号楚墓出土）

西汉云纹漆锺（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东汉时期，瓷器开始发展起来，它比漆器容易制作，更加耐久。隋唐时期由于瓷器的迅速发展逐渐取代了日用漆器，但漆器作为精美的工艺品，非常重视镶嵌装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剔红漆器以及著名的“金银平脱”技术。

宋元明清时期漆器的制作随着民营手工业的兴起，日益趋向大众化、商品化和艺术化。宋代的生漆精制技术获得了关键性突破，发明了推光漆精制技术和器物的髹涂抛光技术，髹漆工艺也出现了描金堆漆、戗金和雕漆等技术。明清时期皇家对漆器的热衷，促进了漆器的又一次繁荣发展。明代髹漆技人黄成所著的《髹饰录》，是中国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总结中国古代髹漆工艺的技术专著，王世襄先生对《髹饰录》进行了解说[8]。

清乾隆款戗金彩漆缠枝莲云蝠纹椭圆盒（故宫博物院藏）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化学工业的出现，传统中国漆被化学漆代替，成本更低，中国生漆产业开始急剧地走下坡路，大量的雕漆厂也难以生存，漆器产品不再以主要日用品形式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百里千刀一斤漆”道尽了采漆工作的不容易。漆树少、产量低，割漆工人起早贪黑，跋山涉水，一刀一刀割生漆，还要面临过敏的风险。尽管生漆历史悠久，比化学涂料性能优异，漆器还在，但输给了实用性和成本，更多的是以艺术品示于世人。

漆器是一种复合体，是髹漆工艺与胎骨制作工艺的组合体，是用生漆或经过炼制的熟漆（有的还调配颜料）髹于某种胎骨之上，乃至施如绘画、镶嵌、雕刻等制成的日常器具及工艺品。它的类型繁多，出土漆器的胎骨常见的有木胎、竹胎、夹纻胎等，木胎占绝大多数。

生漆又名国漆、大漆、土漆，是一种天然树脂涂料。它的主要化学成分为漆酚40%～80%，含氨物10%以下，树脂10%以下，水分20%～30%和少量其他有机物。各种成分的含量因随漆树品种、生成环境和割漆时间而有所差异。漆酚是生漆成膜的主要物质，是生漆优良性能的物质基础。它是一种邻苯二酚衍生物的混合物，在苯环结构上具有两个羟基和一个不饱和的长侧链，氧化聚合成为立体网状结构，从而结成坚固的皮膜。同时，不饱和长侧键具有较多的双键和共轭双键，氧化交联成更大的分子，又由于带脂肪族长链穿插在它们的结构中，所以生漆结膜后很坚固。生漆的化学成分决定了它的理化性质，在显微镜下观察，生漆漆膜光亮坚硬，针孔很少，因此，漆膜具有优良的防渗性、耐油性、耐化学腐蚀性和耐热性。

木材由植物细胞构成。每个细胞有细胞腔和细胞壁，细胞腔内的原生质在细胞形成后一定时期就消失了，剩下的细胞壁是构成木材主体。它的主要化学成分是纤维素（占45%～50%），半纤维素（占20%～35%），木质素（占15%～35%）等。纤维素是由许多葡萄糖基按长链结构相互联结起来的高分子聚合物。在微纤维与微纤维之间有一定的空隙，木质素和半纤维素就填充其内，起联结、加固框架结构的作用。半纤维素是低分子量的聚糖，具有亲水性能，很容易在酸性或碱性的水中被水解，其稳定性较差。木质素是交叉链接的酚聚合物，由于木质素的分子结构中存在着芳香基、酚羟基、醇羟基、碳基共轭双键等活性基团，因此可以进行氧化、还原、水解等许多化学反应，木材的颜色即是由木质素决定。

影响漆器保存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文物自身的材质，二是文物所处的环境。

自身材质是内因。前面已分析了木胎漆器的化学组成，漆膜性质稳定，然而木胎中的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由于长期埋藏在地下，在一定的条件下容易发生降解反应，从而造成木材的空隙增加、扩大，导致机械强度显著降低。木材的组成和排列结构不同，其表现出的物理性能又有明显区别。例如，在重庆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中相同的埋藏环境下，椁室为楠木，其木质坚硬，保存非常完好；主棺为梓木，虽整体形状还完整存在，但主体已腐朽殆尽，一碰即碎。

所处环境为外因。根据以往湖北、湖南、江苏等地区出土木漆器的墓葬情况来看，主要跟墓葬的地质条件、密封程度和积水等非常相关，包括土壤的酸碱度、含氧量、填充膏泥的厚度和地下水位等。墓葬密封性好，所处位置的地下水位较高，且pH值接近中性的情况下，随葬文物的保存情况相对较好，反之则保存情况较差[9][10]。近几十年来，从重庆地区的考古出土文物情况来看，漆器类文物仅在忠县乌杨将军村墓群、九龙坡冬笋坝遗址等少量出现，发掘出土的漆器木胎基本已腐朽殆尽，仅剩外层漆皮或少量朱砂印迹残留。

2023年9月，重庆武隆关口西汉一号墓出土各类竹木漆器600余件，其中漆器大部分保存完整，器物造型精巧，纹样线条飞旋流动、轻盈飘逸，色彩光辉如昔，部分漆器上还有烙印、针刻文字。出土漆器数量之多、种类之繁、工艺之精、保存之好，均为考古发现所罕见，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漆耳杯（上）、漆盘（下）（重庆武隆关口一号墓出土）

考古出土饱水漆器的保护主要分为现场保护、室内保护修复和展览保存三个阶段。现场保护主要是应对出土后环境的突然改变，确保在第一时间对文物进行及时保护，使环境变化对文物的影响降到最低，也为以后的实验室脱水处理创造良好条件。室内保护修复主要包括方案编制、病害检测与评估、检测分析、清洗处理、保存维护、脱水、修复和封护等几个流程，其中脱水最为关键，既要解决木胎的加固、定型，避免收缩、开裂，又要防止漆膜的卷曲、起皱、龟裂。漆器保护修复完成后，就可以较为稳定进入下一个阶段，充分展示其特有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文稿：顾来沅